西方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侵略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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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琪按：有一位姊妹，曾经给一位老人传福音，但是老人直至临终未归主名，原因是他无法接受基督教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侵略有关联的历史，这位姊妹当时历史知识储备不足，无法为老人提供满意的答案，解决他的困惑，老人去世后，她多年来一直心怀亏欠。后来，通过曾劭恺博士的讲座，她终于知道了这些史实，她想，有多少人因为对基督教的误解与神擦肩而过呢？于是，她逐字逐句将讲座信息整理出来，每日清晨发在自己的朋友圈，一共分为十三个部分，她朋友圈中，有另一位姊妹看到这些信息，她觉得大有受益，于是，将这些文字整理成一篇文章，汇集在自己的QQ空间。
感谢这两位为福音火热，为福音勤勉的姊妹。今天，这篇文章流传到了麦琪平台，麦琪慎重其事的将这篇文章推送给大家，愿读到弟兄姊妹、福音朋友，将这篇文章扩散出去。麦琪的礼物，就是将有营养，有生命的文章送到更多人眼前。文章很长，愿上帝赐你耐心。
感谢为我们流血赎罪的圣羔羊，赐下宝贵的福音，可以让我们生而有所盼望，荣耀归上帝，阿门！
将这篇文章整理在QQ空间的姊妹按：一位媒体人连续多日编辑整理发表的《宣教士的鸦片战争》，以期还原鸦片战争背后英国宣教士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于不了解这段史实真相的朋友，这个系列介绍至少可算是一次校正原有被扭曲认知的机会。
（此信息根据曾劭恺博士讲座整理出文字资料）
曾劭恺：中华神学院系统神学助理教授；牛津大学神学系哲学博士；
普林斯顿神学院神学博士；维真学院道学硕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士。
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的姊妹按：特别提出的是，他与林则徐的后人有亲戚关系。在分享这个信息之前，我想说说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要做这件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几年，上帝让我给四位老人传福音。这四位老人都是八十岁以上高龄长者，他（她）们的身份都比较特殊，一位是曾经的副省长，他的夫人也是曾经的高干；另一位老阿姨是军中高干；还有一位是我国电影界著名老导演的遗孀，她本人也是电影界的著名老前辈。这一位老伯伯三位老阿姨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是、或曾经是姻亲关系。
长话短说，四位长者中的三位老阿姨先后都信主了，也先后都被主接回天家了。老伯伯也早已离世了，遗憾的是，他没有信主。曾经，老伯伯的大女婿告诉我，他拍了一段老伯伯和别人对话的视频，要让我看。视频中，老伯伯提到我，他说：“我有一个小朋友，传福音很有说服力，比你们这些xxx宣传干部都……"
老伯伯后来病重住院期间，我仍不懈地在他病床边劝他归主，他终于和我说了为什么他不能信主的原因。老伯伯觉得基督教和鸦片、帝国主义都有关……，可惜当时我浅薄的知识不足以帮助我解答老人的困惑，至今一直是我心中一大憾事！
求主赦免我！ 01
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的中国人，多少对所谓的“鸦片战争”这段历史都有所了解。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本告诉我们，这两次的鸦片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羞辱。而所谓的鸦片战争带来的这种羞耻感，在两岸三地中国人中间，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成为传福音的一大拦阻。
这段历史让许多中国人把基督教与鸦片、帝国主义三者联想在一起。联想到基督教就想到鸦片，想到基督教就想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这种联想当然不是毫无由来的，但是，有许多的历史真相，在历史课本、大众传媒中却很少提到。
今天，到了应该还原一些重要的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首先要告诉大家：基督教不但跟鸦片以及帝国主义没有任何瓜葛，事实上，当年真正与鸦片争战的，不是中国，不是清政府，而是英国的宣教士。因着他们在英国国会的据理力争，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阻止了大批鸦片进入中国。
真正的鸦片战争不是一场船坚炮利的战争，而是一场属灵的争战。而真正在打这场属灵争战的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国度。他们是用属灵的军装，依靠耶和华的灵，赢得了这场属灵的争战。
今天，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好像当年崛起的大英帝国一样，甚至远胜一筹。而当代中国基督徒怎样才能像当年的基督徒那样成为我们祖国的祝福？上帝让中国在这个时代崛起，不是偶然的，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也不是偶然的，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鸦片战争”这段历史背后的宣教士是一群云彩般的见证人，虽然死了，仍然用信心对我们说话。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讲到基督教，就会和鸦片和帝国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呢？……
02
为什么中国人讲到基督教就会和鸦片和帝国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呢？
1892年，在中国有一本宣教的杂志，宣教士写道：我们现在感到极其的恐惧，因为现在在中国开始流行一个词“耶稣鸦片”。怎么把我们的主耶稣跟鸦片连在一起？ 这个词却反映出中国人对鸦片的一个普遍印象。
中国人想到鸦片就想到耶稣，这种联想可以追溯到1723年。这一年，雍正皇帝颁布谕旨，逐出所有西洋宣教士，并禁止大清国内有任何基督教宣教活动。所以，从雍正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国是没有宣教士的。一直到马礼逊来华。
马礼逊并非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入中国，他是跟着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以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身份来到中国。在他之后，许许多多的宣教士都是以马礼逊来华的模式进入中国宣教。这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是禁止西洋宣教士的。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被迫允许西洋宣教士在特定的商港传福音。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大败之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后，才允许英、法的宣教士在中国各地自由宣教。
由于宣教大门被打开的同时，南京条约也打开了鸦片的大门。必须提出的是：《南京条约》没有一个字提到鸦片。可是，由于《南京条约》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合约，以至于英国人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贩卖鸦片。
可以说，宣教大门打开和鸦片大门的打开，是同一场战争把它们打开的。所以，自然而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想到基督教就想到鸦片，想到帝国主义侵略。
作为基督徒必须正视：当时的宣教士利用这个机会进入中国，虽然他们是满腔热血，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的灵魂，但这毕竟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他们跟着西方的大炮、西方的鸦片一起进来了。
尽管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宣教士和鸦片，和帝国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但是魔鬼撒旦古龙，就是利用了这个机会，使得中国到了今天还把基督教与鸦片、帝国主义联想到一起。
今天的华人基督徒有义务和责任把这个错误的联想彻底破除。
到了1919年，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很久很久了，中国的民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合作已经斩除了中国人的毒瘾，1919年鸦片已经是一段过去的历史。
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时期，鸦片明明已经是过去式，可是为了提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这些爱国知识分子们重新炒作了鸦片话题。
蒋梦麟，是五四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他曾担任北大校长，又曾担任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他有一句名言：“耶稣是乘着炮弹飞过来的”。而这句话在今天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当中仍然广为流传，仍然是两岸三地向同胞传福音的一大拦阻。
03
很多拒绝耶稣的知识分子会告诉你，“耶稣是乘着炮弹飞过来的”。
也许香港的教科书在讲到鸦片战争会和大陆、台湾教科书角度不同。特别是九七之前的教科书，在读到鸦片战争时不会故意炒作民族主义。但是，对鸦片战争带来的羞辱感、耻辱感，两岸三地都非常相似。电视剧《黄飞鸿》对基督教和宣教士虽然友善，但对当年受到侵略的耻辱感却一点不见减少。《陈真》、《叶问》等影视作品都与19世纪那段历史紧密连接，“充满民族主义”。
而在中国大陆，当年五四运动之后引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的时代，西方人还不知道鸦片是毒品，他们也不知道鸦片会上瘾。当时的鸦片是用作麻醉药的，医生让病人吸食之后动手术。马克思这句话的原意是：基督教让那些活在苦难当中的广大群众被麻醉了，以至于他们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所以马克思要把宗教除掉。
可是，这句话传到中国以后，经过马列主义，又经过毛泽东的诠释以后，就变成了：基督教和毒害人民的鸦片是一回事，又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联在一起。
鸦片战争的导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英之间会发生两次战争？不同的史学家提出不同的理论。最简单也是最为中国人接受的一个理论就是：英国人想把鸦片卖到中国，中国不肯买鸦片所以两边就打起来了。
不对！这个理论一点也不对！
因为中国的确有像林则徐这样的清官是反对鸦片的，但是，清政府从上到下，从地方到中央不只是默许鸦片贩卖，甚至他们是鸦片贩卖的支持者。如果英国不把鸦片卖到中国，他们自己也要种植鸦片。不是英国人想把鸦片卖到中国但中国人不要。不错，英国人确实也想把鸦片卖给中国人，问题是中国人也想买。其实，这背后有一系列很复杂的历史原因，是我们必须仔细考察的。
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东亚历史权威、中国人张歆宝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以及鸦片战争历史的。他的诠释可以浓缩在下面这句话里：文化战争理论。两个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在一个全球化以及现代化过程里面产生了冲突，以至于导致了这两次中英战争。
张歆宝说：两个文化有什么不同呢？其中一个也就是中国，在当年是一个农业社会，儒家社会，几千年没有变化。在清政府要走向末年的时代，它需要转化却一直没有转化，这是当时中国的处境，鸦片只是一个导因。
而英国当时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业革命把英国彻底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激进的社会。大英帝国统治下的资本主义被马克思称作：万恶的资本主义，是一点也不错的。现在，我们了解到一个久未搞清的常识——当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相撞的时候，产生的冲突导致了两次中英战争。
04
当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相撞的时候，产生的冲突就导致了两次中英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其实不应该称“鸦片战争”，因为导因不在于鸦片。
但是，宣教士们打的那场“鸦片战争”却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鸦片战争。（后面会详细谈到为什么）
张歆宝教授对两次中英战争的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朝。从汉朝以来，中原的统治者就一直自称“天朝”；在周朝时，就有了所谓的“天子”，周人信“天”，而普天之下民众和“天”之间的那个“天子”就是所谓的“天”的代言人。但周朝讲“天下”还没有讲“天朝”，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时也还没有讲“天朝”。
汉朝时“天子”自称自己的朝代是“天朝”，只要不是“天朝”的“化外人”都是“野蛮人”。所以，从汉朝开始，中原的“天朝”和邻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就是“宗主附庸”的关系，一直就没有平等关系，不论是外交、贸易都没有。
的确，中国是泱泱大国。最近有一位中国的经济学家，从中国的历史分析几次锁国政策，都是中国最繁荣的时代：汉朝、明朝、清朝（从雍正开始一直到列强侵略为止）。因为中国太庞大了，资源太丰富了，中国本身就是个小宇宙。中国真的不需要和邻国有外交，自己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中国在历史上进行的几次锁国政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中国和韩国不一样，和越南也不一样，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完全可以锁国而自给自足，不必与邻国交易。
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还没有一种平等交易的概念。即：我们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外国人的任何东西，自己生产发明的东西足以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
的确，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如此。所以任何的贸易都被认为是“天朝”对那些“外族”的施恩。“他们需要我们，朝鲜或土波国、金国或是辽国，他们都觊觎我们中原的资源。他们需要我们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东西。”
所以要进行贸易，绝对没有平等的贸易。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是如此。
可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这个泱泱大国就变成了井底之蛙。清政府还在夜郎自大，还以为那些洋人（鬼佬）还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欧洲国家都在国际的贸易中彼此竞争了，清政府还搞不清状况，仍以“天朝”的姿态在“施恩”给洋人。
所以清政府规定：洋人要与中国贸易，只能在广东、香港进行。为什么在广东呢？在那个时代，广东被称作南蛮、蛮荒之地。清政府觉得，你们这些未开化的蛮夷要想贸易，那就和我们的南蛮子（野蛮人）贸易。“蛮夷”是没有资格到北京，天津，甚至山东这些地方，只能去蛮荒之地。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前，这些西洋商人只能在广东经商，而且必须服从1720年清政府制定的“公行制度”。所谓“公行制度”也称“广州贸易制度”，是清政府闭关锁国的主要内容。是中英战争之前官方特许经营对外贸易商人的同行组织。也是专办外洋商船来广州贸易的组织，具体经办清政府对外商的一切事宜，既有商业职能又有外交政治职能。1842年“南京条约”后撤销。
05
1752年开始清廷就规定，每艘来到中国的商船到达广州港后，每艘西洋船上都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商人，称为“行商”。他有几个职责：
一，决定商品的价格。洋人带来的钟表卖多少钱，不是洋人能决定的。虽然他们是生产者，把商品带来贸易，但是赚多少钱，价格自己不能定，是“行商”定的，“行商”要收取多少也是自己定的。“你们洋人不乐意那你就走，我满不在乎！” 因此，在广东港经商的洋人是极痛苦的。
二，监督这些“蛮夷”。公文中称洋人皆用“彼夷”，认为他们没有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彼夷”信的是耶稣教，是非常不开化、非常野蛮的宗教，他们是需要被监督的。”
三，商品不能由西洋人自己卖，必须由行商替他们代售，代售还要收取回扣。
同时，他们还要受当地政府的欺压，必须缴很多的税款，包括四项主要税款；还要对十个政府部门和商务机构缴交各样的费用。“行商”代行缴费事宜，同时还编出各种名目的税费，例如进港费，然后装入自己的腰包。
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规定，令西洋人在中国觉得非常痛苦。商船只能停靠海港不能驶入运河；上岸也只能停留港口不能往内地走；还不能带女人入境。
张歆宝教授分析“公行”制度的核心主题：1，对外国人的歧视；2，对商人的歧视。
在中国传统社会理念中，“商人”阶级是最低的。士、农、工、商，士大夫为官，直接贡献给国家社稷，而且又是读书人，是最高阶级；农民种田让大家有饭吃，对社会也是有贡献的；工人献上劳动，对社会也有贡献；而商人做一切事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被传统社会所瞧不起。
西洋商人，既是蛮夷又是商人，所以认定他们是卑贱中的卑贱，应该被整个社会制度践踏，此即公行制度。
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西洋商人一直遭受清政府的践踏。清政府觉得，就是不想和你们西洋人做生意，如何？你们为什么要来和我们做生意呢？干嘛非得把你们的东西卖给我们，我们又不想要你们的东西，又不需要你们的东西，被我们践踏又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我们施行锁国政策就让我们锁国好了，你们洋人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和世界同步，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社会现代化了呢？
所谓的西方现代主义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要把别人变得都和自己一样，这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精神。整个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其实就是利益，尊严被践踏，只要能够得到利益，他们不惜一切～～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但是当自己的尊严被践踏到一个地步受不了了，他就要来打中国人了。
06
一开始只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能来到中国，其他欧洲商船都必须经由东印度公司来中国。中国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是一个不平衡的贸易——中国有西方人想要的一切东西，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不屑一顾。
只是一些钟表、工艺品，有趣但没有很大的市场，市场需求很小。
而中国有两件东西在欧洲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茶叶，大黄（香料）。所以东印度公司投入大量的金钱向中国购买这些商品。但是中国又不想买东印度公司的东西——贸易就失去平衡了。
这就导致了东印度公司不断亏损，就导致了这些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想出了一个办法：鸦片！他们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这成为东印公司在国际贸易上的一个主要收入。他们在东南亚种植鸦片之后把它卖到中国。
1840年时，鸦片的总交易量3700大箱；到1850年十年间，从3700箱变成70000大箱，用鸦片换茶叶和大黄——这就是这些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想出来的办法！
到了十九世纪末，英国政府已开放私人贸易公司在中国经商，就不需要经过东印度公司了。许多的私人商船就运送鸦片到中国来，致使当时中国鸦片的普及程度，在云南，鸦片已经成为一个流通的货币了。不要大洋银子，用鸦片买东西。许多农民也不种田，改种鸦片，整个中国都对鸦片上瘾了。
从中央到地方官员、到老百姓，所有阶级都染上了烟瘾。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对身体有害会造成毒瘾，而英国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自己不吸却卖到中国让中国人吸，就为了让他们的商人在国际贸易上不要亏损——邪恶的帝国主义！
十九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位英雄林则徐。（是曾博士姨丈的祖先。曾博士的姨丈即陈水扁案的公诉检察官）林则徐是大清朝难得的一位清官。但是，林则徐不懂英文，对西方文化也没有任何了解。他的整个思维是受当时清政府时代和文化的局限。
所以，虽然他很伟大，还是有很多局限：一，他认为英国人如果不在中国做生意，英国的经济就会瘫痪，中国人和他们做生意是施恩给这些 “蛮夷”。而事实上，当时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它并非一定要和中国进行贸易。当然，刚开始是亏损的，有了鸦片之后就不亏损了。它完全可以不跟中国做生意，他还有印度，还有非洲，全世界 都是它的。
当时大英帝国取代了西班牙，自称是：日不落帝国。原先这名字属于西班牙，后来成了英国的了，意为：全世界都有它的国土，大英帝国的国土总是被太阳照耀着，帝国的太阳是不会落下的。所以它可以不跟中国进行贸易。
关于这个误会，林则徐很快就知道了。
二，林则徐在思想上的局限：他一直持守中国历代的一个“民儒施法”（？）的施政方针。中国虽然一直是儒家社会，但历朝历代政府在施政时都是以法家的手段在施政。认为要用严厉的方针，严厉地执行“公行的政策”，就能除去奸商，留下那些正直的洋商……
三，林则徐不加证实就认定，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黄和茶叶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而他认为鸦片只占这个收入的一小部分。他认为东印公司根本不需要鸦片，为什么还要卖给中国人？为此他感到气愤！
四，林则徐认为英政府并不支持东印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所以他认为很简单，向英国政府报告一下：东印公司在我们这里卖鸦片，你们自己解决，把那些人抓回去。但很快发现并非如此，原来东印公司的背后就是大英帝国的海军。
于是，林则徐带着这四点误会，在与洋人交涉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局限，还有其他一些局限随后会提到。
07
1839年，林则徐下令废止东印公司在广东所有的交易，下决心根除鸦片在中国的祸害。雷厉风行禁止了东印公司在广东的任何交易，然后扣押了东印公司在广东的所有货物（包括鸦片），迫使西洋商人缴交所有的鸦片。
不知什么缘故，当时的林则徐有一个错误的信念，他认为这些西洋商人大部分是好的，是不想卖鸦片的，就只有一个坏蛋（颠地）在背后主使。只要把这个人抓了，英国人就不会再卖鸦片到中国了。
所以，林则徐在1839年3月22日那一天把颠地抓了！怎么抓的呢？法制社会中的人对警察来抓人会问是否有“拘捕令”？但当时的清政府时代并非法治社会，也不存在拘捕令。
林则徐用了一个办法，他对颠地说：“我一直很喜欢你，没有机会认识你，所以请你来我家喝茶”。颠地“受宠若惊”应邀前往。林则徐见此人果然来赴约，就把他抓捕了。
当时大英帝国驻华商务总监、大英帝国的海军队长查尔斯义律听说有一个英国公民被清政府抓了，必须去要人。
因为大英帝国当时有一个政策，如果英国人在中国犯法，须由大英帝国来审理，如果要处刑也要由英国人处刑。
但是在当时的清政府还没有一个公平审判的观念，更没有法制观念。例如，清政府抓革命党人，哪些是，哪些不是，这是由城隍庙里掷签决定的。所以有几次被抓的英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就被砍头了。
因此，义律往林府要人，而林则徐见商务总监上门，竟然觉得机会难得，对方竟然自投罗网，把义律也抓了。这等于是把代表英国女王的使节也抓了。继而又扣留了在广东的350多个西洋商人，长达四十七天，终于逼得这些洋人交出鸦片全部焚毁。
林则徐认为他用这种手段终于得胜了，觉得对付这些“野蛮人”就要用这种野蛮的手段。当时有个英国商人叫威廉.杰尔丁去见英国首相，请求首相下令封锁广东港。所以大英帝国的海军就封锁了广东港。广东的船只没有一艘可以出去，也不许英国船只进入。
借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要为英国人在广东所受的羞辱作出充分的道歉；
2，要为林则徐所没收的鸦片来支付赔款；
3，要签署一个公平交易合约，以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以图废掉不平等的“公行制度”）；
4，开放更多商港进行外贸。（后来签订的南京条约也就是要达到所提的这些目的）
08
当大英帝国的海军封锁了广东港后，还有很多商船想驶入广东港，宁可被野蛮对待也还是要赚钱。
林则徐回应：你封锁我们，我们也封锁你，根本不需要你们！英船队无法进入广东港便撤退入澳门、香港，暂时落脚，等待禁令解除。1839年5月，停靠澳门香港的英国商船中，一些水手在尖沙嘴下了船，当年的尖沙嘴只是一个荒凉的小村子。这些水手和尖沙嘴的一些村民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意外打死了一个叫林维喜的村民。
（当时英国水手的素质很差，与素质高的英国海军不是一回事。当时英文有个动词“Shang Hai"，'上海'，是“强拉船夫”的意思。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一个贸易中心，英国很多商船都跑上海。船上的水手很多都是被当时英国的有钱人、土豪们在英国本地“拉夫”上船当水手、卖苦力的。拉来的也都是白人，因为那时已禁止黑奴制度了。所以说，这些水手实际上都是英国社会酗酒打架素质最差的一群人）
就是这样一群水手和尖沙嘴的村民口角以致发生肢体冲突，强壮的英国人就把中国人其中叫林维喜的给打死了。
事发之后，英国海军舰长查尔斯.义律立即公开道歉，他以大英帝国女皇的代表身份向尖沙嘴的村民道歉，并提出两百英镑（当时是一笔巨资）的悬赏，要搜出打死中国村民的水手，要判其死刑。
同时，他从自己口袋中掏了1500英镑赔偿给林维喜家人，之外又另给林家100英镑，原因是怕清政府衙门知道了，林家得了一千英镑会来课税，所以另给了一百英镑以免林家被课税。此外，义律又另掏了一百英镑给尖沙嘴的全体村民，以表达他真诚的歉意，认为“这件事是我们英国人的错，必须道歉。虽然中英关系紧张，我们错就是我们错。”找了几个嫌疑犯，义律一个个审讯，当时的审讯已经很现代化了，需要时间，不能随便乱定罪。
结果林则徐不耐烦了，林认为：事情很简单，你们杀了我们一个中国人，一命抵一命，你们随便交出一个人让我们杀了就对了。
义律认为这是违法的，一定要审出真正的凶犯，不能以无罪的人去抵罪。双方的思维天差地别，导致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
就在1839年5月的同一个月，林则徐在这种紧张的关系的状态下，他做出一个决定：要有条件地开放广东商港，即西洋商船可以驶入广东港，但要听命清政府。当时有一艘英国商船叫（Divolage？）违抗了义律的命令，不许进广东港而擅自进港，所以义律下令开炮，让炮弹落在这艘船的前面以示警告。
结果大清水师误会了，便集中火力对英国舰艇开炮，以致两军开战。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中英战争（即所谓的鸦片战争）。出于误会的战争本可以不打却打了起来，这背后的导因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起了冲突……
09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提起这个条约，中国人都会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原因是：
1，战争赔款。（战败国赔偿战胜国是当今世界共识）但是，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觉得泱泱大国是天朝，凭什么要我们来赔偿？
2，割让香港。当时的英国人想要香港，并非香港是个很繁荣的城市，只是农村（渔村），清政府根本也不在乎香港这块地方。
可是，中国人自清朝以来对领土就有一种很强的神圣概念。明朝还没有，清朝康熙后打下很多的疆土，对天朝的疆土就有了一种神圣感：王土都是神圣的！——因此觉得对英国割让香港是天朝的耻辱。这就是第一次中英战争（即所谓的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平等。而这次战争，中英双方都有很多的盲点，甚至可以说有很多人的罪性反应在这次战争中。
但是，有一群人是真正和“鸦片”在争战！他们打的才是真正的鸦片战争，即宣教士的鸦片战争。自从马礼逊来华之后，西洋的宣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他们当中有不同国籍、不同宗派、不同的神学立场、不同的传福音的方法、不同的神学宗派，可是，在鸦片这个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完全、绝对一致的。他们一致反对英国政府贩卖鸦片到中国来。而第一批证明鸦片对身体有害的也是英国的医疗宣教团队。
英国本地的医生和专家应该早就知道鸦片有害，可是他们从来不去用实验证明，他们不知道鸦片有害是因为他们选择：“不知道”。
他们选择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贩卖鸦片给他们的祖国带来极大的利益；他们选择不知道是因为这些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没有把中国人当人来看！
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有尊贵的形象的人。
但是，这些放弃优越生活条件、为着中国人灵魂而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不同，他们没有办法视而不见！英国的医生专家不愿用实验证明鸦片是毒，这些医疗宣教士就来证明。
可是尽管他们证明了鸦片的毒性，他们发动的反鸦片运动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不但遭到东印公司的阻力，更大的阻力居然是来自中国政府和民众！
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中国是反对鸦片交易的，而英国是支持鸦片交易，以至于两国才打起来。
错！事实上，当时两国都不想停止鸦片交易，清政府实际上是允许鸦片交易的，他们可以借课以重税来获得巨大利益，他们和英国鸦片商官商勾结，双方都不想放弃。
是的，中国有林则徐反对鸦片交易。但是，林则徐是清政府中极少数派，是被排挤的。他之所以被称为“悲剧英雄”，就是因为他的立场不代表大清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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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林则徐反对鸦片交易，但是林则徐是清政府中极少数被排挤的清官。他之所以被称为“悲剧英雄”就是因为他的立场不代表大清国的立场。不仅是朝廷，中国的农民纷纷放弃农作物种植，改种鸦片。而清廷的态度不光是视而不见，根本就是公开支持。当时鸦片普及到一个程度，云南省已经用鸦片作为流通货币了。
所以，中国即使不与东印公司购买鸦片，仍然会自行生产、或是向南洋其他国家购买。
也正是这个原因，正是这个理由，使得那些鸦片商和英国政府成为自己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借口。他们的辩词是：“就算我们不贩卖，中国人还是会自己种或向别人买。所以中国人吸鸦片上瘾是他们自己的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卖鸦片给他们是无可厚非的。”
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辩词，英国宣教士和基督徒一致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当时有一位牧师名叫格瑞斯约翰，很多英国的基督徒国会议员引用他的一句话在国会中反对英国鸦片政策：“我们不可以因为中国人要自杀我们就去帮着杀他们，这是很简单的伦理！”
所以，当时的英国宣教士和基督徒不愿在他们的祖国的罪恶上有份，便一致反对他们的帝国。
正如圣经诗篇第一篇1-2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当代有著名诗篇研究者称，所有圣经150篇诗篇，都是建立在这一篇的基础之上的。）
诗篇是敬拜上帝的诗词，也是引导基督徒敬拜上帝的话语。诗篇关乎敬拜，上帝的国度也是关乎敬拜，敬拜不只关乎礼拜天，而是“昼夜思想”。
所以这些英国基督徒宁肯被自己的同胞唾弃而不顾自己祖国的所谓利益。他们爱中国人的灵魂，因为他们爱基督神的国度！
当年英国基督徒把他们的信仰、敬拜付诸行动的时候，他们就组成了一个称之为“反鸦片联盟”的宣教士联盟。他们用一个超宗派的宣教期刊《中国呼召》极力地抵制鸦片交易。
1891年，他们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吸食鸦片人的惨状的照片，把这些照片寄回英国四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回响。（就如当年英国基督徒议员组成了超政党的联盟来废止奴隶交易和奴隶制度一样，那些英国政治家和一些有名望的人（例如比斯兄弟俩等）在国会中大力抵制鸦片交易。
英国本国的教会，政治家，以及差派往中国的宣教士、包括戴德生这些知名的宣教士，他们都投入大量的心血来抵制英国的鸦片政策。而欧洲的宣教士们当时作了一个约定：他们绝不搭乘运载鸦片的商船！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所喜悦的人，蒙福的人，是绝“不站罪人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
当时从英国驶出往中国的商船都有鸦片，但驶向美国的船是没有鸦片的。因为英国不对美国贩卖鸦片，而美国驶向中国的船也不载鸦片。所以，英国和欧洲要到中国的宣教士都是先到美国再辗转、历尽千辛万苦在海上绕到中国来。尽管如此辛苦，他们仍坚持绝不搭乘英国有鸦片的商船。
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德国的一个宣教士格拉夫，他是一个“新派基督徒”——即不相信圣经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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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中国发生了“义和团之乱”。至今还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义和团”是“爱国主义者”。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义和团”是受到慈禧太后主导的清政府的认可，也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被清政府居心叵测的加以利用的。电影《黄飞鸿》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义和团”滥杀宣教士的史实。
在义和团滥杀无辜的时候，宣教士们宁可被杀也不愿逃离中国。当时的基督教反鸦片联盟的宣教士几乎被“义和团”全数杀尽，只有极少数几位宣教士活了下来。所以，这个反鸦片联盟从1900-1906年中几乎被杀尽，反鸦片活动也大量减少。
当时绝大多数宣教士被义和团屠杀时，很多中国百姓是在旁边喝彩的，他们不知道这些被杀的是为了中国人灵魂得救而被杀的，正如主耶稣被杀害。
但是，这一切罪恶不能阻止耶稣基督精兵前进的脚步！因为圣经教导：“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这六年当中，反鸦片联盟的宣教士没有被杀怕，他们回祖国去召集了更多英国本国教会中最优秀的年轻人，从牛津、剑桥、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最优秀的精英的年轻人来到中国，培养他们做宣教士。
至1906年，大批宣教士涌入中国，比之前加倍的多，声势比之前更壮大。在前辈的带领下，他们用更强的势态来抵制鸦片交易，并且帮助中国民众摆脱鸦片的烟瘾……
1906年，海外宣教士和英国境内的教会还有基督教机构联手，使得英国的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在英国执政。
当时自由党的议员大多数是“非妥协派”教会的成员，即，不与英国教妥协。认为教会的元首是主耶稣而非英国女皇，所以，他们不加入英国圣公会。英国圣公会中也有一群人叫“福音派”，他们也不承认英国女皇是教会的头。他们留在圣公会是为了改革圣公会。
非妥协派教会和圣公会中“福音派”成员，成了自由党中的大多数。他们执政后，立即废除了鸦片交易。
直到1911年，中国国民政府成立，才与英国政府合作在国内全面废止鸦片贩卖。英国政府也帮助中国政府一同禁止中国境内的鸦片种植、贩卖和毒瘾。
中国人很少为“鸦片战争”来感谢西洋宣教士，总是说“西洋人来侵略我们。”但是，这些宣教士总是向中国人表达谢意。明明为了中国人的灵魂献上了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却来感谢中国人？
1907年，上海举行了一个宣教大会《百年宣教纪念》，纪念马礼逊来华宣教一百年。宣教士集体感谢清政府（彼时清政府快要灭亡了）愿意和英国政府携手阻止鸦片交易。但是，清政府虽然愿意却忙着在打革命党，直到民国政府成立才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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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也曾对英国人表示过感激。有位牧师叫“Yan Yong King"，找不到他的中文名字了，被中国人遗忘了。
但英国人一直记得这个中国人，是一位中国牧师。他1894年到英国演讲，他有一句话：“我感到讶异，你们国家这些基督徒朋友们，会从心底对我们这个远方的国家感兴趣，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由衷的关心，甚至关心到一个地步，你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和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交易。”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崛起的大国，已经崛起，还要更加的崛起。在这样一个世代，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是否特别需要重新反思“宣教士的鸦片战争”？
当今，用“爱国主义”来凝聚民心，而“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也正是一个民族抵触福音的时候。
耶稣复活当众升天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教会。五旬节是当时犹太民族情绪高涨的几个节日之一，特别是在外邦人统治底下，他们盼望一个“政治救世主”来重振属世的“大卫王朝”。
而五旬节之前的另外一个民族情绪高涨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就是耶稣被钉的节期。耶稣被钉死时，背后也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因为基督是来作王的。祂降生时，“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和希律王都不安”。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王要来了！地上篡夺王位的人不安了，所以“民族主义”与“福音”是抵触的。
“民族情绪”越高涨就越抵触“福音”。而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地上建立教会，建立（上帝）在地上的国度，就选在五旬节这个节期，因为圣灵要告诉世人，耶稣基督才真正是掌权者，是万王之王！以色列至今没有回到基督的国度，最主要原因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而今天许多中国人拒绝耶稣基督，也是出于“民族主义”。
“鸦片战争”这段历史，是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民族主义”而抵挡“基督福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崛起的同时，很多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不止在内地，在香港，在台湾，都有些“愚蠢”的人在联手搞一个“三自爱国”的东西。所谓的“爱国主义”即——“为我祖国而不论是非。”
当年英国的基督徒痛斥大英帝国罪恶的行径，是与他们帝国主义水火不容的。对当时的英国来说，这些基督徒、宣教士都是“不爱国”的，是“爱上帝过于爱自己的国家”，觉得这些“不爱国的都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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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影片《烈火战车》提到一位伟大的英国宣教士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李爱锐）他的父母都是在华的苏格兰宣教士。埃里克1902年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受教育时间回到苏格兰。
他在爱丁堡大学读完学业，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得到两百米金牌冠军。他原是跑一百米的，结果100米竞赛当天碰到礼拜天。埃里克说，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我不可以做工，所以他不跑。
电影中，英国王储都来劝他：“你要为了你的国家。” 另外一个贵族说：“在我那个年代，总是国家优先，上帝第二。”——当时的英国人都去教会，都相信有上帝，很少有无神论者，可是真基督徒也不多。大部分英国人是“国家优先，上帝第二。” 真基督徒是“上帝优先，国家第二”。但他们是被英国那些“爱国分子”视为“不爱国的”。
可是历史证明，当初这些基督徒不仅成为中国人的祝福，他们也成为了英国的祝福。今天的英国人都会肯定这群人的贡献，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因为真正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今天崛起的中国像当年崛起的大英帝国一样，甚至要胜过当年的大英帝国。而当代的基督徒如何能像当年英国的基督徒一样，成为祖国的祝福，更成为万国的祝福呢？
上帝让中国在这个时代崛起，不是偶然的；我们有幸这个时代也不是偶然的。今天的华人基督徒应当思想，生在这个时代被上帝呼召出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宣教士的鸦片战争这段历史，是一群彩云般的见证人，虽然死了，仍然用信心对后人说话。
感谢赞美主！
分十三部分和大家分享的《宣教士的鸦片战争》就要结束了。对当年那位老伯伯因为所谓的“鸦片战争”而不肯悔改归主的遗憾，是我无法改变的遗憾！如果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各位挚爱亲朋好友真正了解那段历史，我要祝福你！我要由衷的感谢赞美主的带领！当我知道不止一位家人朋友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曾劭恺博士的这个讲座信息，我心中的喜乐和感恩用言语无法表达！
感谢主！虽然我可能不是那“麦田里收割的主力军”，但我愿尽心尽力拾捡那一根根“麦穗”。主若肯，求主一路带领引导我成为他人的祝福！
愿上帝祝福你和你的亲朋好友们！愿上帝祝福中华大地！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