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 钢铁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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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南方人物周刊》436期封面报道的上半部分 |
特约撰稿 王元涛 编辑 白伟志
即使没有很多人确切了解哭秦庭的历史细节，申包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的搏命精神，依然会对我们的文化心理传承造成一种神秘的影响。这样，在民族危亡时刻，一名美丽的女子，跨越万水千山，用诚恳的态度，用直率的表达，最终感动了异邦人民，从而获得了重大帮助，这自然容易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台湾作家林博文这样评价1942年宋美龄访美：“划时代的夫人外交，为中美合作抗战写下辉煌的一页，对促进美国朝野了解和支持中国抗日，更发挥了石破天惊之功。”这无疑是夸大之语，但毕竟情有可原。因为对于历史大势的叙述，往往难免干瘪和枯燥，而设定一个传奇的女主人公居间纵横捭阖，通俗历史的书写才更容易找到立脚处和聚焦点。
这几乎就是关于宋美龄一生的隐喻。一个10岁即去美国留学、20岁回中国时已对汉语感到陌生的女性，她的生活并不复杂，很多时候，她不过是本性自然流露，或者是顺势率性而为，但因为身处特殊位置，她的所有行动都会被赋予额外的意义。
台湾作家王丰认为：从文化上说，宋美龄是一个“中西矛盾体”：倡导西式契约论，却又难以摆脱中国“亲亲”与“人治”的观念；主张西式平等，宣传西式民主与自由，却又赞赏中式“礼义廉耻”，以期树立“领袖权威”。宋美龄就这样行走在中西文化的交锋面，剑走偏锋，王顾左右而言他。
你说是矛盾体，其实又何尝不是混合体？因此，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中式传统之下，她同时了解西方文明的精髓，尽管谈不上浑然一体的圆融，但至少能够实现和谐并包，在权衡机变之中有原则，在亲亲相隐之外有自守。宋美龄的存在，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同时也揭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完全可以在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大背景之下寻找到自身成长的大致方向。
2003年10月23日晚11时17分，以106岁高龄活过3个世纪的宋美龄在纽约辞世，美国《时代》周刊在专题报道中称她为“钢铁塑成的花朵”。
当淞沪抗战爆发，她在去上海的途中被日军飞机炸翻座车，昏迷在烂泥里，并断掉数根肋骨时，你无法想象她怎样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施展柔美的魅力，以求他帮助催促加快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速度。当她亲赴西安解救蒋介石，将枪支交给随从，请他在必要的情况下打死自己时，你也无从想象，在花甲之年，她还会相中身边工作人员佩戴的发卡，央求人家代购同款，然后暗暗期待能得到蒋介石的一声夸赞。美丽，但内核冰冷；娇弱，但筋骨强韧。钢铁花朵，这的确是对宋美龄一生形象的写照。
1943 年2 月，宋美龄和罗斯福夫人在白宫
“第一夫人外交”
宋美龄1942年访问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是陪同元首蒋介石出访，而是以她为主角展开行程，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外交”。
但在宋美龄访美之前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和英国同时对日宣战，这已经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的抗战形势。对此，蒋介石与宋美龄心知肚明。要知道，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中国已与日本苦斗了四年有余，可一直都没有正式宣战。而珍珠港上空浓烟一起，蒋介石马上对日宣战，因为他知道，胜利已经稳稳在手，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而且，同样是在宋美龄访美之前，美国已通过著名的租借法案，慷慨援助中国及欧洲盟国。1942年1 月，美国又主导成立了中缅印战区。可以说，中美战车，已牢牢捆绑在一起。这是大势，与宋美龄访美或不访美全然无关。而宋美龄所能起的作用，只是力争让美国方面的援助速度更快一些。
在对华援助问题上，到底提供多少架飞机，多少箱弹药，运输的优先顺序又如何等，都与普通民众无关。美国民众关心的只是，为什么要把我们的钱送给中国人？正义，和平，命运共同体，这些名词太过抽象，现在好了，一位优雅的女士站在你面前，用地道的美国南方口音告诉你，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灿烂，热爱和平，可如今，她的人民却陷入了空前的苦难，有轰炸，有杀戮，有泪水，有死亡。于是，大批美国人开始给白宫写信，质问政府为什么不多给中国人一些支援。一个典型事例是，新泽西州一位家庭主妇，给白宫寄了3美元加一张上海难童哭泣的剪报，要求将钱转给宋美龄。“3块钱是我3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的小朋友的。” 所谓“影响美国人民”，就是这样一种机制。
至1942年，美国给中国提供了1.2亿美元，用以军事采购。另有5000万美元，用来稳定币值。而到1945年，美国对华各类援助迅速超过了350亿美元。
我们偶尔会在报章杂志上读到，蒋介石曾说，宋美龄一个人，抵得上60个师。这个，未免有点太夸张肉麻了吧？但实际上，这句话是有特殊语境的，与蒋介石不同意宋美龄独自访美有关。1941年，美国杂志业巨子、《时代》周刊老板鲁斯访华，首次建议宋美龄访美，并说其效可抵30个师的兵力。但蒋介石则针锋相对地说，有宋在旁襄助，其威力可抵60个师。
等到1942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再次盛邀宋美龄访美，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军民抗日到底的决心。威尔基对宋说，以她的才气、智慧和说服能力，必将使美国人民更加了解中国。这一次，蒋介石同意将他的60个师放到美国去了。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实际上分为两场。
第一场，是在参议院，即兴发言。她开头就说：“我不但操诸君口头之语言，而且操诸君内心之语言。”她的意思，不是说“我不仅说英语，而且用英语思考”，而是说：我不仅会说美国人的语言，而且还拥有美国的思维方式。因此，千万别忘了，我们是一家人。
第二场，是在众议院，这是压轴大戏。宋美龄指出：“当1937年日本军阀发动其全面对华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咸认中国无一线之希望。但日本并不能如其所曾夸称，迫使中国屈膝；于是举世人士，对此现象，深感慰藉，并谓当初对于日本武力，估计过高了。”
这一段话，说得还算隐讳，其实宋美龄真正想说的是，五年多来，中国人在用血肉对抗日本的枪炮，西方给予中国的，只是一定的道义支持和少许的贷款，而在珍珠港被炸之前，美国一直在向日本出售石油和废旧钢铁。要知道，那些钢铁，转瞬就会变为射进中国人身体里的子弹。
对此潜台词，座中议员大部分听得懂，他们的内疚或深或浅，但都是真实的，因此，他们不吝一次又一次地给宋美龄送上掌声。
华彩乐章，出现在结语一句：“我们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风险，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这是标准的美式表达，甚至都暗含三分西部牛仔气。因此，据称，宋美龄收获了长达十余分钟的热烈掌声。
据称，宋美龄的演讲，全美有25万人收听，评价良好，反响热烈。美国人对宋有好感是容易理解的。从遥远神秘的东亚大陆，来了一位美丽的第一夫人，操流利的美国南方口音，这太容易让成年美国人一下子兴奋起来了。
当然，等待宋美龄的，不会全是赞美。美国媒体报道称，结束在美外交使命后，宋美龄的专机在印度阿萨姆机场中转加油，并卸下过重的行李，改由美国陆军运输机运至重庆。在装卸过程中，一个大块头的柳条箱不小心砸坏了，一堆化妆品、皮大衣、高级睡衣滚落出来。在机场工作的美国士兵看到这些奢侈品，不禁火冒三丈，在尘土中不断用脚踢这批行李。
实际上，这种事情，还属于细枝末节的私德，无关大局。而据美国人后来评价，宋美龄在国会及随后在美国各地发表的演讲中犯下的若干错误，才是真正难以原谅的。胡适先生曾在日记中这样说：“晚上到麦迪逊体育馆听宋美龄演讲，听众约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一股虚骄之气，使我做恶心。”
首先，宋美龄公开表示轻视欧洲战场，只强调亚洲战事的重要性；其次，她对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展开的殊死搏斗敬意不足，不遗余力地试图说服美国人，应该优先消灭盘踞在中国大陆的日军。
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狭隘的战略观，因为她忽略了战争是一个整体。
而宋美龄那么片面强调大陆作战的重要性，那么急切地要武器要弹药要物资，不由让部分机警的美国人产生了怀疑：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要囤积战略物资准备抗战结束以后打内战？
这种怀疑，后来演变为美国政界的主流声音，等到中国内战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美国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蒋介石政权。1948年，宋美龄再次赴美请求援助，想依样施展魅力，再创奇迹，但是最终，她得到的，只是握在手掌里的两把空气。
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庭园中共阅《圣经》 图/ 秦风提供
蒋宋情爱
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可以说，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却一直是历史公案，公说婆说，难以定论。
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对蒋宋婚姻的判断就不同，这几乎没有办法改变。即使蒋介石日记里写有大量对宋美龄的倾慕与思恋，即使宋美龄多次声明她的婚姻完全是自主的，与宋蔼龄的安排无关，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还是有无数人认定，他们只是互相利用的政治婚姻。如果这种第一手材料也不能说服你，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找不到立论的严肃性了，只能沉浸在唐人所著《金陵春秋》式的花边传说里，为自己的恶趣味而大把地杀时间了。
见过1926年蒋介石追宋美龄时的一帧老照片，在宋家花园深处，宋美龄坐藤椅，怀抱小外甥孔令杰，手拿《伦敦新闻画报》，上头刊有关于北伐军蒋总司令的英文专访。而站在后头的男主人公，看起来好温良。
让我们回到日常生活，设若一个已婚男子，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她有文化，有教养，举止得体，仪态万方，让他无比心动，他会怎么做？有两种选择，一是远远地观望祝福，另一种是主动讨好试探。绝大多数情况，人家对你没有兴趣，你就会知难而退。少数情况下，对方回应良好，这时又有两种选择，一是进入一种不伦关系，二是离婚再娶。想一想，哪个男子不曾设想过离婚再娶的可能性？但往往是，一想到那漫长的争吵与说服，一想到那不可遏止的自责与感伤，我们就提前累得打退堂鼓了。
可是，如果这个女性是你老上司的妻妹，娶了她，会让你的声望与地位大幅提高；她的家境相当不错，家族相当有势力，足以为你的事业增添强大的助力；她本人的知识与能力，更可弥补你的弱点和短处，所有这一切，足以抵销抛弃原配所造成的痛苦与自责，你会怎么选择？
这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故事。爱是有的，而令蒋下决心抛妻另娶的动力之中，政治算计也是有的。两者并不矛盾，这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因为毕竟，谁也不是伊甸园里与蛇遭遇之前的亚当与夏娃。
因此，我相信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没有作伪，蒋一定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宋蔼龄劝我娶她的妹妹，这样她就可以组织江浙财阀集体支持我。否则，我只有雄心，没有势力，难以成就大事业。你要知道，真正的爱，是肯为对方牺牲。因此，五年，只要你离开我五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次重逢了。”
这里，蒋介石的手法很高明。俗话说，仆人眼里无伟人，对枕边人，坦诚是必须的，承认自己想借婚姻上位，这有些不堪，如果是对外人这样讲，会遭到鄙夷，可对爱他的陈洁如这样讲，唤起的却是陈轻微的心酸与适度的痛惜，从而激活了她一种“孩子你受委屈了”的母性情怀。然后，再把陈洁如让位所付出的牺牲高尚化，就为她搭好了一个顺顺当当的台阶。陈洁如也清楚，蒋想做的事情一定会顽固到底，因此，顺阶而下，是最好的选择，况且，他毕竟还给了她一个五年期远景，如果他径直生硬地通知她分手又能怎样呢？就算五年是谎言，可他肯为她煞费苦心地琢磨这套说辞，她也就小小地知足了。
事实上，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中年人无法接受用“爱情”来描述蒋宋，因为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强调好坏泾渭，黑白分明，像蒋介石这种大恶人，只配和歪戴船形帽的女特务鬼混，怎么还配有爱情？因此，听“达令”这个音译词，我们至今还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在当年众多的红色电影里，蒋介石与宋美龄就是这样互相称呼的。
当然，抛开影视的虚构表演，我们只读蒋介石的日记，也会发现，蒋的表达，还是难免有生硬的一面，这一点，正可与宋美龄和美国将军马歇尔的情感交流形成对照。
宋美龄第一次见到马歇尔，是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马歇尔不满英国将领刻意贬低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一次激烈争辩中，马说：“希望我们就这个问题再聚在一起讨论。”宋听到这句话，身体前倾，将手放到马的膝盖上，柔声说：“将军，你和我可以随时聚在一起。”
1948年，宋美龄访美，又见马歇尔。当时，马生病入院手术，马夫人凯莎琳接待宋入住马家。宋在凯莎琳面前毫不掩饰对马的“一片情”，要求与凯莎琳“共享”对马的感情。这是典型的美国式表达，凯莎琳接受起来一点也不存在困难。
宋美龄与凯莎琳一起下厨，一起打理花园，凯莎琳向宋倾吐马的种种轶事。马在12月7日手术，宋写长信给他，信封上写着：“呈给将军报告。极机密。阅毕即毁。”里边有什么机密呢？宋美龄写道，她在马家花园里做苦力，而他则躺在医院的丝绸床单上享清福。宋说，她费了极大力气种植荷兰大口径水仙花，辛苦地除草，经过这些令人腰酸背痛的工作之后，还要到厨房度过悲惨的时刻，削马铃薯皮，煮罐头牛肉。而且，她还发明了了不起的新沙拉，尽管尝起来味道像泥巴。
之后，宋美龄以“一介小兵”的身份向总司令告状，她一再向副总司令（凯莎琳）要求加薪，却被当作耳边风，副总司令反而指责小兵在此宿营后，两颊晒黑了，肤色好看了，腰围亦显著加大，故任何有关财务上的要求一概无效驳回。因此，“现向总司令提出SOS讯号，赶快撤离丝绸床单！甜蜜的家庭绝不是像这个样子。”
总之，宋美龄要说的只不过是一句“祝早日恢复健康”，结果却表达得如此缠绵悱恻。说这是爱情，又如此公开；说不是爱情，却分明在幽默与自在中透出了浓浓的真情。这才是宋应该过的情感生活，但蒋介石却不可能给她这样的机会。基于出身、教养以及性情，蒋介石所能做的最浪漫的举动，也就是折枝梅花放到篮子里送给她，当作新年礼物。这种调调，显然无法满足宋对情爱的深度渴求。
因此，如果按这样的高标准来要求的话，说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没有爱情，也不为过。
1944年春，重庆官场盛传，陈洁如回国，与蒋介石旧情重燃，结果被宋美龄发现，一怒之下，宋美龄用花瓶砸破了蒋介石的头。尽管此事很可能属于捕风捉影，但实际上，如果真的发生了也不奇怪。依蒋的个性，还是与陈洁如一起生活，会更自在一些。与宋美龄在一起，她的优秀逼迫他时时刻刻都要打起精神来，要让自己表现得和她同样优秀。这是很累人的活法，有点像英国的老王子查尔斯，他为什么放着天仙一样的戴安娜不要，非投向卡比拉的怀抱？说到底，放松，自在，这才是比黄金还珍贵的真幸福。
这样，如果说在家庭生活中蒋介石可能是个气管炎，可能有点过分，但说宋与蒋的关系相当平等，应该与事实相去不远。美国作家项美丽1939年12月在重庆采访宋美龄，蒋介石不知夫人有客，趿拉着拖鞋走进会客室，一时尴尬，哼了几声“好好好”即匆匆离开。宋美龄对项美丽说：“他忘了戴假牙。”就是说，宋对蒋，是可以这样打趣的。
1940年，宋庆龄说：“一开始他们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爱情了，美龄真心诚意地爱蒋，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蒋对宋，一向是关心之忱溢于言表。作家王丰说，可以感觉到，蒋对宋的情爱，绝对是真诚的。而宋对蒋的关怀，倒比较冷淡，反应不是太热情。一直等到蒋病倒后，宋才竭智尽虑，摒除一切嗜好和交际，陪蒋一起住院，长年如此。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去世。9月，宋美龄赴美国。离台前，她发表《书勉全体国人》说：“四十八年（1927年结婚起算）间，余与总统相守相勉，每日早晚并肩祷告，读经，默思；现在独对一幅笑容满面之遗照，闭目静祷，室内沉寂，耳际如闻謦欬，余感觉伊乃健在，并随时在我身边。”
謦欬，即谈笑声。宋美龄一生爱用生僻字，这可能与她20岁从美国留学归来才开始系统学习汉语有关，她最怕别人说她没学问。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信仰
有一个现象值得留意，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在改信基督教后，并没有引发全国的信教热潮。按理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应该是中国传统习俗最顽固的流传形式，可是，蒋介石并没有得享这种效应。
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他信教本身就是被动的，是为了迎娶宋美龄而必须满足宋家尤其是宋母的前提条件之一。当时在日本面见宋母乞婚时，蒋介石并没有立即答应成为基督徒，但他承诺，会终生研习圣经，不放弃努力。
蒋介石说到做到，每天做早课，唱圣歌，祈祷，从无间断。相比之下，宋美龄倒是随意自然得多。这也就对了。她的信仰，得自家传，不必将像蒋介石一样，有一种“积极分子心态”，即新加入一个团体，总要表现得比原成员更主动热诚，才好得到团体的顺利接纳。
宋美龄自述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她自认为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这也难怪，家传嘛，一出生就受洗，定时祈祷，每个主日去礼拜，这都是自然的生活方式，跟着家人照做就是了，她不需要额外思考，也没有机会去思考。
第二个阶段，宋美龄说，首先是母亲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同时，放眼中国，北方有强敌，南方有水患，她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空虚。实际上，宋美龄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她正在经历宗教世家子女大多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即开始对信仰产生独立思考。原先，他们一直生活在浅层次的宗教生活氛围里，等长到一定年龄，必然会猛然惊醒，开始严肃地反观自身：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这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些人经过确认，再次坚固了信仰。另外一些人，则有可能产生逃离的愿望和行动。
在宋家，父亲宋嘉树是美国教会培养出来的牧师，母亲倪桂珍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据宋美龄回忆，她的母亲每日黎明前就开始晨祷，当子女有什么困惑向她请教时，她一定会说：“我必须先问问主。”宋美龄称：“我们不能催她，问主不是只花五分钟，请他保佑她的孩子，使其愿望达成。那得要等候上帝，直到她感受到他的指引。”
而宋美龄怎么样呢，美国作家汉娜·帕库拉在《宋美龄传》中透露，宋美龄会觉得每天祈祷“太累啦”，“讨厌主日要到教堂听道那么久”。家庭祈祷时，她经常借口口渴而开溜。宋美龄曾经这样写过：“我以前认为信仰、信念和永恒不朽多多少少是想象出来的。我相信眼见的世界，不信见不到的世界。我不能因为某样东西一向被人接受，也就接受它。换句话说，先人们觉得够好的宗教，就未必吸引得了我。”这种言论，往严重了说，几乎就等于退教宣言。
宋美龄一生为皮肤病困扰，1918年，她回家不久就发病，写信给美国好友埃玛说：“母亲说，这是我不肯跟她去复兴布道会，才会得到的报应。”
1931年，宋母过世前，宋美龄守在病床前陪母亲聊天，她突然说：“妈妈，你的祈祷那么有力量，为什么不向上帝祷告，以一场地震摧毁日本，好叫它再也伤害不了中国？”宋母把头别过去，半天才回答她：“别要我去向上帝祈祷即使他做你也不配提的事。主说，报复是我的事。它绝对不是你的事。”
这样，第三个阶段，蒋介石的出现，对宋美龄而言非常重要。她自己承认，在引导蒋进入基督精神的过程中，她自己的信仰也得到了确证和提升。
事实上，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探索，勤奋而执着。他每天念诵圣经，时时苦思冥索，这对于宋美龄，也是一种有效的救赎和提拔。蒋的习惯，是早睡早起，而宋则是晚睡晚起。但在蒋研习圣经时，宋特意改变作息，大清早6点起身，与蒋一起读经祈祷。
宋美龄这样解说她给蒋介石讲解圣经的结果：“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我又回到了我母亲的上帝。我知道有一股力量远远大过我的力量，但是母亲已经不再能替我祷告。看来唯有我能在精神上协助委员长，也因为协助他，我自己愈加虔诚。我要做的，不是出于我心，而是上帝的意志。”
宋美龄还承认：“我自己的信仰和新得的了解同时滋长，一种更深刻的意义浸润了我们的婚姻，我自己也走上了灵性发展的初步阶段。”是的，他们的婚姻关系能历经风雨而未遭损毁，与这种精神信仰上的紧密纽带大有干系。
蒋介石的努力，最终促进了宋美龄的信仰成熟。这，恐怕是作古的宋老太太做梦也难以想到的。
当然，美国作家帕库拉对蒋介石还是有着深入的了解，她这样说：不论蒋介石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信了基督教，他的心灵深处仍是儒家思想。他相信天命之说，也一再自修自省，检讨自己的私德。他的戒条很简单，罩上基督徒的外衣似乎也没能深化他对自己的了解。
但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在形式上，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自律甚严的人。不少人爱举蒋介石日记中记载自己在香港嫖妓的内容，以诋毁他的道德形象，实际上，他肯把这样的丑事记录下来，就已经是他从未放弃过自我交战的明证。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蒋介石完全是一个以苦行为营养的斯巴达战士，因此，让他严格践行基督教的礼仪与规程，自然是毫无困难的。
1930年，中原大战正酣，无数无辜的生命在苍黄的旷野闭上了眼睛，蒋介石正式受洗。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宋美龄力排众议，甘愿犯险，奔赴西安施救。狼狈不堪的蒋介石见到宋美龄，瞬间流下热泪，他说，当天早上读圣经，正好读到了这样一句：“耶和华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这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密码。相信在那一瞬间，什么家国大业，什么抗日反共，统统淡如轻烟，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接通了，如阴阳电极，从脚底直贯天灵。对宋美龄来说，这一次来西安冒险，已经不算什么，为了蒋，就算死一百次也不在话下。因为她感受到了灵魂的大喜悦，这才是生命真正的高峰体验。
宋美龄无力挽留史迪威
在抗战中期蒋介石与史迪威恶斗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并没有史迪威想象的那么大。
1926年到 1928年，史迪威在天津租界任美军营长，顶头上司是团长马歇尔。在此期间，史迪威常到大江南北旅行，对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和军事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因此，他非常清楚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有多么动乱和落后，他与中国军民的零距离接触，以及他对是非善恶的清晰认知，让他打心眼里看不起蒋介石。
因此，当史迪威获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之后，与蒋介石大闹矛盾，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有人称，对于蒋史失和，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应该负相当的责任，因为关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权限分配，是由宋子文两边通报的。他像个狡猾的媒婆一样，对美国人说，蒋会给史指挥全权。可转过头来，他又对蒋说，史迪威只是一个负责出点子的参谋人员。
但实际上，蒋与史，除了互相蔑视之外，主要矛盾还是基于个性不合，行事方式不合，然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在对日作战过程中，有几件事史迪威惹到了蒋介石。首次是对缅作战失败，史没有听从蒋的命令撤回中国，而是率队进入了印度。其次，史迪威将中国战场的美空军部队调往埃及助阵英军，事前居然没有与总司令蒋介石打招呼。蒋心存不满，却不表现出来，这样，史一次又一次建议对缅甸发动反攻，蒋一次又一次表示同意，可等史制定好了作战计划，却发现蒋的部队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上上下下都是在敷衍他。
史迪威依美国人的脾气，与蒋发生了当面争吵，蒋非常生气，连续三周不见史。蒋介石这种典型的中国处事方式，几乎能把一个直筒子美国人憋死。
这时候，宋美龄能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她改变不了什么，顶多是做一些表面功夫，以争取缓冲余地，拖延冲突的爆发或升级。1942年春，宋美龄陪蒋介石去缅甸前线，与史迪威商讨战机，临走时，宋给史留下了一罐果酱和一封信，信中说：“我支持你，摆在你面前的是一项男人的事业，而你是个男子汉，我还要加一句，你是个出色的男子汉。”
想来，这种温情表达，会让身处莽林与战火中的史迪威心头一热吧？可是，这种热，除了令史迪威觉得“夫人真可爱”之外，又能起什么实质作用呢？
史迪威对宋美龄有这样的评价：“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持有西方的观点，即中国人在政治斗争中往往采用拐弯抹角的隐晦方式，而她能理解一个外国人对此做出的反应。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之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魅力。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主要是好的影响。”
鉴于蒋史矛盾影响了战争的布局及进程，1942年7月，租借法案中国部门负责人居里来华调停。居里对蒋介石说，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认为史迪威不适当，可以直言不讳，这样美国方面即可更换。
可是，蒋在发泄了一大堆不满之后，却不肯明确提出撤换史迪威。他说，史应否调回，是美国政府的事，他绝不表示意见。就是说，蒋介石主张容忍。这不是什么高级人生哲学，而是因为蒋介石知道，史迪威当年的上司团长马歇尔，如今正是美国陆军参谋长，他不愿为撤换史迪威而得罪权倾一时的马歇尔。
看吧，这就是蒋介石最典型的局限，完全用中国式思维应对美国人。他自己十分重视裙带的围裹效应，就以为美国人也无法接受更换一枚钮扣。殊不知，他这种自我标榜为“高尚”的隐忍，最终会对事业造成何等伤害。
美国人也不是全然不讲裙带关系，但他们的底线要比蒋所了解的高出许多，你直言不讳，也会换来对方的直言不讳，这是蒋所不曾体验过的陌生方式。
同样，板子也不能只打在蒋介石一个人的屁股上。史迪威厌恶蒋介石到什么程度呢？罗斯福总统曾询问史迪威对蒋人格与个性的看法，史说蒋是一个“意见反复、狡猾而不可靠之老无赖，所说之话，全不能算数”。
史的话，实在太不客气了，不知宋美龄听到会作何反应，反正罗斯福是听不下去了，他批评史迪威：蒋是中国人，怎么能用对待美国人的方式对待他呢？
后来罗斯福发现，史迪威甚至都没有用对待美国人的方式来对待蒋介石。蒋性情急躁，史就用“更严厉声口”回应。对此，罗斯福告诫史迪威：蒋介石是四万万人的行政首长和大元帅，“岂可用对付摩洛哥首长之办法，向其做严厉之声口或要挟？”
实际上，史迪威也不仅仅对蒋介石这样。据民国时期青年党领袖李璜称，史一到中国来，便把中国人都当成美国人一样，要求必须动作快捷，讲求效率。因此，他见到中国军政人员一律慢动作的情形，非常着急，有时竟会当场发怒，骂中国陆军大员都是行尸走肉。他的这副作派，令重庆的高官们难以接受，且弄得小官们手忙脚乱。
李璜还透露，史迪威一度动过念头，想逼迫蒋介石下台，将国民政府完全换一班人来干，比如张群、孙立人等少壮派。
这样看来，蒋史之间，个性冲突之外，文化差异造成的阻碍更大。平心而论，在此问题上，能够发挥弥合作用，给蒋介石与史迪威以切实指导，让事情得以平滑解决的，除了宋美龄，不作第二人想。可纵观整个冲突过程，宋美龄明显是缺位的。抗战军兴，万事冗杂，宋不是真正的钢铁之躯，她也不是慈禧，更不是武则天，不可能做到万事补足。
而且，她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由她主持成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救助了两万多名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和家园的难童。
1943年10月，宋子文在美国活动成功，罗斯福同意撤回史迪威，只要由蒋提出要求，罗即批准。可是，蒋介石果然像史迪威所言的那样“反复无常”，因为在宋美龄与宋蔼龄的劝说下，史同意向蒋道歉求和，于是蒋就收回了成命。宋子文为此大怒不止，与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蒋介石与史迪威最后摊牌，缘于美国提出，由史来指挥在华全部军队，包括美军、国军和共军。李璜对此评论称，美国人还是太天真，完全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当年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打赢独立战争后，马上解甲归田，可蒋介石怎么能跟华盛顿相比？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蒋。军阀无信义，北伐时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曾与蒋并肩作战，实现全国基本统一，可转过身来，他们就把枪口对准了蒋介石。因此，让蒋把军队指挥权彻底交出去，怎么可能？要知道，抗战时期，蒋一身兼党、政、军一把手，还当过各党派参与的议政会议长，甚至还兼任过四川省主席！
最后，是史迪威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一份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语气完全是上级在斥责下级，丝毫感觉不到是两国元首在对话。有后世史家分析，不排除史迪威起草电报稿的可能性。蒋当时没有说话，据说退回内室后不禁痛哭失声，于是决定，无论如何，要撤换史迪威。
在送别史迪威时，宋美龄也去了机场，她无比流利的英语，突然间变得吞吐艰涩。
（本文为《南方人物周刊》436期封面报道的上半部分，明日将推送下半部分，敬请关注）
参考书目：汉娜·帕库拉《宋美龄传》、林博文《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传》、王丰《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宋美龄》、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宋美龄《宋美龄自述 》、陈廷一《宋氏三姐妹》、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