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泛滥的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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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作者:刘仲敬 | 2015-04-29
郭沫若出生时，他的家族正循着成功商人转型为士大夫的路线发展。他们仍然非常功利，但已经产生了将金钱资本转化为符号资本的欲望。时代已经不同，留学取代了科举。郭沫若留学日本时，年已二十二岁。他一旦获得自由，就抛弃了家庭安排的妻子和职业，一面跟日本女护士同居，一面弃医从文。他的浪人本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淋漓尽致地利用了新旧中外道德标准的落差。陈寅恪后来说，道德交替的时代都会出现两种人。“巧者”会利用新规则的权利逃避旧规则的义务，利用旧规则的权利逃避新规则的义务。“拙者”则会放弃新旧规则的权利，承担双重义务。郭沫若就是前者的典范，胡适则是后者的典范。一般人在公共生活当中容易作伪，在私生活当中容易暴露自我。小脚太太江冬秀和名门闺秀佐藤富子的命运，就是胡适和郭沫若人格的投影。江冬秀如果嫁给了鲁迅或者徐志摩，无论如何精明强干都逃不了毕生不幸的下场。佐藤富子如果嫁给门当户对的本国人，以她后来表现的忠诚和坚毅也很难不幸福。
郭沫若在日本十年，名义上曾经在第一高等学校和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读书，实际上全心全意做文学青年和恋爱达人。他天分特高，精力过人。因为他既能考取公费，又能基本不上课的情况下毕业。清国留学生不务正业的占绝大多数，能够混毕业的却是极少数，勾引下女司空见惯，泡到北海道大学创始人的孙女就是天赋异禀了。他在此期间，写了《凤凰涅槃》和《女神》，翻译了《浮士德》第一卷，办了《创造》杂志，生了三个孩子，然后离开日本，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正如他离开四川老家时对待第一位妻子。在此期间，他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很难区分。创造社许多成员后来都投奔了革命，包括他自己和成仿吾。五四以后的文学运动中，他的文字属于质量较好的类型，但含水量仍然过多，属于柏金斯所谓自恋的“文学呕吐物”，需要长期的纪律和萃取，但他不是那种敬畏文字，愿意千锤百炼的作家。泛滥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在他的文字当中表现得很清楚。他的敏感阈值太低，好奇心太重，总是浅尝辄止，见异思迁。他所有的作品都像刚刚发现的伟人中学时代练习本，似乎处处流露将来必成大器的闪光点，然而接下来没有下文了，因为作者已经转向另一方面，然后又是刚刚冒出天才的苗头就见异思迁。结果，他留下的作品反而以翻译为最佳。在那里，原作者的节制和纪律锁住了学徒的任性。顺便说一句，翻译胜过创作是新文学的通病。戴望舒、朱湘和穆旦的创作都很像本人优秀译作的褪色模仿。
一战后是文学马克思主义的全盛时期，恰好相当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瓦解时期。后者大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现纯粹的经济模型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了劳动价值论的树钉。如果把超经济剥削和世界体系的列宁主义补丁打上去，又会把自己和本国工人阶级划在剥削阶级一方。因此二十年代以后，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主要落在文学家头上。他们从来都讨厌任何需要数学运算的东西，不难免疫经济学的时尚演化。他们通常是无根的浪人，天然讨厌任何社会规范，只要用不着亲自住在苏联，自然容易将这种厌恶发泄在资本主义头上。郭沫若穿梭于中日两国的社会主义团体之间，不比现在跨省旅行更麻烦。一战以前的欧洲、冷战以前的远东和殖民地独立以前的东南亚，边界都是开放的。当时人士享有的巨大自由，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不过，这些对郭沫若没有多少安慰。他沉溺于文学青年常见的感情，觉得自己在小圈子内的名气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物质利益。胡适和徐志摩养尊处优，使他相形见绌。他看到商务印书馆用豪华套间和马车接待胡适，按捺不住浓厚的醋意，专门发明了“大博士”一词称呼这位红人。他自己也是红人，却得不到同样的尊重，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公正可言?胡适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没有资格反对资本主义。郭沫若觉得大好机会，也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虽然没有资本主义，但外国总是有的，像胡适这种人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私生子。胡适没有回骂，但资本主义的腐蚀继续进逼。最后连《创造》的死党郁达夫都不愿意玩下去了，给郭沫若极大的刺激。他觉得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迫害所致，气不打一处来。只有远方的列宁能够痛击资本主义，使他感到安慰。列宁偏偏在这时去世，他感觉如同失去了太阳。于是，他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发誓脱胎换骨，做一位共产主义者。
广州革命政府成立，给郭沫若带来了新的希望。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成立，聘郭沫若任文科学长。他不是能够安心教书的学究，在广州浓厚的革命空气刺激下，开始寻找更大的兴奋点。他加入北伐军，当上了总政治部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写了几部影射性质的历史剧。他的剧本实际上是诗歌的散文化，适合阅读而不适合演出，除非演员和观众都由他的同类组成。蒋介石清党后，共产国际决定重建广州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的目的就是返回广州，结果在汕头一带全军崩溃。郭沫若继续在这支军队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跟主要起义领导人一起逃往香港，经上海返回日本。从此以后，他的生活费用一直由共产国际包办。他习惯了相当于相当于中级军官五百倍、大学教授五倍的优厚待遇，再也没有重返流浪文人生活的愿望。共产国际有意识地塑造东方高尔基，他和鲁迅是这项工程的主要成就。鲁迅死后，他再也没有匹敌。郭沫若是那种不善理财却善于挥霍的人，具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肯定会穷困潦倒的典型文人性格，没有党组织的知遇之恩，他是不可能安心研究历史社会学的。党组织并没有看错人，他一个人的贡献超过了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者的总和。后来中小学生耳熟能详的社会发展史，大部分是他在日本期间一手创造的，其他人的角色只是在框架内添加资料。该框架包括以下著名的内容：孔子是奴隶制的主要代言人，秦始皇废封建的目的是建立封建社会。他用金文和甲骨文支持社会分期法，这是当时学术界的时尚。他的名气和中央研究院的职位大部分归功于此。
这些争论之所以变得很重要，主要是因为苏联要人在北伐前后的争功卸责活动。例如：富农是不是自耕农?豪绅是不是资产阶级?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秦汉以后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当然应该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失败当然是因为决策人错误地采取了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都知道：这种责任栽到了陈独秀头上，尽管他明明是反对北伐和拥蒋的要角。认真说来这种判断如果是错误，错误明显来自斯大林本人，但斯大林成功地利用了他夹缠不清的语言习惯，把责任全部赖到党内的国际派头上。他利用国际舞台的失败，巩固了自己在国内的权力，然后根据新的政治布局，重新修改了原先的社会阶级分类法，维护了不断变化而永远正确的领袖形象。瞿秋白时代的豪绅变成了封建领主，城市商人才是资产阶级。于是周恩来的地下组织变成了革命正统，毛泽东的山寨活动沦为富农路线。郭沫若从南昌起义以后，一直属于周恩来系统。他的理论为自己的系统服务，暗中将本土共产党人划进了马列著作讽刺的小资产阶级庸人系统。依据马克思对法国的阶级分析，自耕农(富农)属于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有没有意识到这种过于巧妙的打击，是非常可疑的事情。首先他在西方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几近于零，其次他根本读不进马列著作。他之所以憎恶“言必称希腊(马列)”，就是为了争取众多同病相怜的难友。
郭沫若的论证方法是这样的。如果商周属于奴隶社会，就要依据这个前提解释证据。殷人杀羌人为祭品，说明这些俘虏是奴隶。秦始皇和朱元璋搞人殉，说明进步的封建皇帝也有两面性。百工将国君赶出首都，说明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读者可能感到疑惑：为什么士大夫从来不敢把皇帝赶出京师，为什么强大的“百工”是奴隶被压迫阶级，软弱的士大夫却是封建统治阶级。如果“百官”经常跟“百工”一起驱逐国君，算不算奴隶阶级的一部分。郭老无暇回答后面的问题，但他解决秦始皇朱元璋进步性的逻辑不难延伸运用。例如“百官”是奴隶主阶级的先进分子，但也有本阶级固有的两面性。没有阶级分析是错误的，唯阶级出身论也是错误的。这种逻辑可以对任何问题得出任何结论，是后世中国学生的宝贵财富。中央研究院接受他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研究金石甲骨的人本来就屈指可数，而且这个成语必须从字面上解释，一个人就是一个学派，只要能说出一套理论就不错了。蒋介石愿意接受他更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委员长一向有苻坚和项羽那种沽名钓誉的恶习，总像向全世界表现自己多么大公无私，绝不会偏袒自己人。这种恶习有力地促成了他的毁灭，直接导致了后世学生必须从小学习《东郭先生》和《农夫与蛇》。如果你好不容易从混到东郭先生和农夫的位置，自然会像唐太宗以隋炀帝为鉴一样，严防将来的中山狼和希腊蛇如法炮制。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在蒋介石和周恩来的邀请下回国。他再一次抛弃了日本妻子和更多的孩子，因为他在日本并没有闲着。他们再日本非常潦倒，而郭沫若不给生活费。这一次遗弃肯定是恶意的，因为他在国内的生活相当奢侈。周恩来给白区文艺界党羽的任务是多交朋友，搞好社交。他们的交际活动和生活费用都是公款开支，不像可怜的国民党反对派需要用自己的工资请客吃饭。当然不是所有人的共产待遇都相同，上海交通员的房租津贴和娘姨费是不够养活宋庆龄家门房的。共产国际是一笔大买卖，“全身心奉献革命”、“全家包养”和“半夜杀全家”构成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后人往往用冷战以后的思维习惯想象当时的社会，以为遗弃可能是由于战争造成的不可抗隔绝，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平到沈阳的直通车比今天深圳到香港还方便。上海租界联系加尔各答和东京都没有问题。许多上海和香港商人依靠贩卖军事物资给延安和新四军，赚到了第一桶金。上海青年找不到工作，很容易考虑去重庆或延安，创造了“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格言。不过，这种混乱的自由有一个例外。如果你去了延安，没有路条就别想偷偷溜出来。在蒋介石和汪兆铭的辖区，关防形同虚设。上海和澳门更不用说，那是亚洲的里斯本，挤满了四面八方的难民和投机家。原因很简单，礼失求诸野，时间在这里慢了半拍，这里仍然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不知道护照签证是什么东西，只要有钱随时可以八十天环游地球。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遗弃家属，甚至不能用天性凉薄来解释了。太亲近的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很难漠不关心。他很可能在私密生活中遭到了严重的羞辱或失望，才会如此决绝，仿佛生怕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几十年后，这些家属上门表演秦香莲进京，弄得周恩来都感到不好意思，只好将他们安排到日本人最亲切的城市大连，然而郭沫若仍然理都不理。
郭沫若长期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心目中的共产党仍然是北伐后的共产党。直到抗战前期，他仍然只听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话。从阶级出身和生活习惯看，他和周恩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都是破落型士大夫，离不开挥霍和排场。他们的品味和智力只有在破坏性的挥霍中才能发挥到最佳状态，就像传说中的美女必须听到撕裂绸缎的声音才快乐。他们本能地厌恶小家子气的贪婪节俭，却非常享受阴柔的残酷。然而周恩来那种蜘蛛一样的耐性，恰好是郭沫若性格的反面。他在周恩来眼中，肯定是个懵懵懂懂的玩偶。他长期意识不到周恩来已经臣服，跟周恩来的社交能力和操纵技巧很有关系。他直到抗战末期才发现周恩来的真实地位，陷入极度惶恐的状态，表现为夸张的谄媚。毛泽东真正的亲信，例如胡乔木和陈伯达，在自己真正得宠的时候，反倒没有这样的表现。细心的读者如果留意他歌功颂德的时间表，就会发现他几乎每一次都慢了半拍，甚至在歌颂的对象实际上已经完蛋的情况下继续吹捧，然后为时太晚地改口。这样的反应与其说出自攀龙附凤的欲望，不如说出自敏感外围人士生怕跟不上形势的恐惧心理。他从抗战后期开始就写不出像样的作品，反映了同样的心理状态。平心而论，后人没有多少理由认为他格外无耻。毕竟大多数党内知识分子都跟他一样谄媚成性，论水平却没有他高。他真正的问题在于外围人士天然的不知趣，破坏了施虐者和受虐者应有的节奏感，妨碍了SM游戏最关键的一幕，也就是S和M的逆转。
这种游戏涉及毛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差异，或者说涉及到东方和西方的性别角色问题。所谓列宁主义的迫害是资产阶级人士有色眼镜的产物，在当事人看来只是超人工程师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所谓受害者就是那些操作手册(历史规律)已经鉴定为垃圾的低品质矿石，出于效率方面的需要应该扔进垃圾堆，并不是谁跟谁有仇有怨。“人权”和“公正”的叫嚣只是业余爱好者技术不合格的证明，业余爱好者主持的矿山肯定不如超人工程师主持的矿山有前途。这一切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主观因素根本不重要。资产阶级法律讲究的什么蓄意犯罪、过失犯罪和不可抗力免责，都是业余爱好者的外行落伍证据。契卡批量处决，容许一定比例的误杀，但从来不会浪费时间，拷问真心不真心的文艺青年问题。然而在毛主义的体系中，真心不真心的考验占据了核心地位。整风运动的模式确实不同于三十年代苏区的斯大林式清洗。照张国焘项英之流比较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标准，毛的“治病救人”理论就是富农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落后性的证明，不过到了延安时代，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公开这么说了。毛主义是马列主义东方化的产物，关键之一就是引进了屈原和楚怀王那种相互考验、相互折磨的虐恋元素。当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虐恋只能发生在同枝连理的领袖和党内知识分子之间，党和外围群众、敌对势力的关系仍然是列宁主义性质的。后人往往混淆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因此犯下非常可笑的错误。
SM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表面上的受害者处在操纵者的地位，二是S和M总是不断交换位置。如果任何一方不理解东方阴柔之术，游戏就会变成真正的迫害而垮台。因此S和M的人格结构高度同构，关系的稳固程度远远超过单纯的利益结合。天真的局外人如果像堂吉诃德一样行侠仗义，多半会遭到S和M两面夹攻。这种经得住考验的忠诚往往被当事人称为“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到处飞”或是“自己的错误，自己来纠正”。真正的受害者如果换一个环境，多半像越南船民一样打死不肯回来。M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会非常寂寞和痛苦。在什么都可以说的地方，说什么都没人理你。他们不禁怀念过去的好日子，随时都能自己选择一个敏感部位，刺激出主人的愤怒和惩罚，从而使自己显得非常重要。没有问题，打击迫害是重视的最可靠证明。思想改造是爱情的考验，真心不真心是爱情的核心问题。
“你对我不忠诚~”
“你听我解释嘛~”
“我不听我不听~”
“我死给你看~”
“我才不信呢~”
“你打死我算了~”
“你以为我不敢~”
“呜呜呜，你欺负人~”
“你听我解释嘛~”
“我不听我不听~”
“我死给你看~”
“我才不信呢~”
“你打死我算了~”
“你以为我不敢~”
“呜呜呜，你欺负人~”
“你听我解释嘛~”
这种游戏可以无限循环下去，最精彩最享受的部分在于S和M交换位置的环节。M没有挨打或是被打死了，都是游戏的失败。文革的结构和整风运动是一模一样的，错误在于分寸没有掌握好，但平反和启蒙恰到好处地实现了最关键的角色交换，因此大家又可以愉快地进入状态了。郭沫若不肯挨打，就犯下了破坏节奏的弥天大罪。内行的M肯定讨厌这种人，就像妻子肯定讨厌娼妓一样有理。外行群众如果得到真实信息，多半会像约翰逊博士一样，觉得区分跳蚤的大小是件挺无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