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妈妈之空间
（选自《生命呼吸·风雨水火》，周佩红著，东方出版社）
我的祖母，因为我妈妈叫她“婆婆”，所以全家人都跟着叫她“婆婆”。她是1900年生人。像是一个奇迹，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天出现在我家住的高楼上。她走在最前面，颤巍巍的，用她那双快九十岁的半大小脚挪动着步子，手里拄一根手杖。妈妈搀扶着她，哥哥嫂嫂们跟在后面。这样看上去她好像仍是这个家的“老大”，是她率领着全家人来了这么一次远征。
她的确是我们家活得最长的长辈。她活到九十六岁。妈妈只活了七十九岁，比她早走。她们两人之间，战争持续了大半辈子。婆婆一向是赢家，连在寿命上也是。妈妈死去一年后，婆婆才在寂寞中悄然离世。如果妈妈还在世，婆婆她一定会奉陪到底。与她的儿媳妇（即我妈妈）斗争，几乎成了婆婆后半生唯一的生趣，生命活力的源泉。
但是，除了这一点，婆婆她更像是一个明事理、懂礼貌、可亲可爱的老太太。
瞧，她带着一大家子人，从电梯里出来了。当开电梯的人恭维她“老太太好福气，这么多晚辈”时，她一定很有成就感。她像个德高望重的教授一样，向对方报以微笑，而不是像在家里那样对着妈妈叫嚷：“我是个孤人，儿子死了，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她听得懂别人的上海话，却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她走出电梯，气喘吁吁，像是爬了十层的楼梯。
妈妈自然更觉得累。她的身体，远没有婆婆的身体好。
她们一间间参观我家的“新房子”。起居室外的敞开式阳台，婆婆站也不敢站，更别说往下看一眼了，“那真站到云里去了”。小小的书房，她们探头望了一下，“很好很好”。八平方米的卧室，她们也连说“真大真大”。那是真心的赞叹，那的确比金城别墅里她们住的三层阁宽敞多了（要是她们分住在两间，也许摩擦会少一些）。婆婆用手压了压大床的席梦思床垫，又在上面坐了一下。我要她上床休息一会儿，她不肯。“这怎么行，你们的床，”她有她的行事规矩。
这也许是婆婆和妈妈最后的一次共同“远征”。妈妈后来还来过一次，并特意做了我爱吃的“十香菜”带来。但她脸上有愁云笼罩。不用说，又是受了婆婆的气。婆婆对妈妈发的所有脾气，最后总是归结到这一点上：爸爸的死是妈妈害的，“就是认识了你这个国民党家里的人，他才倒霉！”然后就是陈年烂谷子的事情，一桩一桩抖出来说，妈妈越痛，婆婆越要在那伤口上撒盐——婆婆一难受就希望全世界都跟她一起难受。婆婆说的似乎都是事实，但的确又都是歪曲了的事实，婆婆的逻辑永不可改变。我请妈妈干脆在我家住两天，消了气再走。“那怎么行？婆婆怎么办？”妈妈终是放不下婆婆。没坐多久，她就匆匆回家了。
她们两个，其实谁也离不开谁。不，妈妈可以离开婆婆，那样她反而会自由、舒心，但婆婆是离不开妈妈的，就像离不开一个保姆，一个沉默的出气筒。妈妈深知这一点。
婆婆生在湖南乡村，不识字，年轻时死了丈夫，孤身一人跟着独养儿子（即我爸爸）和儿媳来到上海，文化大革命中又死了儿子。虽然，妈妈和哥哥们一直和她住在一起，照顾她的生活，可她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亲人”。照她的说法，她的亲人们全在湖南乡下，她的姐姐，她的弟弟，她的侄子侄女外甥……她说，她在乡下还有一块地，一间房子，是土改那会儿分来的，现在虽住着乡亲们，可她回去的话，他们是一定会照顾她的，会比你们照顾的更好！所以她一定要回去。
“那你就回去吧，我这就去买火车票。”有一次我终于这么回答她。
“好你个细妹仔！”婆婆一听就跳起来，“你真是你妈生的女儿啊，就盼着我走，就嫌我！是你妈教的不是？一定就是你妈教的！”
于是她越过我，大骂妈妈。又一轮战争打响了。
我想婆婆是嫉妒妈妈。妈妈比她年轻，有文化，有工作，退休了也可以去很多地方，还去香港会了一次台湾亲戚，还有女儿家可以走动……而婆婆有哪里可去呢？充其量就是搬个椅子，在弄堂里晒晒太阳，和别人说说话。可她的湖南话谁听得懂啊，别人只能朝她笑笑，然后走开。她是多么的寂寞。
金城别墅，几乎就是婆婆的全部上海。在她还不那么老的时候，她曾经腾腾腾地从底楼厨房把做好的饭菜端上二楼，招呼我们都下去吃饭。她把一大箩茄子洗干净，拌上盐和甘草，上笼蒸一下，再腾腾腾走上二楼到三楼之间的晒台，把它们摊开来晒干，收在坛坛罐罐里。这就是我们爱吃的茄子干。她在晒台上种苦瓜，这是她的宝贝，她通过它们又鲜又苦的滋味回到她的湖南乡间，她过去的生活。她还用花生壳燃烧后冒出的烟气，慢慢熏黑腌渍过的猪肉，做成湖南腊肉，弄得别人误以为她在搞迷信活动。啊，她只是要在这个她讲话没人懂的城市里，保持住对过去生活的记忆。
我还真不清楚她早些年曾去过上海的哪些地方。哦，她带我去儿童医院看过病，她抱着我，在三轮车上呼呼地喘气，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她养过一只猫，后因邻居抗议，不得已把猫送走——她坐车到很远的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扔掉猫，可还没等她回到家，猫已经先一步回来了。她病了，哥哥用自行车推她去医院，或我们把她瘦小的身体塞进出租车里，她在医院观察室吊盐水的样子孤独而且可怜。我抱着她。我只有抱着她的头，抚摸她的手，她的满腹怒气才会一点点消散，她有多久没被人抚摸过、拥抱过了啊。还有一个地方，淞沪路某号，我堂叔的家，她那时一年会去个一两次，因为她跟妈妈怄了气，然后，在那儿顶多一个星期，她就回来了——她又跟堂婶怄气了。
尽管这样，婆婆还是会像住在静安区的某些上海人一样，把静安区以外的远地方都叫作“乡下”。淞沪路是乡下，斜桥是乡下，肇嘉浜路也是乡下——当然，那会儿徐家汇还没有开发。
在我记忆中婆婆永远是一个老婆婆的样子，永远没有年轻过。她年轻时候的样子，全留在湖南了。上海对于她多么无情。
很久以前，她曾拿着报纸识字，要我们做她的老师。她可真是个聪明的人，没过多久，就能一个字一个字点着读一段新闻了。但爸爸死后，她再也不看报纸，她认识的字也就一个个消失。
妈妈晚年不堪吵闹，曾动过独自去住养老院的念头。在电视里，妈妈看到那些老人在宽敞明亮的屋子里，庭院中，说说笑笑，或独自看书，她觉得他们很开心。
不行，我们谁都不同意，而且婆婆准会为她的这个决定而拼命——婆婆会认为遭到了抛弃。而且谁又能既照料婆婆又闷声不响受她的气？唯有妈妈。婆婆也不可能去养老院，她的湖南乡音没办法跟别人沟通。而且大哥死也不会让婆婆和妈妈去养老院的……那么，只有她们两个，厮守着，对峙着，到老，到死。
有一天，我从文艺会堂下班，到金城别墅去看望她俩。她们却都不在家。我走出去，想找找她们，她们让我很担心。在延安路华山路口，我远远看到对面静安希尔顿附近的街角上，走着一对矮小的老太太。看上去她们的年岁差不了多少，一样的衰老、弱小、羞怯——是这漂亮的马路、高楼、绿树让她们这样吗？她们手拉着手，带着久不出门的新奇和陌生感在慢慢走着，看着。这正是我的妈妈和婆婆！我几乎看呆了。我的心痛起来。我认为我看到的是两座活动着的内容复杂的历史纪念碑。在那个瞬间，我真正为她们感到心痛。
现在她们都安卧在青浦的同一个墓园里。但是我们没有把她俩葬在一起。妈妈和爸爸在一起，婆婆在墓园的另一个区域，这样，她们可以各自安静。松柏和天空陪伴着她们。
她们的时代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