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风烛残年流亡海外，何处是归宿？

高耀洁：风烛残年流亡海外，何处是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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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曾获2003年感动中国人物”。因在河南的大规模防艾宣传工作，遭到了某些人的不断攻击，2009年8月出走美国。高耀洁说：“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2003年12月，吴仪会见高耀洁。吴仪说，“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高耀洁说：“他们在骗你。


高耀洁：我想画一个句号

文/黄泓翔

从2011年来纽约上学听说她在这里，并经常和同学去探望至今，已经快两年了。诚然，高奶奶有自己特殊的知名度和经历，但是现在回头看来，这两年来，我们更像一帮学生探望一位八十多岁孤独而慈祥的邻家老奶奶。比起所谓的“政治敏感度”，她的善良与纯粹，一直吸引着远游此地年轻学子们的慕名造访，也引导远游在自己人生路上的我们频频回头，借她的身姿来矫正自己灵魂无论多么轻微的卑与亢。

——写在陪伴奶奶最后的日子里，想记录高耀洁老人真实而最后的澜漪

在围城外的人看来，纽约是一座就算再深的夜色也盖不住灯火的精彩城市，它有象征自由的火炬女神，有象征财富的华尔街，也有世界上最多样化最让人叹为观止的移民群体：在纽约，没有“纽约人”和“外地人”之分，大家不分你我，都是时髦的“纽约客”。

只是，“客”终究是“客”，它在中国上下五千年文人游子的伤悲里，即是待在不属于自己之所的人。

高耀洁，便是这样的一个纽约客。

一条通往苟活的路

“苟活。”86岁的高耀洁颤颤巍巍而又无比坚定地在纸条上书下这两个字，示意于我。她的卧室昏暗，因为窗户长年紧闭而压抑。虽然是在8楼，窗外视野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何，窗外的灯火和繁华却让人感觉仿佛跟这个房间是两个格格不入的空间。

那笔锋仓健有力，棱角分明，透露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底气和尊严。高耀洁常常背诵诗经等经典中的内容，遇到她觉得年轻人可能不熟悉的词句，她就会写在纸上。

“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高耀洁老泪纵横。

这样的场景在笔者面前已经重复了无数遍，一个年轻者和一个年老者携手无言的伤悲蔓延了不知多少个两三天。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宽慰老人，也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开解老人面前人的无奈。这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被选择了的道路，因而也没有人可以为此遗憾或后悔。

2009年8月，感觉到气氛不对的高耀洁决定离开中国，以躲避可能出现的来自部分地方官员的迫害。踏上飞机时，她并不是不知道，在前面等着自己的是什么。但是，她更知道，生活与道义，两者不可得兼时的取舍。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她在当时，就写下了这样的惆怅。

几经辗转，她在2010年3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由黎安友教授充当监护人。从那一刻开始，她搬进了纽约曼哈顿上西区哥伦比亚高地的一处大公寓楼，开始了她作客纽约的生活。

那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高耀洁睡在卧室两个小床的一个上。虽然她能够生活自理，但是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总有一个在读或毕业的学生会在客厅和她一起住着，并陪高耀洁去看病、帮她买菜做饭——直到要离开纽约时，再找下一个人替代。

而平时，有不少在纽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会经常性地去看她，这些人是高耀洁在纽约最信任最依赖的人们。按高耀洁的话说，多亏有这帮留学生经常去看她，她还能够做包括写文章、回邮件在内的许多事情。作为这个群体的其中一员，笔者有幸见证了高耀洁老人晚年的点点滴滴。

英雄的琐碎尾声

2012年9月15日。

哥伦比亚大学往北二十条街左右的巨大公寓楼八楼，这一天中午刚出了电梯，便看到老人所住公寓门口堆了床垫与一堆木板。

“小黄你来了！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啊，我还想着你们多来几个学生可以帮我们跟大楼管理部门说一说，我一个老人，他们不怎么理会。来，我准备了三个苹果，先吃！”门开了，看见的是高耀洁老人带笑的皱纹，浓重的河南腔依然声音响亮。

“我的同学们会晚一点点到，怎么了？”

十天前，客厅里出了臭虫。

“我已经被臭虫咬了好多天了，浑身都是包，又痛又痒，现在已经四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小弟弟，我真的受不了了！”桦（化名）是现在照顾老人的毕业留学生。

“里面还有张小床，你要不进去睡？我们尝试帮你联系除臭虫的人。”我问。

桦把我拉到一边，“高医生现在有客人从香港来，她让客人睡里面，所以我没有地方。小弟弟，我白天照顾奶奶很累，晚上又没办法好好睡觉，真的是很累，要不我搬出去吧，你们也帮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接替我的人。”

桦的脸上，写满了“崩溃”。而来探望的学生们在了解情况后也觉得很无奈。

“小黄，你不了解情况，小绍（化名）是真心关心艾滋病的人，很早前为艾滋病人的事情出过力，这次我是第一次跟她本人见面，你千万不能要她出去，一定要让她开心，不能让她觉得我们在嫌她啊！”老人抓住我的手，拿起笔，在我纸上的“请小绍出去外面住”字样上用力地划，用力地划，直到几个字彻底看不见。

“我没事，在这里我一直都是靠自己的啊，哪怕是当时我很喜欢的一个照顾我的人住时，我起床开灯摔倒了，8点多的时候头摔破了，那个人11点钟才能回得来。两个小时，我就这样捂着头上的血过来了。你们帮桦找个另外的住处吧，需要钱从我这里出，我大概还剩几千美金。没事，小绍也会照顾我，这孩子很好。”

那次的臭虫风波，最后在一群留学生的大扫除和游说之后得以平息。学生们回去时，已经是深夜。


身体状况堪忧以至于常常突然入院，需要被琐事如房子卫生状况纠缠，需要面对陪护人员的更换并需要适应新的人，有时还会与同住照顾她的人产生不愉快。英雄的尾声没有太多的大风大浪，更多的是家居琐事，磕磕绊绊，无可奈何，与深深的孤独。

“为了完成最后的书，我在这异国他乡吃了多少苦。”高老人流泪了。

当年揭露河南血祸、艾滋村惨状、被希拉里接见、一个小行星以她名字命名的长篇故事的尾声？就在这里，没有你想像的轰轰烈烈。

君子不党的孤独

面对学生的热情，高耀洁从不拒绝，也总是愿意被搀扶着到哥大与学生座谈，然而，对于来自纽约另一个人群的“热情”，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请帮我回信谢绝这个人的来访。”

常替高耀洁写邮件的人，多多少少也会有写这种回绝信的时候。

据她介绍，在纽约试图亲近她的人并不少，尤其是海外“民主斗士”群体，他们多次前来拜访、希望拉拢国际名望极高的她，然而高老人从来不愿意跟他们来往。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我不是政客。”高老人只愿意把关注点放在实实在在的艾滋病人身上，不希望掺和到政治里去，更加看不过很多人以“民主”乃至“抗艾滋病”为由招摇撞骗谋取自己的利益。哪怕是对事实的夸大，高老人也无法接受。眼里容不进沙子的她，今年多次拒绝了纽约请求她去见陈光诚的人。在她看来，如果眼睛不是完全瞎就称是盲人，这样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假。”她看不惯。高老人多次说了，现在国内的很大问题，就是浸染全社会的假。

有些人觉得高老人有些时候太过偏执，执着于最完美的道德观。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那才是在这片现实嘈杂中的至真至善坚守，有些天真，有些理想化，但是美好。

既不愿意为了自身利益只颂赞歌，也不愿意为了自己受到的苦而投奔反抗政治集团的政治集团。高耀洁老人一生为伍的其实只有道德。因而她必然是孤独的，在这个道德缺失的世界。

“我告诉你，虽然中国的政府里面有人撒谎，但是那些反对政府的人里面有不少也一样！政治，没有那么简单！”她总是对这些“异议者”心存警惕。

作为一名流亡者，人们很容易会想象高耀洁老人跟其他政治流亡者走得很近，何况纽约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云集的地方。然而真实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极高的道德准备，君子友而不党的执着，让高耀洁老人孤独地站在道德高地上，此刻，除了来了又去的学子，大概没有多少人是她的真正同伴。

虽然像香港知行基金会的杜聪等国内国际关注艾滋病领域的人有时会来看她，在美国的留学生有机会也会来看她，但是这些来看望她陪伴她的时间，占不了她时间的多少；国内每年艾滋病日大家总会一窝蜂地关注她，但是，那关注瞬间就会消逝。这样的轮回，我们都见多了。

国内来看她的人，没办法跟她一起待着很久；纽约的中国学生们，除去因为害怕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不敢来或不关心的人，来过一次的有不少，但是本身就很忙的大家，能经常来的实在也不多。

如果不是还有写书的事情未完成，这位大风大浪了一生的英雄，每天在睡觉与清醒之间，在病危与煎熬之间，到底还有何种心灵的归依？

“我现在就等着这本新书艾滋病照片集完成，签了合同，我的人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无论学生再怎么劝，最近的她总是这么说。

回家？

岁月的白驹悄悄地跳过时间的缝隙，两年前开始聚集在高耀洁老人身边的很多学子也到了毕业的时候。匆匆为纽约客的莘莘学子们，有的回国、回到亲人朋友的身边，有的奔赴远方寻找自己的天地，而让很多人走得不放心的，便是高耀洁老人。

“如果高耀洁的身体状况继续变差，那么终有不得不住养老院的时候。”东亚研究所的黎安友说。

住养老院以获得全程陪护的想法已经被提出来很多次，但是高耀洁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每次有人提及，她都会非常激动，因而后来大家也就不提起了。

关心她的人们也讨论过她回国与家人团聚的事情，但是那条道路的未来会如何，大家都看不见。白雪茫茫，路仿佛是向前延伸、有希望的，却看不见通往的地方。

大家渐渐开始有些着急了，岁月流转，越来越多经常陪伴着高耀洁老人的学生离开了纽约，或是将要离开。

是的，在异国他乡的养老院孤独终老，那大概是一生英雄的她不能接受的悲哀吧？而且她也深知，一旦换到养老院，一旦来看访的门槛稍微提高一点，很多学生可能就不会来看她了，那么，她能做的事情以及活着的依托，就又少了许多。“我想要多为国内艾滋病的可怜孩子做点事情，你们不知道，中国的穷人，真的很可怜啊！”高耀洁多次这么说，眼神里充满执着，那瞳仁里映着天下。

来看望的学生们私下讨论过，对于来访学生减少的这个担忧是非常现实的。虽然不忍心跟高耀洁老人提起，但是学生们自己知道艾滋病哪怕在学子中间、哪怕比起政治话题，也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话题。绝大多数的纽约留学生并没有想来看她的意愿，看过一次之后会坚持来的更加不到来访者的十分之一，想来看她的人中也有很多会忙碌于课业和求职而有心无力，因而越来越不频繁。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于艾滋病的学生们来看她，很多是出于对她人格的敬仰和对她本人的热爱，但是内心里也知道她在今天能做的事情有多么有限，更深知她那高洁灵魂与今日俗世之间的脱节。

“你说，到底有多少人会去看她现在这么用心执着去写的关于艾滋病的书？”那还是去年秋凉时，一次离开老人的寓所，一个朋友这么发问。这个问题不是抛给任何一个同行者，而仿佛像是抛给了季节。

纽约的冬天即将过去，新的树叶又会逐渐顶破冰雪，来闯一闯这个世界。

世界依然蓬勃滋长着，高耀洁老人费尽苦心的书到底会去到哪里，她的战斗和故事又将去到哪里，有没有去到世人的心里，有没有去到现实的改变里，没有人知道。

但是一定有人为此祈祷着，祝福着，坚信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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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了个高耀洁，读之泪奔！
2015-03-13 朱学勤

2015年编者按：风烛残年、出走海外的高耀洁教授，即将迎来她的88岁生日。高耀洁，1927年生于山东曹县，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曾任河南中医学院教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突破重重阻力，揭露中原地区因采供血导致艾滋病大规模蔓延的真相，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2009年8月出走美国。朱学勤教授此文，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中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背起粪箩头拾粪，走九里跨过省界，走到过山东曹县地面。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中原血祸震惊全国，我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幅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她问我对河南的印象，我说那里的官场令人不快，热情中透着虚伪，庸碌中透着狡诈；而百姓分外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十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殇，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转引自北明《民国最后一个背影——记中国医生高耀洁》）

　　如此悲惨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谈到我对中原官场的厌恶，高耀洁告诉我血祸恰恰起源于那里的官场，官员为“GDP”大办血站，官员采血，百姓卖血，祸害由此而起，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柱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鲁镇”、“未庄”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提腿倒血”。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中原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遭打压而绝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10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给每一封信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几百本防艾的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祸、百姓血难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如在以往，下至县丞上至朝廷将寝食难安，在今天也应该是部长、书记、乃至国家总理亲自过问的事，她却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转引自北明，同上）2007年，她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她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同上）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捱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中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生都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同上）

　　2007年，为了保全中原的脸面，而不是中原的生灵，有关方面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最后竟把她那少年时期受其牵连，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动员到她面前。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唤“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辨明，中原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官场“前现代”，是官员疯狂追逐“GDP”，不择手段，这才造成这场旷古奇闻、人间惨祸。她说穿了艾滋病的“中国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却又顶住压力守口不改，终于得罪有关方面，最终竟不能见容于这块土地。

　　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合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同上）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960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所谓“中原血祸”，只是一个隐喻：华夏早有“国殇”，老人只不过说出“国殇”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场病在多年，无声无息的“血殇”——“殇”不在肘腋，而在“血脉”，在种族命脉所系之“血液”。她无情刺穿某些知识时人“后现代”、“现代性”之神话，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还有前现代“血殇”。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中原故国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处能畅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只好引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转录于下：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2010年12月19日

写于高耀洁八十三寿辰

附录：
高耀洁：风烛残年流亡海外，何处是归宿？


高耀洁，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曾获2003年感动中国人物。因在河南的大规模防艾宣传工作，遭到了某些人的不断攻击，2009年8月出走美国。高耀洁说：“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