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8f8eda7951c6ce29#rd
韩战“反共义士”张一夫访问记录（二）
2015-03-08常成 李杭历史百人会
从山西进军四川
1949年4月底，我们部队攻克太原三天后以后就撤出来，在太原南面的太谷、榆次整训动员。十八兵团开贺功大会，披红带彩，不过我没有被评功。上面说：「我们解放了太原，可是西边南边还没有解放，我们赶快去解放西边南边的受苦的老百姓吧。」于是部队就开始沿同蒲路南下。
因为铁路被破坏还没有修复，我们都是走路。部队都是山西晋南子弟兵，路过各地的时候，有很多太太、妈妈、父亲，都在路边哭哭啼啼地等自己的亲人。于是上面就开始教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西边还有很多父老还没有解放呢」，要我们暂时放下回家的想法。大家为了求表现，也都不敢回家。
1949年6月10日，第一七九师到了风陵渡，次日坐船过黄河到了陕西潼关，然后就上火车赶往西安。当兵的坐在客车里头，而我带着有五六个马夫，扶着五六个骡子，驼五六箱医药，坐在拉猪拉牛那个敞车上。快到灞桥的时候是晚间，我们还在火车上就和胡宗南的部队打起来了。乱打了个把小时停止了，火车就又继续开往西安。原来这时候胡宗南的部队已经从西安撤退了，留下一座空城。他们发现共产党的军队还没有来，便又返回来，没有进城，在离城四五里路的地方就停下来。十八兵团就赶快往城里进，一到西安，下了火车就要进入阵地和胡宗南的部队开打。结果敌军一打就往后撤。于是我们在西安外围就休息整补。
在西安，我们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就转归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指挥。彭德怀在关中地区扶眉战役运用的战法很特别，称为「插入切断」，没有前方后方的分别，战法是把部队插到你的背后，插到你的心脏来打你，四处包围，闹得你没有前方后方。
胡宗南的军队节节败退到咸阳，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骑兵赶来驰援。1949年6月下旬，我们行军到咸阳附近。马家军的骑兵冲过来，把我们部队冲成两节，部队就乱了，赶羊似的打仗，看到那状况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跑。那个仗糊里胡涂地打，你也不知道谁。我是排级干部司药，也没有枪，只能尽力把五六个骡子拉在一堆。解放军用迫击炮打敌人的马群，骑兵就控制不住受惊的马。结果不到一个钟头，战斗结束，吹号集合。这仗一打下来，我们俘虏了敌人八百多匹马，骡马通通都补充齐了。在共产党的部队，俘虏的物资需要的就留下，不需要的就上交。
关中的战事结束后，部队到了宝鸡。宝鸡是陕西到四川的门户，胡宗南的三十万军队就摆在秦岭上。我们一七九师坐火车到甘肃，过渭河，爬了一天一夜的原始森林，攀上高地，迂回突袭国军守军。国军很快就逃跑了，我们一直打到川陕公路上的东河桥，就是马谡失街亭那个地方。秦岭战役就告一段落。
这时候到了雨季，河水都上涨，桥梁都被炸断。有段时间共产党的军队没有补给，国民党的守军也没有。双方都就地取材，吃马铃薯吃苞谷。国军守在东河桥那边，共产党守在这边，双方谁也不打谁。国军军官的眷属从这面要回去找先生，共产党就开个条子给你过去，我们岗哨不查。到了国军那边却不让进去，只好又走回来。我在公路边上就问一个提着包包打小阳伞的太太：「你怎么过去又回来？」她说：「那边不让我们过去阿，我们不知道两边在搞什么鬼？这边叫过，那边不让过。」看着这样的悲剧，我猜想国军可能怕她有什么作用。
共产党预计冬天要翻过高寒的秦岭和大巴山南下四川，就提出「人马健康」的口号，就是人和骡马都要保持健康。规定不准吃猪肉，一定要吃羊肉、牛肉。部队从甘肃买来牛羊，每一顿饭都要有肉，三餐的菜单不能相同。早餐一定是羊杂碎汤一个馒头，弄点辣椒红红的，吃得热乎乎的。当兵的吃了一个月的牛羊肉，体重都上升了，都很健康。
雨季一过没几天，共产党军队就开始向汉中开进。在离汉中褒城大概还有四五十华里多的地方，我闹出一个笑话。我走在部队的最后，看河边有人卖水果，我就花钱买几个。我以为那是柿子，我一吃又苦又涩，就把它丢掉，就骂：「妈的南蛮这个东西这么难吃，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家柿子好好吃啊！」人家说：「你这傻瓜！那叫橘子。」我说：「什么叫橘子？」他问：「橘子有没有剥皮？」我说：「谁知道剥皮，我连皮吃啊！」我们北方土包子，山旮旮里头哪有看过橘子？
进入四川以后，十八兵团六十军一八〇师任前卫，我们一七九师断后，所以一直没有参加战斗。直到离成都还有四十华里的新都，上面命令五三六团二营限两个钟头跑步到成都去。我们背包还没有放下，全副武装，跑步到成都。其中打头阵的第五连就空装，背包都不要背，光带武器就进去。到了成都，发现治安很乱，国民党中央军、刘文辉的部队都出来抢劫，有的甚至开着轻型装甲车到处抢，老百姓都关门闭户。
我们这个营被分配到成都南郊的新津机场，后来又负责改编投诚的国军。不久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投诚的国军军长计划晚上把解放军代表、我所属的五三六团的政委宋佩章抓起来杀掉，结果他的副官告密。宋佩章当即就下令这个军全部开往双流县，把所有投诚官兵集中在操场里。当时下着蒙蒙小雨，解放军把四挺马克西姆机关枪架在城墙上的制高点，对准他们这几千人，我也带枪在旁警戒。宋佩章站在桌上讲话，宣布愿意回家的站这边，马上给你开路条发路费；不愿意回家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往这边站，军官站一区，士兵站一区。结果这样一分，共产党就把反对力量分散了。宋佩章这个人很不得了，接下来的韩战期间任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后来当了安徽省委书记。
我们单位先后驻扎在川西的新津、温江、崇庆州、郫县、灌县（今都江堰市）。在郫县期间，我们解放军第六十军和「起义」的刘文辉部第九十五军合编，一个连对一个连，一个营对一个营。原国军的连长就当连长，而共产党的连长当副连长，排长当副排长，班长当副班长，都降了一级，就是把职务都让给国军。虽然名义上任副职，但是实权还是在共产党手里。没多久共产党又调前国军军官去接受干部培训，他们一去就没再回来。
这个时期四川发生很多老兵暴动。解放军一两个人外出，被叛乱老兵活捉，拿开水活活烫死。我们单位有个卫生员马三虎，出去就被用开水烫死，扔到河里，捞起来肉都是白的，手一拉就掉了。所以从那事件以后，部队单独一个人两个人都不敢出去。于是共产党开始剿匪，清缴地方武器。四川人差不多家家都有枪，手枪、驳壳枪都有。共产党怎么清乡呢？白天不通知，晚上把都江堰的水都闸起来，所有田里都没有水了。然后部队就包围村庄。如果你家里有牛，就一定要你要交出一两支枪。当保长的至少要交出四五支枪。我们五三六团驻在郫县花园场，枪收了几千支，堆了一房子。
川西平原慢慢地平静了，国军从平地上逃到山里去，共产党军队就到山里继续清剿。有个出名的「双枪十八妹」还是双枪什么妹，我们单位去清剿她，最后在山上抓到了。我们一直打，一直走，最远到了西康藏区的懋功（今小金县）。我们翻过四千多公尺高的巴郎山，走了两天两夜才爬上去。走到懋功县，又下去到了崇德沟。在懋功待了不到一两个月就是1950年10月1日，共产党的国庆节。179师师长吴仕宏主持懋功县政府成立仪式，其实当时县城里只有十几个解放军，我们都在会场摇旗吶喊。这时期我被晋升为连级干部。
国庆节后大约两周，我们得到命令回郫县。此时韩战已经爆发一段时间，情势紧急。部队已经开始动员，大讲唇亡齿寒的道理，说邻居着火我们不能不救，号召保卫祖国，要开到国防最前线，到鸭绿江去。不久我们就开始往北方进发。
这次从四川出发的解放军第60军的人员主要来自三个省：山西、山东和四川。山西人最多是因为这个部队是在晋南起家的，干部都是山西人。山东人为什么多呢？因为这个部队打太原伤亡很多，与此同时山东济南被打下来，解放军就把山东的俘虏补充到山西这个部队。四川人为什么多呢？因为四川本地的国军第九十五军投降后与解放军第六十军合编，都补充过来了。陆军官校第二十三期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共产党活捉了，后来大多当了文化干事。解放军的部队没有文化，有些连队就连一个会写花名册的文书都找不到。虽然我的程度不高，还会写几个字，所以在连里当卫生员，兼文书写花名册。
抗美援朝被俘虏
1950年底部队离开四川开往北方，我们北方人都很高兴，我们都很想家啊。当时还不知道是否要去韩国，起码是回到北方，说不定还要经过家乡。我们先乘汽车到陕西宝鸡，休息三天，然后坐火车到河北沧州。从宝鸡到沧州走了三天三夜，除了吃饭都不准下车。吃饭都安排在车站站台，馒头、菜、汤都一桌一桌摆好，多少人都预先计划好了，一下火车就吃，吃完上车就走。车站没有一个闲人，可见保密工作的严密。
到了沧州，冰天雪地，北方人还能适应，但是南方人的手都冻起泡，躲在老百姓家里头哭，不出来吃饭。作为军医我赶快提议，说这样子不行，当兵没有手套，手都冻烂了，脚后跟都冻肿了，晚上睡觉痒的受不了，一直蹬。我说买冻疮药膏也没有用，最重要的御寒，尽量少曝露。以后就劝老百姓下午就把坑烧热，坐在炕上比较暖活。训练也不能真的训练，训练只是出来跑跑步。有的人不敢站起来，站起来一会儿就冻得痛。站卫兵的就穿乌拉草鞋，穿了很暖和，但那不能走远，只能原地动一动。
我们在河北过了农历新年（1951年2月6日），这时北方人想家，有不少人开小差。不过都跑不掉，不到三天就被抓回来了。第一个原因是没有路条，第二个可能是衣服各方面容易被识别。我们单位一个河南人开小差，过了三四天我们就接到电话去把他领回来。不过也没有枪毙或者开公判大会，只是批评检讨。
在沧州动员期间听到很多谣言，说美国人的飞机就像乌鸦那么多。共产党就讲：「天上的乌鸦那么多，拉屎有没有拉到你头上啊？没有，那么你怕什么？那飞机再多，炸弹也没有掉到你头上，你怕什么？」我心想这就是愚民政策，但是我不敢讲。上面还说：「反正我们有高射炮，而且我们都在晚上行动，晚间飞机在天空也看不到我们，你怕什么？」共产党就用这种方法来麻醉士兵。
我们驻扎在沧州和天津中间的交通线边上，说走马上就可以走。共产党的保密做得很到家，譬如部队下午四点钟出发，除了主管以外只有一个管粮的和一个医生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主管知道，是因为他必须指挥管粮的把剩余的粮食赶快处理掉，而且几点吃饭要准备好。医生为什么知道？因为有病的不能跟随部队走，必须马上提供数据。对比国军，部队要换防到金门，前两个礼拜就知道了，长官告诉士兵：「你借老百姓钱，赶快还清喔。」敌人还需要匪谍干什么？是你自己告诉人家要移动。
共产党军队保密工作非常严密。假如有人想打听一点消息，干部就说：「你问这个做什么？你有什么事情？」马上追根到底，一定有嫌疑。所以没人敢随便讲一句话。虽然共产党是大佬粗一个，他政治警觉高。他每个礼拜天就是训练这个，党员去开会，其他人包饺子。包饺子干什么？控制你的行动啊！你包饺子擀面、和面、剁馅，什么都要自己做。你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啊？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控制士兵。
1951年3月，我们坐火车到达辽宁安东（今丹东），住了三天，补充粮食衣服鞋袜。美国的飞机一来都是十几二十架，在鸭绿江朝鲜一边的空中盘旋。鸭绿江上的有一座铁桥也没有被炸。中国这边有很多高炮，一个师几百门高炮，没有地方放，甚至连老百姓院子里也有高炮。
3月22日晚上我们从铁桥上走过鸭绿江，然后一直夜行军，往38线走，白天睡觉晚上走路。头一天走过去，有些人住在老百姓家里，有些人则在野外睡觉。我就在野外把稻草铺开，摊开被子睡觉。醒来眼睛一张，发现头上有二三十架喷气机在盘旋。而我盖的是红被子，吓死了，赶快收起来。但是那次飞机没有扔炸弹也没有开打，只是在空中盘旋。我就跑到老百姓家里，脱了鞋子，坐在炕上，很暖和。大家说，美国飞机真多，一下就来二三十架。
我们每天白天都在睡觉，晚上都在走路。走到岔路时，地上有面粉或者石灰撒的箭头暗号，还有单位的番号。共产党有些土办法，掉队了还能找到自己的部队。而汽车都不能开车灯，驾驶跟技术员都只能靠很弱的防空灯。晚上美国的飞机比较少，可是大家也怕。美军丢照明弹把地上照得跟白天一样，越往南面越厉害。空中也有飞机在宣传，高音喇叭唱中华民国国歌，唱三民主义。
越往前方走感觉越危险。第一是美军扔的鬼雷，落地后不爆炸，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蹦起来爆炸。它不杀人，但产生心理恐惧。你在那边脱裤子解大便，蹦一声一个炸弹，吓都吓死你。第二，美军传单特别多，满山片野都是传单。传单很简单，都是两三个字，一两句话，「你知道吗？」「你看到过吗？」「你想家吗？」就是一句话，没有别的文字。我们不敢拣传单，干部看到就问：「你拿这个干嘛？」其实也不用拿，我们走路就看到了，还要拿什么？实际上还不都拿美国人的传单当卫生纸；晚上烧饭也拿传单烧火。
我们到前线打了两次仗。1951年4月下旬的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我们抓了一部分美军俘虏，缴获几部大汽车。不过5月中下旬的第二阶段我就被俘了。共产党打仗只能打五天到七天，因为没有补给，每个人只能背五天到七天的粮。美国人知道共产党的战术，就只管撤退，撤退到第五天就不撤退了，就开始攻击。共产党的兵怕三样东西：第一怕饿肚子，第二怕受伤，第三个怕受伤没有人抬，没有人往后方送。怕挨饿、怕受冻、怕受伤，但是没有人敢讲。干部也好，士兵也好，心照不宣，所以我们在韩战很可怜。
1951年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失利，有六千多伤兵需要运送回后方。还有一八〇师的三万多份口粮存放在一个桥边，上级命令我们一七九师五三六团二营看守这些粮食，没有完成任务不能走。这时我们二营只有五连、六连两个连，机枪连和第四连已经提早走了。我们这二三百多人都隐蔽在路边的树林里。突然二三十辆美军的坦克车沿着公路开了过来。第六连连长请示营长要不要打坦克，因为一个连有八个俄国制反坦克手榴弹，营长摆手说不打，打手势叫部队往草丛里后退。
结果美军坦克停了下来，后来汽车摩托车也都来了，就地安营扎寨，把我们唯一的退路阻挡了。在树林里，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营长和教导员就决定晚上穿过美国人的营房突围。虽然白天看得好好的，但是晚上美国人把灯一灭，谁也看不到谁。我们要穿过美国人的帐篷，美国卫兵就问口令。我们不会英文，不知道该怎么答，就打起来了。一开枪，美军就放照明弹，所有坦克车都发动。营长命令照原路后退，命令一个传一个，我们悄悄撤退。美国人没有发现我们到哪里去，也没有追击。
我们返回河沟，干部又召集营务会议，决定化整为零，三四个人一个小组分散突围。营长把我抓去，「医生啊你跟我走。」我跟着营长、通讯员，还有一个通讯军官一起突围。因为前面是坦克车不能走，我们就想从山上绕过去。结果半夜天下大雨，美军继续乱开枪，往山中打，也往空中打。我们走了一夜，到快天亮的时候雨才停。衣服全部淋湿，没有吃饭，又冷又饿。营长走得很快，我走不动，跟一个通信参谋两个人说我们要休息一下，营长不吭气就走了。结果一坐下，不到两分钟我就呼呼大睡。我们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才发现自己睡在河边的大石头上，不远处都是美国人，当时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在底下。可是不久美军士兵下到河边就发现我们，拿枪堵着我们二人。我们还没有拿枪就把手就举起来，就被俘了。
两年半的战俘营生活
被俘后，我们就跟美军讲肚子很饿，他们就给我们咖啡。我们哪喝得惯，而且也没有放糖，一喝苦得要命，心里就骂美国人真坏，给我们喝些苦水。后来美军把我们放在坦克车上，载到管理战俘的单位。这里就有中国人，我说我很饿，他们就给我饭，不过没有菜。然后美军就开始问话，询问阶级，我们就说实话，报营级、连级。共产党的部队从来没有讨论过被俘的问题，只说不能当俘虏，要为人民服务到底，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但都到了那个地步，还能讲什么呢。不过我报了一个假名「张杰」。
之后我们两个人被送到汉城旁边的水原机场。一个美军的牧师会讲中国话，他说在河南开封待过，叫我们不要怕。我说现在只要吃饱肚子就好，我们饿怕了。他又给我两条军毯。五六天以后，营通讯官被调到另外一个地方接受审查。而我继续在此接受审查，陈述当兵的一切经过。
被俘时我携带用于止痛的鸦片和吗啡针都还在身上，没有被搜走。水原审查期间，有个韩国人会讲中国话。我就拿一点点鸦片向他换吃的，他给我一包可可，吃的嘴巴都是甜甜的。我还有一块夜光表，是营长在天津时买来送我的。美国人检查好几次，我都含在嘴里，也不讲话，所以没有被没收。后来到巨济岛的俘虏营里，也要检查，我也含在嘴里，还是没有被发现。平时我把手表藏在大皮鞋里。我们晚上睡觉是二十个人睡大帐篷的一边，很拥挤。晚上我上表，滋嘎滋嘎响，被人家听到了。第二天我们队长把我叫去，要我交出手表，我不敢不给，不给晚上就要挨揍。
我的老乡，团部的协理员（就是教导员）刘光麟，他被俘后手表却失而复得。他原本戴一块俄国火车站金表。被俘以后，美军有个很会讲中文的胖子「王大尉」王立文一看到这个金表就说，这个表不能带到战俘营，带去不但会被搜走，而且会挨揍。「王大尉」就把他的表给收起来了。结果过了两年多，这个「王大尉」跑到济州岛，查到刘光麟，把这个手表还给他。美国人真的很讲信用。
巨济岛战俘营（1951.06-1952.04）
在水原的审查结束后，我即被遣送往韩国南端的巨济岛战俘营。由釜山要到巨济岛坐登陆艇要坐4小时，早上在釜山走的时候，美国人给我们四五百名战俘一人发一个罐头当午餐。当时天气很热，口很渴。船上的饮水都是5加仑一桶的，漂白水的味道很浓，难喝死了。大家都在骂，美国人好坏，这个水那么臭叫我们喝。结果船一到巨济岛，甲板一放，大家就像放羊一样下来。我们看水很清，几百人都趴下喝海水。一口下去，就骂这高丽棒子的水都是苦的，哪有像我们家乡的水。我们都是土包子。人家知道的人才说，海水就是咸的。
巨济岛的中国战俘营主要是七十二和八十六两个联队，各有七八千名中国战俘。因为我是解放军的连级干部，就被分配到七十二联队的军官大队。当初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一日三餐每餐半碗饭，刚去的时候饿得头晕眼花，后来才慢慢习惯。住的帐篷，每个帐篷40人，20人一边，拥挤不堪。衣服上都印有P.W. （Prisoner of War）字样，每人的衣服上还印有战俘编号，我的是710443。皮鞋、卫生纸、肥皂、香烟等日用品都够用。
在战俘营中，行动丝毫没有自由，战俘干部看谁不顺眼就可能拳打脚踢；说话不小心也会招来皮肉之苦，甚至丧命。七十二联队的副联队长李大安戴着牛仔帽，屁股上挂着棒子。看你不顺眼，二话不说，就皮鞋踢几脚，棒子敲两下。大家都不敢反抗，私下叫他「活阎王」。他有时候到军官队上课。平常来军官队上课的只有一个牧师，没有其他人。李大安来讲课，我们不敢不听，坐在操场上，听他讲当年在东北给陈诚开车等等。到底真假与否，我们也不知道。
七十二和八十六战俘营都由反共战俘控制。我刚去干部就调查：「你们哪个是共产党？」我就乖乖地举手。如果不举手查出来就要挨揍，白天不打，都是半夜打，晚上在帐篷外把人打个死。所以我们老老实实地承认，乖乖地在那当俘虏。我也不讲话，不攻击国民党，也不攻击共产党。
尽管很老实，我还是挨过一次打。1952年4、5月间，刚从巨济岛搬到济州岛的时候，营房帐篷才刚搭好，厕所还没有修好，就挖了个四方池子，大概五公尺一个解房，洒了消毒粉。小便一定要解在消毒粉上，不能滴到外头，滴到外头一点就看到了，因为会起泡。早上起来人多拥挤，我的尿滴到外头一点。副大队长说：「你怎么尿到外头？」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人多嘛。」他说：「你还反抗阿，你要造反啊？」我就顶了一句：「你才造反啊。」然后他问了我的名字，早饭后就来叫我，过去就给我一皮鞭，打在腿上。幸好我认识的联队教育股长王东原（与当时驻韩大使同名）过来帮我求情。不然的话，不晓得还要挨多少鞭。
在巨济岛时期，虽然反共战俘基本控制了七十二和八十六联队两大中国战俘营，但还是有部份亲共战俘暗中活动，双方斗争激烈。1951年秋天的一天下午，大概三四点钟，我们几个军官队战俘正在打麻将，突然间看见不少人抱着毯子往战俘营的大门外跑。我就把麻将牌丢下去看，怎么那么多人在那，大概有百把人跑了出去，这时候营门已经关了。显然他们预先联系过，抱着毯子一起冲出大门。美国人站在大门口清点人数，然后把他们带到对面七十六联队。
这一百多以孙振冠为首的中共军官都是愿意回大陆的。在此之前我和他们也没有联络，不知道他们的组织。我在那很单纯，我也不讲话，也不干什么，就乖乖打牌。
七十二和七十六联队就隔一条十公尺宽的马路，早上双方各自升起青天白日旗或五星红旗。然后你拿石头丢我，我也拿石头丢你；你骂我，我也骂你。后来岗楼上的美国和韩国卫兵命令不准丢石头，再丢石头就开枪，每天的混战才停止。
孙振冠把那一百多亲共军官战俘带走以后，人一下少了不少，军官队原来三个中队就改成两个。亲国民党这一边人就说：「好！我们现在干净了，共产党都走了，我们清一色可以回台湾。」军官队的领导干部都是军校二十三期的学生，高文俊他们这批人。他们在军官队占了三分之一，大概一百多人。
为了表示反共意志，战俘干部要求每人在身体上刺上反共口号和标记。虽然身体发肤受自父母，但在高压情形下，识时务者为俊杰，否则就被扣上亲共的帽子，招来皮肉之苦。所以不管真反共假反共，身体都刺青，而且刺得越多，表示决心越大。我也不例外，刺上了「誓死反共」四个字。
1951年4月，联合国对战俘进行了一次甄别，询问我们是否愿意回中国大陆。甄别的前夜非常恐怖，有些战俘预先说出要回大陆，干部就打你个死。晚上先把皮肉割掉，拿皮管子揍你个七死八活。晚上我们都睡觉了，这些人被叫到帐篷外挨打，因为帐篷外才有电灯。我们在帐篷里只听到啪啪的打，哎哟哎哟的叫。也不敢出去看，因为一出去，表示你也有问题。真是恐怖啊。
甄别那天早上，在战俘营的大操场上，联合国管理当局搭起两个帐篷，连在一起，里头摆了两张桌子。战俘们间隔五六公尺，一个一个地从这个口进，从那个口出。中间没有讲话，也没有问什么，走过去就好[ii]。走出帐篷后，左边一条路，右边一条路，往哪边走随你便，也没人解释。从帐篷出来后我看哪边人多就走哪边，然后上了一辆带蓬的大卡车，上面都是要回台湾的战俘。坐满一两百人之后，汽车开动。开了一圈又回到七十二联队的大门口，我们又回到了七十二联队。
我认为，美国做的甄别是完全自由的。有人说是胁迫，我认为那是不正确的。我个人看，美国人没有干涉你要走哪边，走哪条路也没有人管你。而且每人相隔几公尺远走进甄别帐篷，他也控制不了你。
此处记忆可能有误，似应为七十一联队。见张泽石编，《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页157。
[ii]张一夫先生所述「甄别」过程与其他受访战俘的描述有所不同，多数受访者回忆当时联合国军的甄别人员确有询问战俘是否愿意接受遣返回中国大陆。联合国军方面于1952年4至5月甄别了总数超过21000多人的中国战俘，在不同战俘营和不同时间，各个战俘的经历可能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