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谈唐德刚：先天禀赋 后天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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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读唐德刚的书，是删节版《晚请七十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几页读下来，激动得难以克制。毫不过分地说，就像遭遇八级地震，全身血脉如翻江倒海，连续几天冲动得不能睡下。别样的见地，别样的叙述，别样的文风，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又去书店买了几本，分送朋友。他们和我一样，都惊了，也都快疯了，其冲击力与原子弹爆炸没什么两样。唐德刚提出的“历史三峡”论如池塘涟漪，一波一波推得越来越远。至今每与朋友聚会，唐氏关于时代变迁的主题，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联系到眼下的社会现象，也越发地引人深思。有人形容他是“一人敌一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夸张。
唐德刚的作品还原了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了人和事件，还有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即内心)的关系。人物是真实的，环境是实在的，时代是准确的，内心是可视的。他的语言是个人化的，充满文学的魅力，也充满了真知灼见。他说（张）大千之作是“宋元之下，明清之上”的，是略带“现代新意”的“传统国画”，基本上和梅兰芳的京戏一样，都是“传统艺术”的“收山大师”。这话，即使专搞艺术研究的人，恐怕未必能概括的这样好。
唐德刚的一篇《梅兰芳传稿》，我都翻烂了。后来，方知竟是人家的处女作，况且还不认识梅兰芳，怎么写得这么好？神了！从此，我把唐德刚确立为自己终生效仿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学不好，也要学。于是，在动笔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开始比较注意研究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内心之间的关系了。比如写翦伯赞，就要好好想想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翦伯赞还能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受不了了，毕竟是读了些书的。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但他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级地伺候于政治；翦伯赞是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不能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毕竟政治难以取代常识，环境无法窒息心灵。可以说“文革”前夕的翦伯赞，思想上有了极其明显的转折。对吴晗也是需要审慎研究之后，方能下笔的。他以学术起家，未以学术为业；他成于政治，又死于政治。但我以为吴晗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他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符咒，是对中国的学术和学者的一个戒语。吴晗的不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民族的不幸。千年遗传下来的根性，使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对权势抱有敬畏，也怀有期待，期待自己也能进入权势。关于人与内心的关系,主要指心态、心理、心绪、心情等。罗隆基一生，身边的女人没中断过，即使成为右派也如此。反右运动结束没几年，就有漂亮年轻的女性表示愿意嫁他。罗隆基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一直独身，但一直背着“流氓”的骂名。拙作《无家可归——罗隆基情感世界》，我有意集中笔墨来写他的情感世界，以其日记、年谱为依凭，把他从小到老的私生活做了梳理。我有意识地涉及他的性心理，从形成到表现都做了点滴分析或归纳。也许说对了，也许错了，但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
别以为“口述历史”就是“你说我记”，口述史的优劣与高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者，取决于他的史学知识，社会积累和考证功夫。唐德刚一方面善于提问，逼出传主“说”出一切，另一方面，他能发现和纠正传主的记忆疏漏，加以考证和补充。众所周知，他给胡适写口述史，胡的口述部分占一半左右，另一半内容则靠他找到相关材料加以充实。(《李宗仁回忆录》属于传主本人的口述仅占百分之十五)。拿《胡适口述自传》与此前的《四十自述》对照，正如唐氏所言胡氏“并未提出什么新材料”，但是，唐德刚的注释确为不可不读的好文章！难怪台湾学界认为，就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恐怕还在传文之上，说“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并不过分，也非过誉。
读唐德刚的作品常常是拿起就放不下，其原因还在于他的一支笔，能把历史写得非常好看，即用文学来写历史。史书有无价值，在于史料的真实；史书能否流传，则在于文学的功力。唐德刚曾这样讲：“胡适用十多年时间研究《水经注》，电脑十几秒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史学研究还有一部分可以与科技相对抗的，那就是在史学之中，还有文学。”实践证明，他是对的。
有人说唐德刚的路子有点野。野，是指他研究和表述历史不够严格、也不够够正统。的确，不够严格，不够正统。因为在他笔下，不但“文史不分”，且性情张扬。需要说明的是唐德刚的张扬，决非肆意妄为，而是源于其毕生对历史的亲历和对社会的感受，风潇潇，血淋淋！有了亲历和感受，就自有言说的欲望和冲动。阅尽天下炎凉，历遍世道沧桑，唐德刚是最懂人心与人情的！一落笔，人物就有血色，时间自会倒流。那些远去的灵魂，遗忘的历史，都被他的笔扫到了眼前，格外生动，也格外分明。读他的《梅兰芳传稿》，你能感受到浓浓的哀婉之情和淡淡的旧日梦痕。那既是梅兰芳的内在气质，也是唐德刚的海外孤魂！洋洋洒洒的文字背后是一个人的情怀！
据说，在离别二十五载之后，1972年他首次归来。当从飞机舷窗眺望到家乡山水时，激动不已的唐德刚，躲进洗手间，失声痛哭。
“临去且行且止，回头难收难拾”。这是他的诗，也是他的心。
2010年于北京守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