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保姆”李登辉——被选择性遗忘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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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8阿信
历史百人会
最近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一样给遇到的每一位学者和教育研究者隆重介绍李登辉。我介绍的不是台湾那个李登辉。那个李登辉大名鼎鼎，无需我费神，而是在20世纪初与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晏阳初、竺可桢等齐名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但一听我提李登辉的名字，每一个人都以为我说的就是台湾的那个李登辉。中国当代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孤陋寡闻让人震惊。
当然我也一样孤陋寡闻。我是在网上买台湾李登辉的传记，到了才发现拿到手的是一位也叫李登辉的复旦大学同名校长的传记。刚开始还有点不高兴，但一读之下才发现中国还有这么优秀的大学校长！
前几个月因为给《校长》杂志写传承，发现中国现代私学的奠基者和投资人，南开“老板”严修。这次不经意间又发现把复旦从襁褓之中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复旦“保姆”李登辉。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近现代历史和教育史是选择性记忆的历史。只有你愿意，拿起锄头到里面随便挖上几锄头，没准就能挖出一件宝贝来。
中国当代教育如想前行，不用一天到晚研究“XXX之问”，或者全世界跑着考察这考察那，苦思怎么办？怎么办？
路就在脚下。问问立志把复旦办成耶鲁的李登辉即可。
把复旦创建成中国的耶鲁
李登辉，1872年生于印尼。祖先是在康熙年间来南洋谋生的福建沿海渔民，到李登辉时已历七代。青年时代到美国耶鲁大学求学。1904年冬，33岁的李登辉来到上海，回到他的祖先已经离开七代的祖国。决心把自己的一声贡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
在上海，李登辉加入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逐渐融入以外国传教士、归国留学生和本国基督教徒为主的中国社会。在青年会的支持下，1905年，李登辉发起创建“寰球中国学生会”。李登辉亲手制定章程，组织董事会。各董事皆为留美归国学子。许多董事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如颜惠庆、王正廷、伍廷芳、宋耀如等。
民国建立后，寰球中国学生会设有游学招待部，协助北洋政府外交部处理中国学生留法、留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就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宋庆龄、宋美龄姊妹也是由李登辉安排赴美国留学的。
在创办寰球中国学生的同时，受马相伯之邀，李登辉参与创建复旦公学。复旦草创，一无经费，二无师资，三无校址，一切都要白手起家。当时马相伯已经60多岁，当了不到半年的校长，就因经营苦难、财务管理混乱、校董之间矛盾重重黯然离职。严复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到：“马相伯老不晓事，为人傀儡，已携行李离堂。”
1905年至1912年，复旦工学校长走马灯地换了五任，平均每任不到一年半。李登辉1906年到校任职，先任英文部主任，后一直担任教务长。是复旦公学实际上的主持人，教师延聘、规划课程都有他负责。他还承担起英文、德文、心理学、名学等课教员，每星期授课时间几近30小时。这一时期，李登辉课务之繁重，局全校之冠。
复旦创立时，带有私立公助性质，进入民国后，复旦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李登辉认为，复旦的教学必须优于英国和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向衔接，使不能去外国留学的学生也能够进修高深的学术。1915年7月，李登辉参照母校耶鲁大学的课程说明书等文献，制定出复旦综合课程课程体系，它由课程、教师、教材、学分、学时、必修和选修几方面组成。
李登辉决心把复旦变成中国的耶鲁。由于复旦毕业的学生品学兼优，1920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名校致函李登辉：凡复旦大学毕业生，可直接升入上述美国名校，无须再进行考试；复旦各系科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者，被美国各大学普遍承认。
反思民国教育的缺失，也是中国当代教育的缺失
我在为《校长》杂志写《南开“老板”严修》时，发现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南开大学校父严修，在南开大学名望如日中天之际，突然非常绝望，痛感自己一生办教育完全失败，晚年回归国学。我当时对他的反思一知半解。读了李登辉的传记，才完全明白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大师面临的困境。
1929年，李登辉在文章中说：“在过去的教育设施中，尤其中国，太偏重于智育方面，以致把其他方面都忽略了。”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一般所谓受过教育的人，虽然智力发达很高，然而或是体质羸弱，形同病夫；或是思想空泛，不切实际，甚至于有文无行，变为腐化的官僚政客、学痞商蠹。在闭关锁国的时代，这种只注重智育的教育导致了国家的落伍。清廷认识到维新的必要以后，开始尽力模仿西方。“但是那时只看西方无知文明之可惊，我们的模仿，也就着重在无知方面。至于西方文明的精神方面，虽是西方文明的精神精髓，却反因未受了解，而遭遗弃。我们改革的结果，只是抄袭了一些西方的皮毛。今日的情形，尤其不幸。我们因为对于中国一切旧制度、旧礼教、就到的的怀疑。把这些一股脑儿都达到推翻，同时却又不能产生新到的的标准。一般青年所售的教育，都只是理智的片面，丝毫谈不到全人的发展。”
因此之故：原先“我们虽以精神文明自豪，鄙视外人为太重物质，而在今日，则物质与精神，两均不能如人了。”
李登辉说得是他那个时代。但对中国的今天也许更为适用。针对文革的“反智化”倾向，1977年开始恢复的高考高举“知识决定命运”的旗帜，当时万众欢呼。但三十年下来，中国教育又陷入“唯智化”的泥坑。而学生的生命是需要全面发展的。今天的中国，除了应试，学生其他方面所有发展的空间和兴趣都被剥夺了。怎么办呢？
李登辉接着说：“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要把个人潜伏的心能，尽量引导使之发展，以替社会谋福利。个人中最有价值而应启发的心能，也就是在社会上高贵的德行。这些事什么呢？就是独立、忠实和协作。”
培养独立精神，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学生自治。复旦最大的特色我认为是学生自治。复旦创始人马相伯特别注重学生自治，可以说复旦是先有学生，再有学校的。李登辉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复旦不仅发展成为一个微型的民主社会，而且借着学生自治，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带动学生全面发展。
复旦校友回忆说：“李校长主持校务，民主风气至为开朗，如膳食、足球、戏剧、音乐及其他运动等项，皆由同学组织委员会办理，校方仅负督导之职，所有一切措施，人人均可建议改善，纯采自由平等方式……故校务卓著，成绩蒸蒸日上，迄后人才辈出，蜚声全国，就是这个缘故。”
李登辉还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不“合群”（不团结），一盘散沙。为此，在复旦校园大力推行合作运动：用教育的方法，从根本上改造个体自私自利的不良习性，养成互助合作的美德。
1918年3月，中国最早的合作社——复旦商店开张营业。商店由师生合股，初定资本为200元，不久增至500元。每股股金4元，共125股，年底盈利389元。10月，复旦师生又创办“中国第一个有规模的信用合作社”——上海合作储蓄银行，校内外均社营业部，业务由商科学生承担。
除此之外，复旦的演讲风气非常浓厚，鼓励学生养成自由研究的风气。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正是复旦校训和校歌中唱到的这些精神，让复旦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李登辉主持的复旦大学也成为培养大学校长的摇篮。先后有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郭任远，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程天放等25位校长从李登辉门下走出。
倡导理性和爱国
李登辉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以清规戒律著称的长老会的一员。教会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又是一位彻头彻尾受西方教育的学者。1905年从南洋回国，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但这并不妨碍他深爱自己的祖国，深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李登辉虽然目睹满清的腐败和民国的混乱，但不否认中国文化之精神与博大。他在和学生讨论《易经》时这样说：
“本来中西学问，似乎同出一源。中国的五伦，你看，多好啊！不必教会的规定差。我们虽百年做任何一种学问，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一定要做得完完全全，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其终也，所为异途同归。”
他爱自己的祖国，但不回避他的缺失，教导学生不要做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席卷全国，复旦学生领袖溪玉书也签名参加了这个运动。溪玉书回忆说：
校长知道后，把我请到校长室，惋惜地问我说：“玉书同学，你本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同学，为什么要签名反对宗教呢？”
我这样回答：“庚子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强迫我国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更使我国民穷财竭，者都是因教案而引起的国耻，所以要反对外国宗教。”
校长耐心地向我解释：“你这种爱国心非常可嘉，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时慈禧太后盲目排外，为满足个人的权位不择手段，利用义和团妖言惑众、扶清灭洋的口号，以乌合之众，与世界为敌，焚教堂，杀教士，毁领事馆，残害洋人，皂白不分，徒呈暴力，泄愤于一时，丧失理智，不顾后果，一致造成八国联军之役，者完全是咎由自取，错在慈禧太后愚昧无知，以国事当儿戏。任何宗教，都是以济世救人为宗旨，耶稣教也不例外。外国教会来我国传教，虽然有被利用作侵华工具的嫌疑，传教士良莠不齐，也有仗势凌人或包庇教民的事情；但其办学校、设医院等项，总是对我国有益的。只要我国强盛，外国教会就无所施其技，反而有利于沟通中西文化，教案的问题就不致发生了。因此，我劝你的思想要开放些，对问题要想清楚些，不必局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圈子内，养成排外思想。”
20世纪初，中国变化太快了。不停的变革形成狂热。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往往仅凭一时非理性的情绪。有感于此，李登辉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理性的爱国精神。有此见识，在今天的中国都难能可贵。
中国优秀传统和基督信仰的完美融合
就如徐光启、马相伯、晏阳初等人一样，我从李登辉身上看到中国优秀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相互促进、完美融合所激发出来的高尚人格。
李登辉祖籍福建同安。和创办厦门大学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同乡。虽然从先辈起就来到南洋生活，但在他们身上依然奔流着中国的血液。和中国优秀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传统中爱国爱家、经世致用、与时俱进的实学思想。他们爱自己的祖国，在祖国忧患之际投身进来。他信任自己的民族也能有其伟大的将来。就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严修一样，将教育看着奉献祖国的根本途径。李登辉持身严谨，笃志、淡泊、专一，他自述一生说：“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他素位而行，排除各种干扰，不介入政界、军界、商界的纷争。据学生说，校长身上有“宁静安详的气度”、“雍穆和易的仪态。”
他是真正融汇中西的大师。有比较鉴别，则知中华自有可爱之处，不至坠入弃华媚洋之伪爱国；他深知中国落后，必须急起直追，而非文过饰非，以‘国粹’拒斥西方先进。
他又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一生持身严谨，深具清教徒特色：“身上穿的，多半是20年前购置的衣服；衬衫满是补丁；裤子短的袜筒露出一段；大衣的衣袖和下摆光的发亮。他的饮食，也极为简单。平日的菜蔬，只有两荤两素。”
他牢记耶稣“谦卑的人有福了”的教导，在声誉正浓之际，在福音电台公开发表忏悔式的演说，自承办教育，服务公众的公心不及求名之心那样炽烈。坦言要求学生不跳舞，不吸烟，不赌博，而自己有段时间迷于烟赌，作为校长，带头违反校规，因此实乃虚伪小人，没有做到“爱人如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一个人的公开忏悔鼓励教师要求于学生者，首先从自己做起。以此践行道德教育，践行复旦校歌中“师生一德精神贯”的爱的教育原则。他越到老年，愈视名利如浮云。
复旦校友、《新闻报》记者赵世洵回忆，他想给校长写一本传记。说明来意后，老人连连摇头：
“我从来没有保存过我的记录，我的过去没有什么值得你好写的，而且我已经记不清以往的事了！在神的眼中，说不定我还赶不上路边的一名小贩呢！基督的使徒，不全是贩夫走卒吗？他们在那个时代，不避艰难，冒死传道行善，我的言行，能及他们万分之一吗？”
1947年9月，为复旦和中国教育鞠躬尽瘁的李登辉离开人世。一位学者撰文说：一位真实的基督徒离开我们而去了。复旦大学校友为他立了墓碑。墓碑上写着《圣经·腓力比书》上的一段话：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