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何以流行：读斯泰宾《有效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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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8 冉云飞 冉氏艺文志
冉按：我一直说逻辑在我们生活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我们也要在自己所做的游学活动中关于逻辑教育的游戏与教学，因为没有逻辑能力，有效的沟通变得不可能。因此也有人要我推荐关于逻辑的书，我一直推荐伯顿的《身边的逻辑学》，现在再推荐斯泰宾的《有效的思维》。下面是我读《有效思维》的一篇文章，希望对好学者有所启迪。原文省载于我腾讯大家的专栏，今全本发出，请大家围观。2014年12 月28日于成都
一
小时候我们村庄一位我喊“四公”的、懂文化的富农冉懋学，在改造的闲余，替生产队放牛时，常给我讲《水浒传》和《说岳》——这些名字当然是我后来读书后凭内容才知道的，他也不曾告诉我——杀人越货、忠奸分明、风生水起，听得我好不快活。现在看来，他讲的这些故事，不只是那些古代人活灵活现地在我面前走动飞舞，更无形中起动了我最早的思维训练：好坏二分、非黑即白的思考路径，早就深植进我们习焉不察的说部里，让那故事渗入龟裂干涸的心田，使过度概括和简单二分这样的逻辑思维，成了我们的血肉而不自知。
你的思维和想像本来是蓬勃葳蕤的，像大自然一样参差多态，丰富蔓妙。但有的人不乐意你活得如此开心有趣，偏要将你的思维搞成压缩饼干，成了一个斯泰宾意义上的“罐头思维”。“罐头思维”怎么培养的呢？在书中斯泰宾并没有言及，但依据他对“罐头思维”的形成机制的言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培养理路。“罐头思维”的形成就是尽量使民众不知逻辑为何物，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摒蔽事实真相，省略论证过程，没有有效证据链，最终只有给定的结论，不管是这结论是何等荒谬。但在民主自由社会，要使普罗大众大规模地形成这样的“罐头思维”并不容易，而在专制社会形成 “罐头思维”仿佛是娘胎里带来的，因为文化积淀和集体无意识，使得“罐头思维”的诞生有极其丰厚的土壤。
如今我们中国人的“罐头思维”是怎么练成的呢？其基础之一是家庭教育，父母的“罐头思维”使得儿女多姿多彩的想法受到抑制，甚至打压，因为很多父母已不习惯一个在思想上自己不能主宰的孩子。当孩子与他们争辩时，他们会认为大逆不道，即便错了也用权力来压制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更有甚者，死不认错。也就是说中国的父母大多已经在行为和心理上内化成为专制制度的一部分而不自知，他们的爱里有的只是强迫约束，有的只是借爱来控制孩子，以便满足自己的权威。听话成了很多父母判定孩子的一个乃至唯一标准，以“好孩子”、“孩子真听话”而沾沾自喜，其实这只不过是给奴隶主培养奴才，残害孩子。在他们眼里，当然不知道爱与自由缺一不可，才是使孩子健康成长的不二准则。没有自由的爱，常是以爱的形式呈现出的一种精神绑架和身体禁锢。
复次，中国的学校是培养“罐头思维”的大温床。心怕思维着火，不好管理，于是老师秉承官方旨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洗脑。从小学的思品课到大学里的“毛邓三”，是洗脑的正面主攻战场，而历史、语文诸课则是相对隐蔽，但影响更为湛深的洗脑地盘。老师和家长一样是被洗脑和内化成专制制度一部分的，但对青少年影响很大的一群人。老师在知识上的相对优势成就了他们在学生中的权威地位，但他们本是受洗脑教育的人，言论和行动里无不带着“灌头思维”的痕迹，自然会把这样的负面影响传递给学生。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考试中注重标准乃至唯一答案的陋习，是培养“罐头思维”的利器。不管前提是否正确，论证过程是否经得起考验，只要你能背得了唯一答案，那么你就是考试尖子。如此选拔和激励机制，不需要思考，最终会废弃你的思考能力，使你不知质疑和批判为何物，的确成了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
为什么许多人或者我们的教育机制，希望你成为听话、会背诵、不思考的机器呢？那是因为如果你思想不羁的话，不便于那些想占你便宜的人管理。一个常问为什么，且问为何只给我们吃罐头食品，不让我们吃新鲜食物的人，这会成为他们的大敌。他不希望你的思想像新鲜食物，不便携带，不便管理，便要制成压缩饼干，使不循常规的活跃思维，纳入他们的铁屋之中，这样他们才放心。你不能乱长，你必须被剪的与冬青树一样平整一般高，不可以旁逸斜出，更不可以繁柯蔽日，因为这不符合他们整齐划一的极权主义美学观。于是众多的学生都成了工业化教育下，成规模地生产出来的、其思想的尺寸与口径都被质检员老师严格检验过的产品。是不是有鲜活的思想，充足的个性，不羁的创造，快乐的身心，那不是他们所操心的，至此，青少年的“罐头思维”在出社会前便已大功告成。特别主张“思维的乐趣”的王小波曾说过：“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思维被罐装化，思维的乐趣便丧失，偷懒和思考所带来的疲倦，使得“罐头思维”越来越钝化，最终丧失了有效思维的能力。
二
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晚年心系斯泰宾《有效思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他重病不能译毕之后，更委托给信得过的人叫其一定要将此书译出来，可谓有深意藏焉。真正研究语言学的人，很少有不涉及逻辑学和哲学的，反过来我们也不难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曾经有著名的命题曰“哲学是语法研究”。吕先生一生有不少可堪让人记住的事功，但有一点却极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他曾是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的教员。斯泰宾的《有效思维》是他译来作为礼物献给该校学员的礼物，虽未能亲蒇其事，但其情之深，令人难忘。“我翻译这本书，是有鉴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于正确思维的议论，希望能通过本书的译本使发议论的文风有所改进，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八十多岁的老人把已经极其有限的工作时间用在这个译本上不为无益了。”（斯泰宾《有效思维》P261，商务印书馆2008年11月版）
吕先生经历四九年后诸多运动和风雨，说话自然是有保留的，逻辑学教授斯泰宾这本《有效思维》的小册子，岂止是对改进文风有用？吕先生所说的“发议论的文风”，在我看来就是说话（特别是开会）、写稿时要有相当的逻辑、要避免那种一上来就滥用全称判断、偷换概念的假大空的议论风气。我读了吕先生上面的那段话，很感他对逻辑在一九四九年后遭遇全盘覆灭的痛心，事实上在如今的学校教育里和我们的公共生活中，逻辑学依旧名存实亡，付诸阙如。如若不信，你只要观看一天的官方传媒报道、领导讲话，其间的逻辑谬误，用层不出穷来形容都不为过。为何如此呢？因为从奥威尔的新话到无逻辑的大忽悠，使人们走不出观念洗脑的魔掌，成为清醒而自主的公民自然就没有可能。
斯泰宾对于有效说理和逻辑实证，不只是谈到“罐头思维”的问题，而且谈到成见（“戴上眼罩的心灵”）、换位思考和反证（“你和我：我和你”）、语言的准确和有效性（“不好的语言和扭曲的思维”）、洗脑术（“宣传：一种障碍”）、偷懒与不思考（“听众的种种为难”）、夸张的语言垃圾（“节制之道不行于时”）、故意欺骗（“利用我们的愚蠢”）等，使得一本小册子对于如何正确使用语言与逻辑方法，使思维的有效性达到一种可以期望和衡量的高度。由于斯泰宾所举皆是几十年前英国的例证，对于我们来说，其有效性和针对性不足是自然的。因为他所批评的诸多症状在英国大多是一种隐性存在，在中国却有更为典型的表现。可惜的是至今无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许多人宁愿把自己的才智耗在不知所云的语言迷雾中。
语言之外，自然存在着一个有待我们了解的世界，但我们人类不能不承认我们是通过理解语言来理解世界的。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语言是表达与遮蔽的连体婴儿，要想分割开几乎没有可能。所谓情到深处人孤独，是指语言在情感深度方面的无能。这种语言的无能，不只来自语言本身，更来自对语言的故意扭曲和其间所蕴含的信息的人为遮蔽。最强大的语言制造器，是真理部制造的奥威尔新话。四九年后的现实中国，比奥威尔的小说来得更为残酷而真实，强大的宣传机器制造的模拟现实，在人们的理解能力和心灵沟通上制造了一张无所不在的精神铁幕，包括许多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在写作上，至今都仍处于“楚门的世界”里，而不得破门之匙。这就是培根为什么说：“人们自以为他们的心灵在操纵语言，可是往往适得其反，是语言在统治他们的心灵”（《有效思维》P178）。
当你想说真话并批评这个社会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所使用的语言是不是奥威尔的新话？是不是被新话包围了，不知不觉使用了而不自知？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就是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哪怕你正在从事批评由新话组成的意识形成，你也被新话所组成的意识形态所裹挟，不自觉地复制新话，从而被它包围得严严实实，还自以为冲出了樊笼。其实你就像“楚门世界”一样无所逃逸，自以为逃离了它的包围，其实它有一块更高的“天花板”在那里等着你来跳。由于你使用它的话语体系，所以这管制思想的“天花板”经得起你无数次看上去充满战斗力的冲撞，最终“天花板”毫发无损，而你却从此心恢意懒。
六十四年来奥威尔式的新话，在我们国家无法遍举，因为这些语言垃圾多到你清扫起来相当麻烦的地步，但我们却不能不因此一点一点地来揭示其真相。如“三年大饥荒”的官方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可以说官方在这样表达的时候，就是存心欺骗和转移真相。遮蔽真相的目的，是为统治合法性打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为什么在官方的当代史研究中提倡“宜粗不宜细”的深刻用心。把不可推卸的人祸打扮成不可抗拒的天灾或者一场“苏修”的逼迫，就可以不为成千上万的饿死者负责，也使得多少饿死的生命变得无足轻重，甚至与暴尸荒野的野生动物一样，不足挂怀。倘使你在揭露三年大饥荒的真相时，还用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和“三年困难时期” 这样的新话式语言，那么你的揭露就会矛盾和遮蔽，你的语言逻辑和真实事实之间就会出现不配套的冲突，从而减弱你的言说力量，也使得看你文章的人充满许多不解的疑窦。当然这不是说你在下结论时不应该审慎，而是说你应该用真实的语言来表达你的数据及论证过程，而不是率先进入“新话体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不意识到这一点，有关四九年后的研究就会变得纠结而丧失真实的言说起点。
这样说，并不仅是为了反对官方的“新话”，而自己再制造一套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来对抗它，从而完成对它的变相复制。这就像仇恨具有很强的反噬性和自我复制能力一样，“新话体系”及其反对者，一不小心就容易用反对姿势来对此加以复制，从而进入一套不为说清事实的意识形态魔圈之中，可谓正中“新话意识形态”的下怀。如一九四九年大陆官方说成“建国”，台湾国民党说成“沦陷”，都是自身意识形态过于浓厚的表达，用一九四九年这样的时间概念来表达这个分界点，更为平实而罕带意识形态的自我防身符。如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三年战争，共产党叫“解放战争”，国民党叫“剿匪勘乱”，而在我看来，比较中立而真实的表达是“国共内战”。我认为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再作价值判断，那是每个人的权利。但一上来就在事实中先入为主地夹杂着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就会使得研究变成一锅难以下咽的粥。换言之，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分离与合观，要使读者比较了然，而不是诚心欺世，并自以为得计。
三
“四公”的前景说不上前程似锦，但在三年大饥荒前，他工作于都江堰。三年大饥荒川西平原也饿死了不少人，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儿黄》就记述了温江地区饿死人的惨况。但总体说来，离大城市较近，比我们僻远的山区饿死人的概率要低。“四公”执意要回家，死也要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从此就没日没夜地成了我们村庄的整肃对象。文革时他的改造方式之一，就是写大批判标语和塑刘少奇的泥像，来让大家批判并认清其 “丑陋嘴脸”。刘少奇嘴脸丑恶到什么地步，我后来读书学到“青面獠牙”一词，就立马想到小时在自家门前的“跃进门”旁边看到的刘少奇塑像。刘少奇塑像不仅难看，而且很矮，使得童子如我等就可常常在此跳跃一过，狗自然也少不了要在上面撒尿寻欢，获得一种侮辱他的快感。仇恨教育的要义在于，使自己做了下流的事，还自以为正义满腔，成功地颠倒了是非和煽起了人性之恶，使得你做恶事时丧失了羞耻，没有敬畏感和做人底线。当你返转身来意识到自己所习得之恶时，你已在恶的深渊里随众起舞，跳出这被制造的仇恨粪坑已是极难。
一九四九年后除了“奥威尔新话”对我们生活的全面笼罩外，还有就是会议和领导讲话的垃圾语言遍地“开花’，对汉语的有趣优美、表达的精确性造成极大的伤害。所谓垃圾语言，就是语言由权力所带来的粗鄙化——我这里并不批评民间语言的鲜活和粗鄙性，因为这样的粗鄙性是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秩序生长”，即来自民间的土壤与创造 ——语言由权力所带来的粗鄙化，是一种官方强力介入的恶果，其实这也是对语言在民间自我生长的“自治传统”的干预和破坏。其粗鄙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标语口号遍地，从通衢都市到僻野乡村，无远弗届，直接参与以至玷污民众生活的细部。
口号治国，在吾国有悠久的传统，一九四九年后更是愈演愈烈，加上标语，成为洗脑和管制社会的大杀器。口号就是光秃秃的话，没有必要的论证，不需要你思考，只需要你接受结论。口号有很多种样式，但常用的制造方式无非是重复法、传染法、断言法。断言法中没有比“没有……就没有”的句式，更能制造不容置喙的心理效果、泰山压顶的恐惧传染了。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据说此口号曾经有一个更牛掰的版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简直要逆天和虚无到把一九四九年前的历史一笔钩销抹杀的地步，好像此前中国不曾存在过一样——好比那些对孔夫子敬爱到无以复加的人所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官方的言下之意就是告诉你：“天不生共产党，万古如长夜”。
毛泽东的语言被很多人赞美，说他简洁鲜活，不少人都读得懂。我承认毛泽东的语言有感染力，因为他深得标语口号的三昧。他的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就颇得标语口号“断言法”与“重复法”交叉感染，最后加入了“传染法”的精髓。但你若是稍懂点逻辑，你还会赞赏他这样的话么？“凡是”这样的全称判断，其逻辑漏洞之大，可谓俯拾即是。但慑于毛泽东的淫威，不会有人指出来，但至今仍没有人对毛泽东语言进行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分析，这就实在太令人遗憾了。敌人反对吃粪，你拥护吃粪吗？敌人拥护冬天穿大棉袄，你反对并且要去裸奔吗？把话说得绝对，不留余地，可谓是毛式语言的一大特点，如“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些对毛泽东亦步亦趋的人，可能心里面也打鼓，话咋能这样说呢？中国历代的皇帝总有所畏惧而有点装饰性，在毛这里无理无耻到一览无余，却被赞美到无以复加，这就是毛式语言对民众心理造成的恐惧及其权利伤害之魔力。
斯泰宾说：“我知道我应当指出我们思想中一个普通（我没看过原文，或许此处应译为“普遍”更为准确——冉注）的缺点，就是很自然地不愿意说些有节制的话而遭人讥笑。愿意承认一个问题正反两面都有点道理，就难免被人责备，说是在需要采取有力行动的时候缺乏热情”（《有效思维》P133）。在我们这里跟随毛泽东把话说得狠，说得无理，逻辑不通的大有人在。其实毛式语言若是还有逻辑，那就是遵循权力的逻辑。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就是要这样说，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其奈我何？毛式语言与一九四九年后官方运动而搞的“群众运动”，可谓天作之合。很多人被毛式语言的狂热煽起的群众运动所吞噬——应该有比勒庞的《乌合之众》、霍弗的《狂热分子》、赖希的《法西斯的群众心理》更精彩的著述出笼，才对得起我们在四九年后所受的苦难——而身首异处，可是那些尚健在者和受害者的后代，却很少有人有真正的反思。为何我说不少人是狂热的浆糊呢？那是因为浆糊浓稠而分不清组成物，即无法辨别价值与事实、是与非、真相与谬误。按理说，浆糊即便煮开了，也不会像水那样沸腾，但狂热使得浆糊更加盲动，好像一个庞大的群体，可怜亦复可怕。
2013年4月13日四十八岁生日母难之期草就于成都，2013年4月14日凌晨签书醉酒后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