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睿：沈从文的后半生
http://www.21ccom.net/plus/wapview.php?aid=117620
《时代报告》2014年第12期 | 作者:李静睿 | 2014-12-16
去年在纽约的时候，我见过一次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他是《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的作者。1977年，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经过几次扩充，成为公认最为详尽的沈从文传记。
金介甫在纽约皇后区一个小大学里教书，办公室大概只有四五个平方，开着极小的小窗，我在排山倒海的资料中勉强坐了下来。他六十几岁，秃顶，离婚，独自住在新泽西州，每次往返学校需要七个小时，需要开车转火车转地铁再转公交车。聊到最后，我忍不住抛弃礼貌，去关心他的生活，问他那本《沈从文传》1999年引进中文版时到底拿了多少版税，金介甫茫然地说：“没有版税啊，就是出版社请我吃了两顿饭。”然后我又问1987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在美国卖了多少本，他高兴起来：“五百本!这是汉学界的畅销书!”坐车回家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真适合为沈从文写传。
沈从文是中国1920-1930年代富于盛名的小说家。1988年他去世时，《纽约时报》讣告称他为“中国文学与独立思想的桂冠式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小说《边城》与《长河》，以及一系列其他形态丰富的短篇小说。1949年政权更迭后，他转入文物研究，创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至去世再未有小说公开发表。沈从文一生与时局交缠，他身上凝聚着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感。
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以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充满湘西特色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金介甫写道：“(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的道德群体中表达出自己的乡土意识”，并将沈从文誉为与契诃夫比肩的作家。然而，政治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位1949年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地位的作家面临着个人创作与为意识形态写作的冲突，随后又因接受政治改造而逐渐缄默。
2014年7月，由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张新颖撰写的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出版，更聚焦于沈从文与政治交缠放弃小说书写后的岁月。这部新传既提供了一些很少被人提及的资料，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所说，他要写的是“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
张新颖从1948年起笔，中国大变在前，老朋友们大都兴奋乐观，只有沈从文，在教育家杨振声的霁清轩中消夏时，还写了篇《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到了1949年，沈从文已被郭沫若划定为“粉红色作家”，他精神失常，自杀未遂，又给远在香港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黄永玉只觉从文表叔夸张而幼稚。没多久，解放军真的进城，沈从文忙不迭夸他们“威严而和气”，劝黄永玉赶紧回来，“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这种矛盾几乎贯穿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在时局的长河中顺流而下，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觉，却又不断否定自己的直觉。他拿不准，所以独自一人坐在船上，更觉彷徨孤独。
沈从文是发自内心想改造自我。《沈从文的后半生》里写到1949年9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自己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后来他写诗，又说自己“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但一个人无法全情投入自己本就怀疑的狂热，所以在毛泽东登上城楼那天，沈从文完成长诗《黄昏和午夜》：“城楼上大钟大鼓灰尘蒙蒙/沉没喑哑相对 已半个世纪/帝国封建的种种，早成传说故事/慢慢在时间下退尽颜色/惟剩余点滴片段，保留在老人记忆中/当作生命迟暮的慰藉。”与之对比的是，诗人何其芳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时间段里，写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象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象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沈从文没法和自己的情感世界做这样彻底的告别，他的确努力把船调头，但是撞上暗礁，他失败了，所以在如火如荼的1949年之后，他停止了文学创作，埋进出土文物的汪洋大海，只有这个世界让他感觉安全。根据 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沈从文晚年口述》的记录，沈从文反反复复强调自己没有资格谈文学，“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因为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刻，可怕的不是整个世界都不知道他的价值，而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以为自己早就过时。
妻子热烈地献身于新中国建设，连读初中的儿子都疑惑他为什么“老不进步”，觉得他“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家人爱他，却不理解他，沈从文只好从肖邦和贝多芬中寻找慰藉。他深夜写作，第二天又完全扔掉，既因恐惧，也因自卑。他当然不再是过去那个乡下人，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觉得自己会超过契诃夫，但他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微弱抗拒，微弱挣扎。
《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有他在位于北京郊外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时的一段话：“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他搞不明白这个世界，也搞不明白自己。1952年沈从文去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在信里给儿子描述当时批斗地主的情形：“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沈从文自己其实也是如此，被不可解的力量支配着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与当时的大部分人尚处于政治昏睡状态不同的是，他捕捉到了这一点。多年前沈从文就在《从文自传》里写过，自己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他的文字准确描述了政治风暴之中众人的茫然麻木，却全无判断，因他本就糊涂，不知如何判断。现在看起来，他的这些零碎文字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脚注，不重要，但有总是比没有更好。
我不喜欢总是试图从一个人身上总结时代，因为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在我看来，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并没有第二个和沈从文一样有着剧烈自我冲突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鼓励沈从文重新写作，1961年他在井冈山住了三个月，雄心勃勃要写一篇关于共产党员的长篇小说，但是什么都写不出来，灰溜溜下了山。“人民”这个词语被作家们高度偶像化，让向来书写“个人”的沈从文无所适从，1949年后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老同志》，写一个劳动模范炊事员，沈从文改了七稿，最后的结尾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地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如果抹去作者姓名，这可能是当时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当被限定为必须为“人民”写作的时候，沈从文丧失了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赋，后来他也感慨过，自己并不知道需要他写作的“人民”到底在哪里。
1956年沈从文写给大哥的信里说：“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到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他无比积极热心要为国家做点贡献，但在那一年的局势之下，他的“贡献”却是忙着给《红楼梦》写了几百条注释，倾心于研究诸如妙玉的茶具之类可能“国家”和“人民”都会觉得可笑的问题。《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记录，当时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说他“终日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事”，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待了二十几年，最后要调入社科院，馆长的意思是要走就走，无人留他。他的单位就像国家的缩小版，其实并不需要他。但沈从文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总是遭遇这些屈辱的下半生里，他并没有活得屈辱，他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获得了另外的自由和荣誉，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点任何时代与国家都夺不走的光，沈从文抓住了它，这支撑着他活了下来，活到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八十年代。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曾经公开说过，1987年沈从文进入了诺奖评选的最后名单，但那一年得奖的人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布罗茨基做了一个名为《美学高于伦理》的受奖演说词：“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沈从文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这也如同他的人生。早在1930年代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时，沈从文就为这条口号加上附款：“也要代替政治”。在1949年前夕，革命吸引不了他。他喜欢的那些词语，是美感、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因为美应该凌驾一切，沈从文和布罗茨基一样，并不愿意展示自己的苦难。在布罗茨基流亡美国后，他从来不愿意提及苏联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对他进行指控，判处他去俄罗斯北方劳改的经历，他还在课堂上建议自己的学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沈从文并不这样清晰地论证道理，但他总有一种直觉，在1980年访美的三个半月里，他做了23场讲座，明知听众更希望听到他个人的经历，那些关于苦难的证词，但他的讲座依然一半关于文学，一半关于文物，通通关于美。这才是沈从文的灵魂所在，和它们比起来，苦难并非那样重要。
1957年5月1日，沈从文在上海，他画了一幅速写“六点钟所见”，画旁写着“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在众生昏迷于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时，沈从文选择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他总而言之不醒，这就是沈从文的后半生。
在总是遭遇屈辱的下半生里，他并没有活得屈辱，他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获得了另外的自由和荣誉。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点任何时代与国家都夺不走的光，沈从文抓住了它，这支撑着他活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