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论：黄金时代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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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8 教会杂志
文/郭暮云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这样描述他的时代：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晦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目睹了一切，我们对一切熟视无睹；我们都在直奔天堂，我们都在直奔地狱。
这咸丰年间的话，用来形容本朝其实也恰如其分，或者很可以再加上几句：这是一个百姓们还着房贷车贷还要追捧苹果六代的小时代；这是一个大人们下管裤带上管声带中间还要管你口袋的大时代；这是一个既仇视又崇拜官二代富二代的旧时代；这是一个时不我待不敢懈怠要不就得die的新时代。
我们那计划经济的上一代，未富先老；我们那计划生育的下一代，未开先败；而我们这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一代，则似乎未老先衰，因为崔健早就说过：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许多的七八零后，虽然正当盛年，却已经开始怀旧，怀得迫不及待。
当然，虽说这个怀旧的节奏可以商榷，但怀旧本身却从来都不坏，因为它指向童年。所以无论怀旧者的形象与样式有多么too young too simple，甚至sometimes naive，都能证明老男孩们虽曾梦想过华美的未来，却在未来真的活活来到后，又只想着能变回此间的少年。
一
童年，对几乎每个人来说，都是黄金时代。并且这个黄金时代常常会跟某些特定的地方有关：一座山，一条河，一片草地……或者，一个花园。
我们都应该记得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是如此写他童年的花园：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小时候读这文字时，虽不至于像现在只知周杰伦不知周树人的少年们一般大呼不懂，但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不明白何以要专写这些寻常可见、家家都有的东西。然而二十年后再读这文字，几遍下来，竟然几乎要落泪。从儿童长大成人，我们固然得到了很多，但我们失去的恐怕更多，以至于耶稣基督会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太 18:3）”然而时光毕竟已将少年变成了大叔，玩耍任天堂的孩子现在已经认不得天堂，无论怎样，我们是断然不能下个水管便回到黄金时代了。
前些天上映了一部电影，名字正是《黄金时代》，演的是鲁迅的得意门生、民国第一女作家萧红的故事。萧红最后、最好的作品是《呼兰河传》。这部散文体诗歌范儿的小说，写的是她老家，黑龙江呼兰县的故事。这小说没有主人公，而是以三个明显的地点串联全书，其中最重要的一处便是：花园。
萧红在逝世前一年，也就是三十岁时，在极南极暖的香港，写她极北极冷的故乡。生命将要终结时，她忆起的，不是爱她最多所以伤她最重的萧军，不是让她声名鹊起然后扫地的文坛，而是她那童年的乐园。她这样写：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童年毕竟过去了，乐园毕竟失去了。毕竟所谓悲剧，就是把那美好的，毁给你看。如果你能体会这患得患失的悲欣交集，你就开始能懂得：其实一切人间乐园，都是失乐园之后用以怀念人类童年的天堂碎片。
二
《圣经·创世记》的前两章，就是一切集体记忆的源头，是一切黄金时代的本体。这两章记下了罪没有进入世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美好事物：
自然。皂荚，桑椹，鸣蝉，黄蜂，云雀，油蛉，蟋蟀，蜈蚣，斑蝥，木莲，何首乌，覆盆子；蝴蝶，蜻蜓，蚂蚱，蜜蜂，樱桃，李子，蚯蚓，蝙蝠，倭瓜，黄瓜……鲁迅萧红所描述的，显然伊甸园中都有，并且更美更多。
科学。人要观察日月，“定节令、日子、年岁（创1:14）”；要给动物命名、分类；要了解植物习性，好能修理看守。
艺术。上帝让树木长出，“可以悦人的眼目”（创2:9），使人生发对美学的爱好。亚当初见夏娃之时，更是直接作了一首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 2:23）
婚姻。亚当与夏娃的结合，在未堕落前的光阴里，是一切婚姻和爱情的最高典范。他们彼此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虽然赤身露体，也并无羞耻之意。
因此，如果说堕落后的我们，似乎有时仍能在自然中感受到愉悦，在科学中感受到真理，在艺术中感受到美，在婚姻中感受到爱，那么这都是因为，这些事物本就是美好与神圣的，是未有罪恶之先，便已经存在的事。
这种对黄金时代的集体记忆，往往在感觉最敏锐的文学家那里，才得到最细致详尽的刻画。被逐出乐园，流浪于大地的人类，虽然偶尔也会逞强般地说“我们要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但他灵魂深处忘不了也不可能忘记的，只有那回不去的故乡。于是对失乐园的回想，成了所有伟大作品的基调与共识，所有那些带着能力的文字，写的其实都是乐园的变形记。就是在不看圣经的文学家那里也是如此。因为上帝的普遍启示如阳光雨露，无差别地赐给那些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
比如我们的“四大名著”，便都有着若隐若现的“乐园”这个要素。水浒的中心是梁山，三国的起点是桃园。虽然这两部书都是写纯粹的男人故事，但男人们的光荣与梦想，真情与实意，与那仿佛乐园的所在始终密不可分。西游记就更加明显：其实花果山才是真正的极乐世界。至于红楼梦，干脆就是围绕着一个人间仙境般的“大观园”来叙事。
红楼梦有着显然的三层结构。“大观园”是那样美好，怡红快绿，泻玉沁芳。而“贾府”就要让人皱眉，尽是些国贼禄蠹，死鱼眼睛。至于贾府之外的“人间”，则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人人英莲，个个冯渊。
这一“三重门”式结构，恐怕被萧红借用了。她童年的“花园”，是一切美好的象征，那里还有总是与她同在的慈爱祖父。而自家的“庭院”，是人间的写照。家道中落后，家人不得不把空闲的房屋租给各色人等，有养猪的，有拉磨的，还有漏粉条的。这些人的生活，可就不像花园那般美妙了。而出了那荒凉院落，萧红则花了很大篇幅，特特写了东二道街上的一个大“泥坑”：
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粘又黑，比粥锅糊，比浆糊还粘。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粘住的。
她描述这泥坑如何陷死无数猪狗鸡鸭，甚至于马，却从来没有人想个什么办法来把这个大坑给填上。我想，那个时代虽然没有蓝翔技校强大的挖掘机专业，但是大家一起填上个坑恐怕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因此我只能假设，这是萧红以她天才的技法，特意写出的一个充满无限寓意的：无底坑。
论到诞生文学天才的环境，其实无非便是：给她孤独，给她爱；给她痛苦，给她书。当然，在孤独与痛苦中沉默着死去的是大多数，因此也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然而若是天才，她就一定不甘于在苦痛和寂寞中沉默地死去，而要呼喊出一些天上的东西。没有证据表明萧红读过还是没读过圣经，但她显然能清楚地观察这罪恶的人间，又敏锐地把握天上的灵感。于是她那些天成的文章（一定包括《呼兰河传》，一定不包括《生死场》），自然便会与天启的圣经有所呼应。这一部《呼兰河传》，有乐园的影子，就是作者童年的花园；有人间的状景，就是众人寄居的庭院；有地狱的具象，就是罪人要去的泥坑。这三个标志性地点：花园，庭院，泥坑——几乎完全对上了圣经启示的历史顺序：乐园，人间，地狱。
只是，你在萧红的作品中，虽然看得到地狱，却看不到天堂。看得到罪恶，却看不到救赎。在她的书中看不到，在她的人生中更看不到。萧红的一生，正如《圣经·路加福音》中那个浪子一样，是在不断地反抗、挣扎、痛苦、困窘中度过的。她反抗家庭，跑去哈尔滨和北平读书，却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委身于并不相爱的男子。怀上那人的孩子后却又被抛弃，困顿之中挺着肚子与一面之缘同样困顿的萧军结合。后来她与萧军一同在文坛闪亮登场，却又要不断忍受出名后的萧军不断的出轨。伤痛之下避走东京，却不能停止爱他。最终怀着萧军的孩子，却终于不愿和他一起成为延安的孩子，于是嫁给了端木蕻良，跑去香港。最后在日军大兵压境之下她身染重疾，临死前孤独凄凉，连丈夫都不在身旁。
乐园毕竟已经失去了。那些伊甸园中就有的美好事物，并不能救人。童年花园中烂漫的草木不能救她。上帝所赐卓越的文学才华不能救她。乔装成真理化身的左翼运动也不能救她。而她那生死以之的爱情，不但不能救她，反倒将她一步步推向了死亡。
因为还有一样在未堕落前就有，甚至未有世界之先就有的事，是萧红，以及与萧红一样的世人们所不知道的：
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弗1:4-6）
萧红们不知道这救赎的恩典。
浪子般的萧红，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反抗传统与道德。这种反抗为她带来混乱之极的私生活。这种混乱显然不能让她得救。相比而言，她所反抗的那个家庭中的女性——比如她的祖母——虽然因循守旧，貌似反倒比萧红过的好一些，但她们既然自以为义，所以也同样不得不走向那泥坑所预表的地方去。如果说萧红像耶稣比喻中的那个浪荡在外的小儿子，那么祖母们就正像那个外表在服事内心却远离父亲的大儿子。因为反道德与守道德都不能让你得拯救，反传统与守传统都不能带你去天堂。这无非是两种不同的死法。鹤顶红还是一丈红？萧红左右为难。中国人在鹤顶红与一丈红中纠缠了几千年，始终不能突破出一个向天的、救赎的维度——于是又迎来了东方红。然而东方红显然没能当好大救星，这正说明人心深处那被救赎的需要一直都存在，从未被满足。
惟有耶稣基督那在未有世界之先就预备的救赎恩典，才是能让人得救的唯一方法。其余的方法，因受维度限制，因此或正或反，或破或立，都不能让人得救。梁山或者招安都不能让人得救。桃园或者天下都不能让人得救。花果山或者雷音寺都不能让人得救。大观园或者荣国府都不能让人得救。左翼或者右派都不能让人得救。公知或者五毛都不能让人得救。民主或者专制都不能让人得救。美国或者中国都不能让人得救。
并且那些伊甸园中就有的美好事物也不能让人得救：
自然不能让人得救，自然只能让一部分人感悟上帝的存在。
科学不能让人得救，科学只能让一部分人晓得创造的奥秘。
艺术不能让人得救，艺术只能让一部分人欣赏上帝的荣美。
爱情，更不能让你得救，因为没有上帝的所谓爱情，只能让你清楚地了解罪恶（和罪人）残酷的真相；没有救赎的婚姻，只能让你痛苦地预尝一次（或几次）地狱的滋味。
有三件事阻止人回到——或者说进入——真正的黄金时代：苦难，罪孽，死亡。萧红的一生正是这三件事的写照。各种苦难一而再再而三地加诸其身，而她又一直活在罪恶之中无法挣脱，最终三十一岁便香消玉殒。
能解决这三件事的，只有耶稣。耶稣以十架解释了苦难，以宝血洗净了罪孽，以复活战胜了死亡。因此，信他的人不再惧怕苦难，因为苦难已有意义；不再活在罪中，因为罪孽已被赦免；不再囿于死亡，因为已经得了永生。
曾经的黄金时代已经随着伊甸园的消逝而远去，未来的黄金时代还要在天父命定的时刻由主耶稣带来。而当下的我们，正处于《双城记》开篇所说的那样，一个具有反合性的时代：这是圣约已然却未全然实现的时代；这是天国已然却未全然降临的时代；这是上帝已然却未全然悦纳的时代；这是福音已然却未全然广传的时代。
1936年7月18日，听闻恩师鲁迅去世，身在东京，身心崩溃的萧红给萧军写下这样一封信：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尔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这是自己的手，尔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我们这时代的人，大多与萧红有着类似的感受。这是极度丰富又极度贫瘠，极度充满又极度空虚，极度自由又极度捆绑，极度安稳又极度危险的时代。然而对耶稣的门徒而言，这却是一个：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参林后4:8-9）的时代。愿这个时代的人，都能被主耶稣的恩典释放，从自以为是的黄金时代梦中醒来。愿人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低头认罪，在左右为难的死结中抬头望天。愿我们的苦难都有意义，罪孽都被赦免，死后都有永生。愿这个“黄金时代”早日过去，愿那个黄金时代早日到来。
——《教会》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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