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对待“反动”书籍的一种态度
2014-10-05 冉云飞 冉氏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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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对于图书馆的性质与服务，我是有很多探讨的。前不久立人图书馆被停，有人要我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早在七、八年前就写过一系列关于官方图书馆的文章，这些都是不难在网上搜到的。我说过，很少有关于公共事务的领域，我没有谈到过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篇与图书馆有关的旧文，让大家看看我是怎么思考图书馆对于我们生活之影响的。2014年10月5日于成都
说到深入的分析与理性的探讨，当然就离不开史料之搜集与获得，档案之解密，真相之破译。且不说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史料，秘而不宣，因为这里面的交易，完全公开，绝对让现今的政权颜面丧尽且其统治合法性的焦虑加大，所以他们不愿公开。就是抗战史料之搜集与获得，亦在当今大陆政权的阻扰中，如四川有名的樊建川抗战博物馆，只因其抗战馆中分成几个馆，其中一个是国军馆，为连战所题，便被当轴者所不容，在许多方面为当轴者打压。国军之抗战是不容抹杀的铁的事实。而国民党当政时期对待共产党文献及抗战的态度，官方也许是抹杀的，但民间有许多努力，保存此种文献。要是搁在今天，一律被当局视为反动书籍与言论，而被查禁。
北大五十周年亦即1948年庆生，当时北大展出了许多东西，其中就有千多“赤匪”文献，为“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前苏联文献”：“想到五十年前，北大在风雨中纪念自己的五十岁生日，还不忘为一种异端的思潮专门设一个展览，什么是北大的过去？什么是北大的今天？不用多说，事情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谢泳《杂书过眼录》之《一份老北大的展览说明书》）我承认四九年前的国民党是一党专政，有他万恶的地方，但他却能让一所自己统治下的名牌大学，组织“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前苏联文献”——一千多册“赤匪”文献，来作为该校五十年周年的校庆。今天所谓日新月异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让北大展出一点该校所存的，与共产党唱反调的书，来作为该校的校庆呢？北大（包括中国其它有同样愿望的大学）连这点实际行动都没有，不为争取学术自由而努力，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只能算痴人说梦。四九年前、后，国共两党执政的对比，再次深刻地应证储安平“民主有无”之说的深远透彻。虽然国民党对共产党是打压与围剿的，但对大学里面的学术自由是并不干涉的。
说到国民党时代民间对待共产党文献的态度，最近刚好读到杨宝华、韩德昌编的《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4页里就有一些记载，兹摘录两段于后，以见彼时对于不同言论，不同史料，“匪党”的“反动书籍”的态度。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驻渝办事处都曾有致函北平图书馆，请收解放区书籍，其中驻渝办事处的信函称：“兹有周副部长交下书籍大多是1938——1939年解放区出版的书刊文献，至足珍贵”。这“至足珍贵”的颂扬，固有彼时国共合作的背景在里面，但这未尝不是国民党及民间对共产党的包纳。而彼时毛泽东假抗战（周恩来等到是真想抗战，但被毛狠狠地批评）之名而借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这是一种更加不容忍的发国难财，到抗战后接手苏联在东北地区的一切，到四九年后得鼎，除了诸多欺骗因素（当然彼时国民党的腐败也的确是个催化剂），就是发国难财的延伸性结果。“此后，北平图书馆昆明、重庆两办事处，直接与延安新中华报出版社、延安新华书店、重庆新华日报社建立了经常性的征集书刊、日报的业务联系。这是我们党早期出版的书刊文献正式公开入藏北平图书馆的开端，也是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光辉的一页”。
北平图书馆的副馆长袁同礼曾致函周恩来，请求支持搜集抗战史料工作，周恩来并于1939年派人访问了袁同礼。从这些方面固然体现民间抗战之热情，可以使许多知识分子抛弃对共产党的成见，有要求抗战的欲望（他们当然不知道毛泽东对待抗战的阳奉阴违的态度），但更可以看到学术的自由，自然也包括图书馆入藏书籍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现在如果有港台及海外的出版社，愿意赠送一点谈民主自由乃至批评官方的书籍给大陆的图书馆，不知这些馆长将如何应对，是安然存放于此而不让读者借阅吗？还是检举揭发“反华势力”在渗透？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的确有搜罗与入藏书籍的自由，才有馆方主动出面要求“匪方”支持，也才导致了“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光辉的一页”，为什么现在的图书馆没有这样“光辉的一页”了呢，你连买什么的自由都没有了，连读者普遍阅读之自由（大学里连本科生都无法借阅港台书籍），读者的阅读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你还有哪门子“光辉的一页”？现在你能大张旗鼓地将国民党的抗战事迹公开宣传吗？你能将国民党的抗战档案完全开放吗？一小股“土匪”隅居西北，却偏要说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你说他可能公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史料吗？
在四九年后各地的抗日纪念碑要么被改（如重庆抗战纪念碑改成解放碑），要么被毁，很多纪念国民党抗战将领的碑被毁，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谁能为之？需知，他们再是国民党将领及士兵，也是为我民族的自由而战斗而牺牲，而我们现在的后代许多人并不知道此点。想到此点，怎能不让我们对当轴者充满一种备受欺骗的愤恨。那些为民族自由而捐躯的将士，在九泉之下如何安心？即便在今天想拉拢台湾国民党，做统战工作而反台独，共产党也不想放弃他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样的弥天大谎之类的说法，国民党再是傻子，也能看到你的诚意何在？若真是为民族与国家着想，大陆官方就应该对国民党的抗战大力宣传，从而可以在文化上与情感上，让民众能够接受大陆与他们的亲近关系。当然最终只有民主自由才能实现两岸统一，当然民主自由了，两岸即不统一，就像英美分治一样，也没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抗战死伤之将士，不能因为一党之私，一派之利，而抹杀他们的伟大与光荣。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抗战的特殊情形，因为国民党对所谓的“反动书籍及言论”也是打压的。但他再打压也是没有完全打压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不然根本就没有《独立评论》、《大公报》、《观察》等报刊杂志。连叶圣陶这样温和的人，在抗战之后国民党对言论及出版有所钳制，也在成渝两地发起了签名抗议——“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具体请见拙文《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到了四九年后叶圣老任了中华人民共国的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就知道“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的确是做不到的了。再退一步说，到了国共交战日炽的时候，北京大学依旧在五十周年校庆时展出一千多册“赤匪”文献，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今天连“三角地”都要去掉的北京大学，惟恐按官方要求骟得不彻底，哪还敢展览一下“反动书籍”？北京大学的自我阉割，与官方对言论自由的害怕与围剿，适足以反证前者的奴才心态与官方传声筒的角色，后者的心虚胆小，色厉内荏。
2007年11月8日8：28分病中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