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吴迪对话：关于文革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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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8日 16:14
六年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迪（笔名启之）决定办一份跟文革有关的电子月刊，取名《记忆》，因为“说的是过去的事”。促使他产生这一念头的原因很简单：他写的有关文革的书无法在大陆出版，他就想用这个平台发表那些分享同样命运的文字，然后通过邮件发送给学界同仁。他攒了三期自己的文章，因为担心一开始不会有人投稿。没想到《记忆》第一期问世后，外稿就蜂拥而至，以至于吴迪自己的文章都排不上队了。
这种意想不到的反响，在吴迪看来，说明了“供求关系”——社会急需一个倾诉浩劫、反思历史的出口。
今年63岁的吴迪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北京四中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喜欢读书的他对这场席卷全国的暴力革命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大部分时间躲在图书馆里看书。两年后，他和同班同学“上山下乡”，被分配到内蒙古土默特旗插队。正是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并最终让他走上了独立研究文革的道路。
插队期间，一个外校的知青偷了他们队的几个知青的钱粮票，知青们群情激奋，把那个小偷揍了一顿。公社武装部要把这些打人的知青抓起来，吴迪替他们说话，结果把他也抓了起来，在一座挂着“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正规监狱关了一百多天。在狱中，他结识了很多被打成“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的难友。
“内人党”是1925年国共合作的产物，国共破裂之后该党分为左右两翼，右翼投靠国民党，左翼投靠共产国际。日本投降后，中共派当时的开国上将乌兰夫收编了“内人党”左翼，其党员集体转入共产党。文革伊始，乌兰夫被打成反党叛国集团的头子，“内人党”成了他反党叛国的地下组织。内蒙古的共产党员被认为是“内人党”而不是共产党。很多人因此入狱，遭受凶残的刑讯逼供。吴迪在和这些人共处一室的过程中，了解到其中的隐情，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冤假错案。他深受震动，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中，他坦言：牢狱之灾给了他一种使命感，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1984年，吴迪在北京大学上研究生期间，曾向导师季镇淮教授提出，要研究文革史，但未被批准。于是，他只好私下收集资料，一放假就往内蒙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教书，一边教书，一边研究，最后用了四年多时间，完成了长达49万字的《内蒙文革实录——从“民族分裂”到“挖肃运动”》。此书于1991年竣稿，但直至19年后才在海外问世——2010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如果不是今年年初宋彬彬道歉一事引起如此大的社会争议，吴迪和他的《记忆》可能至今仍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吴迪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很少参与公众发言和讨论。文革虽然在国内是一个敏感话题，但吴迪自称，由于《记忆》没有网站，只靠朋友间的通信存在，加之传播数量非常小，所以国安纵有光顾，倒也高抬贵手，允许《记忆》苟活至今。
其实，早在2010年4月，《记忆》就刊发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这个专辑登载了这所学校的校友叶维丽的论文，刘进、冯敬兰等人的口述、刘沂伦的回忆文章，以及相关的史料。此后《记忆》一共刊发了六个专辑，研讨这个学校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革历史。这所北京著名的女校，在文革之初（1966年8月5日）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暴行——该校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她的学生，一群花季少女殴打折磨致死。13天后，该校的高三学生，中共开国元勋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得知的她名字来自于“文质彬彬”，就对她说：“要武嘛。”此后，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以抄家打人为实的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报道，短短一个月内，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而宋彬彬则因为给毛主席戴红袖章而成为红卫兵血腥暴力的符号。
2012年，宋彬彬在《记忆》上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但是，由于没有社会媒体的参与，并未在社会上引起特别大的关注。去年年底，陈毅之子陈小鲁道歉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后，女附中的校友受到鼓舞，与《记忆》在北大法学院共同举办了反思文革座谈会，随后，女附中老三届又召开了与老教师的见面会。会上，宋彬彬等老三届的学生向老教师们道歉，并与老师们共同控诉、反思文革给教育、给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在吴迪等人的力主之下，这两个会议邀请了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记者参加。不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当年给毛戴红卫兵袖章，以及父亲是中共开国上将的关系，宋彬彬成了两种政治符号——文革暴力符号和“红二代”当官发财符号的兼任者，虽然她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便前往美国留学，之后在美国过着普通职员的生活，既未当官，也没发财。她的道歉引来了无数的置疑、痛斥、谴责，以至咒骂。受女附中启发，准备以之为模板，与中学老师共同反思文革的某些北京老三届，在这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声中怯步不前。吴迪试图以《记忆》为平台，将民间反思文革推向纵深的计划也由此泡汤。
5月18日，吴迪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就如何看待宋彬彬道歉引发的争议，和如何反思文革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你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争议？
吴：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宋兼备两种符号，在她道歉之前，她是红卫兵滥杀无辜的暴力符号。而在她道歉之后，她又成了红二代在改革中利用特权发财升官的符号。另一方面，那些在文革初期有血债的老红卫兵，没有受到惩办。而作为红二代，他们又受到了提拔重用，占据党政军的要津。这是一个历史积怨，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公——成长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而施害者却平安无事，甚至升官发财。当无辜受害者是以“黑五类”为主体的平民百姓，施害者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五类”的时候，这个历史旧案，就具有了阶级迫害性质。
纽约时报中文网：怎么看待宋彬彬成为这两种符号？
吴：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并没有打师长，她还劝阻了打人的学生。她的家庭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迫害。但是，谴责派并不顾及这些事实，不想让宋去符号化。因为他们需要这个符号，以便通过打击宋，达到抨击现实的目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有血债的老红卫兵为什么没有受到惩办？
吴：说起来话长了，这是红卫兵运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直接的原因是八十年代制订的政策。我为此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分析79年胡耀邦对彭小蒙（北大附中红卫兵）来信的批示，一篇是分析84年陈云对孔丹来信的批示。这两封信都发在《记忆》第112期上了。简单地说，胡耀邦的批示只是说了一番如何教育青年的套话，陈云的批示则使有血债的老红卫兵逍遥法外，其中一些人还被列入第三梯队，受到了提拔重用。比如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作为“八·二四事件”（1966年8月24日）的领导者，他指挥北京市12所学校的上千名红卫兵，拆毁了清华二校门，对数百名教师进行了毒打，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然后强迫大批教师清理二校门的残砖破瓦。又比如，被号称为将军的干部子女马楠，把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蒋南翔的继母当着蒋的面，吊起来毒打。手段恶劣，令人发指，这些人在清华实行了长达半个月的“红色恐怖”。而在陈云的批示之下，全部解脱。清华人告诉我，对马楠等人进了口头教育，不记档案。贺鹏飞后来参军提干，官至海军中将。
反思文革需要哪些力量推动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是文革研究者，又办了《记忆》这样的刊物，你认为应该如何总结教训，如何反思历史？
吴：总结教训，反思历史，从操作层面上讲，有好多事可做。比如，抢救史料。最要紧的是请亲历者口述，请有写作能力的人撰写回忆录。这些人都七老八十了，一批一批地走了。他们脑袋里装的是活史料。不抢救下来，就会永远地消失了。其次，是整理当年的小报传单，把它们电子化。有一位文革资料收集者，攒了三间屋子小报传单，东西多的屋里放不下，放到了阳台的书柜里，结果阳台漏雨，把那些资料全部泡在水里了。很可惜。把这些资料用高拍仪扫下来，存到电脑里，这是目前记忆最迫切的工作。它需要耐住寂寞，几年如一日。
现在有两个不好的倾向，一是不重视研读资料，凭着经验和感觉发议论。这种反思文革的学者很有一些。他们的言论可能轰动一时，但多是浮在表面。另一个问题，就是研究领域单一，研究视野狭窄。在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文革政治史的研究难以为继。因此，要开拓那些不依靠档案就可以研究的领域，比如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语言文风。近两年我一直在研究文革语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反思，是清理文革的思维方式。人们不断地说要防止文革重演，其实，文革不可能重演。因为没有了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要说重演，重演的主要是文革的思维方式。而且，它早就重演，并且当下还在重演。
比如，文革的源起，就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批清官秘史。通过断章取义，五子登科，无限上纲等手段，将对手打倒。在女附中“八五事件”中宋彬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同样是历史研究的事，而批判者同样把它政治化，歪曲事实、断章取义、诛心诬陷，其方式和文革期间的“扣帽子、打棍子、挖根子、揪辫子”等这些批判手法，非常相似。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些谴责引起了什么后果吗？
吴：直接的后果，就是阻碍了对文革的反思，打断了北京老三届对本校历史的清理。
北京有几个中学的老三届也想像女附中那样，在母校搞个与老师的见面会，为当年的行为向老师们道歉，师生共话当年，反思历史。可是，网上对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声讨，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觉得：现在社会上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力量太大，尤其是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公知”，鸡蛋里挑骨头，脱离实际，上纲上线，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有理。而媒体为了抓大众的眼球，不管他们是作秀还是求实，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大肆宣传。这些人也以舆论领袖自居，满足于出风头的快感，不考虑社会效果。
我遇到了一件事——有一个67届老高二，文革初，当过一阵校革委会主任。他在学校设立了牛棚，逼迫老师们写交待，唱《嚎歌》，使老师受到很大伤害。受女附中的启发，他想给老师道歉，把发言稿给我看，发言稿上有“不但没有保护老师，还虐待老师”一类的表述。他问我，这样写是不是会被认为，他到现在还抱着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对待师长？——朱学勤在《吐尽狼奶，开口奶，从宋彬彬道歉谈起》的文章中，就是这样指责宋彬彬的。
部分“公知”不顾事实，劈头盖脸的大批判，吓退了想反思文革，向老师道歉的人。或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将理性反思引向历史纵深”，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却反而将反思引向了死胡同。
纽约时报中文网：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吴：是一种激进主义。有了激进，就有革命。文革就是近百年来激进主义的总爆发。文革结束，激进主义没有得到清算，它移步换形潜藏在人们的头脑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出来露一小手。这次宋彬彬道歉，激进主义就大大出了风头。因此，反思文革的第一要务，就是拒绝激进革命，回归渐进改良。我信奉李泽厚的主张，中国需要改良主义，一点一滴的改良。革命容易改良难。改良需要耐心，需要妥协，需要肚量，你要学会跟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改良是壕堑战，壕堑里没有鲜花掌声，那里面只能做最平常最琐碎的事。基于这一理念，我用八个字给《记忆》定位：学术，理性、包容、低调。
纽约时报中文网：《记忆》办了六年了，在这六年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遇到过哪些挫折？
吴：感受很多，最深的感受是中国的历史政策亟待改变。邓小平时代的“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是把文革冷冻起来，以便搞经济。在浩劫刚刚结束，派性纷争不断，政经急待改革的情况下，这种冷处理是必要的。但是，这只能是暂时的措施，不能作为长久的治国大计。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历史政策应该解冻，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做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但是，当政换了三届，文革仍在冷冻之中。它造成的负面后果越来越突显。
首先是大面积的思想混乱，因为官方回避历史真相，青年一代对父母经历过的事懵懂无知，懵懂无知就无从判断是非好坏，失去了判断力，糊涂混乱就会随之而来。举个例子，有些少壮派给《记忆》投稿，用改革中的不足和缺陷，证明文革中的斗批改是必要的。
其次，是文革那一套非黑即白，激进、偏执、狂躁的东西成为普遍的知行方式。甚至连学者专家、某些“公知”都在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批判文革。加上前面讲的思想混乱，社会呈撕裂状，有共识网，却没有共识。对立化、碎片化非常严重，在这种理性稀少，戾气充斥的大环境中，《记忆》要坚守客观、理性、学术，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得罪很多人。
比如，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国内外的研究者有分歧。彼此互扣政治帽子，海外的说国内的学者是官方的应声虫；国内说海外的研究者迎合西方的口味。双方互相攻击，以至粗口相向。《记忆》劝大家冷静下来，互相取长补短，想一想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国内的研究者应该看到，由于语境的关系，自己确有“犬儒”的一面。国外的研究者则应该承认，由于身在海外，在资料上有欠缺，在观点上免不了有偏颇。可是，《记忆》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把自己变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记忆》很少约稿，基本上都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女附中的找我，北大的找我，研究林彪的找我，写回忆录的找我……，最初，我担心稿子不够，后来担心稿件积压。一个小小众刊物，既不发稿费，又没多大影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投稿呢？说明社会有这个需要。
《记忆》的宗旨是三个面向：面向青年，面向业余，面向民间。《记忆》刊头上有四句话：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史研究。这四句话说的就是《记忆》的作用。从这六年的实践来看，《记忆》也确实给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孔道，它也保存了历史资料，女附中文革专辑出了六期，加上以前出的有关文字，有六十万字。其中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由《记忆》发表的，一旦发表，它就没法消灭，也没法封锁。研究文革，尤其是研究红卫兵运动，文革暴力，十七年教育的人，都需要检阅这些资料。如果没有《记忆》，这些资料就会流失。另外，《记忆》促进了学术研究。《记忆》要求首发，《记忆》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学术水平不低，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国际一流。当然，这要感谢包括香港《二十一世纪》在内的刊物，因为他们的拒稿，才使这些高质量的稿子流向《记忆》。所以，我一直说《记忆》能办到这种程度，首先得感谢党，其次得感谢《二十一世纪》。
记忆不上网，没有自己的网站，它也不是什么抢人眼球的宣传品，它不谈政治，只谈学术，不谈主义，只讲问题。它是一个小小众刊物。我没想把它做大做强，只想把它做久做长。
（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