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道歉：中国式忏悔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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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新视线#@严行的微博《红卫兵道歉：中国式忏悔的遗憾》：刘伯勤、莫言的文革忏悔值得鼓励，但却无法回答在人人皆有亏欠时向谁忏悔？为何忏悔？谁能赦罪？中国式忏悔最大的悲哀在于，如果恩典不存在，如果没有上帝从天赐下的爱、宽恕与赦免，忏悔止于忏悔，同属虚空。人人都背负无从释放的压抑和罪疚。
@中国式的忏悔，往往要“深挖思想根源”，但根源从来没有被挖出来，反倒因此制造一起又一起新的罪行和冤案。
@文革47年来，少有中国人为自己打砸抢的行为忏悔，每个人都有无数的理由替自己辩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其背后的逻辑是——众人的恶就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大家作恶，那恶就不是恶了。
@不信者或者自怨自恨，或冀望对方宽容，徘徊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这样的忏悔因为没有超越两边的第三方出现作为中保，很多时候当事人双方彼此成为对方的牢笼，把一生毁在一次失足里面。
@刘伯勤的公开致歉值得鼓励，他的道歉深深刺激没有忏悔传统的国人。只是，中国式忏悔不应止步于此，而要在遗憾之处，寻找灵魂的出路。
红卫兵道歉：中国式忏悔的遗憾
严行（加拿大）
近日，在距文革发动47年之后，一位叫刘伯勤的老人为他当年在文革中伤害他人的行为，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公开致歉。此举，引起舆情一片骚动。
人常说“时间能冲淡一切”，可对刘伯勤来说，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却不能让他的内心得到释放，以至于在许多接受道歉的人都已经死了之后，他还要通过媒体向世界说出他的忏悔：“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亦不可泯”四字，清晰地道出良心的力量。
无独有偶，今年二月，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久的作家莫言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也有类似的剖白，他说：“大概在我11岁上小学时，参加了红卫兵，参加了对我老师的公开批斗。只因为我嫉妒，嫉妒其他人的才能，嫉妒他们的运气。后来，为了我的前途，我甚至让妻子流过产。我有罪。”作为一个以弄文为生的人，莫言竟直接使用了“罪”这个强烈的字眼。
罪，让人一直处在如同被《悲惨世界》中的沙威警长追缉之中，不得平安。
向谁忏悔？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个年代的过来者，谁没有参加过批斗会？谁不曾心生嫉妒？罪，何止他们二人背负？罪，除了包括要被绳之以法的罪行，更是指你我心中皆有的恶念、罪性，实在是人人有份。
为了“以赎前愆”，刘伯勤的方法是公开道歉，莫言的方法是写作，他们都选择了“说出来”；但这个法子管用吗？刘伯勤承认：“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莫言则说：“我希望用自己的书表现出一种寻求救赎的意识。” 他们二人都认真地努力了，然而，他们二人对努力的结果都没有什么确据。
谁曾真正从罪中获得了救赎？
以色列的立国之君大卫王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不同方向上的答案。大卫王也曾犯罪，而且“罪不容诛”。他先是奸人之妻，后又设计谋杀这女人的亲夫，这罪行放在哪国哪朝都是“按例当斩”！
与刘伯勤、莫言相似，大卫悔罪的方法也是“说出来”。但“说”的对象不同，方式不同，内容不同，结果亦迥然不同。
当先知拿单代表上帝责备他的时候，大卫王马上认罪悔改，他把自己的悔罪诗交给伶人在圣殿高声唱出，他不羞于后世之人代代传唱，以至这样一首忏悔诗后来竟成为圣经中非常著名的一首——诗篇51。马丁·路得曾称颂道：“教会中或唱或求，没有比这篇再用得多的。”
怎么一场重罪反而成了新生的机会？怎么一次忏悔反成为后世的楷模？
在中国人的理解中，那个被自己伤害的人才是道歉的对象，向他认罪，求得他宽恕，事情就了结了，心也才能放平。受害人有资格给你饶恕，释放你心里的内疚。这是一场人与人的关系，要在人与人之间化解。
但对于信仰上帝的人不是这样。什么是罪呢？按《圣经》新约部分《罗马书》的说法，罪的本质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信仰上帝的人，他的忏悔是向上帝发出的——因他亏欠的是上帝。在信仰者那里，犯罪所涉及的除了地上的受害者，还有天上的上帝。大卫被先知拿单指责后的第一句话是：“我得罪耶和华了！”他与上帝之关系的破坏，是他眼里的根本问题。大卫所表达的旧约时代色列人对罪独特而深刻的认识，一直延续到基督教里，形成清晰的罪观。
因此与中国式忏悔的第一个不同点是，大卫有明确的忏悔对象：他的上帝耶和华。大卫在忏悔自己的罪之前，先呼求上帝的“慈爱与怜悯”，显然，这是不信上帝的人不能做的。有人说“有信仰的人有福了，他的罪可以向上帝忏悔”，诚然如是。不信者或者自怨自恨，或冀望对方宽容，徘徊在自己与他人之间。这样的忏悔因为没有超越两边的第三方出现作为中保，很多时候当事人双方彼此成为对方的牢笼，把一生毁在一次失足里面。
而上帝是分别与个人建立关系的神，正如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相信上帝的公正的当事双方可以各自向神袒露心事，不再让一次错误沉淀心底，发酵溃烂。唯有相信上帝大有慈爱与怜悯，戴罪之身才有胆量去寻求上帝。
如何从罪疚中得释放？
刘伯勤的道歉广告上上列出一串人名，向他们致歉；莫言谈的也是自己的具体行为。中国式的忏悔，是“坦白交代”，细节越具体越详尽，越表明忏悔者的诚意。
刘伯勤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更细细回忆文革时的桩桩恶事，莫言在诺贝尔奖颁奖演讲中也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讲基督徒母亲，并讲自己儿时的不良往事，从他们的叙述中，可知几十年前的旧事一直纠缠着不肯离去，他们也一直住在自己的罪中，无从开释。
相反的是，大卫在忏悔诗的全篇之中，只字未提那位被谋害的丈夫，也并不回顾犯罪的过程，不去复述如何淫欲发动，如何恶念萌生。显然，大卫“说出来”的方式与刘伯勤、莫言大为不同。因为重提罪行是愚蠢的，只会让他再次回到罪的具体细节中，这不仅是一种心理折磨，也令他再陷罪中，并再次令受害人难受，既不能帮助受害人，亦不能拯救自己。
大卫是有智慧的。他不求撒去罪的刑罚（这是他当受的），不求掩盖罪的恶名（这是他必须公开的），唯求慈爱怜悯的上帝施爱于他，只求上帝将他的“罪孽洗除净尽”，渴慕再一次在上帝面前做圣洁无罪的人——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释然，是面向未来的忏悔，唯有如此才能从过去的错误之中释放未来。
犯罪的时候，人一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会伤害他人。大卫与人行淫导致女子怀孕后，考虑的是“如何才能使罪不露痕迹”。为了遮掩奸淫，反而进一步走向谋杀，罪越滚越大。当他悔罪的时候，他开始以上帝为中心，他呼求他的神，只有上帝有力量把他从自我中心的罪的污泥中救拔出来。这就是大卫的转变，这转变也为他带来了转机。
中国式的忏悔，往往要“深挖思想根源”，如果没有犯罪或犯错的原因，想必听的人不会满意。刘伯勤分析自己罪过的成因是“年幼无知，受人蛊惑”，莫言也提到了当时的背景。
时下贪官在法庭陈述时往往哭诉：“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罪，仿佛或是一种“失足”、“偶然的例外”，或是在“不可抗拒”的大环境下的不得己。
因为这样的原因，文革47年来，少有中国人为自己当年打砸抢的行为忏悔，每个人都有无数的理由替自己辩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刘伯勤周围的人以及被他伤害过的人，对他忏悔的谅解也大多因为同样的原因，其背后的逻辑是——众人的恶就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大家作恶，那恶就不是恶了。
几年前在章诒和的发表《卧底》文革期间文人间的“告密”行为带来的伤害，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大讨论，但可惜的是，多数人仍然强调时代背景为自己脱责，或选择性记忆的站在被告密的受害者立场来指责他人的施害，而被他人曝光当年自己也是告密行为的施害者。没有彻底的认识到问题的根源，人人都陷在不可自拔的苦毒中。
中国式忏悔最大的悲哀就在于，它以人的道德为出发点，无法回答在人人皆有亏欠的情况下，向谁忏悔？忏悔有何必要？谁能赦免罪？
大卫在向上帝的忏悔中，对罪的认识穿越了罪的客观原因和罪行的表象，抵达罪的本质。原来在罪的背后，是人犯罪的本性：人非因犯罪而成为有罪，而是人本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大卫看到了人的“原罪”，自己本是生来就带着罪性的，因为人与创造他的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这正是大卫新的“自我认识”。
文革当中，批斗大会上勒令被斗的人交待罪行之后，总要逼迫这人“挖根源”，然而，除了制造一起又一起新的罪行和冤案外，根源从来没有被挖出。大卫在向上帝忏悔的过程中，却认识到罪的终极真相，而只字未提他之所以犯罪的社会背景和环境因素。
除了良心的安慰，还有什么？
中国式忏悔，所追求并寻得的，不过是自己良心的安慰罢了。只是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人也并不能真的认识自己的良心。他们的“说出来”，竭力从个人出发，真诚努力，但在有些人看来没必要，有些人臆测他们是图名气。刘伯勤的同学就理解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性子“有拗劲，爱较真”。
像刘伯勤、莫言这种追求良心平安而忏悔的人，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高蹈，在众人眼里是高尚之举。朱大可就评论刘伯勤的致歉信：“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孔孟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道德主义传统，一向令中国的士大夫有一种爱惜羽毛的“精神洁癖”。诚然，刘伯勤、莫言的中国式忏悔是真实无伪的，然而如果恩典不存在，如果没有上帝从天赐下的爱、宽恕与赦免，忏悔止于忏悔，同属虚空。中国式忏悔最多能帮助刘伯勤、莫言“轻装上阵”，而不是“重新做人”。在中国，一般只有关进监狱的人才会用到“重新做人”一词，这个词与中国大地上的其它口号一样，沦为虚言。
而大卫知道，上帝会倾听他的呼求，他深知“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耶和华会挪去他犯罪的心，“为我造清洁的心”。大卫的眼睛并不长久地停留在人的罪上，而是定睛仰望他的上帝，那是他生命的方向。
大卫的忏悔让他获得了新生。通过忏悔，大卫重新恢复了与上帝的关系，身为一国之君的大卫，情不自禁地要以他国君的身份，将自己蒙恩的经历教导世人，“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不认识上帝的人，哪里能有这样一份豪迈和自信！
大卫不仅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也在《圣经》中被称为“最合上帝心意的人”，他的诗篇被人世代传唱，引导并激励过无数有罪的人，领他们悔改重新与上帝和好。当然，上帝最终赦免他，但大卫自己也为罪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包括四个儿子的生命、自己被儿子反叛追杀、儿子诱奸女儿、儿子与大卫的妃嫔同寝，等等。
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刘伯勤的公开致歉值得鼓励，他的道歉不仅把过去多年的文革再度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也深深刺激了没有忏悔传统的国人。
只是，中国式忏悔不应止步于此，而要在遗憾之处，寻找灵魂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