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穿透极权的阴影
许应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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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1号，纳粹德国［纳粹，“Nazi”，Nationalsozialist（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简称］占领了奥地利。沃格林在两年前出版的《威权国家：关于奥地利国家问题的论文》成为禁书。这年的4月23号，维也纳大学法学院临时院长写信给沃格林，正式通知他，奥地利教育部已经取消了沃格林的大学教师资格。
在《沃格林全集》的第29卷，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复印件。在信的落款，向希特勒致敬的用语“Heil Hitler!”非常醒目。同年的7月14日，沃格林逃到瑞士的苏黎世。一周后，沃格林的妻子也抵达苏黎世。9月8号，沃格林夫妇从巴黎前往美国。
在自传里，沃格林向学生桑多兹回忆了他在奥地利的最后一天逃出生天的惊险情景：“我们的移民计划几乎流产。尽管在政治上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那些重要人物得先抓完，最后才会轮到我。正当我们接近办完准备事项、为办理出境签证把护照留在警察局时，盖世太保在我的公寓出现了，要没收护照。幸运的是，我不在家，我妻子欣然告诉他们，为了办理出境签证，护照留在了警察局，这让盖世太保很满意。通过朋友，我们得以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从警察局拿到护照，包括出境签证——那一切都在一天之内。同一天晚上，我带着两个包，赶上了去苏黎世的列车，一路紧张，担心盖世太保最终会查到我的行踪，并且会在边境逮捕我。但是很显然，在这些事情上，即使盖世太保也没有我妻子和我有效率，我出境了，没有被抓到。”
阴影下的写作
沃格林（1901－1985），是一位美籍德裔政治哲学家、历史哲学家，1901年1月3日出生在德国科隆。父亲是土木工程师，母亲是奥地利维也纳人。1910年，沃格林随家人移居维也纳。沃格林在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学习，1922年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之后，他留校任教，作过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的助理。凯尔森是1920年奥地利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也是20世纪的欧美最有影响的法学家之一。
因为受到德国纳粹的迫害，沃格林和妻子丽茜·昂肯在1938年移民美国。他先后在美国多所著名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其中，在1958年，沃格林接受邀请就任慕尼黑大学政治科学讲席教授并在那里建立新的政治学研究所。这个讲席是马克斯·韦伯在1920年去世后一直空缺的教席职位。
尽管沃格林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一，但直到2007年中国才开始陆续出版他的著作译本。
他的学生、现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赫曼·摩伊斯讲席杰出政治科学教授和沃格林研究所所长的桑多兹，一语道出了中国人容易与沃格林的人生阅历产生共鸣之处：“沃格林本人是在20世纪极权暴政——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阴影下写作，而且他自身就遭受过后者的迫害。”
正是桑多兹教授2006年寄给我《沃格林革命》的英文原书。通过这本书以及与桑多兹教授的交流，我开始注意到沃格林的名字，也因此对这个名字在美国和欧洲的政治思想世界所处的位置有所了解。也就在这几年当中，沃格林迅速拥有了一批忠实的中国粉丝。
意识形态的极权就是一种宗教
正是在这样的亲身经历中，沃格林对桑多兹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阴影”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其实，从奥地利逃走之前，沃格林已经对此有所认识，所谓的“意识形态”组成了阴影的重要部分。
在《威权国家》一书中，沃格林第一次对组成阴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对“威权国家”和“极权国家”做出了区分。前者的例子是经历内战后的1934年奥地利宪法及其政府，后者的典型是试图取代这个宪法和政府的纳粹分子。
沃格林认为，比较而言，威权国家的存在是对像纳粹这样的极端意识形态分子的遏制，从而可以对民主起到保护；而像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方式是“意识形态的极权”，人不是从外在被迫接受“人民至上”的观念，而是发自内心、在精神和知识上都认同。这样的统治已经不限于维持社会秩序，而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宗教。
1938年4月，在刚一出版就被盖世太保没收的《政治宗教》一书中，沃格林对此进一步解释——“各种形式的集体——无论是人类、人民、阶级、种族、还是国家——将这个世界之中的宗教性当作‘终极真相’的经历都是对上帝的离弃。”
《政治宗教》是“沃格林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新转折”，这不仅因为《政治宗教》在1939年的新版本是沃格林到达美国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更在于这本虽然只有50多页的小书却奠定了沃格林后来所有著作的根基，“因为沃格林在这篇出色的论文中，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勾勒出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治疗这个疾病的关键在于重新发现灵魂的秩序”。
“意识形态是对神和人进行反叛的存在状态……它是nosos，精神的疾病。”古代近东帝国，那里的王在神面前是人民的代表，在人民面前是神的代表。在现代极权国家，其统治秩序的基本结构没有任何改变，唯一的区别在于，以前政府代表的是神，如今，政府在人民面前代表着一种历史意识形态。
沃格林随后指出诺斯替主义是“精神的疾病”的重要表现形式。诺斯替源于希腊语，意思是“有知识的”，沃格林用来指：人声称对真相拥有在认知上的绝对掌控，不受制于任何批评。对于这种情形，中国人并不陌生。
沃格林认为这种“精神疾病”有如下特点：人对环境不满；环境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世界出了问题；相信从不好的世界中获得拯救是可能的；不好的世界将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改变；这个改变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实现；“我”声称自己真理在握，拥有改变世界的知识。
听起来熟悉吗？像是高考政治试题的标准答案，但在沃格林眼中却是精神疾病的病历记录。有时，人们会以为天才创新的见解不为常人理解，接近精神上的病态。遗憾的是，沃格林却证明病人们并无创见，历史上早就有人认为，完美的时代将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时代里实现。12世纪欧洲很有影响的神学家约雅金，将历史划分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个时代。按照他的理解，圣灵的时代就是完美时代到来的时候，他和跟随他的人甚至计算出完美时代到来的具体时间，大约在1260年开始。
在沃格林的眼中，持有类似约雅金观点的人正是后来那些人本主义知识分子的先驱，他们幻想在地上建立天国。
人是万物的尺度吗
面对历史上这些看起来极为复杂的观念和行动，如果没有判断的标准，人很可能会不知所措。然而，人对是否存在判断的标准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另外，有人认为是标准的，其他人可能并不认为是。这正是世界复杂性的体现。
在沃格林的一生中，看待这一切究竟以人自己为尺度还是以创造人的神为尺度，是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当今世界的人们，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虽然称不上尽人皆知，却远比柏拉图所说的“神是万物的尺度”更广为人知。沃格林曾经多次对比这两个不同的尺度。
在1951年3月16日写给汉娜·阿伦特的信中，沃格林说到这两种尺度的对比，“任何人拒绝承认柏拉图所谓的‘神是万物的尺度’，就会把人当作尺度”。阿伦特是出身在德国的犹太人。她受到纳粹的迫害，先是逃往法国，之后移居美国。作为政治理论家，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极权主义的起源》。她在书中称赞沃格林在1933年出版的《种族与国家》，视之为“以‘观念历史’的方式对种族思考最好的历史描述”。
阿伦特通过出版社将《极权主义的起源》寄给当时在路易斯安那大学任教的沃格林。这封信就是沃格林读过这本书后的回应。沃格林认为，阿伦特的书对犹太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冷静、客观的论述。同时，沃格林建议阿伦特把历史上溯到更早的时候，犹太人的问题不仅是18世纪之后的事情，“犹太人问题是基督教会腐败的一个症状。这里说的基督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是作为决定文明品质的影响力。在我看来，极权主义的各种运动不得不需要放在基督教文明腐败的背景中。”
沃格林在信中说的腐败，问题就出在人将“神是万物的尺度”置换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那些与此有关的各种意识形态不仅不是无害的，正是“人的毁灭”的症状。人被送往集中营不过是这个症状的具体表现。
人面对复杂的自己和世界似乎仍然可能处在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虽然柏拉图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神是万物的尺度”，但“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仅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似乎总是这世界的主要潮流。即使有如此之多“人的启示”造成的“人的毁灭”，人似乎还总是情不自禁或身不由己地要“自我显现”。
寻求真相是生死大事
与认为自己永远真理在握的病人心态相反，沃格林认为，真理是指在人参与真相的过程中显明出来的真相；换言之，真理不仅指人所面对外在的真相，也包括人参与到真相之中的过程。
这不是靠人的意识就能认识清楚的，在真理与真相的扭曲之间充满了张力。沃格林提醒人们，“哲学家是探寻真理的人；他不是启示真理的神” ，不过，“哲学家可以帮助让启示获得理解，仅此而已”。
“如果人类历史当中有什么恒常不变的的东西，这就是对张力状态的表达，这个张力是在生与死之间的，不朽与必死之间的，完全与不完全之间的，时间与永恒之间的；在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真理与非真理之间的，对存在的感知和对存在的麻木之间的；在上帝之爱与自我之爱之间的，开放的灵魂与封闭的灵魂之间的；在诸如信、爱、望这样朝向存在根基开放的美德与比如傲慢和反叛这样的闭关自守的恶习之间的；在喜乐与绝望的不同心态之间的；在跟世界的疏离与跟上帝的疏离这样的疏离的双层意义之间的。”
基督信仰中类似 “不属世界”却又不“离开世界”的观念影响了沃格林的一生。桑多兹记录了沃格林对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安排——沃格林希望在葬礼上有人念两段新约圣经的文字。一段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另一段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念第二段文字时，他问答，“为了悔改”。
沃格林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下生长却作出了跟他同时代的很多人很不一样的见证。对于真相的认识和经历不仅是认知和阅历上的事，而是生死大事。
沃格林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时刻，有一位名叫莫尔的女士帮助年迈的沃格林夫人照顾沃格林。1985年1月19号的早晨，莫尔接到沃格林夫人的电话。她赶到时，沃格林呼吸已经急促。她坐在床边搂住沃格林，心中为他祷告。突然，她觉得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知道那个小本《圣经》，你清理过的？”她伸手，拿到那本《圣经》。她打开一页，也不知是要翻哪一页。她就开始给沃格林读。
她打开的是诗篇第25篇。沃格林的呼吸仍然急促。她读到第17节，“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沃格林长长舒了一口气。莫尔感觉她自己不再颤抖了，床也不再抖动，沃格林已经没有了呼吸。她站起来，招呼沃格林夫人过来。那大约是早晨七点半。“他就是这样走的。好像他在等让他离开的许可，你知道吗？”莫尔后来回忆，“好像他的心沉重，他有压力，但是‘我如何放下这一切呢？’当我读到上面的话，就像有人告诉他，可以走了。他接受了，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