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 诗品

钟嵘（约468～约518） 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曾任参军、记室一类的小官。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诗歌评论专著《诗品》。以五言诗为主，全书将两汉至梁作家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故名为《诗品》。《隋书·经籍志》又称之为《诗评》。在《诗品》中，钟嵘提倡风力，反对玄言；主张音韵自然和谐，反对人为的声病说；主张“直寻”，反对用典，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诗歌品评的标准。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明诗篇》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等，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地方，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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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序
　　[上]
　　[中]
　　[下]
　　诗品上
　　古诗
　　汉都尉李陵诗
　　汉婕妤班姬诗
　　魏陈思王[曹]植诗
　　魏文学刘桢诗
　　魏侍中王粲诗
　　晋（魏）步兵阮籍诗
　　晋平原相（内史） 陆机诗
　　晋黄门郎潘岳诗
　　晋黄门郎张协诗
　　晋记室左思诗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
　　诗品中
　　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诗
　　魏文帝诗
　　（魏） 中散稽（嵇） 康诗
　　晋司空张华诗
　　魏尚书何晏 晋[冯] 翊[太]守孙楚 晋著作[郎] 王赞 晋[王]
　　司徒椽（掾） 张翰 晋中书令潘尼[诗]
　　魏侍中应璩诗
　　晋清河[太]守陆云 晋侍中石崇 晋襄城太守曹 摅晋朗陵公
　　何劭[诗]
　　晋太尉刘琨 晋中诗（郎） 刘（卢）谌诗
　　晋弘农太守郭璞诗
　　晋吏部郎袁宏诗
　　晋处士郭泰机 晋常侍顾恺之 宋谢世基 宋参军顾迈 宋参军
　　戴剀（凯）诗
　　宋征士陶潜诗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
　　宋豫章太守谢瞻 宋（晋） 仆射谢鲲（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征
　　君工（王）微 宋征虏将军王僧达诗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诗
　　宋参军鲍昭（照）诗
　　齐吏部谢胱诗
　　齐（梁）光录（禄）江淹诗
　　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丘迟诗
　　梁太常任叻诗
　　梁左光录（禄） 沈约诗
　　诗品下
　　汉令史班固 汉孝廉郦炎 汉上计赵壹
　　魏武帝 魏明帝
　　魏白马王彪 魏文学徐干
　　魏仓曹属阮璃 晋顿丘太守欧阳建 晋（魏）文学应玚 晋中
　　书【令】嵇含 晋河南（内）太守阮侃 晋侍中嵇绍
　　晋黄门枣据
　　晋中书张载 晋司隶傅玄 晋太仆傅咸 [魏]侍中缪袭[晋]
　　散骑常侍夏侯湛
　　晋骠骑王济 晋征南将军杜预 晋廷尉孙绰 晋征士许询
　　晋征士戴逵
　　晋东阳太守殷仲文 【宋谢混】
　　宋尚书令傅亮
　　宋记室何长瑜 [临川内史]羊曜瑶
　　宋詹事范晔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铄 宋建平王宏
　　宋光禄谢庄
　　宋御史苏宝生 宋中书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昙绪 宋越骑
　　戴法兴
　　宋监典事区惠恭
　　齐惠休上人 齐道猷上人 齐释宝月
　　齐高帝 齐（宋）征北将军张永 齐太尉王文宪
　　齐黄门谢超宗 齐浔阳太守（相）丘灵 鞠齐给（从）事中郎
　　刘祥 齐司徒长史檀超 齐正员郎钟宪 齐（宋）诸暨令颜则
　　（测）齐秀才顾则心
　　齐（晋）参军毛伯成 齐（宋）朝请王 （吴）迈远 齐（宋）朝
　　请许谣（瑶）之
　　齐鲍令晖 齐韩兰英
　　齐司徒长史张融 齐詹事孔稚珪
　　齐宁朔将军王融 齐中庶子刘绘
　　齐仆射江元佑（柘） [齐侍中江祀]
　　齐记室王巾（山） 齐绥远（建） 太守卞彬 齐端溪令卞录(铄)
　　齐诸暨令袁嘏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 梁中书郎范缜
　　梁（齐）秀才陆厥
　　梁常侍虞羲 梁建阳令江洪
　　梁步兵鲍行卿 梁晋陵令孙察.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夏歌曰："陶乎予心。"谣曰："名予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尔後陵迟衰微，迄於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贵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沈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纮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於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於闾里，均之於谈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後，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於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纟玄，亦何取於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於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郲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

　　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 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

　　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

　　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

　　观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广谈博论之余，何尝不借诗作谈话形式，随着他们的爱好，商讨不同意见。像淄水和渑水一起泛滥混合，像紫色和红色互相混杂改变，各种意见竞相喧哗争论，无法用正确的标准分清辨别。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高明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著作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从前班固论人，分为九等，刘歆评论士人作者，分为《七略》，依循名称以考究事实，确实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至于写诗的技巧（的高下），明显是可以知晓的，按类来推求，大概同评论赌博下棋的胜负（那样可以明白知晓）。当今皇上，禀赋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体验有丰富深沉的文思，文辞与日月同辉，学识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间的关系。从前在与贵族子弟交游时，已是称职的首领。何况（现今）已经占有宇内八方，天下响应者像从风而伏、云气腾涌，怀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来。本来下视汉魏（之作）而不屑一顾，气吞晋宋（篇什）于胸中，确实不是农民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敢于加以品评的。我现在记录的，近乎是在街闾里巷中交流谈论，等于是谈笑而已。

　　在一品之中，约略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次序来作评论解释。再者那人已经去逝，他的诗能够论定。现在的品评，不存录在世的人。连缀词句，排比事实，是只作通常的谈论。至于像那筹划国事的文书，应该凭借广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庄重）；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应该尽量称引以往的功业。至于吟咏诗歌抒发性情，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见而想；“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即目所见的情景；“清晨登陇首”，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

　　陆机的《文赋》，通达而没有褒贬；李充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王微的《鸿宝》，细密而没有裁断；颜延之的论文，精细而难以读懂；挚虞的《文章志》，详细而广博丰富，很可以说是知音之言了。观这几家（的论著），都是就诗歌体裁来谈，不显示优劣。至于谢灵运收诗成集，碰到诗总是收录；张隲《文士传》，碰到文章就书写下来。诸位英俊记录的书，用意都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别等级。我现在所记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是这样，包括古今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收集殆尽，轻率地要辨明清浊，指出优劣好坏，共计一百二十人。列入这个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诗品》中的人），就称为才子。至于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论，将来要提出变置裁断，请寄托给懂诗的人吧。

　　从前曹植、刘桢当是文章中的圣人，陆机、谢灵运体会效法前二人的才华，研究考虑得精细深远，在千百年中，却没有听说（诗歌）声调的分辨，四声的议论。有的说前人（只是）偶然没有看见，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们）试着讲讲它：古时说的诗或颂，都配上音乐，所以不调节宫、商、角、徵、吕的五音就无从谐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是最好的韵律。所以“三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的歌词，文辞有的还不工致，但韵律可以歌唱，这是注重音韵的意思，与世人讲的声调不同。现在的诗既不配合音乐，又何必采用声调呢？齐代有王融，曾经对我说：“声调跟天地一起产生，从古以来的诗人不懂得它，只有颜延之才说到韵律声调的谐和，而他的说法实际上是大错；只见范晔、谢庄很懂得它罢了。曾经要作《知音论》，没有写完。”王融最先开创，谢脁、沈约推波助澜，三位是贵族的子孙，年轻时就有作文辩论的才能。因此文士们仰慕（他们），务求（作诗运用韵律）精细严密，繁冗细微，专心一意，竞相超越，所以使得文辞多所拘谨忌讳，伤害了它的真实和美丽。我说诗歌体制，本来应该吟诵，不可滞涩，只要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谐调流利，这就够了。至于分平上去入，那我苦于不会；（至于）蜂腰鹤膝的毛病，里巷（歌谣）就已经能够避免了。

　　陈思王曹植有赠弟的《赠白马王彪诗》，王粲有《七哀诗》，刘桢有“思友”的《赠徐干诗》，阮籍有《咏怀诗》，苏武有“双凫俱北飞”句的《别李陵诗》，嵇康有“双鸾匿景曜”句的《赠秀才入军诗》，张华有咏“寒夕”的《杂诗》，何晏有咏“衣单”的诗，潘岳在咏“倦暑”的诗，张协有咏“苦雨”的《杂诗》，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陆机有《拟古诗》，刘琨有“感乱”的《扶风歌》，郭璞有“咏仙”的《游仙诗》，王微有咏“风月”的诗，谢灵运有咏“山泉”的诗，谢混有咏“离宴”的诗，鲍照有咏“戍边”的诗，左思有《咏史诗》，颜延之有《北使洛诗》，陶渊明有《咏贫士诗》，谢惠连有《捣衣诗》，这都是五言诗中的精警的。所以说是诗歌中的“珠泽”，文采中的“邓林”啊。.

◎卷上
　　◇古诗
　　其体源出於《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氾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汉都尉李陵
　　其源出於《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汉婕妤班姬
　　其源出於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
　　◇魏陈思王植
　　其源出於《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馀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於廊庑之间矣。
　　◇魏文学刘桢
　　其源出於《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
　　◇魏侍中王粲
　　其源出於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馀。
　　◇晋步兵阮籍
　　其源出於《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於《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晋平原相陆机
　　其源出於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
　　◇晋黄门郎潘岳
　　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於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晋黄门郎张协
　　其源出於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调采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晋记室左思
　　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於陆机，而深於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
　　其源出於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於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於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兒"。.

◎卷中
　　◇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
　　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於《团扇》矣。
　　◇魏文帝
　　其源出於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钅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
　　◇晋中散嵇康
　　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讬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
　　◇晋司空张华
　　其源出於王粲。其体华艳，兴讬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兒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矣。
　　◇魏尚书何晏 晋冯翊守孙楚
　　晋著作王赞 晋司徒掾张翰 晋中书令潘尼
　　平叔鸿鹄之篇，风规见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後，虽有累札，良亦无闻。季鹰黄华之唱，正叔绿之章，虽不具美，而文彩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凰一毛。事同驳圣，宜居中品。
　　◇魏侍中应璩
　　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於"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
　　◇晋清河守陆云 晋侍中石崇
　　晋襄城太守曹摅 晋朗陵公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於其哲昆，故称二陆。季伦、颜远，并有英篇。笃而论之，朗陵为最。
　　◇晋太尉刘琨 晋中郎卢谌
　　其源出於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晋弘农太守郭璞
　　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晋吏部郎袁宏
　　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
　　◇晋处士郭泰机 晋常侍顾恺之
　　宋谢世基 宋参军顾迈 宋参军戴凯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世基横海，顾迈鸿飞。戴凯人实贫羸，而才章富健。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
　　◇宋徵士陶潜
　　其源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
　　其源出於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於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谢瞻 宋仆射谢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 宋征虏将军王僧达
　　其源出於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课其实录，则豫章仆射，宜分庭抗礼。徵君、太尉，可讬乘後车。征虏卓卓，殆欲度骅骝前。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
　　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後在永嘉西堂，霞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
　　◇宋参军鲍照
　　其源出於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於谢混，驱迈疾於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齐吏部谢朓
　　其源出於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後进士子之所嗟慕。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
　　◇齐光禄江淹
　　文通诗体总杂，善於摹拟，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谢朓。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後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邱迟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邱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
　　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禄沈约
　　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於经纶，而长於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於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於范，意浅於江也。.

◎卷下
　　◇汉令史班固 汉孝廉郦炎
　　汉上计赵壹
　　孟坚才流，而老於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文胜讬咏灵芝，怀寄不浅。元叔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
　　◇魏白马王彪 魏文学徐幹
　　白马与陈思答赠，伟长与公幹往复，虽曰"以莛叩钟"，亦能闲雅矣。
　　◇魏仓曹属阮瑀 晋顿邱太守欧阳建
　　晋文学应璩 晋中书令嵇含 晋河南太守阮偘 晋侍中嵇绍 晋黄门枣据
　　元瑜、坚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大检似，而二嵇微优矣。
　　◇晋中书张载 晋司隶傅玄
　　晋太仆傅咸 晋侍中缪袭 晋散骑常侍夏侯湛
　　孟阳诗，乃远惭厥弟，而近超两傅。长、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虽曰後进，见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尔。
　　◇晋骠骑王济 晋征南将军杜预
　　晋廷尉孙绰 晋徵士许询
　　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
　　◇晋徵士戴逵 晋东阳太守殷仲文
　　安道诗虽嫩弱，有清上之句，裁长补短，袁彦伯之亚乎？逵子颙，亦有一时之誉。晋、宋之际，殆无诗乎！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绮之冠，殷不竞矣。
　　◇宋尚书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美。
　　◇宋记室何长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晔
　　才难，信矣！以康乐与羊、何若此，而□令辞，殆不足奇。乃不称其才，亦为鲜举矣。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铄 宋建平王宏
　　孝武诗，雕文织綵，过为精密，为二藩希慕，见称轻巧矣。
　　◇宋光禄谢庄
　　希逸诗，气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兴属閒长，良无鄙促也。
　　◇宋御史苏宝生 宋中书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昙绪 宋越骑戴兴
　　苏、陵、任、戴，并著篇章，亦为搢绅之所嗟咏。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监典事区惠恭
　　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幹。颜为诗笔，辄偷定之。後造《独乐赋》，语侵给主，被斥。及大将军修北第，差充作长。时谢惠连兼记室参军，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调。末作《双枕诗》以示谢。谢曰："君诚能，恐人未重。且可以为谢法曹造。"遗大将军。见之赏叹，以锦二端赐谢。谢辞曰："此诗，公作长所制，请以锦赐之。"
　　◇齐惠休上人 齐道猷上人 齐释宝月
　　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庾、帛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赉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
　　◇齐高帝 齐征北将军张永
　　齐太尉王文宪
　　齐高帝诗，词藻意深，无所云少。张景云虽谢文体，颇有古意。至如王师文宪，既经国图远，或忽是雕虫。
　　◇齐黄门谢超宗 齐浔阳太守丘灵鞠
　　齐给事中郎刘祥 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锺宪齐
　　◇诸暨令颜则 齐秀才顾则心
　　檀氾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尝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惟此诸人，傅颜氾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
　　◇齐参军毛伯成 齐朝请吴迈远
　　齐朝请许瑶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怅。吴善於风人答赠。许长於短句咏物。汤休谓远云："我诗可为汝诗父。"以访谢光禄，云："不然尔，汤可为庶兄。"
　　◇齐鲍令晖 齐韩兰英
　　令晖歌诗，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原淫矣。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於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
　　◇齐司徒长史张融 齐詹事孔稚珪
　　思光纡缓诞放，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溪，而文为雕饰，青於蓝矣。
　　◇齐宁朔将军王融 齐中庶子刘绘
　　元长、士章，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於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
　　◇齐仆射江祏
　　诗猗猗清润，弟祀明靡可怀。
　　◇齐记室王巾 齐绥远太守卞彬
　　齐端溪令卞录
　　王巾、二卞诗，并爱奇崭绝。慕袁彦伯之风。虽不宏绰，而文体剿净，去平美远矣。
　　◇齐诸暨令袁嘏
　　嘏诗平平耳，多自谓能。尝语徐太尉云："我诗有生气，须人捉著。不尔，便飞去。"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 梁中书郎范缜
　　欣泰、子真，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陆厥
　　观厥文纬，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 梁建阳令江洪
　　子阳诗奇句清拔，谢朓常嗟颂之。洪虽无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鲍行卿 梁晋陵令孙察
　　行卿少年，甚擅风谣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赏至到耳。.

前      言
作爲「百代詩話之祖」，我國第一部詩論著作，鍾嶸《詩品》以其「思深而意遠」、「深從六藝溯流別」〔一〕 ，與同時代的《文心雕龍》堪稱雙璧。《詩品》中的詩學史觀、詩歌發生論、詩歌美學和批評方法論，都垂遠百世，霑溉後人，對我國文學理論、詩歌理論，以及日本和歌理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上，具有奠基詩學的意義。

一、鍾嶸生平與《詩品》的寫作
鍾嶸（約四六八—--五一八），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根據已發現的《鍾氏宗譜》和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鍾氏遠祖是宋桓公曾孫，曾任晉大夫的伯宗，食采鍾離，因以為姓。楚將鍾離昧之子鍾接襲穎川郡公，居長社，始去「離」為「鍾」，為鍾氏得姓之祖。此後鍾氏官有世冑，譜有清顯，遂成穎川望族。十一世祖鍾繇官魏相國、太傅，遷太尉；十世祖鍾毓為魏侍中，御史中丞；九世祖鍾峻為晉黃門侍郎；八世祖鍾曄為公府掾；七世祖鍾雅為晉侍中，護元帝過江，加廣武將軍；高祖鍾靖為潁川太守；曾祖鍾源為後魏永安太守；祖父鍾挺為穎川郡公；父鍾蹈為南齊中軍參軍。兄鍾岏，字長邱，為建康令，著《良吏傳》十卷；弟鍾嶼，字季望，為永嘉郡丞，曾參與編纂類書《遍略》。由此可知，鍾嶸出身穎川世族，有着良好的家庭文化教育傳統〔二〕 。

齊永明三年 (四八五) 秋天，鍾嶸入國子學。根據當時的規定，生員入學，年齡必須是「十五以上，二十以還」〔三〕 。今天的研究者，便在「十五」和「二十」之間，選擇一個比「十五」大，比「二十」小的數字「十八」，並由此上推十八年，暫定為鍾嶸的生年〔四〕 。

在學期間，鍾嶸因「好學，有思理」、「明《周易》」〔五〕；得到國子祭酒、衛將軍王儉的賞識，薦為本州秀才。

齊建武 (四九四—四九八) 初，鍾嶸步入仕途，起家為南康王蕭子琳侍郎。蕭子琳被殺後，改任撫軍行參軍，出為安國令。永元三年 (五○一) ，又改任司徒行參軍。蕭衍代齊建梁，鍾嶸為中軍臨川王行參軍。天監三年 (五○四) ，蕭元簡被封為衡陽王，出任會稽太守，引鍾嶸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後改晉安王蕭綱記室，不久，卒於任上。據歷史記載，蕭綱為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在天監十七年 (五一八) ，又在任僅一年，由此確定鍾嶸於公元五一八年逝世。

從國子學畢業以後，鍾嶸不停地擔任蕭齊、蕭梁諸王的「侍郎」、「參軍」、「記室」職務，長期充當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從年輕的鍾嶸，一直做到歲月忽已晚的鍾嶸；重復同樣的工作，不免有厭倦和沈淪下僚，不得升遷的失意。這使他對社會有了更深更廣闊的思考，對選吏制度不公，不能「量能授職」和梁初以軍功濫升職級的情況產生不滿。於是，他前後寫了兩封書奏，分別上書齊明帝和梁武帝。

這使鍾嶸的作品，除了《詩品》以外，還留下這兩篇書奏：

一是齊建武三年（四九六），他上書齊明帝，建議明帝「量能授職」，不必躬親細務，應講究領導藝術。意見未被采納，還招致明帝的嫌惡。對太中大夫顧暠說：「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否？」恰好顧暠也贊同鍾嶸的看法，回答說：「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弄得明帝很不高興，不顧而他言。

二是蕭衍建梁之初，他上書武帝，謂不當以軍功濫升清級，以致弄到「坐弄天爵」、「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劄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的地步。意見被武帝采納，敕付尚書行之。

此外，鍾嶸為寧朔記室時，還寫過一篇《瑞室頌》。當時，與蕭元簡交遊甚密的隱士何胤，築室隱居若耶山。一次，山洪暴發，大水漂拔樹石，而何胤居室安然獨存，元簡令鍾嶸作文，頌其祥瑞。鍾嶸遂作《瑞室頌》，文章寫得「辭甚典麗」，但沒有流傳下來。卻讓唐初寫史的人感到有風可采，進入了鍾嶸的傳記。

由於兩封書奏都有不怕得罪皇帝的精神，且真的得罪了齊明帝，鍾嶸這兩封書奏中的鮮明性、尖銳性和不避親疏，實事求是的精神，正是寫作《詩品》時敢說真話的科學精神。而「辭甚典麗」的《瑞室頌》雖然不是詩，但可以證明鍾嶸有典雅的風格和斐然的文采。結合其詩論推測，崇尚雅正典麗也許是鍾嶸自己作品的風格。

   《詩品》的產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必然性：一是基於當時五言的蓬勃發展；二是基於社會上文學鑒賞、文學批評風氣的興盛；三是基於當時士大夫著書的文化風氣。所以，既是鍾嶸富於天才的創造，又是社會歷史、時代風氣的產物。

中國詩歌經歷《詩經》四言和「楚辭」騷體的時代，在形式上向更高的層次邁進。《詩經》中夾雜的五言句式，經過「楚辭」的「孺子歌」和秦代《長城歌》的演化，逐漸變成五言詩體。這種五言詩體，在漢代民歌和樂府詩中一步步發展起來，並由兩漢文人的「古詩」過渡，至魏晉已獨領風騷，蔚為大國，成為以五言詩為主的時代。當時人紛紛拋棄四言，轉向五言，寫作五言詩成了一時的好尚。正如《詩品序》所說：「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

五言詩的興盛與發展，必然導致各種詩集和詩歌總集的編纂，如謝靈運《詩集》五十卷、《詩集抄》十卷、《詩英》十卷、《新撰錄樂府集》十一卷、《回文詩集》一卷，伏滔、袁豹、謝靈運《晉元氏宴會遊集》四卷，顏延之《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顏竣《詩集》一百卷，宋明帝《詩集》二十卷、又《詩集新撰》三十卷，江邃《雜詩》七十九卷，劉和《詩集》二十卷、注《雜詩》二十卷，幹寶《百志詩》九卷，徐伯陽《文會詩集》四卷，崔光《百國詩集》二十九卷，應璩《百一詩》八卷，李夔《百一詩集》二卷，晉蜀郡太守李彪《百一詩》二卷，張敷、袁淑《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齊武帝命撰《青溪詩》三十卷，《二晉雜詩》二十卷，《古遊仙詩》一卷，《元嘉宴會遊山詩集》五卷，齊《釋奠會詩》二十卷，《齊宴會詩》十七卷，《詩鈔》十卷，以及沈約編選的《集鈔》十卷等等〔六〕。甚至還出現了以五言詩選摘，如荀綽《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

正是由於有了五言詩的興盛、發展，有了各種總集，包括五言詩總集的編撰，鍾嶸《詩品》纔有了品評對象，理論上的總結和美學上的升華纔有創作實踐的基礎。

   幾乎與總集的編撰同步，圍繞文學創作和五言詩的興盛，文學鑒賞和文學批評亦蔚為風氣，出現了不少專論和專著，如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吳質書》、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李充的《翰林論》、顏延之的《庭誥》、顏竣的《詩例錄》、劉勰的《文心雕龍》等等，其中相當一部分涉及對五言詩的評論。這些評論不僅為鍾嶸《詩品》開了先路，提供了美學上的借鑑，還留下相當豐富的成功與不成功的批評經驗。

    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的話，明白無誤地表明了自己寫作《詩品》曾受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和劉歆《七略》的影響。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分九品論人，啟發鍾嶸以三品論詩；劉歆《七略》追溯古代學術流派，開啟了鍾嶸「深從六藝溯流別」的批評思路。「以類推之，殆均博弈」之語，更表明《詩品》與當時出現的各種《畫品》、《書品》、《棋品》之間的文化關係。由漢末的清談，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迄於晉宋以來對人物品評的風氣，以及品評人物的著作，如《隋書．經籍志》所載《海內士品》等，更與《詩品》有親緣關係。史載鍾嶸兄鍾岏曾著《良吏傳》十卷，今佚不傳。但從書名推測，當是品評有政績官吏的著作，與後來阮孝緒著《高隱傳》品評隱者的性質相同。虽然有人以为這些是是雜史類著作，並不是文藝批評，但這種著書的風氣，還是表明，則鍾嶸之作《詩品》，有家庭的淵源，受到他哥哥鍾岏的影響。

在鍾嶸所評一百二十多位詩人中，齊梁詩人有四十人，約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詩品》實在是一部當代的詩歌評論。還原《詩品》中的史料來源，除一部分引自前人的著作，如引劉敬叔《異苑》，引《謝氏家錄》、李充《翰林》、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此外，相當部分是鍾嶸收集的第一手材料。得之於他和當時著名詩人和評論家劉繪、王融、謝脁、虞羲等人的交遊。永明年間，鍾嶸為國子生，為衛將軍王儉所賞識。其時，謝脁正任王儉衛將軍東閣祭酒，頻繁的接觸，當有機會討論包括品評在內的一切詩歌問題。至於虞羲，則是鍾嶸在國子監一起讀書的同學。

    如劉繪與他談寫作詩品的打算；王融與他談聲律的要義；谢朓和他一起品评：「姚極與餘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七〕，評虞羲詩時說「子陽詩，奇句清拔，謝脁常嗟頌之」。當即「與余論詩」內容之一。

社會、歷史、時代風氣、文化淵源，為寫作《詩品》提供了客觀條件，但作為寫作直接觸發點的，卻有以下幾個因素：

    一是當時五言詩創作走火入魔，誤入歧途：「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脁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脁，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八〕。於是，有必要指陳弊端，正本清源。  

    二是批評不力，缺少理論和統一的批評標準，以致敝帚自珍，抑人揚己：「獨觀謂為警策，眾睹終淪平鈍……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九〕。」混亂不堪容忍，強烈的文學責任感使鍾嶸萌發了撰寫詩評、建立統一的美學標準和批評標準、以廓清時弊的著作動機。

   三是受彭城劉士章（繪）的啟發。劉士章博學盛才，是後進文士的領袖，詩人兼詩論家。他對當時的文壇和評論現狀，與鍾嶸同樣深惡痛絕，曾對鍾嶸口頭評論，並準備寫作詩品糾正時風，雖沒有寫成，倒啟發了鍾嶸，成為鍾嶸寫作《詩品》的緣起：「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一○〕。」

    還有一個可供參考的原因是：「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一一〕。」此說人多未信，胡應麟《詩藪》、《四庫提要》、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古直《鍾記室詩品箋》等辨之甚詳，以為列沈約於「中品」，末為排抑。《南史》喜采小說家言，恐不足據。但對考察《詩品》的成書年代，卻是有用的。

   《詩品序》稱梁武帝為「方今皇帝」，可知此書撰於梁武帝時。作為重要的編寫原則，《詩品序》規定「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表明所評均為謝世作古的詩人。考書中所評詩人，卒年最遲的為沈約。沈約卒於梁天監十二年（五一三），由此斷定，《詩品》成書當在梁天監十三年（五一四）以後，這與《南史》嶸傳「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記載《詩品》成書在沈約死後的說法倒是吻合的。不過，《詩品》的寫作肯定經歷了一個過程。鍾嶸承認是劉士章「欲為當世詩品」觸發了他寫作的靈感。劉士章卒於公元五○二年，其文未遂。可知鍾嶸「感而作焉」的時間當在此後不久。又《詩品》評宋尚書令傅亮詩云：「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沈約）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美。」明確表明：鍾嶸在撰寫「下品．傅亮」條時，剛编選《集鈔》十卷的沈約還活看。由此推知，鍾嶸《詩品》的寫作，大概延續了十幾年，最後在他的晚年纔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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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後  記
一　　拙《集注》問世以來，受到好評，也受到批評。
　　令我欣慰的是，無論是好評還是批評，都出於善意的維護，因為讀者和同行已經把這本書看成是「公共學術財產」，代表了新時期《詩品》研究人皆可以利用的平臺。
　　正是由於這份「公共學術財產」產生的責任，使我再版的時候，不得不對它進行全面、認真的修訂，誠惶誠恐的心情，就像當初一個字一個字把它寫出來一樣。
二　　新版的《詩品集注》是增訂本。增訂本的意義，一是增，二是訂，具體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改正了原來書中的錯誤。如錯字、誤字、衍字、缺字、誤名、不準確的標點符號等等，這些錯字和衍字，有的是印刷錯誤，有的是繁簡體和異體字轉化的錯誤，有的是我的筆誤。由於集注必須採擷他人的觀點，轉述前人的成果，而前人又轉述前人的成果；或解釋、或品評、或摘句、或褒貶。有的引文殘缺不全；有的文字魚魯虎帝；有的觀點混在一起。且古人引用，常憑記憶，多有記錯的地方。原來集注的宗旨是照錄，不加改正，反正是古人或前人說的，錯誤當由古人和前人負責，甚至標點符號也不改正。但是，為了對相信本書的讀者負責，是應當改正的；不改正，無論是古人或前人出錯，都是《集注》的錯，讀者和同行就是這麼批評的。
　　二是做了統一體例的工作。統一了形式、統一了體例、統一了避諱字、統一了著作的稱名。原來以為統一體例很容易，其實很難，難就難在，在不同的場合，同一種內容會有不同的處理，這就使體例不能統一。此次確定了新的校勘、注釋和參考原則，所有的引書、引文，都列入「徵引書目」；我的按語，均加「旭按」注明，以清條貫。
　三是對「校異」、「集注」、「參考」部分重新整合，補充新釋義，增添新內容。
體現在「校異」上，則更重視隋代和唐初的資料，特別是《梁書·鍾嶸傳》所引《詩品序》的文字，因其通篇完整，未加割截，當被視作唐初，甚至唐以前《詩品》原本的序言，在校勘上的意義是其他資料無法替代，也無可比擬的，因此，在本次校勘中佔據主體的地位。
鍾嶸逝世以後，《詩品》也許通過蕭綱之手流傳下來。雖然鍾嶸「吟詠情性」的詩歌美學，對蕭綱產生很大影響；但根據目前的資料，我們還無法找到蕭綱直接回應鍾嶸《詩品》的證據。
　　梁亡後是陳，陳亡後是隋，在鍾嶸逝世後的六十年到一百年之間，隋代劉善經的《四聲指歸》，把鍾嶸《詩品》作為聲律上的批評對象，第一次引用了《詩品》；一百二十年到一百三十多年以後，唐初所修的《梁書》和《南史》分別引用《詩品》，其中《梁書·鍾嶸傳》引用了完整的《詩品序》。《南史》引用了「沈約」條和「丘遲」條的品語。這為校勘提供了最有價值的材料。尤其《梁書》和《南史》都有鍾嶸的傳記，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鍾嶸的生平和言行，本次增訂，便將《詩品》放在鍾嶸的生平中去互證。
　　「參考」部分除引用歷代評論，還充分引用同時代，甚至在鍾嶸以前詩人的「擬作」，如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此外，如顏延之的《五君詠》、沈約追悼朋友的詩，廣義上都是評論，而且是比一般評論更重要的評論。
　　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是齊梁時代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詩學評論資料。它不僅在沈約、鍾嶸、劉勰以前，就圈定了哪些詩人最重要，哪些詩人擅長什麼題材，有什麼風貌，還基本上展現了自漢至齊梁的詩歌美學；揭示了由於時代、地域、詩人性格不同，帶來詩歌風貌的不同。在江淹看來，詩歌美學應該有多種形式。比起當時「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以及「貴遠賤近」、「重耳輕目」（江淹《雜體詩三十首》自序）的人，不知道要高明幾百倍，故此序特別有學術價值。
    更重要的，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用擬代評，其實是沈約、劉勰、鍾嶸的先聲。沈約、劉勰、鍾嶸有很多地方都吸取了江淹的詩歌美學。特別是一般人不注意的陶淵明，最早給陶淵明詩歌地位的，不是沈約，不是劉勰，不是鍾嶸，也不是蕭統，而是江淹的擬詩。故此次修訂，列為「參考」，讓讀者看到中國古代詩學評論紛呈的精彩。
　　「參考」部分還補充了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題辭，因為有些詩人的集子，已經失佚了，今天看到的本子，是張溥輯出來的。因此，他的題辭很重要，應該列入「參考」。
　　「參考」所列詩人詩歌，可與鍾品理論相參照，這是陳延傑《詩品注》的發明，王叔岷先生認為非常有意義。但原來的附詩不很規範，缺漏和錯誤很多，今一併修訂補正。又數人同評，原「參考」混雜，讀者閱覽不便，今按詩人先後排列，同一詩人，先詩後評。
　　「集注」部分，一是改正原来注釋的錯誤，如《中品·謝朓》條對「頗在不倫」的解釋，以前釋為「不類」、「不同」都是錯的；承華東師範大學蕭華榮教授賜教，應該作「良莠不齊」解，竇臮《述書賦》上：「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述書賦·語例字格》：「不倫：前濃後薄，半敗半成。」因知鍾嶸此評謝朓詩利鈍不一，雜有良莠。此即下文「一章之中，自有玉石」之意。這對《詩品》的詩學理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字，慶倖增訂本《集注》改正過來也。
　　二是補充新的文獻資料。增訂工作應注意吸取學術界的新成果，如域外漢學界對毛伯成資料的發現。以前注釋都以為毛伯成的詩已經佚去，但今人又從德藏吐魯番北朝寫本魏晉雜詩中，發現了他的詩歌殘卷，雖然還有點問題，也已殘缺，但彌足珍貴。
    有的詩人生卒年不詳，有的籍貫、出生地被我注錯了；這看起來和品語沒有直接關係，其實是解讀《詩品》深度意義時潛藏的礁石；通過近年來學術界的不斷努力，有的問題已基本解決，有的在相當程度上得到解決；有的雖有疑問，但目前只能做到這一步了。
　　在詩人的生卒年上，我吸取了王發國教授考證的成果；在詩人的籍貫和出生地方面，吸取了陳元勝教授的研究成果；此外，還兼采了梅運生、羅立乾、蕭華榮、楊明、陳尚君、鄔國平、張伯偉、陳慶元、宋紅、力之、蔡錦芳諸先生的研究成果；同門吳承學、彭玉平關注鼓勵，在此一併致以學術的敬禮和深切的謝忱。
　　集學術界先進之精華，補充、增訂《集注》，提供建言，是我的責任。
　　《集注》中每改正一個錯字，補充、增加一條新材料，都像《集注》裏又來了一位高明的賢人；賢人多多益善，無數賢人合在一起，研討奇文、解析疑義，那就是《詩品》高朋滿座、少長咸集的盛會了。

三 　　在學術的田野裏，有人用的是收割機，我卻是個拾麥穗的孩子。
面對《詩品》研究的新成果。一年一年、一點一點地將這些新成果的「麥穗」積攢下來，做到顆粒歸倉。
    經過增訂和完善，經過作者和研究同人在爐火邊的敲打和酒邊的斟酌，現在的「校異」、「集注」和「參考」，均在原來的基礎上得到全面優化；呈現給讀者的，已是涅槃過的《詩品集注》。
因為它已不是原來流傳五十多種版本中的一種，而是集注者在大量不同系統版本和宋代類書、筆記、詩話校勘基礎上產生的鍾嶸《詩品》「新本」。 「新本」力圖恢復《詩品》原本文字的面貌。
　　在「新本」文字的基礎上，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古今中外研究者的成果於一帙，這是新版《集注》的意義，也是我治專書的理想和追求。
裴松之注書，廣泛搜輯資料，補充原書。他注釋的方法如他自己說是「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裴注的體例，其進書表說有四方面：一是「（陳）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二是「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離，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三是「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四是「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拙《集注》解釋字詞、串講文意外，注意事實的增補和考訂，正是用裴松之注書之法。
　　翻檢學術專著如入一城市，當有索引可以指路。王元化先生屢次對我說當今學術專著無索引之弊，慷慨激切，聲色俱嚴。由此承命謹補「《詩品集注》綜合索引」於卷末。

四 　　我和我的學生，组成了一個向西天取經的團隊。為了見到真佛，取得真經，在通向理想國崎嶇不平、充滿磨難的道路上，學生幫我牽馬、挑擔、探路、降妖；和我一起跋山涉水、逢凶化吉。在十多年的增訂過程中，陸錫興、孫力平、查清華、朱立新、胡光波、文師華、歸青、丁功誼、劉強、趙紅玲、王澧華、傅蓉蓉、楊合林、黃亞卓、傅新營、胡建次、王順貴、張紅、蔡平、趙紅菊、楊鳳琴、吉定、楊賽、邱美瓊、袁向彤、葉當前、王偉萍、郭本厚、韓蓉、張喜貴、楊濱諸博士；楊遠義、文志華、劉萬華、劉慶安諸博士生；柯昌禮、邱慧蕾、邵曼、黃磊、陳芳、周銀鳳、譚燚、范志鵬、周忠起、張慧芳、侯娟穎、趙宏諸碩士，韓永燕、張旭蓉、彭雪琴、陳波玲諸碩士生，一起幫助校勘原文、核對資料；特別是歸青、吉定、楊賽、譚燚和韓永燕，為本書做了不少有價值的工作。此次《集注》增訂再版，大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圍坐分羹。

五 　　想起，十多年前，臺灣東海大學召開「魏晉南北朝文學討論會」，討論學術、辯彰源流，兩岸學者歡聚，海峽學術同歌。
　　上午十點「茶敘」，會議休息，很多人到外間喝茶，我仍在會場閱讀論文。一個風度嫻雅，步伐優美的女學者走到我們面前，用尋找的目光，在我們臉上掃過，走回主席臺。又向我們，如此反復再三。
　　主席臺那邊有人用手指點，她走到我面前。问：
　　「您是曹旭先生？」
    我說：「我是曹旭。」
    她說：「哇！您怎麼這麼年輕啊！」
　　我說：「我已經不年輕了。」
　　她說：「我和家父都以為您是九十歲的人了。」
    大家都笑了。
    她說：「家父邀請您今天晚上到我家作客。」
    她就是剛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回臺灣，在臺灣大學執教的六朝文學專家王國瓔教授，「家父」就是著名的國學大師王叔岷先生。
　　王國瓔教授說，您的《詩品集注》出版後，我們買了一本，家父很欣賞您的文獻功底和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次東海大學會議，知道您來參加，家父說：「要見見曹旭先生，請他來我家作客。」
　　我喜出望外，欣然前往，談甚歡樂；王叔岷先生把他的學術著作和詩、詞、文都送給我。
　　以後每次去臺灣，我總要拜望王先生。不幸的是，2008年8月21日，享年九十五歲的王叔岷先生於四川家中逝世，令人痛惜良師。
　　呂德申先生是北京大學教授，對《詩品》研究亦有重要貢獻。1985年10月，我到北京訪書，拜會呂先生；談了注釋《詩品》當以元祐七年（1320）《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為底本的諸多問題。當時，他的《鍾嶸詩品校釋》尚未出版，後來出版，便成為國內最好的《詩品》研究、注釋著作，在校勘、注釋等方面超越陳延傑、古直和許文雨。關於這一點，我在《文學遺產》1988年第2期曾以《詩品研究的新成果》為題，撰文論其學術成就。以後去北京，也每每拜訪呂先生。但就在王叔岷先生仙逝不久的12月26日，86歲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呂德申先生也去世了。桌上唁函，令我震驚。唁函中寫，呂先生臨終遺言：逝世不開追悼會，不舉行任何形式的紀念活動。先生的一生，以及《鍾嶸詩品校釋》再版「後記」，都簡樸得如同一張舊紙，如同他長年穿的灰蓝色的中山装。
　　雖然王叔岷先生和呂德申先生出處不同、經歷不同、執教的大學不同，但同樣是堅持學術、堅持理想、淡泊明志；同樣是冰清玉潔的人品、山高水長的師風。
　又，在我修訂的過程中，驚悉韓國著名《詩品》研究家車柱環先生也逝世了。
　　車柱環先生在韓國開闢了鍾嶸《詩品》研究的重要分支，他的《鍾嶸詩品校正》、《鍾嶸詩品校正補》，以及他學生李徽教的《詩品彙註》，都是《詩品》研究中的經典。對韓國現在李哲理等人的研究，有奠基性的影響。
　　記得在韓國大田召開東方詩話會議，我和車柱環先生晤談一室，臺灣汪中先生也在坐；拙《中日韓詩品論文選評》出版，車柱環先生賜韓文序，高誼芳情，令人感激。
與諸先生游處之日，連輿接席，丝竹并奏；煮酒論文，信可樂也；今長者一時俱逝，令人掩卷痛惜。
　　惟可告慰者，諸先生之學術，已在《集注》中濟濟一堂。故此是學術，亦可志人；學術歷程，亦是生命之歷程。
                                     　　　　　　　曹   旭
                                  　　　　　　　2009年5月14日.

二、《詩品》的稱名、序言與體例
根據《梁書．鍾嶸傳》、《南史．丘遲傳》的記載和隋劉善經《四聲論》（遍照金剛《文鏡祕府論》引）、初唐盧照鄰《南陽公集序》、唐林寶《元和姓纂》等稱引，此書原名《詩評》。《隋書．經籍志》云：「《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可知《詩評》為其正名，《詩品》為其小名，或如名之有表字。長期以來，二名並用。唐、宋多用《詩評》，宋以後，往往正史藝文志系統稱《詩評》，目錄學系統和叢書系統稱《詩品》，詩話系統則二名混用。由於文化傳播方式和流傳系統的原因，目錄學和叢書文化的發展，人們遵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和《吟窗雜錄》、《山堂群書考索》的習慣，多稱《詩品》。一些研究者認為，此書當稱《詩品》，《詩評》為譌，其實是一種錯誤的看法。
  同樣存在錯誤而有待說明的是《詩品序》的形式。
    在明正德元年退翁書院鈔本、沈氏繁露堂本、《顧氏文房小說》本、《夷門廣牘》本、《津逮秘書》及其系統的近四十種版本中，《詩品序》以三段的形式分列三品之首：「上品」從「氣之動物」至「均之於談笑耳」；「中品」序從「一品之中」至「方中變裁，請寄知者爾」；「下品」序從「昔曹、劉殆文章之聖」至末「文彩之鄧林」。《四庫提要》稱鍾嶸《詩品》評漢魏以來五言詩，論其優劣，「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即指此序言形式。但這種形式明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如中、下品序與中、下品無關，內容不符〔一二〕。對這種形式的否定，導致清人何文煥《歷代詩話》將不能致辨的三品序合一置之卷首。這種錯上加錯的做法因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葉長青《詩品集釋》、杜天縻《廣注詩品》、陳延傑《詩品注》（人民文學修訂本）、汪中《詩品注》承襲而成了目前最通行的形式，以致多數讀者以為，《詩品序》就是這篇連在一起的長文，大誤。因為三序合一不僅沒有解決原來的問題，還產生了一些新問題，如「中品」序有「近任昉、王元長等」語，評王元長作詩「詞不貴奇」，而下文又出現「齊有王元長者」，反倒改成介紹王元長的口吻。可見兩段文字原當分開〔一三〕。

  目前，我們所見最早的《詩品》版本，為元代延祐七年（一三二○）圓沙書院刊宋章如愚《群書考索》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此本的序言形式是：以《詩品序》列於卷首（此《詩品序》從「氣之動物」至「均之於談笑耳」。與《梁書》嶸傳所載《詩評序》全同。後為明清本誤植為「上品序」中、下品品語前各有序一段，冠以「序曰」二字，與《吟窗雜錄》一系相同。此形式當與古本《詩品》比較接近。其實，今所謂「中品序」，既位於上、中品之間，內容雖與「中品」無涉，卻與「上品」有關，是申明「上品」準則及入選要求，解釋齊、梁無人入「上品」的原因，當爲「上品」小序或後序（例同《毛詩》大序、小序或庾肩吾《書品序》之後序、小序），同樣，位於中、下品之間，今稱「下品序」的那段文字，內容與「下品」毫無關係，末舉五言警策者，亦無人屬「下品」，其旨乃在解釋當今名公巨卿、文壇領袖沈約何以置之「中品」的原因。兼明音韻之義，均與「中品」有關、當為「中品」之小序或後序〔一四〕。清紀昀所謂「古人之序皆在後，《史記》、《漢書》、《法言》、《潛夫論》之類，古本尚班班可考〔一五〕」者是也。

    整個《詩品》分序言與品語兩部分，互為表裏，互相補充，互相發明。其整體框架，設縱橫兩種座標——即以縱向時代發展和橫向品評交叉而成。橫向以三品論詩；縱向則先溯其流別，追溯「上品」詩人和部分「中品」詩人分別出自《國風》、《小雅》、《楚辭》三種源流，再逐一品評自漢魏迄於齊梁的詩人。這種結構形式，橫向可見歷代五言詩人之優劣，縱向可觀五言詩歌之發展。發展分建安、太康、元嘉三階段，分別以曹植——陸機——謝靈運為軸心，輔之以劉楨、王粲、潘岳、張協和顏延之，使一百二十多位詩人連成一個流動的整體，勾勒出一幅鍾嶸心目中自漢迄梁的詩歌史。

    《詩品》的體例，除「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前已云及外，三品之中，「上品」為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詩人；「中品」略次；「下品」則為次要詩人。在論述上，「上品」較詳，「中品」次之，「下品」較略；重要詩人專論，次要詩人合論。數人同條合論時，大抵以源流相同，風格類似，或以帝王、父子、君臣、女詩人、沙門僧侶為歸。同一品第中詩人排列，鍾嶸自謂「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此亦大略言之。實同品同時代詩人，「上品」詩人之間以優劣為詮次，如炎漢「古詩」置於「五言濫觴」的李陵和班婕妤之前；魏之曹植，置於劉楨、王粲之前；晉之陸機，置於潘岳、左思之前。鍾嶸把自己認為最優秀，最有代表性的詩人，置之這一「世代」的首位，以起到統攝、代表這一世代和警策人心的作用。中、下品詩人均不以優劣為詮次，因為代表漢、魏、晉、宋的最優秀的詩人，已在「上品」列於各世代之首，中下品無需疊床架屋，又數人合評，易產生時間甚至世代上的跨度，在此情況下，不必，也不可能做到以優劣為詮次，此為三品不同排列原則及其原因。

    《詩品》的人數，亦存在混亂。流傳版本不同，計算方法不同，列目人數與實際品評人數之間頗有偏差。如通行本為一百二十二人，但實際人數都少一人，因為同一詩人「應璩」出現了兩次，一次在「中品」，稱「魏侍中應璩」，一次在「下品」，稱「晉文學應璩」，故實僅一百二十一人。《吟窗雜錄》一系人數又與通行本不同，「下品」重複「謝琨（混）」，「阮瑀」等人條下又脫「晉黃門棗據」一人。自清人張錫瑜、許印芳，今人古直、葉長青等人，均在「下品．江祏」條下增「袥弟祀詩」標題，因「江祏」條品語有「弟祀，明靡可懷」句之故，此亦標題與實際品及人數不一引起混亂。據筆者梳理，《詩品》共品評漢迄齊梁一百二十三位詩人：「上品」十二人（古詩算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此數字實包含了鍾嶸的結構思想與良苦用心。《梁書．劉勰傳》未提劉勰與《周易》的關係，然《文心雕龍．序志》篇自謂「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鍾嶸十一世祖鍾繇、夫人張氏，十世祖鍾毓之弟鍾會，均對《周易》有精深之研究，撰有研究著作。此事跡載《世說新語．言語》篇及《三國志．鍾會傳》，不贅。時鍾會與山陽王弼友善，在《易》學上並知名。《隋書·經籍志》載會之撰《周易盡神論》及《周易無互體論》，梁時尚有流傳，則鍾嶸《易》學自有家族淵源，又《梁書》、《南史》均稱其「明《周易》」，「好學有思理」，故其三品人數，當與《易．緯》「三十六節」，「七十二候」之類的《易》數有關。「三」為天數，「四」為地數，天地合一，三乘四為十二，即「上品」人數。此《易》數，或稱「模式數字」，不僅具有內在規律，易於記誦，且作為一種文化積澱，形成人們的心理定勢，成為完美和系列的「群」的象征。以此選擇詩人，配置三品人數，就會產生「網羅今古，詞人殆集〔一六〕」的整體感、系列感和完美感。劉勰、鍾嶸多受《周易》美學思想影響，而《文心》、《詩品》二書，亦均取《易》數為其構架。後者多為人所忽視，故略加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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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鍾嶸《詩品》批評方法論
    《詩品》所以在詩論著作中垂式千秋，獨秀眾品，成為百代詩話之祖，除了它獨特的詩歌史觀，具有創意的詩歌發生論，剛柔相濟和強調滋味的詩歌美學以外，兼收並蓄，集大成式的批評方法論，同樣是重要的原因。
從總體上看、《詩品》既是一部詩學理論著作，又是一部詩學批評著作，這就把文學評論的廣、狹二義融為一體，使詩學理論源於批評實踐，是批評實踐的升華和總結；而具體的批評，則又以文學理論為指導，是詩學理論座標上的某一點。在寫作《詩品》的同時，鍾嶸清醒地認識到批評方法的重要。因為批評方法和批評目的、批評效果是聯繫在一起的。有什麼樣的批評目的，就會選擇什麼樣的批評方法，用什麼樣的批評方法，就會影響到總的批評效果。鍾嶸在說明自己批評方法的同時，對前人的批評方法及批評效果表示不滿。《詩品序》說：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
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
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隱

《文士》，逢文即晝：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

鍾嶸自稱自己的批評方法是：致流別；辨清濁；掎摭病利；顯優劣。致流別，實即區分詩歌的風格流派，追溯其淵源；辨清濁，原指分辨聲調清濁，此指辨析不同流派及同一流派中風格的一致性和多樣性；掎摭病利，主要指陳詩歌作品的利、病得失；顯優劣，則為評定詩人地位的優劣高低。在這裹，鍾嶸是把批評目的和批評方法作為一個問題提出的。用今天的眼光考察，「致流別」，追溯師承宗派，時代源流，是「歷史批評法」；「辨清濁」、「顯優劣」，是「比較批評法」；「掎摭病利」中包含看「比較」、「知人論世」和「摘句批評法」，這些方法在同一條裹交叉運用，同時出現。又互相交融，形成批評方法的整體。而用得最多的是「比較批評」、「歷史批评」和「摘句批評」法。
廣義的比較無處不在，離開比較就不能評論，對任何詩人的評論，都是對這一詩人與時代「關係」，及與其他詩人之間「關係」的評論。例如，要在數百家詩人中選擇一百二十三家進行評論，所謂「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就是比較的結果，所述各種淵源流派，無不以比較和相對而決定自己的存在。但具體、狹義地說，《詩品》中的「比較評論法」，實包含兩個層次：第一是整體上、結構上的比較，第二是具體的同一流派和不同流派詩人之間的比較。整體和結構上的比較，是把入選的一百二十三位詩人分為「上品」、「中品」、「下品」三個等級，故又可稱之為「三品升降法」或「分品評論法」。這種分品比較的方法，既受漢以來分品論人和裁士的影響，植根於古代文化學術傳統，又是當時時代風氣的產物。《詩品序》明言自已的分品方法，來源於「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班固的《漢書·古今人名表》九品論人，啟發了他三品論詩；劉歆的《七略》敍述歷代學術源流，啟發了他追溯詩人的風格淵源。此外，曹魏以來設立選拔人材的「九品中正制」，魏晉以來品評人物的清談風氣，都對《詩品》的分品評論法產生影響。早於《詩品》的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分六品評論畫家，晚於《詩品》的梁庾肩吾《書品》，分三品評論書家，每品之中，又分三等。梁阮孝緒的《高隱傳》，亦分三品評古今高隱，表明分品評論已成為評論家的共識，已成為一種時代的評論方法。第二層次具體比較，則貫穿於上、中、下三品評論的始終。如「上品」評曹植：「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評王粲：「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評潘岳：「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為勝；《翰林》篤論，故嘆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中品」評陸雲等人：「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於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為最。」評顏延之：「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采鏤金。』」評鮑照：「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評范雲、丘遲詩：「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下品」如評曹叡詩：「叡不如丕，亦稱三祖」評曹彪詩：「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評張載等人詩：「孟陽詩乃遠慚厥弟，而近超兩傅」等皆是。可以說，比較評論是《詩品》用得最多、最普遍的評論方法。

    其次是「歷史批評法」。
    鍾嶸自謂從劉歆《七略》裁士,敍述歷代學術源流得到啟發，其實，他沒有說明的至少還有兩方面：一是從晉陸機《擬古詩》首開風氣以來，南朝詩人常以「擬某某體」和「效某某體」的方式，學習前人的作品，或對前人作品的體貌特徵加以品評，如王素的《學阮步兵體》；鮑照的《學劉公幹體》、《學陶彭澤體》；《南齊書·武陵昭王曄傳》謂蕭曄：「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梁書·伏挺傅》謂伏挺：「為五言詩，善效康樂體。」為任昉所驚歎。最著名的當為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仿效了自古詩迄湯惠休等人的詩風特徵。故蕭統《文選》專設「雜擬」一欄，錄陸機以來十家詩六十餘首，可見其風氣之盛。這種「擬某某體」或「效某某體」的時風，對鍾嶸運用歷史批評的方法，追溯某詩人的體貌特徵和風格淵源，提供了重要的根據。
此外,在中國批評史上，最早產生文學史的意識並首先使用「歷史批評法」的大概是沈約。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論文學流派的變遷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與鍾嶸同時的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也運用歷史批評的方法，把當時的文章分為「三體」，並指出其淵源流變。鍾嶸《詩品》無疑受了沈約的影響，但沈約主要論賦，鍾嶸卻用以論五言詩，又《宋書·謝靈運傳論》、《南齊書·文學傳論》是在論文學，更在寫歷史，他們的「歷史批評」，是在寫歷史的過程中涉及文學時產生的，多少帶無意識的傾向，不像鍾嶸專寫五言詩評，追溯歷史淵源，純粹而自覺地運用了「歷史批評」的方法。在具體批評時，鍾嶸把所有的詩人總屬《詩經》、《楚辭》兩大系統，分隸「《國風》」、「《小雅》」、「《楚辭》」三條源流，按時代先後，世有相因，人有嗣承，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如評《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評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評阮籍：「其源出淤《小雅》」，評李陵：「其源出於《楚辭》。」「中品」評曹丕：「其源出於李陵。」評張華「其源出於王粲」，陶潛「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沈約「憲章鮑明遠」。「下品」謝超宗等人「並祖襲顏延」等等。這裏的「其源出於」、「其體源出於」、「祖襲」、「憲章」字面雖不同，其含意是一致的。在一百二十三人中，鍾嶸追溯了三十六位詩人的禮貌特徵和風格淵源，包羅了《詩品》中重要和相對重要的作家。所以追溯三十六人，如前論《詩品》人數所云，此亦以三十六人象徵整體，代表了所有的詩人。正如《世說新語》三卷品藻人物，也正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種門類一樣，都同樣是以「三十六人」這一「模式數字」來代表整體、系列和完美。
其源流系統可列成下表（表見下頁）：正如此表圖所列三十六人的風格淵源，便可代表和象徵所有詩人淵源有自一樣，儘管一個作家所受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詩品》一般僅取其主要方面而言，圖中用黑綫表明，極少數作家，如「上品」謝靈運的「雜有景陽之體」；「中品」曹丕的「頗有仲宣之體則」，陶潛的「又協左思風力」，兼言兩家，圖中以虛線表明。

图
    漢代文論家依經立論的特點，為兩晉及齊梁的文論所承襲，《詩經》，連同《楚辭》，被看成是百代詩賦的祖先。《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云：「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論漢魏時文體，謂「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稱「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為「文之樞紐」。《辨騷》稱「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為作文應循的原則。《詩品》把五言詩作者的源頭追溯到《詩經》、《楚辭》，亦即「同祖《風》、《騷》」之意。就《楚辭》與《詩經》一系相比，鍾嶸把組成漢魏晉宋詩史軸心的曹植、陸機、謝靈運，以及在孔氏之門升堂、入室的「文章之聖」曹植、劉楨都源出《詩經．國風》一系，又微露宗經之意。這些都是鍾嶸「歷史批評」的思想傾向和具體內容。

比較評論和歷史評論以外，「摘句評論法」同樣是《詩品》用得較多的批評方法。「摘句評論法」的核心在於「斷章取義」，可以以個別代一般，以一句代全章，兼有暗示、舉例、鑒賞等作用，有時本身就具有獨立的意識。摘句可以是首句，也可以是為人熟悉的佳句，可以言事理，也可以是寫風景，無論景語、情語，只要凝煉，概括性強，可斷章取義即可。在先秦典籍如《孟子》、《荀子》、《左傳》、《國語》中，經常記載各國使者摘引《詩經》，斷章取義以言志或作為外交辭令的情況，後世文學評論中的「摘句法」當濫觴於此〔二四〕。魏晉以後，人們更重視警句的作用。陸機《文賦》稱「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又說：「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謂佳句在詩，如玉之在石，珠之在水，可使山輝、川媚，而文章生色。摘引警策佳句，當然能起到更好的評論效果。晉宋以後，摘句評論更成為一種風氣。《南齊書．丘靈鞠傳》云：「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又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正史」此又以篇名或佳句中的字句指代全詩，如以「灞岸」指代「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以「零雨」指代「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以「朔風」指代「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等，這同樣是摘句的一種。劉勰的《文心雕龍》一些篇章也同樣使用了「摘句評論法」。又據《南齊書．文學傳論》說：「張眎摘句褒貶」，表明張眎有專門摘句評論的著作，但今佚不傳。在文論著作中，運用摘句評論方法較早且最普遍的是《詩品》。摘句評論在《詩品》中有多種情況：或以佳句表明自己的詩學理想，或以佳句判明詩歌與其他文體的區別，或純粹舉例，或在舉例中暗含褒貶，或標舉五言警策，以示詩界法程。這使「摘句評論法」在《詩品》中得到最廣泛的運用，從而對後世産生重大的影響。例如，《詩品序》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詩品序》末標舉歷代五言警策者，或舉篇名，或以佳句指代，如：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者也。」均為其例。其次在評論具體作家，如評《古詩》，評「中品」詩人郭璞、陶淵明、郭泰機、謝世基、顧邁、何晏、孫楚、王讚、張翰、潘尼等人時，均用了摘句評論的方法。
以上述方法為主，《詩品》有時也兼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如孟子的「知人論世法」。「上品」論李陵「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即遵循這一方法，論李陵其世，知李陵其人，評李陵其詩。值得注意的是，鍾嶸在使用上述批評方法時，並不是孤立、機械地使用的，而是互相交叉，互相發明，融會貫通在一起的。如評宋徵士陶潛：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歷史批評法）。文體省靜，殆無長語。
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知人論世法）。世嘆其質直。
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摘句批評法），風華清靡，豈直為
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宗也（歷史批評法）。

再如評宋參軍鮑照：
其源出於二張（歷史批評法）。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
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比較批評法）。總四家而
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知人論世法）。然貴

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即此可見其批評方法綜合運用之一斑，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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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詩品》的流傳與影響


《詩品》流傳千載，對後世文論、詩論產生重大影響，這從後人對《詩品》的接受和拒斥中可以反映出來。

第一個對《詩品》作出評價的是隋代的劉善經。鍾嶸謝世，《詩品》流傳六十多年後，劉善經著《四聲論》，他在贊同鍾嶸的某些觀點，說《詩品》「料簡次第，議其工拙，乃以謝脁之詩末句多蹇，降為中品。侏儒一節，可謂有心哉」以後，即代表沈約，對鍾嶸提出的批評進行反批評：「嶸徒見口吻之為工，不知調和之有術，譬如刻木爲鳶，搏風遠颺，見其抑揚天路，騫翥煙霞，咸疑羽翮之行然，焉知王爾之巧思也。四聲之體調和，此其效乎！除四聲已外，別術此道，其猶之荊者而北魯、燕，雖遇牧馬童子，何以解鍾生之迷！」又說：「或復云『余病未能。』觀公此病，乃是膏肓之疾，縱使華陀集藥，扁鵲投針，恐魂歸岱宗，終難起也〔二五〕」

在鍾嶸死後的六、七十年間，四聲入詩初期帶來的弊端正逐步被克服，四聲八病的理論主張經過永明體和宮體詩人的實踐，已不斷得到修正與完善，詩學本身的發展，證明了聲律論的可行性與生命力。此時的劉善經，當然會嘲笑鍾嶸聲律觀點的偏執。

    唐代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鼎盛時代，隨着詩歌實踐的進程，詩歌理論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詩品》在唐代的存在和被關注，主要反映在正史記載和評論家的著作裹：姚思廉的《梁書》和李延壽的《南史》，都為鍾嶸立傳，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鍾嶸的生平、家世、仕宦、學歷、交遊和寫作《詩評（品）》

的情況。《南史》記載了鍾嶸寫《詩評》的原因；《梁書》全文摘錄了《詩評序》；《隋書．經籍志》著錄「《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第一次出現《詩品》之名。在評論家的著作裹，初唐四傑之一的盧照鄰在《南陽公集序》中說：「踳駁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以一種不屑和不滿的口吻，表明了《詩品》在唐代詩人心目中的存在。追慕玄遠，開以禪論詩先聲的釋皎然，態度頗與盧照鄰類似，執意把會不會寫詩，看成是有無資格評詩的先決條件。以為鍾嶸既非詩人，就没有資格妄評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也許唐人急於創造，強烈的自信使他們不甘人後，故必當掃除成說而別開生面，別創新途。

《詩品》對唐詩和唐代詩論的影響，除影響皎然《詩式》的外在形式和詩歌美學，還通過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和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顯示出來。殷璠和高仲武都沒有直接提鍾嶸或《詩品》之名，但他們編選的兩本唐詩選集，從體例形式、審美標準、聲律觀點乃至用詞遣句，都明顯地受《詩品》的影響，對所選詩人的品評，更有祖襲、搬用《詩品》的痕跡〔二六〕。

宋代是一個比較理性的社會，《詩品》在宋代的流傳和影饗，主要表現在正史、詩話、私家著錄和叢書類書四個方面。

正史有宋代歐陽修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從追溯唐代宰相鍾紹京世系出發，詳細地追述了鍾氏世系。

宋詩話如葉夢得《石林詩話》、黃徹《●溪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何汶《竹莊詩話》、魏慶之《詩人玉屑》、姚寬《西溪叢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趙與時《賓退錄》、王楙《野客叢書》等，在引錄《詩品》和前人的論述中，則保留《詩品》序言或品語。其中以《竹莊詩話》、《詩人玉屑》采擷尤多，為校勘本文，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隨着社會生活、文化消費和印刷業的發展，與詩話興盛同步，各種類書、叢書和私家著述也發展起來。這些類書和叢書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其中徵引、節錄《詩品》的有李昉等編的《太平御覽》、王應麟的《玉海》和鄭樵的《通志》；全文刊載《詩品》的有託名狀元陳應行，實為北宋末年蔡傳纂輯的《吟窗雜錄》和章如愚纂輯的《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吟窗雜錄》今存明刪節本，《群書考索》有元刊本（為此集注底本），對《詩品》的文字校勘和版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王堯臣的《崇文總目》卷五文史類、陳騤《中興館閣書目．集部·文史類》、尤袤《遂初堂書目．文史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文史類，都有關於《詩品》的著錄。金代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論溫庭筠、李商隱：「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自注：「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其論劉琨諸篇，句意亦與《詩品》相近。

    在元代，鍾嶸和《詩品》都未免寂寞，也許那時人們更喜歡聽書看戲，而不喜歡誦詩。因此，除脫脫《宋史．藝文志》著錄「鍾嶸《詩評》一卷」外，元刊《山堂考索》便成了唯一的慰藉。

    至於明、清，版刻的眾多、校注的出現、研究的深入，成了突出的現象。郭紹虞先生稱「是書晦於宋以前而顯於明以後」，也許正是由此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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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品》對後代詩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在詩歌發生論和本質論上，《詩品》所倡導的「吟詠情性說」，啟發了歷代詩論家，由吟詠情性本質出發，詩當「直尋」、「即目」，不貴用事，要與文符、奏議等文體相區別的說法，成了後世論詩的圭臬。至清代，性靈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論詩絕句還說：「天涯有客好聆癡，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亦稱：「尋此諸說，實詩人之藥石。」在詩歌發生論中的「人際感蕩說」，更具獨創之見，為後人普遍接受。

    鍾嶸提出「文」與「質」；「風力」與「丹彩」；「骨氣奇高」與「詞采華茂」結合的詩歌美學，由《詩品》確定的「滋味說」，強調審美的「文已盡而意有餘」的「詩歌餘味觀」，都無不影響後人。在唐代，通過《河嶽英靈集》和《中興間氣集》等向全唐詩輻射。

    在批評方法上，《詩品》對後世的影響也同樣重要。《詩品》被推為「百代詩話之祖」。明毛晉汲古閣本《詩品》跋稱鍾嶸「一時頗號知言」；稱《詩品》為「詩話之伐山」。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稱：「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孫德謙《雪橋詩話序》也說：「詩話之作，於宋最盛……尋其意制相規，大抵皆準仲偉。」如果說宋人詩話與《詩品》有什麼區別的話，這就是毛晉跋所說的：「宋人詩話數十家，罕見其嚴毅如此。」亦即孫德謙所說宋詩話「精識遠不逮」和郭紹虞先生所說「《詩品》是文學批評中嚴肅的著作」，而以歐陽修發其端的詩話卻是「資閑談」的詩話雜碎。鍾嶸所獨創三品論詩的方法，後世亦群起仿效。唐代皎然《詩式》的某些品藻形式，即與《詩品》類似，起句冠「評曰」二字，即與《吟窗》一系《詩品》相同。宋人劉克莊評唐詩，亦品其高下優劣。明代顧起綸的《國雅品》評詩，更模仿《詩品》，分「士品」、「閨品」、「仙品」、「釋品」、「雜品」五品。就追溯源流而論，唐代張為的《詩人主客圖》亦從《詩品》取法。李調元《序》之，稱「宋人詩派之說，實本於此。求之前代，亦如梁參軍鍾嶸分古今作者爲三品，名曰《詩品》。」可見其旨一斑。

    《詩品》不僅對我國齊梁以後的詩論產生影響，還流布海外，對日本的漢詩，特別是和歌，產生重大影響。

日本天長四年（八二七），良峰安世等總其成的日本漢詩《經國集序》中，就有模擬《詩品》成句的痕跡，表明其時已有傳入的可能。試以《經國集序》與《詩品》辭句相比較：



（一）譬猶衣裳之有綺縠，翔鳥之有羽儀。（《經國集序》）

          ······  ······

衣被之有綃縠。（《詩品．晉黃門郎潘如翔禽之有羽毛，岳》）

            ······  ······

（二）琬琰圓色，則取虬龍片甲，麒麟一毛。（《經國集序》）

                    ·········

          文采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詩品．晉中書潘尼》等）

                    ·········

（三）清拔之氣，緣情增高。（《經國集序》）

      ····

          善為淒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詩品．晉太尉劉琨》）

          ····

日本寬平三年（八九○）陸奧守藤原佐世奉敕編纂《日本國見在書目》。《書目》的「小學家」和「雜家」類中分別著錄：

         《詩品》三卷

《注詩品》三卷

這說明：鍾嶸《詩品》在我國中、晚唐之際傳入日本。此後，便通過紀貫之鋪設，由《古今和歌集序》為中介的道路影響日本和歌。《詩品》「吟詠情性」的詩歌主張，「四季感蕩」和「人際託怨」的詩歌發生論，「風力」與「丹彩」結合的文學理念和美學思想，在漫長的時期裹，與日本民族文化、審美心理融合，已和諧地進人日本民族獨特的美學結構之中，成為日本和歌精神與日本民族審美積澱——「雅、佗、寂、物之哀」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了解《詩品》東漸及對日本漢詩、和歌的影響，正可考察中國文論走向世界，影響和形成「周邊文明」、「衛星文明」的歷史進程〔二七〕。

   《詩品》對後世的影響，事實上是後世對《詩品》的接受。在影響和接受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某種拒斥和批評。對《詩品》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源出」問題，二是品第問題。

明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三說：「吾攬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清代王士楨《漁洋詩話》說：「鍾嶸《詩品》，餘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於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 『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訛，千秋定論，謂之何哉！」

對於陶淵明，則既有源出問題，又有品第問題。陶淵明源出應璩，列入『中品』，更遭後人非議。宋葉夢得《石林詩話》說：「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於應應，此語不知其所據。」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說：「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明閔文振《蘭莊詩話》說：「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以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陶焉。」

好在對品第高下，三品升降問題，鍾嶸早有預見，並申明在先：「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耳。」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為鍾嶸辯解說：「近時王士禎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遺篇舊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但紀昀也以為：「惟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章學誠《文史通義》則又為鍾嶸辯解說：「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清初錢謙益《與遵王書》也說：「古人論詩，研究體源。鍾記室謂李陵出於《楚辭》；陳王出於《國風》；劉楨出於《古詩》；王粲出於李陵，莫不應若宮商，辨如蒼素。」至於陶淵明，實「篤意真古」，「世嘆其質直」。在通俗質樸、被目為「田家語」的白描風格上看，陶詩與應璩詩確有不少類似的地方〔二八〕。在鍾嶸以前，顏延之為陶淵明作誄不提陶淵明的詩歌創作，北齊陽休之說陶淵明「往往有奇絕異語」，但「詞采未優」。與鍾嶸同時的劉勰《文心雕龍》和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都曾列舉大量晉宋詩人而不提陶淵明（劉勰《文心雕龍．隱秀》篇提及陶淵明，但為偽作）。沈約《宋書》置淵明於《隱逸傳》而未授予他詩人的桂冠。在中國批評史上，第一次認識陶詩，並對陶淵明作高度評價的是鍾嶸《詩品》。蕭統、蕭綱兄弟嗜愛陶詩，總體評價亦與鍾嶸類似，其「余愛其文」「尚想其德」，實為祖襲鍾品「每觀其文，想其人德」而來。從《詩品》、二蕭，由唐迄宋，至蘇東坡甚至置淵明於李、杜之上，陶詩之顯，當首推記室之功。後世責難，多出誤解〔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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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對《詩品》的評論，當以紀昀和章學誠的評論最為有識。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
    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
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其師承，為例
各殊。……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
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

章學誠《文史通義》說：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
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r
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
之類，最為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
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
能喻也。
  鍾嶸《詩品》之作法、旨意、本身的理論價值及在文學批評史上與劉勰《文心雕龍》並稱雙璧的地位，即此可成定論。

六、餘 言
迄今所見，《詩品》的最早版本為元延祐七年（一三二○）圓沙書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明梅鼎祚《梁文紀》本有少量校語，明馮惟訥《詩紀》和鍾惺《硃評詞府靈蛇》本有零星注釋，但都不能視為校注本，最早完整的校注本，是咸豐十年（一八六○）五月開雕的清人張錫瑜《鍾記室詩平三卷》〔三○〕。此後校則有鄭文焯手校《津逮》本、傅增湘校《津逮》本、朱希祖校明本、錢基博《鍾嶸詩品校讀記》、徐復《詩品校記》、路百占《鍾嶸詩品校勘記》（未刊稿）等；注釋兼有校者，有陳延傑《詩品注》、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葉長青《詩品集釋》、杜天縻《廣注詩品》、王叔岷《鍾嶸詩品疏證》、陳直《詩品約注》、汪中《詩品注》、楊祖聿《詩品校注》、蕭華榮《詩品注譯》、呂德申《鍾嶸詩品校釋》、向長青《詩品注譯》等；研究著作有陳衍《詩品平議》、黃侃《詩品講疏》、張陳卿《鍾嶸詩品之研究》、梅運生《鍾嶸和詩品》等等。此外，為加快對鍾嶸《詩品》的研究，日本學者以立命館大學教授高木正一、高橋和巳發起，於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成立了「詩品研究會」，對《詩品》的字詞、典事、義理、觀念進行全面研討。參加的學者有京都大學教授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清水茂、興膳宏、田中謙二、尾崎雄二郎，東京大學教授福永光司，東北大學教授村上哲見，神戶大學教授伊藤正文、一海知義，廣島大學教授小尾郊一，東京教育大學鈴木修次，東洋大學教授船津富彥，立命館大學教授白川靜、笠原仲二，以及島根大學、名古屋大學等二十多位學者，可謂集結了日本漢學界有關方面的精英和新銳。日本學者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中沢希男的《詩品考》、高松亨明的《詩品詳解》和《鍾嶸詩品校勘》、立命館《鍾氏詩品疏》、興膳宏《詩品》、高木正一《鍾嶸詩品》等。韓國學者有車柱環的《鍾嶸詩品校證》、《鍾嶸詩品校證補》，李徽教的《詩品彙注》。法國學者有陳慶浩的《鍾嶸詩品集校》等。以上校注均旨具新解，各有勝義，多獨到之見，愜當之論，既有功於仲偉，又足以啟迪後學，垂示來者。
一九八五年春，我在上海復旦大學文學研究所攻讀中國古代文論博士學位，在業師王運熙教授的指導下，從事鍾嶸《詩品》的研究。在三年學習期間和畢業後的幾年裹，先後完成《鍾嶸詩品研究》（博士論文）、《鍾嶸詩品集注》、《詩品研究論文選》、《日本學者詩品研究譯文集》等著作和圍繞錘嶸《詩品》的系列研究。此「集注」即是對《詩品》的校勘、注釋，共收海內外版木、校注本、各種詩話、筆記、類書及研究著作二百多種，分「校異」、「集注」、「參考」三方面，對《詩品》逐段逐條地加以校勘、詮釋。校、注均採用集校、集注並出以己意的方式，貫通古今，兼采中外，把古今中外的校注、研究成果匯於一帙，力圖反映《詩品》研究的全貌。並附「校注例言及版本書目」，以清條貫。
在校注過程中，除得到王運熙先生的具體指導和熱情鼓勵外，還得到張伯偉、蕭華榮、梅運生、路百占、王達津、呂德申，日本高松亨明、高木正一、興膳宏、清水凱夫，韓國車柱環、康曉城，香港鄭子瑜、鄺健行諸先生的幫助，或惠賜大作，或函示手稿，或覆印資料，使集注工作能順利進行，謹此致以深切的謝忱。又上海古籍出版社趙昌平兄，以學長之誼，屢屢催督此稿，激勵良多；責編世美兄，糾誤匡謬，編輯辛勤，均爲生平畏友。
諸種情誼，「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援筆為之記。
                                                  曹   旭
                                               一九九二年五月
                                               於上海師範大學聽雨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