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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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9日10:33 南方人物周刊
“耶稣基督的好兵”
冯玉祥的信仰和治军模式混合了中国的传统伦理和基督教，归根到底是一种实用主义
从民国初期，冯玉祥就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一个独特的称号——“基督将军”。
在许多早期传教士写的书中，冯玉祥都被寄予厚望，他的皈依和作为被赞美为一名“耶稣基督的好兵”。
少年时期的冯玉祥曾对“洋教”充满了仇恨。14岁入伍时，保定府发生瘟疫，他放枪打过福音堂的门匾。他有时也会跑到福音堂捣乱。有一次，当他听到神父讲经说“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立马和几个同伴抬起教堂的桌子就走。看到神父无言以对，大笑着扬长而去。
很快，冯玉祥就被一连串的亲身经历所震动：当时义和团举事，把保定天主教堂的全体教士逮捕杀害。临刑前，一个叫“莫姑娘”的女传教士突然提出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传教士的要求。这种牺牲自我的殉教精神让他第一次对“洋教”产生了好感。
1905年，冯玉祥因病住进了崇文门医院。他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当他表示感谢时，医生们说：“不要谢我，请你谢谢上帝。”这让他非常感动
冯玉祥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更为信徒们严谨的生活态度而心动：基督徒中没有人吸食鸦片；无论贫富子女都上学；都有相当的事业，无游手好闲之人，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简单的几条，使我非常羡慕。当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的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的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1915年，冯玉祥在北京亚斯里教堂，由著名的中国牧师刘芳为他行洗礼。
冯在北洋时期的文治武功都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还深深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1923年，冯玉祥的发妻刘氏病故。这位威武的上将军一下子成了京城头号的“钻石王老五”，连总统曹锟都想把自己的千金嫁给他。据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冯玉祥当时给姑娘们出了一道考题：“为什么嫁我？”当教友宋发祥给他送来一份答案——“上帝派我来监督你，怕你做坏事。”冯玉祥一看大喜过望，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婆婆亲口告诉我，他们是唐悦良夫妇撮合的。”余华心笑着否认：“他们当时约冯先生去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一眼看中了正在演讲的她。结婚时，她还问过我公公说：你怎么看上我的？我公公说，我看上你的天真烂漫。”
李德全是一个不同于刘氏的新式女性。她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才干卓著，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婚后，除教子持家，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军中妇女教育及伤兵慰劳等事上，她很受官兵们的爱戴。在冯玉祥的政治生涯中，她成为他有力的臂膀，并在冯联孙和联蒋之中都发挥过作用。解放后，她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并出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基督教义契合了冯玉祥希望改变社会的救世抱负。他仍然是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只不过，他发现，在社会实践和个人道德方面，基督徒表现得更为成功。由此，他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更有效率的道德规范，他曾坦承，中国有“吃教派”、“信教派”，而他就要做一个“用教派”。
“基督治军”是冯玉祥凝聚军心最独特的方式。军中设有随军牧师，在近代史上除太平天国之外，冯玉祥是唯一之人。
1918年在常德占下地盘之后，冯玉祥开始在自己的军队里进行系统的传教。在营房建立教堂，每逢礼拜天，请牧师向全体军官讲道，并提倡查经、祷告、赞美、主日等仪式。冯玉祥还亲自为士兵宣教教义。
在他的鼓动下，大批军官受洗入教。根据传教士的一份报告：到1924年，冯玉祥在京出任陆军检阅使，手下3万余人中信教过半，其中军官受洗者十之八九。当年2月，冯部有千余名官兵受洗，8月，又有5000人在南苑受洗。冯部高级将领如张之江、李鸣钟等都是虔诚的教徒。
他选择一些合乎自己需要的基督教义内容，编写了士兵教育读本《军人精神书》，分为《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和《军纪精神》，即“三精神书”。把中国的圣贤传、传统的道德观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并大量引用曾、颜、子路、墨子的故事。
余华心的父亲余心清就是在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时成为随军牧师。他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很快就得到冯的赏识，担任随军总牧师，并出任冯部育德中学校长、开封训政学院院长。他后来进入军政界，成为著名的“红色牧师”。
在开封南门外小校场上，站在第一排的第11师学兵尹心田第一次聆听这位总牧师的布道。他很少像其他牧师那样讲圣经、讲天国，而是大讲世界革命潮流，大讲中国人民的苦难，大讲革命军人肩负的救国救民重任。深入浅出、侃侃而谈，有事实、有理论，语言生动活泼。
基督教成为凝聚冯军的思想纽带。相比其他的军阀部队，冯军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纪律严明、素质优良。每到一处，人们都向他们投以诧异的目光。冯玉祥的部队由此赢得“基督雄狮”的美誉，被称为“模范旅”。
这样的信仰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一位冯的贴身随从说，冯玉祥皈依基督教十载，仍“不很理解深奥的基督教教义”。这也从他家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每天读经，学习，但“不做祷告的，我从来没听家人说他做祷告”。
在冯玉祥一生中，他对曾国藩是极为崇拜的。他曾把《曾胡治兵语录》定为治军的金科玉律，并定为部属的必修读物。他尤其折服于曾国藩以转移社会风气自命的观点。曾国藩在《原才》中论述，认为只要由少数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为“天下倡”，就可以使社会风气得到转移。曾有人向他求字，冯玉祥以手书《原才》一文赠之。
他立志作一个“清官”和“好官”，一有机会就在所辖区域实行“德政”，办学办厂，所到之处立即着手净化社会空气，剪除吸毒、赌博和卖淫等社会恶习。
1928年北伐成功后，冯玉祥抵达南京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竟然引起南京官场一片恐慌，赶忙关闭了一些妓院和赌场，并对某些自由散漫的政府工作人员规定上班时间。在南京时期，这位大员身穿普通士兵的制服，头戴破草帽，脚登粗布鞋，出入乘坐大货车，言谈举止极为引人注目。
有人讽刺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立异为高，沽名钓誉”。但和冯玉祥在一起很久的人则会为他辩护——“你说他假，他几十年如一日，假到底了也就是真。”
军事上失败后，冯玉祥更把“立言”和“立行”作为自己对社会贡献的价值。他身后留下了大量文字，日记、还有回忆录和各种读书笔记。如果参照许多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回忆，他的自述和回忆录中，确实存在不少与事实有出入、文过饰非的地方。这也给部分人攻击他的“伪善”提供了口实。
“我想，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余华心认为。
从苏联回来后，他不再在军中布道。在国民军的日常思想灌输和他的讲话中，孙中山开始取代上帝的位置。从某些方面看，在激发官兵热忱上，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遗嘱显然比基督教义有效得多。自此，驻华外国记者不再称他为“基督将军”，而冠之为“赤色将军”。
命运是如此的奇特。1927年，蒋介石为追求宋美龄，“临时”入了教。根据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来看，晚年的蒋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失败折断了这个“强人”的骄傲与诡诈。
这两位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基督徒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信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