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云,负伤的治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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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3年,身为神父与大学教授的卢云第一次在一幅钉在门后的海报接触到伦勃朗的油画《浪子回头》。也许是因为他刚完成一次有关中美洲公义问题的疲累讲学旅程,并且濒临情绪崩溃,那幅油画以他从未有过的感动感动著他。他甚愿取代那衣衫褴褛的儿子跪在父亲面前,沐浴于金光之中,感觉父亲的手在他肩膊上的温柔重量。他甚愿可以回到家中-无论那是在哪里。
卢云出生于荷兰,对于出自他同胞手笔的油画有一种亲切感,特别是伦勃朗和梵高(Van Gogh)的画。三年之后,当他被邀请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他很快便答应了,部分原因是让他有机会亲身去看伦勃朗的油画。他一星期内两次进到圣彼得堡的修院博物馆,在伦勃朗那幅大于实物比例的杰作前面坐上几个钟头。卢云在油画面前显得渺小,观察它随著阳光而改变,浸淫于人物在寥寥的布局中的每一个细节。
没多久,卢云就辞去教职,在生活上作出彻底的改变,并写了那本小书《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A Story of Homecoming)。透过搬进加拿大多伦多一个照顾身体和精神残障者的社群,他希望最后找到了真正的家。那幅油画继续占据著他的思想,卢云开始从耶稣的浪子比喻去看自己的故事。十年之后,他的生命于1996年完结时,充满诗意的统一性,因为他正在参与一个有关那幅油画的电视特备节目,跟一队荷兰摄制队到修院作筹备工夫,在那里他心脏病发作,并最终与世长辞。
卢云在生时反省那个比喻,觉得自己最能认同那个负责任和顺命的长子。毕竟从五岁开始,他就希望做神父,并透过一套玩具祭坛、圣殿和礼服去扮演那个角色。在荷兰受训成为心理学家和神学家,然后按立为神父,卢云用了早期的事业满足自己的志愿。他受业于门宁格教学诊所,在圣母院大学和耶鲁大学讲学,并经常应邀到各处作会议的讲员。他有著宽广的包容性,可以在同一天内对著左派天主教解放神学家和手舞足蹈的灵恩派基督徒演讲。(那受欢迎的电视牧师萧律柏〔Robert Schuller〕,将他连续三个在水晶大教堂的讲坛的电视节目让了给卢云。)他不理会罗马那只容许天主教徒领圣体的规定,每天在他所到之处跟朋友、学生或陌生人分领圣体。
在任教精英大学并写过十六本书之后,卢云有一份死而无憾的履历表-那正是问题的所在。紧迫的日程和无情的竞争都在窒息他的属灵生命。他去过纽约州以北一所修道院一两次作为期六个月的退修,然后再退到南美,希望为自己寻找一份发展中国家的宣教工作。在秘鲁他住在林马以北的一个贫民窟,一个大概十万人的教区。他所寄住的家庭家徒四壁,但透过那些孩子,卢云感到他们的爱;他们爬到他身上、格格地笑、到处蠕动,跟这像一个跟他们同声同气的孩子般的古怪神父玩游戏。他后来说,那些孩子简直就是将生命拥抱回到他里面。他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那些贫穷和受压迫的人,比起那些过著物质充裕生活的西方人,对上帝的爱有更强烈的感受。
「我们对身体接触的能力的认识是如何地贫乏啊,」卢云在秘鲁的旅程中这样写。他刚探访一所孤儿院,那里的孩子极之渴望得到关怀甚至是争著去触摸他。「这些男孩和女孩只想要一样东西:被触摸、拥抱、逗玩和爱抚。大部分成人大概都有同样的需要,却已不再有那份天真和非自觉去表达。有时我看人类就像一个苦海,他们渴望著关怀、柔和、关切、爱顾、接纳、宽恕和温顺。似乎所有人都在喊:『请来爱我。』」
生活在穷人的家里,卢云明白到,我们服事有需要的人,不单是将耶稣带给他们,也是在他们里面找到耶稣。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不是「关怀贫穷的人有福了」。透过在他们中间生活,卢云得到那赐福,并开始从压力的伤害中恢复过来。纵然如此,在南美的那段时间让他确定他的呼召并不在那里。六个月后他接纳了哈佛大学的一个新职位。
(二)
在秘鲁生活的时候,卢云接到来自荷兰的消息,得悉弟妇生了一个有唐氏综合症的女儿。他写了这些话回家,未察觉到几年后会成了一种先知性的洞见:萝拉对于我们整个家庭都将会是很重要的。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和成功的人,甚少需要经历无能感的不辞劳苦。现在萝拉的来到让我们认识到一种全新的倚赖。萝拉,永远都会是一个孩子,将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人能够教导我们的基督的道理。(《感恩》〔Gracias!〕)
名气的压力,他在哈佛的教学编排,和越来越沉重的个人问题加起来,在三年内将卢云推至一个完全崩溃的地步。最后,他落入了从事严重残障者工作的方舟团体(L'Arche)的荫庇。在团体创办者的授命之下,他得到一位方舟之家的监督丽斯的来访。丽斯探访了卢云几天,替他煮食,并在实际生活上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帮助。卢云一直预期著会有讲学、写文章、带领退修的要求,结果却没有。方舟就那样纯粹和简单地为卢云带来恩惠,没有任何附带的下文。
丽斯的探访给卢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卢云要求他的主教让他去法国参与一个方舟的团体。他在生命中首次感觉到上帝是呼召他去做一些东西。他要去学习「研究院和神学所没有教导我的:怎样去爱上帝,以及怎样去在自己心里发现上帝的临在」。带领他去到「黎明之家」(Daybreak),在多伦多一所同属方舟团体的院舍当司铎的,正是他在法国那团体所感受到的滋养。
从外表看来,卢云从大学教职转到一所智障人士院舍好像很崇高,可说是一个品德善良的兄长最高境界的表现。但正如卢云在作品中澄清,他是因为失败、灵性的黑暗和深深的受伤而作出那个决定。他去那里不是为了付出而是为了得著,不是出于有余而是出于不足。他去只是为了生存。他一直背负著那负责任的兄长角色,落入了耶稣的比喻中他的原型所遭遇的试探里。他的结论是,「那充满怨忿的『圣徒』的失落感是那么难于接触,正正是由于它跟那要做得美好和善良的意愿是那么紧密地扣在一起。」
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我是如何努力地要做得好、被接纳、受欢迎,并成为其他人值得效法的榜样。我时常刻意地逃避罪恶的陷阱,经常害怕屈服于试探之中。但伴随著那一切而来的是一种严肃感、一种道德的压逼感-甚至乎有点儿狂热感-那令我越来越难于在我父的家中感到释然。我变得越来越束缚、拘谨、呆板,我越是反省到在我里面的大儿子,就越是意识到这失落的形式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并且要从那里回到家里是何等的困难。相对于从一个根源于我心灵深处的冷漠愤怒归家,从一个纵欲出轨的景况归家就似乎容易得多。(《浪子回头》)
在伦勃朗的油画里,那兄长站在父亲一段距离之外,冷漠地观看他那卑鄙的弟弟得到的拥抱。看著那身影,卢云怀疑伦勃朗是否应该将油画命名为《失落儿子们的回归》,因为大儿子在很多方面都比浪子更为失落,无法克服他的骄傲和怨忿,参与庆祝弟弟的回归。
「我爱耶稣但是」卢云在日记中记录了他转去「黎明之家」的决定。「我爱耶稣却仍然想抓住自己的独立性,纵然那独立性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我爱耶稣却不想失去专业同事的尊重,纵然他们的尊重并没有令我在灵性上成长。我爱耶稣却不愿意放弃写作、游历和演讲的计划,纵然这些计划往往是为了我的荣耀多于上帝的荣耀。」
最后,卢云从独立、尊重和忙碌的锁练中挣脱出来,从一家享负盛名的机构转到一个没多少人听过的组织,不是与国家的领袖共事,而是与社会所遗弃的在一起。他这样做是因为耶稣的故事中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细节:父亲的手同样地伸向两个儿子。他不只欢迎那误入歧途的儿子,亦从屋子里走出去,看看那听到音乐和跳舞声的负责任的长子。那双拥抱浪子的手,同样也等待著拥抱和温暖他那充满怨忿的兄长。卢云渴望著那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