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寻找传教士墓地（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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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陡峭地坎间曲折进退，鸟翅般摆动双臂，总比狗一般乱钻大麻丛的滋味好。10来分钟后，我们终于抵达传教士墓园，被无边无际的玉米林所包围，且本身就是玉米地。我跳下地坎，细细观摩每块石头，圆拱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石缝间杂草嚣张，我拔掉一些，辨认出半组黑黝黝的英文；挪几步，又是半组；再挪几步，一新鲜血色的十字架迎着斜阳闪烁。
墓墙的基础依稀可辨。四四方方两块，约两个半亩地，中间隔着一土坎。西北角有一缺口，估计是进出墓园的门。可如今谁能晓得，这儿曾经埋葬过多少西方人，多少中国人。据史料记载，这块墓园是英国牧师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中文名叫花果香）买下的，他是1865年在伦敦创立的中国内地会成员，于1881年携瑞士籍妻子芬尼•克拉克（Fanny Clarke），从缅甸八莫转道，风尘仆仆地来到大理古城定居、学汉语、传福音。
他们为史上最早抵达此地的西方传教士。起初，他们自己印了许多小册子，在十字路口散发，对小孩，则配发糖果。可稍后才晓得，白族的文盲太多。于是他们刻苦钻研汉语，然后教中国人识中国字，用中国话唱《赞美诗》。他们还借鉴白族拜本主、跳大神的形式，也穿戴类似民族服装，走街串巷，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念叨顺口溜，宣讲福音，有时候还进白族村子，与民间艺人交流，你弹三弦，我拉手风琴，在洱海月光下跳地中海的舞蹈。
他们在大理住了两年，才发展七八个信徒；办寄宿学校，也只招来3个学生。他们非常累、非常水土不服。但他们还是在古城生下一婴儿，取名为撒母耳•大理•克拉克（Samuel Dali Clarke），以此纪念这段艰辛岁月。产后不到两个月，母亲芬尼去世。但她病魔缠身时，依旧祷告，依旧安稳平和，满心感激主，让自己安息于此，成为苍山洱海的一部分，见证福音远播东方的未来神迹。灵肉分离的刹那，她张开手臂，双眸熊熊燃烧，正如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在《挽歌》里的句子：从她的眼里我看见世界最高的光在闪耀……
芬尼•克拉克也是史上最早死于大理的西方人。街坊邻里先是纷纷探病，被她的乐观和美妙歌喉所打动；继而目睹她的从容离去，低头聆听临终唱祷，深感震惊。她的死讯不胫而走，众多当地人由此走进基督教。
她的丈夫买下这块苍山坡地，花20多天，开辟为专门的基督徒墓园，半人高的围墙内外，嵌刻着粗糙的十字架和一些英汉对照的箴言。她的葬礼于1883年10月30日清晨举行。叮叮当当的马车运载棺材，出古城，沿茶马古道，至南五里桥；再由8个白族汉子扛起来，穿过回民村庄，抵达更西边的墓穴。诵祷过了，赞美过了，她的“花果香”丈夫，抓起第一把土，撒下去；然后是从昆明赶来的几个教会同工；然后是本地信徒和街坊邻里；然后是商贩、村民、脚夫、过路人。几百张不同的面孔，在墓园内外绕行着，或许他们此前烧香朝佛、求签算命、跳神驱鬼，就算跪拜过成百上千的神仙，可此刻都遵循上帝的仪轨，唯一永存的仪轨，为这个他们不太了解的白种女人送终。
这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据吴永生整理的《大理基督教历史》记载，继花果香夫妇之后，抵大理传福音的西方传教士源源不绝：考克宏（Colquhoun，1882）、斯蒂文（F.A.Steven，1882）、欧文•史蒂文森(Owen Stevenson，1882)、乔治•安德鲁(George Andrew， 1882)、佛雷德里克•史蒂文(Fredarick Steven，1884)、欧文•斯蒂文森(Owen Stevenson 1884)、梅斯里斯•福卡（Messrs Foucar，1885）、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885）、佛里德•史蒂文(Fred Steven， 1886)、德史多•福卡(F.Theodore Foucar，1886)、哈里特•史密斯(Harriett Smith，1890)、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1892)、安德森小姐（Miss E.M.D.Anderson，1892）、玛丽•博克斯小姐(Miss Marie Box，1895)、辛普森小姐（Miss A.M.Simpson，1895）、西比尔•瑞特小姐(Miss Sybil M.E.Reid，1896)、尼格斯夫人(Mrs.Nicholls，1896)、博克斯小姐（Miss Box，1896）、约翰（John，1900）、格兰汉姆（L.Graham，1900）、S.M.E.尼克斯(S.M.E.Nicholls， 1900)、A.G.尼克斯（A.G.Nicholls，1900）、辛普森(Simpson，1900)、桑德斯（A.H.Sanders，1901）、马锡龄夫妇（英国籍，英文名无记载， 1901）、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1902）、哈科特•麦克里（Hector Mclean，1902）、安选三（William J.E.Mbery，1902）、迈克里（H.Mclean，1903）、克拉克医生（Dr.W.T.Clark，1903）、波特小姐（Miss Ethel A.Potter，1907）、乔治•E•米特卡福（George E.Metcalf，1907）、尼科里斯（Nicholls，1907）、内勒小姐（Miss E.E.Naylor，1907）、海克托（Ms.Hector，1907）、鲍特小姐（Miss E.A.Potter，1908）、克拉泽小姐（Miss A.Kratzer，1911）、艾德加夫妇（Mr-Mrs.Edgar，1912）、克莱门（A.J.Clement，1912）、坎宁海姆（J.D.Cunningham，1912）、达真塞勒小姐（Miss Dukesher，1902）、韩纯中夫妇（Mr-Mrs.W.J.Hanna，1912）、富能仁（J.O.Fraser，1919）、杨思惠（Allyn Cooke，1919）、普照恩（英文名无记载，1919）、赫德禄夫妇（Mr-Mrs.F.S.Hatton，1926）、肯特小姐（Miss D.S.Hatton，1926）、杨志英（John Kuhn，1930）、海富生医生（Dr.Stuart Harverson，1933）、梁锡生夫妇（Mr-Mrs.William A.Allen，1931）、马耀华（澳大利亚籍，英文名被遗忘，1934）、柏牧师夫妇（挪威籍，英文名被遗忘，1934）、何美食（Ted Holmes，1934）、施伦英夫妇（Mr-Mrs.A.W.Snow，1940）、戴德乐夫妇（Mr-Mrs.Harold Taylor 1940）、美德纯（Jessie Mc.Donald，1941）、鲍文廉（Frances E.Powell，1941）、施爱仁（M.E.Soltau，1941）、马光启（D.M.L.Madden，1941）、赵立德夫妇（Mr-Mrs.Ray Mond Joyce，1946）、毛文熙夫妇（国籍和英文名无记载，1948）、辛医生（Dr.Myrtle J.Hinkhouse）、涂约翰（Dr.J.K.Toop）、涂威廉（Dr.William J.Toop）、罗教师（Miss D.W.Burrows）、何莉莉（Miss L.Hamer）、毕丽蓉（Miss Emma Blott）、万医生（Dr.Watsons）、倪护士（澳大利亚籍，英文名无记载）、温教师（挪威籍，英文名无记载）。
历经几十年的开垦，大理成为云南乃至西南最重要的教区之一。截至1949年红魔席卷中国前夕，数百平方公里的山水间，教堂星罗棋布，信徒已达数十万。可接下来……
1951年5月4日，解放军代表接管大理福音医院，清点财产，据为己有。美国籍传教士美德纯（Jessie Mc.Donald）作为院方法人，被迫在移交文书上签字，并“限期离境”。医院围墙的红十字，转眼覆盖了“帝国主义间谍滚蛋”的大幅标语。民众奔走相告。信徒纷纷反戈一击。据说美德纯——传闻中“最后撤退的传教士”——在离去那天，竟不顾士兵们的阻拦，执意要去始建于1904年的福音教堂做“最后的晨祷”。他1941年就从河南开封来到大理，当时还是战火纷飞呢，不料10余年晃眼而过，又改朝换代了。
他在中国服务了半辈子，原以为自己会步芬尼•克拉克的后尘，埋骨在苍山脚下。可是上帝似乎另有旨意？他走进教堂，士兵们尾随而来，往日爆满的礼拜大厅，此时只剩一排排空凳子。他为中国祷告，脑海内，走马灯一般的黄面孔层出不穷，又灰飞烟灭；他为长眠于此的西方同工祷告，《赞美诗》和村间民谣交替在耳畔回荡——马车从天堂下来，把我带回你的家乡——他终于在永诀中，领略了芬尼•克拉克在弥留时分的甜美歌喉。
他再次甩开士兵，奔向穹顶。他撞响了150公斤重的大本钟。这钟在伦敦定做，仿造的也是伦敦市中心著名的大本钟，1905年由负责设计教堂的传教士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和安选三（William J.E.Mbery）亲自运送，先万里海运至越南西贡港，再经河内至云南边境，最后走陆路，有车乘车，没车就雇苦力，哼哟哼哟抬。全程耗时两三个月，单河内抵大理就耗掉一个半月。
近60年后，教堂周边的老人们，仍觉钟声萦绕，记忆犹新。一人冲我打保票：（钟声）起码传出了5里外；另一人嘿嘿纠正：不止不止，洱海东边肯定听得见；还有一人道：那个钟啊，嗡嗡嗡的，一波接一波，下关也感应得到。
1998年1月28日下午，一对法国籍夫妇和我一样，由当地人做向导，赶到这儿。他们是花果香夫妇的后代，在查阅了《China’s Millions》一书后，竟魂牵梦绕，不远万里而来。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名篇《海滨墓园》里的名句“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写的就是自己依偎着母亲的墓碑，俯视人类如蚁群，牵着线回归自然的情景。我估计这情景也鼓舞了花果香夫妇的后代，因为地中海岸的墓园和苍山洱海之间的墓园同样美到了极点。
可一切荡然无存。没有墓，没有园，只剩大片被反复耕作过的庄稼地。几个放牛的村民跑来凑热闹，有的说，文革红卫兵在这儿造反多次，挥红旗，喊口号，唱战歌，把帝国主义的祖坟全挖掉；还有的说，不是挖，是炸，火药雷管塞进石头缝，点燃就躲闪，搞得地动山摇；而有长者却摇头道：不对不对，1950年代就开毁了，一次运动毁一点，大炼钢铁毁得多一点，再加上大伙修猪圈、砌院墙、填屋基，有事无事都来取石头，所以文革前，几十个的坟包包差不多平掉。红卫兵嘛，就是虚张声势吓鬼。
老外不懂中国话，更不懂云南土话，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不管不顾，仔细搜寻。曾祖母芬尼的墓碑不见，芬尼之后的墓碑墓墙也统统不见，但他们还是见到十字架的模糊刻痕。唯一能辨认的英文残片，死者是小孩。
日头渐渐西沉。自1883到1998，115年过去，曾祖母芬尼在哪儿？在故乡的回忆中飘荡吗？在他乡的苦难中沉沦吗？她笑过哭过亲吻过吗？《海滨墓园》里还写道：“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无边的气流翻开又合上我的书。”
共产党、毛泽东、掘墓鞭尸、血海深仇、革命反革命——这些我们烂熟于心的词汇，蔚蓝眼睛的老外们懂吗？他们和我一样，来过；不一样的是，我两手空空，他们却随身带了手风琴，小小的，两头儿压一块，像一本厚厚的《圣经》。他们在四周采集野花，编成五彩斑斓的环，支在土坎间。乌云当头驶过，夕照是晃动的船帆，银鱼似的星星从洱海跳跃，手风琴响起了。接着歌声响起了。这一首歌，曾祖母芬尼受洗前，还是小女孩时，就很拿手。如今许多中国人，也从一部电影里学会了。它是《赞美诗》吗？《夏季的最后一朵玫瑰》，上帝也允许的忧伤？死者对生者的安慰？
夏季的最后一朵玫瑰，
还在孤独地开放，
再没有亲爱的人儿，
陪伴在它身旁……
又过了11年，又拢黄昏，我的耳边还响着这支歌，而苍山之巅，两块拉拉扯扯的云伴奏着无声的手风琴。泽鱼说：回吧。我们钻出玉米林，奔走，跳跃，感恩，回民村落近了，透过大麻丛，清真寺的塔尖刺入了弯弯的长虹，而虹的上端，迸溅出弯弯的新月。
奔星如马蹄。比月夜更高远的穆斯林的诵经弥漫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