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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之四：搭桥与筑墙 （临风）
(2009-08-17 01:01:14)标签：巴勒斯坦 加沙地带 哈马斯 诺贝尔和平奖 文化
（仅仅是个基督徒系列）
几天前在CNN上的《Anderson Cooper 360》节目上看到一个感人的故事，因此决定暂时放下“误区”的讨论。虽然说放下，这里也有讨论误区的成分，就叫做“筑墙”的误区吧？
一个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真实故事
加沙地带（加萨走廊）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居住区，它位于西奈半岛东北部的狭长地带，以色列国的西边。区内有许多巴勒斯坦的难民营。1955年一个聪明、机灵的阿拉伯孩子义邹定（Izzeldin）就诞生在耶巴利亚难民营（Jabalya refugee camp），爸爸是个劳工，母亲是农夫的女儿。在这里一位母亲平均要生4个孩子。可以想象地，他家境非常的贫穷，有个相当坎坷的童年。
原先，他的家住在Al Hawj村，以色列人把当地的人赶走，为的是建立新的徙置区（settlement），那块地竟然成为以色列前首相沙龙的家园。因为经常听到父亲讲述家园被夺的往事，义邹定对周遭所发生的不公特别敏感。
因为家贫，义邹定什么费用都付不起，上学很困难，使得他在小小11岁的年龄就开始在外面打工赚钱，帮助家用。在学校里，他学习表现优异，是全班之冠。可是他的考绩并不出色，因为老师只奖励服饰最好的学生，选拔他们做学习优良的代表。这让他意识到，社会只照顾有钱人，穷人是被人瞧不起的。
当然他幼小的心里有很多问题，为什么巴勒斯坦人的孩子不能像犹太人的孩子，或是美国人的孩子一样，而必须做苦工才能勉强上学？这种念头使得他更加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出去上大学，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为此，在1970年夏天，他去了一间以色列的农场作了40天的劳工。回到加沙地带，他发现以色列的防卫军（IDF）又摧毁了他们在难民营的家，为的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要清出一条让坦克车行驶的大路。他只好把暑期赚来的钱拿出来，替家人买了一栋房子，他的全家都住在那里，直到今天。
最后，他终于得到机会去《开罗大学》进修医学。当他1985年毕业，回到加沙地带找工作的时候，义邹定发现：“你如果想要找工作，那你必得有内线关系，或是有钱，或者你是替以色列人作眼线的。”
因为找不到工作，他只好到吉达的一个医院工作。医院很看重他的表现，送他到伦敦进深妇产科。在沙特阿拉伯待了三年后，他还是回到了耶巴利亚难民营，他总是心系加沙地带的同胞。在那里，他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因为他挂心难民营中那些赤贫的人们。为了应付病人的需要，他开始与以色列的医务机构联系，后来并到一家以色列的医院（Soroka Medical Center）做义工。
1993年义邹定被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处（UNRWA）任命为《妇女卫生部主管》。但是一年后，他还是回自己的诊所，并在原以色列医院做义工。
在Soroka医院他表现优异，三年后，医院正式任命义邹定为医生。这是以色列第一位巴勒斯坦籍医生。他每周还是空出一天的时间，回到自己的诊所，给穷人免费治疗。
2002年医院送他到意大利学习胚胎学与遗传学。从那里，他又转换到哈佛大学念《规划卫生政策》。他在哈佛毕业的那天是他人生的高峰，也让巴勒斯坦人自豪。他说：“我希望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在场。我希望我的父母亲能够从坟墓里走出来，看见像我这样从贫穷出身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成就。”
同年，他回到加沙地带，继续他在Soroka医院的工作，也继续他自己诊所免费的服务。六年以后，他转到另一家以色列的医院（Tel Hashomer hospital）。在这里，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更扩展了。他很直爽的告诉他们，这位家园两次被沙龙摧毁的穷苦孩子，这位在犹太人农场上做过苦工的孩子，现在回来了，并且是位受人尊敬的医生了。
如果这是个童话故事，我们或许应当在这里打住，两个民族有了善意的接触，前途一片大好。但这是个真实故事，所描述的是两个有深仇大恨的民族关系，极端的不公和暴力天天在上演着。所以，还是让我们继续下去。2009年初，生命坎坷的义邹定经历了一次他这一生最悲惨的事件。
因为哈马斯的火箭攻击，以色列的军队在2008年12月17日发动了攻势，进入加沙地带扫荡。2009年1月16日下午4点45分，这位帮助医治以色列伤患的医生，当时正在与6岁的儿子在玩游戏。突然一声巨响，接着又是第二声巨响。以色列的坦克车向他的房子射击了两颗炮弹。
他立刻冲进房子，跑到他女儿们的卧室。看到了满地的血和女儿们的尸体，他充满了恐惧，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吼。他尤其关心大女儿的生死，在废墟中翻找，希望她还活着，在下颗炸弹来袭之前把她救出来。他焦急地喊她的名字：“比桑！比桑！发生了什么事？”他几近疯狂地哭喊着。比桑是所有父母亲心目中的理想孩子，她与众不同，非常上进，在回教大学攻读商业管理，马上就要毕业，希望将来做个新闻记者。
清理的结果，他一共失去了三个女儿和一位侄女，比桑20岁，米雅15岁，阿亚14岁，侄女努尔14岁。米雅的愿望是有一天像爸爸一样做医生。他还有两个女儿受了重伤，一个弟弟和另外一个侄女也受了伤。我相信他的眼泪都流干了。
他问自己，女儿们死时带了武器吗？“是的，她们带了武器，她们用爱心作武器，她们热爱他人。”他说：“比桑从15岁起就参加了和平营。”心里虽然充满了痛苦，丧偶不久的义邹定认定女儿们没有白死。
“因为我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因为我的个性，上帝选择我和我的女儿们向全世界，也是向以色列人，显明巴勒斯坦人民所遭遇的灾难。”他的遭遇让以色列人都感到忿怒，以色列的电视台还播放了他当时尖叫求助的景象。
但是，他没有让仇恨腐蚀他。这位医生解释说，作为一个人，他无法去仇恨另外一个人。他虽然痛恨他们所做的，但他无法去仇恨那些夺去她女儿生命的军人。他说：“我们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他认为这个受到高度关注的事件，使得以色列的首相在两天后宣布停火。他认为这个悲剧：“打开了以色列公众的心门，让他们看到加沙人所遭遇的悲惨境遇。”许多以色列人也打电话给他，表达他们的慰问和同情。
他不但不容许这悲剧深化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间的鸿沟，他更决定要把它转化为正面的力量，成为和平的桥梁。这个悲惨的遭遇坚固了他，给了他更多的爱心和责任，使他“继续为人道而奋斗，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拉到一起。”他希望巴勒斯坦的父亲将不再会像他一样失去自己的女儿。他说：“我逝去的女儿一直跟我在一起”，跟他一起奋斗。
他相信“理念和言语更能够接近真理，达到和平。”为此，他到处走动，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去呼吁，强调和平对巴勒斯坦这个长期受苦地区的重要。他并且相信，他必须“呼吁，并帮助巴勒斯坦人，在和平未到之先，就能达到爱心、尊重、和过有尊严生活的权利。”
因着他的努力，这位可敬的义邹定·阿布莱施医生（Dr. Izzeldin Abuelaish，阿拉伯名为Dr. Ezzeldeen Abu al-Aish）在今年四月间被比利时推举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称他是“和平的士兵”，并且颁予他荣誉公民的头衔，以认可他为服务人类所做出的努力。以色列的“少数民族部长”也打电话恭贺他，并且表示会支持他的提名。唯一没有任何反应的反倒是巴勒斯坦官方。他把自己的提名献给全世界“所有被歧视的人们”。
好几处机构都邀请他去工作，除了哈佛大学以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全球卫生中心”给了他聘书，（以色列）海法的公众卫生学校也给了他聘书。他偏向于接受海法的职位，因为它靠近加沙地带。他在访问多伦多的时候说：“我有责任靠近那些我所关心的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他的做法与另一位加沙地带的名医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兰提希（Abdel Aziz Rantisi）是位小儿科医生，他也是一名哈马斯的官员，2004年被以色列杀害。他曾告诉记者说，他绝对不会去医治受伤的犹太孩子。兰提希医生的想法代表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当记者拿兰提希医生的想法问阿布莱施医生的时候，他只淡淡地说：“我没有资格去论断他人”。
为了纪念死去的女儿们，他成立了《三位姐妹基金会》（Three Sisters Foundation）的组织，主要在关心妇女的健康和教育，并借着他们来改造社会。加州的参议员范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和CNN的名记者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都答应参加董事会。他说：“如果你训练一个男人去捕鱼，他会自己一个人吃。但是如果你训练一个母亲或是一个妇女去捕鱼，她首先会喂养她的孩子和丈夫。而且如果还有剩余的，她会送给邻居或是反馈社会。”
许多犹太人的徙置区围墙高筑，为了与巴勒斯坦人隔开。阿布莱施医生却是在搭桥。他所搭的桥梁至终能克服围墙吗？他从基层的努力能超越政治领袖们数十年奔走无法达到的和平吗？我想这还有待观察。但是他的勇气和他爱心的投入让我由衷地钦佩。除了人道的理由（和去世母亲的庭训），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我也不能确定他的宗教信仰（但很可能是伊斯兰教）。无论如何，要突破（长期的）隔阂和仇恨一向是人类（包括民族间）最大的挑战，如今我们居然看见了一线曙光！
反思：搭桥或是筑墙
我们可以选择做搭桥的人，也可以选择做筑墙的人。
我相信有许多的基督徒与我的想法相同，也对这位阿布莱施医生敬佩有加。我们佩服他不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勇气和爱心。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或是巴勒斯坦人，都是筑墙的人（不论是为了宗教还是政治的原因，或是为了私利）。在周围深厚仇恨的环境里，他竟然能够做个搭桥人。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和效法的。
有人或许会问：这种搭桥的立场合乎圣经的教训吗？
早年美国最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做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谈到“德行”（virtue）的时候，他提到了两个观念：一个是“真德行”（true virtue），一个是“普遍道德”（common morality）。
前者是从圣灵领受而来，是讨上帝喜悦，相当于满足“律法和先知”的要求的德行。后者是“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的概念。“普遍恩典”（“普遍道德”）指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感，例如，孔孟思想中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观念。这些道德感是普遍存在于人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无论是后现代也好，现代也好。
当我们讨论基督徒个人发挥“文化使命”，参与改善社会（包括政治）的时候，我们可以与普天下所有具同样道德意识的人合作（搭桥），不论对方的宗教立场如何。不必为了因为双方宗教立场不同而划清界限（筑墙），拒绝合作。这“普遍恩典”所包括的主要是公平、公义、照顾弱小、尊重他人、等等的道德表现。这些是普世的人都有责任关心的。
例如，华里克牧师（Rev. Rick Warren）为了解救非洲爱滋病的泛滥，与各种宗教和非宗教组织（包括同性恋组织）合作。他也因此受到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攻击，认为他是“敌基督”的。在我的眼中，华里克是搭桥的人。这些批评者是筑墙的人。又例如年前，台湾一位佛教徒原谅了杀害她先生的凶手，我行文表露尊敬之意。结果受到一些基督徒的批评。我并没有为受到批评难受，但我为那些不认识上帝性情的基督徒感到难过。
同样地，阿布莱施医生这样的人让我感到温暖，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比较美丽。主张仇恨，制造矛盾只有让世界变得更丑陋，更无法忍受。无论这种人的宗教信仰为何，后者绝不可能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们的观念与上帝的道德观显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