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信徒谈中国教会:神在中国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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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中国教会的大复兴--神在中国的手之一
(编者按:此稿据一录音文件整理出来,无从考证里面提到的一些人的准确名字,故有些只按发音打出。另外因为时间匆忙,没有很好校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原谅!)
解放前的大复兴
问:首先我们希望了解1949年前后整个中国教会的情况.。教会中哪些是合神心意的,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后来为什么神容许我们的教会,如一些弟兄姊妹所说的--被神自己拆毁?拆毁到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另一块石头上?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曾经有背掳的经历,相信我们的教会在那一段时期也处于背掳的境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被掳?
老弟兄答:弟兄问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虽然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不同,但是我们的神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在律法时代也有恩典,在恩典时代更是恩典。
当时中国教会有几种情形,一种是属地、属世的教会,我们在这里不涉及。
在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如宋尚杰博士就是当时被神兴起的一个仆人,他一共为主工作了差不多 15年,在中国教会里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神也兴起贾玉铭老牧师,他在神学方面服侍主多年,今天好多活跃在国内外教会牧场上的重要神的仆人,都是贾玉铭牧师培养起来的,如滕近辉、陈终道等。
还有几位以倪柝声弟兄为主,在何受恩教士的带领之下,以上海为重点,人们称他们为小群,他们自己也称自己为小群。小群即聚会处对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在他们对国内教会影响不是很大,在国外,据我所知,在加拿大、北美、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影响比较大,国内只在浙江一带影响比较大。
在北方最重要的,就是敬奠瀛弟兄,他建立了耶稣家庭,山东马庄是他们的根据地,圣灵在那个阶段带领他们,采取讨饭传福音的方式,不带钱袋,不穿两件衣服,完全是照着主耶稣两个、两个地差遣门徒去传福音的方式去做。他们饿了就去要饭,吃饱了就继续传,所以当时这个教会传了很多。
在北京就是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不仅影响了北京,影响的乃是整个中国。
到了40年代,神又兴起了一批弟兄姊妹。在山东潍坊,耶稣家庭这一支,兴起来的是西北灵工团,他们就徒步走到了乌鲁木齐、喀什都是徒步的,从喀什到的阿克苏,就是坐了解放军的卡车。还有一批就是内地会在甘肃兰州兴起的西北布道团,他们看准的是从新疆到耶路撒冷的这条路线。神也真是与他们同在。
到1949时年,戴德生弟兄特别是内地会的工作面非常的广,一直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各个地方,最宝贵的就是深入到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譬如说一些苗寨,傣族,常常是整个整个寨子的人信主,他们不仅传了福音,而且为他们的方言发明文字,然后把新约圣经译成他们的文字,所以他们传福音的质量很好。有的寨子唱诗,虽然没有伴奏,都是合唱,但是水平相当的高,这都是内地会的教师的功劳,他们确实传得很扎实。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弟兄姊妹准备把福音传到西藏,圣公会里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就把圣经翻译成藏文,所以解放以后进藏部队的干部有些就是先到圣公会购买藏文圣经来学习藏语。我们用的合和本也是清朝末年,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努力的结果。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自由传教,所以有人认为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的大炮进入中国的,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早就传入中国,只不过没有鸦片战争以后传得好,我个人认为基督教真正地传入中国,还是通过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这些真正爱主的人开始的。
传教士走过的上层路线
因为以前传教重点往往放在了宫廷,希望能得到掌权者的信主,然后才能传。这些想依靠人用人的方法都失败了。如清朝乾隆年间的利玛窦,他有一个说法认为儒家是中国的主导思想,好多外族侵入中国,都被汉族同化了,例如清朝的满族就是完全被儒家思想同化了,清朝仍然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所以利玛窦就看准这个,他就一头扎进皇帝的怀里头。投身皇帝的势力范围当中,同时担任清朝的官。他有一句话:“我们要学儒。”也就是说要学习儒家的思想。另外要“化儒”,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融解在一块。然后再“胜儒”,他相信基督教思想是比儒家思想更高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在中国传福音要分成三步,首先就是“学儒”,其次“化儒”,最后是“胜儒”。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出发点是为了促使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信仰。所以以后就给不能给祖宗烧纸不能拜祖宗牌位,不能下跪,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很厉害,所以皇帝很生气,把传教士基本上全赶走了。
因为在人民群众中他们没有建立好根基,他们走的是上层路线,知识分子路线,以权力为中心,这一方面与主的脚踪不一样。主当时的情况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当时民间有很多兄弟姊妹真正信耶稣,但是教会上层,犹太教上层、希律王、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等掌权的基本上都是站在耶稣的对立面。走上层路线和圣灵的工作方式也是不一样,当然也有许多法利赛人信主,但对不起,在保罗传教的一生里,教内保罗受到的反对主要是来自法利赛人,在教外保罗受到的主要逼迫更是来自犹太教的法利赛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在使徒行传前13章是彼得的脚踪,13章以后是保罗的脚踪。但13章以后,犹太教范围当中他们虽然信了主,成为耶稣的门徒了,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跟不上保罗脚踪的那些人,都一致堕落在启示录2章3章里,给士每拿教会中提到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在非拉铁非教会的信中也提到他们。所以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注意他们这些人在犹太教里面都是上层人物,他们是坐在摩西位上的人,在律法上他们是有权威的,但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自义一直没有改掉,有些人脱掉了,有一些人没有脱掉,没有脱掉自义的人在最后一直被主斥责为撒旦一会的人。他们的自义不但拦阻了主对他们的使用,也拦阻了真正为主传扬福音的保罗等神的器皿的工作。但我们也这是感谢主,虽然撒旦借着这些人对保罗进行拦阻,却是幸亏有这些难处,使得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这些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其中有很多人反对他,这个反对使我们通过保罗属灵的横断面,窥见保罗里面许多宝贵的东西,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到12章里,写了很多原本是他不愿意说的话,他说他作为愚昧人说了很多愚昧的话。但这在他看为愚昧的话,我们看为宝贵,这些话是保罗在主面前很多的领受,为了维护他神给他使徒的身份职责,他就不得不说一些他自己独特的经历,比如他在三层天上受启示的经历。他用这些特殊的经历阻止那些怀疑他的小羊。因为如果这些人怀疑他使徒的职分,那么他所传的真理有关的重要信息,就不容易被人们接受。
那么怎样和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结合在一块看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走传福音的路,要在这个时代遵守神的旨意,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哪里?现在有好多人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掌权者的工作,并且把眼睛一直仰望在这两点上。我自己觉得这两点都不太正确,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说。因为这是以往从景教一直到汉朝,他们错就错在,他们走的都不是耶稣的道路,不是走耶稣遣派门徒传福音的道路,他们没有重视圣经上的话:“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要轻视知识分子的工作,因为什么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哥林多前书1章,从18节到最后都在宣讲这个道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神直在做一件事情,叫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自己的学问自夸,因着自己的条件自夸,因着自己的有自夸。
福音在中国底层的扎根
我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还是求神怜悯。以前我在上海和弟兄姊妹交通,在大城市里蒙神拣选的神重用的仆人很少。贾玉铭老牧师、王明道先生都不是来自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上海的弟兄姊妹说:“不然,我们还有一个赵世光。”是的,赵世光的确是上海人,但他现在在哪呢?他做了丢人的事,他用圣经贩卖毒品,把圣经挖空了,在里面装了毒品,被人发现后就消失了。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他从小在上海长大这个环境造成的,他就可以受引诱,他出身的环境成为了他的一个破口。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能同意我的看法,求神怜悯我。的确,神兴起的合神心意的仆人不是没有大知识分子,也有,但不多。因为他们自义的地方太多,拦阻了圣灵的工作。
141年传福音的结果是4万万五千万连真带假的,包括那些吃基督教饭的男女青年会加在一起才70万。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恐怕就40多万那样。可是从79年落实政策到90年十年内,基督教的人数一下猛增到8000万,这些人中大知识分子很少、教授很少,绝大多数在农村。有的人就说,基督教的形势就好像是“农村包围城市”,当然这是一种很属世的说法。但是,确实真正不看自己的性命为宝贵,天天在神州大地上为传福音四处奔波的,而且一传就有神迹奇事出现的,不是大知识分子,不是那些大学毕业的,中国教会发展最迅猛的地方是山东一块、河南一块,河南到安徽,及浙江特别是温州,圣灵兴起的工作很强。在南方,广州及福州郊区的地方都有神的工作,山西也很好。感谢主,在这里面,农民占绝大多数,没有知识的占绝大多数,但神迹奇事一直随着他们,圣灵兴起的工作很强。我们以往总是把目光放在大知识分子身上,现在仍然有好多人把重点放在掌权的人和知识分子身上。但是知识分子只有完全谦卑下来,在神面前蒙光照,在神面前把自己所有的当作没有,做一个虚心的人,怜悯贫穷的人。如果自己不死透,神根本不会用他们。倘若不如此,那么恐怕你的学问越大,将来拦阻神的工作就越厉害。我和一个姊妹交通,她问我的工作重点在哪?我说我很快又要到乡下去,她说她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加玛列的门下,我说加玛列门下的堕落入撒旦一会的人特别多,这是圣经上的客观事实。所以世上什么人总是以为自己“有”呢?世上什么人总是把人引到自面前而不是引到神的面前呢?就是那些有大学问的人,学问很大,能力很大,神也大大使用了他们己,但到了一个阶段神就用不动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太大。
神的救恩是临到所有的人的,十二个使徒中不是所有的都是加利力渔夫,也有一个是税厉,还有主特别拣选的扫罗也是上层人士。可是扫罗有一个特点,他特别认真,他认为耶稣在律法面前竟敢自称为神,他就抓住这些跟着耶稣走的人不放,他认为这就是异端,一定要清除到底,他下决心一定要把基督教教会扑灭不可。对这样的人神有办法,主就要用他,扫罗完全可以算是博士,所以一旦这些人其中被神抓住,神一样要重用他们。所以,有一批弟兄姊妹,他们做学生工作是神的感动。但看见圣灵大量动工的,是在广大的劳动群众当中,这一点又是不能不承认的。现在好多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到那些穷乡僻壤传福音的,几乎都不是那些白领也不是那些大学生,还是那些被神兴起的劳动群众,他们很少考虑自己的肉体享受的问题,只要主需要,吃多大苦都要往主指示的那里去。最早到拉萨传福音的就是四个农村的弟兄,他们不顾一切就往前冲,我们知道在哪就给他们寄钱,没钱了就给当地的藏民做工,做些挤奶、牧羊之类的活,只要别人给他们饭吃。一有了钱了就赶紧继续往前跑。我不是不重视大学生和白领工作,而是要重视圣经上的话。应当把他们带到神的里面,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因为人若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就是不知道什么,他所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对于他们重点还是要在灵里打基础,生命上打基础,每人都当建立好和神密友的关系,没有这个关系就不行。我们看约伯的那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当时的博士呀,神要摧毁的就是他们的自义,他们并不是拿他们别的东西来与主辩论,他们拿的就是自己的义来和神辩论,约伯认为自己没罪,不知道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灾。他们需要破碎的就是这些东西。不是说不可做,只要是圣灵的感动和神的旨意就去做。但要从他们中兴起合用的器皿,那必须经过神很厉害的对付才行。没有神厉害的对付,这些人总以为自己很好。
解放前拿着美金传道,大多数都是传了几十个教友后就开始建教堂,在当地开始过起一个“西国的生活”,或者说尽力达到西国的生活标准。我自己就享用过这样的生活。也就是说如此这般传福音,传了141年,才传了几十万人。79年落实政策以后,90年金陵神学院向来访国外友人透露中国有8000万基督徒,其中在礼拜堂的是700万,外面的是7000多万。这就使我们来反思,以往教会的工作哪些地方是正确的哪些是错的?错的我们要引以为戒。凡是经不起火的考验都要被拆毁。
学生归主运动及其教训
1946年开始,特别是沦陷区,日本一投降,神就兴起了一个学生归主运动,一下子许多大学就兴起了很多学生团契。北京也成立了福音聚会处。当时,一下子基督徒数目就增加到250多万,但后来,特别是经过一个肃反运动,差不多百分之90都放弃了信仰。他们放弃信仰的原因大都有两个,一是我们不能不顾人民于水深火热中,而把自己关在家里坚持信仰。另外就是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后期的腐败与惨无人道。而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与国民党军队完全相反。解放军进入苏州的时候,下着雨,解放军战士都躺在街上,为了不扰民。
当时人心所向就是共产党,特别在知识分子当中。他们也对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很多人都是带着一颗爱国、爱人民的赤诚之心放弃了信仰。除了出国的,肃反运动之后绝大多数人废弃了信仰,而这些人后来重新归主的不到三分之一。可见,当时放弃信仰的确不仅仅是人的软弱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历史背景的客观的大问题。当时客观上环境的大变化,新旧社会对比的冲击,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影响很大。面对烈士的光环我们这些基督徒觉得自己很渺小。人家不要天上的荣耀,只要人民的解放,我们很自卑。《可爱的中国》我看后几乎放弃信仰。
那时人家说到祖国的未来,说:“我们中间的党团员哪,我们并没有给你们留下一下袖珍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只给你们留下一个九百六十万平公里,一穷二白的中国。你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上面画自己最美的图画。”
那时北京一些大学的基督教团契,一经过思想改造,一扫而光。
如果一个人对神的经历不够,没有建立起很好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好,这不仅仅是真理的问题。真理谁都知道,但根本的作用是你和神的关系,你是不是天天坐在主面前听主讲道的人,我几十年总结出来的。唯有上好的福分,没有人能夺去。马大的福分能被人夺去,社会突变革命前后形成的鲜明的对比、加上种种客观的压力再加上教会内部的腐败出现,使许多弟兄姊妹原来很爱主信仰一下就被摧毁了。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