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 主日学与宗教教育(ZT)

网上论坛看到的，转发。

主日学与宗教教育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教会遭受自由派的侵扰。正统的基要主义者，采取“敬虔的逃避政策”，仓皇寻求自保，以至避社会福音，也避免关怀社会：只传个人得救的福音，不涉及社会疾苦。也就是说，只求人将来进入天堂，不管他现在陷于地狱。幸而教会保留了主日学，就是宗教教育，而使后来的世代，得有复兴的机会。
　　主日学的创始人睿可司（Bobert Raikes, b. Sep. 4, 1736-d. Apr. 5,1811），生于英国哥劳斯特（Gloucester），父亲拥有一间当地的日报The Gloucester Journal。1757年，父亲去世后，他以二十一岁的少年作了发行人，接手经营。
　　哥劳斯特是一个古老的工商业城市。因为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犯罪率很高。睿可司有兴趣于监狱改良工作。他随即发现，监狱并不生产罪犯，是社会生产罪犯。他看到许多幼年童工，每天劳苦在工厂工作，星期天休息，则游荡无所事事。他们既没受过教育，品行一般都很恶劣，容易感染坏习惯，正是培养罪犯的温床。因此，睿克司商请邻近教区牧师司陶克 （The Reverend Thomas Stock, 1749-1803）的同意， 发动了几名妇女，自己出薪资延请他们，在各人家中召聚儿童，给他们基本的读书课程，和圣经，并教义问答等宗教教育。
　　1780年，在当地的圣公会教牧支持之下，开始了这种称为“主日学”的事工。睿可司在他的报纸上撰文倡导，渐渐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在全英国各地，都有人效法。于是，主日学渐成为教会的事工。后来，教员也从受薪而改为义务事奉。这项运动极为成功。在1783年十一月三日，Gloucester Journal撰文宣称过地狱般生活的儿童们，享受到“主日的天堂”。
　　像任何新兴的事工一样，主日学也受到人的反对。教会中有人反对，以为那会破坏虔诚的敬守主日；更有人反对普及平民教育，认为那会引起人民造反，发动革命！
　　主日学运动，得到约翰韦斯利的赞成，并协助推广；连王后也予以支持。在当时，以敢言知名的政治家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也曾赞成。1785年，在伦敦设立了主日学协会。主日学运动也超越了大西洋；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通过后仅二年，在非拉铁非成立了超宗派的主日学协会。到1811年，睿可司去世的时候，建立了三十一年的主日学，单在英国已有约五十万学生。现在，更不分宗派，主日学已成为教会普遍接受的节目，是宗教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主日学的教室，保守许多孩子免于走进监狱，却走出去不少的领袖。
　　后来东正教也有主日学，其它宗教也有仿效的宗教教育。天主教则大致无主日学，而有其自己的宗教教导。
　　
　　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教育原属于教会的一部分。大学为了造就教牧而设，其学位袍也是教职的标识。
　　美国一向注重宗教教育。清教徒移民到此之后，立即建立聚会的教堂，那也常是学校的所在地。因此，家庭一起敬拜，聚会也教导神的话。教会，学校，家庭，所教导的是一致的，培养建立信仰及知识，成为坚固的“金三角”。早期的大学，也都是由教会设立的。
　　我们都应当记得：宗教教育是教会的骨干。不止幼童应该参加主日学，成年人也应该参与；不是主日学的教员，就该是主日学的学生。注重宗教教育的教会，信仰都有良好的根基，也能迅速的增长。


儿童宗教教育
  
　　法国哲人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说：“要趁泥土尚柔软，在急速旋转的轮上造器皿；教育孩童要及早。”
　　从柏拉图 （Ptato, c.428-348 B.C.），到孟德斯鸠 （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到米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哲学家，都认为该以教育养成良好公民。其中以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n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讲得更坦率“教育的目的是摧毁自由意志。”这些都是以实用为教育目的。这思想路线的贡献，使近世纪来，政府都注意到控制教育；当然，他们不会注重灌输宗教信仰。
　　可惜，现今有些教会，也避免基督教这名词；他们是否使人接受基督，还属未知数，但缺乏教导的事实，却是极为明显的。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要传到下一代，注重教导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说：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六：4-9）
　　不仅仅是要教训，还要殷勤教训，随时教训，把生活环境当作教育环境。这是多么肯切的指示，多么严格的要求！而且主耶稣在回答文士的时候，以“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太二二：37-40），这也是教育的中心。
　　箴言第二十二章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 有一位敬虔的母亲，从小以圣经教导他。到他少年时候，离家求学，受异教迷惑，陷溺肉欲。但他从未敢亵渎神，也知道自己的错误，终于在母亲的祈祷下，悔改归向主，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
　　奥古斯丁在他所写的基督教教育 （Christian Doctrine）中，申述教育的重要。他认为不仅孩童该受基督教教育，每一信徒都该受教育，不可托言有圣灵恩膏教导，就可以不受教；信仰的需要学习，正像语文的需要学习一样。
　　我们今天圣徒的家庭，每以为事务太忙，而以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更以为“好”学校的标准，只在于学术，只在于学得谋生发达的工具，不察学校所教导的，是否合于圣经真理：只求谋得好收入，好地位，而不是要作好人，荣耀神。结果，是以“赚得全世界为目标”，而不顾失去自己的生命，是何等可惜的事！


教会增长三三法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传道书第四章12节）
　　人类从很早就发现，“三”这个奇妙的数字，与最坚固的结构形式有关。立三角是最坚固的，因此，从金字塔，到居家的屋顶，都采取那种形式。三角点的支持是最稳牢的，所以很早以前，中国人的鼎就是用三只脚。可见大家都承认“不容易折断”的事实。
　　使徒保罗对于宣道和教会增长，无疑的是最具权威的，虽然他未想以搞这一行而创学派，立学会，取学位，但他比谁都更能表现增长的实绩。从他在新约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宣道及教会增长的要件：
　　 教会 家庭 学校
　　“上帝的家…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15）又说，在教会中，“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提前四：13）
　　家庭是社会国家的最基本单位。就上帝的国度来说，圣经中以家为比喻。就人生理的次序来说，人是先从水由母体生在家里，才从灵重生进入神的国里（约三：5）。初期的教会，信徒是以全家得救并事奉主为念，而不以个人得救恩为满足。作教会领袖的，必须先能管理自己的家（参提前三：1-5）。那时的教会，就在信徒的家里（参门：2 林前一六：19 西四：15）。自然家人也都属于教会。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提后一：5）信而得救自然是个人经历；但家庭的教育和爱，是培养并保持这信心的地方。
　　我们现在的学院制度，源自中世纪的教会，原是为了培养教牧人员而设立的；因此，当时的学院，大致不违背教会的信仰。十七世纪来美国的移民，自殖民地时代到立国以后，仍不失其宗教热诚。学校就设在教堂里面，到了主日，以家庭为单位，相率参加教会聚会。一般家庭，早晚都聚集敬拜，读经祷告。因此，在家庭里所教导的，实行的，同在学校学习的，在教会所领受的教训，是协和一致的，成为一元化的教育，以敬畏神为立身处世的中心。 清教徒移民在1620年登上了美洲的土地，1636年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就建立了，是美洲新大陆第一所高等学府；起初信仰自然纯正，连校名也是纪念最初的主要捐助人哈佛牧师（John Harvard, 1607-1638），他被称为“对美国学术永远可纪念的施与者”。可见教牧及教会对教育的重视。可惜的是哈佛大学虽然对学术继续作出贡献，可是宗教信仰渐渐失去。
　　家庭社会道德普遍低落，是因为家庭，教会，学校三者分离了，不能造益健全均衡的人才。因此，维系社会的纤维，变得脆弱易折。想想看，不学有术，有才无德的个人，如何能够产生良好的家庭与社会？只有每下愈况，三者都受亏损了。三者合一的重要，是显然可见的。愿圣灵觉醒教会，起而领导。
　　 圣灵 教育 宣道
　　近年来的统计一直显示，教会增长最快的，第一是五旬节派，第二是浸信会，第三是宣道会。这似乎说明了教会增长的三个因素，五旬节派注重圣灵，浸信会注重宗教教育，宣道会注重远方宣道。如果我们不存成见，这个推论是可以成立的。
　　主耶稣对教会最大的应许：“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祂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你们也要作见证…”（约一五：26,27）人靠属己属肉体的能力智能，不能为主作见证，不论怎样伶俐的人，即使是明星，或亚波罗一样的辩士，也都没有用。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四：6）新约教会的工作，是保惠师圣灵为主的工作。圣灵使主耶稣得荣耀。
　　圣灵的工作，是要教导人进入真理。所以宗教教育是当注重的工作。教会不仅仅是主召出来的会众而已，而是还以主的道教导建立。主耶稣复活升天前，给门徒的大使命，不只是传福音和施洗，还要有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二八：20） 这样，才能够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参弗四：11-13）。教会必须有属灵的教导，才可以增长。
　　当然，宣道是教会活力的表现。宣道的教会，是蒙福的教会，是有主同在的教会（参太二八：20） 宣道的教会，是遵守了主的命令，是合主心意的教会。注重宣道，就是肯爱人，是不自私的表现。 凡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林前九：23），是保罗生活的原则；他时常记得这个目标：“为你们 〔外邦人〕的缘故，是这样为人。”（参帖前一：5）教会注意为别人，心志对了，毛病就减少了，教会自然增长。
　　但这不是说，教会不能兼有并备以上三项条件，而且是应该俱备的。初期的卫理宗，靠圣灵的大能，有圣洁的生活，而且注重教导，有火热的宣道热忱。结果，在到美国十年之内，信徒增加了五百倍！
　　 生活 言语 文字
　　使徒保罗对教会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帖前一：5）
　　主耶稣道成肉身，受天父差遣到世上来；在复活后离世回到父那里去之前，祂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二○：21） 这是说明见证人的生活，是见证的重要部分；因此，神不只使用一个声音，也不差遣天使传福音救人，而是差遣有肉身的，真实的人。没有甚么可以代替圣洁爱心生活见证的能力。
　　“不独在乎言语”，也正说明言语是宣道的一部分。因此有人说得正确：“宣道是用所讲的道（spoken word），从文字的道（written word）， 显扬成为肉身的道（Incarnate Word）。” 不论别的传播媒介如何进步，在见证福音上面，仍然是“不能不说”（徒四：20）。
　　那么，文字呢？你总不能忘记，前面所引述保罗达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正是圣灵感动用文字写成的书信。使徒保罗又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帖后二：15） 文字是写下来的语言，跟用口说有声音的语言，同样表达意思，事实上并无差别；不过，更能持久，准确，而能及远。因此，主的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弗二：20）。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正典，使徒是大部分口传的见证；而旧约先知服事完他们当世的人，早已离世，留下的只有文字的见证。这样，文字与言语的见证教导，合起来是教会坚固的信仰根基，共同见证教会的房角石，就是道成肉身为罪人成就救恩的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升天去了。使徒们先后离世了。在世最久的使徒约翰，也没进到第二世纪。但圣灵感动使徒，给我们留下今天的新约圣经，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函授课程”。
　　中世纪的罗马教会，腐败堕落到极低点。 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诸圣节前夕，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写下了他对于赎罪券功能辩论的九十五条，钉在威登堡诸圣堂的大门上。如此，引起了反抗教皇及罗马的火焰，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教运动。主要由于路德不倦的写作出版，“惟独因信，惟独圣经，惟独基督，惟独恩典”的信仰，迅速传遍了欧洲。这显示了文字圣工的功能。
　　在近代宣教史上，我们见到口传与文字结合的典型运用：从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宣教士每到一地方开荒，先是学习当地语言，宣道教导，同时翻译圣经。这样，福音传开了，教会建立了。教育和宣道，都必须用文字。如果继续注重文字宣道教导，教会增长也必迅速而持久。至今仍然有些福音工作困难的地区，据统计：教会的增长，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直接由于文字宣道的效果。
　　现今的世代，很多人都忙于讲求新技巧，新方法。但圣经真理是不变的。我们要求教会真正而持久的增长，建立合于圣经真理的教会，还是要回到圣经，回到那“古道”。


科门尼
  
　　一种最成功的世界语，“爱思不滥读”（Esperanto），是于 1887年，一个波兰眼科医生Ludwik Zamenhof发明的，目的是成为一种人工的国际语言，以增进共同了解和平。因为他是犹太裔俄国人，生在波兰和俄国边界上，受了种族歧视，于是，他尽力推动容忍，以为国际语言的沟通，培养世界性的广阔襟怀。他以Doktoro Esperanto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历史性的书Lingvo Internacia，成为世界语运动的开始。以后，他翻译了许多书，包括旧约圣经，莎士比亚的汉漠雷特王子，及安徒生的童话等，成为世界语。
　　早在十七世纪，一个毕生受宗教迫害的难民，也能有如此襟怀和远见，则更为难能可贵了。
　　
　　胡司（Jan Hus, 1373-1415）在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理想，使他自己成为殉道士。罗马在康士坦市（Constance）的火焰，并没有把改革信仰烧灭。胡司的跟从者，由抗议而抗争，持续了许多年，终于被罗马帝国的势力弭平。但那只是由城市而转移到乡村。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再次挑旺了捷克人的改革信念。不过，三十年战争进入了十七世纪，1618年，波希米亚兴起了英勇的反抗战争，仍然是以失望收场。
　　但是，正如伊拉斯谟说的：“信仰不能以刀剑决定。”有一个人更积极的相信：信仰必须以思想决定；而决定思想的是教育。这人是科门尼（Jan Amos Comenius, 1592-1670）。
　　
　　科门尼生在东莫拉维亚（East Moravia,今捷克）。十二岁的时候，父母亡故，他被送到普莱洛府（Prerov）受教育。他爱学习；但那里的教育方法，使他非常难受。幸而校长认识他的天才，鼓励他进入教职事奉。
　　1614年，在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毕业。二年后，受按立，在滋拉邑（Zeravice）的联合弟兄教会任职。两年后，任福勒耐（Fulnek）的牧师。
　　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II），决心要使波希米亚彻底天主教化。改革信仰的领袖们，在战争中失败逃亡。科门尼也不得不隐藏起来。在1620至1627年，那段黑暗的时期，他写了世界迷局和内心乐园（The Labyrinth of the World and the Paradise of the Heart），那是一本像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寓言书。书中的基督对寻求知识的“天路客”说：
“学问的最高峰，是在我所有的工作上寻求我，看何等奇妙的我统管你和万有…不过，你寻求一切学问，必须不为讨别人欢喜，而是要更亲近我。”
　　这表明科门尼的基本信念：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不是相反的，而是有其共同目标。在基督里，有内心的自由和平安。
　　1628年一月，情势的发展，使他决定离开本土；一班同一心志的信徒，随他同行。当他们临近波兰边界的时候，科门尼领大家作祷告：望着这冰封雪掩的大地，他求神保存“隐藏的种子”，将来冬尽春来，还会发芽。
　　
　　这一小群宗教难民，在波兰的来兹诺（Leszno）定居。
　　他相信：改革运动终有光复的一天；只是他不知道，那有多么遥远。他拟订计划，预备全民普遍的全时间少年教育，教导他们本国和欧洲的文化。
　　他以为教育是要及时，愉快，彻底。他的眼界不仅限于宗教知识，而是全面的教育。他的教育大计（The Great Didactic）一书，以为科学知识和宗教知识，都是出于神的启示。他写了幼婴教育（The School of Infancy），要母亲们及早教育孩子。
　　回想自己在校的痛苦经验，科门尼以为教育方法该是“效法自然”，学习事物，不是死记文法。他写了世界第一本文字并图画的双语教科书Janua Linguarum Reserata，以捷克文与拉丁文并列，两种语文的关系，学生可以看图而知。出版以后，被译成德文，英文，及其它欧洲文字，全欧风行。
　　科门尼一向着重整全的教育。1641年，在伦敦有一德国商人哈立布（Samuel Hartlib），邀请他去英国设立一所社会改革的学院，推广他全面知识（pansophy）的理想，预备招收各国学生，以教育改进人类社会，促进道德和平。在那期间，他出版了光明之路（Way of Light），哈立布为他制作新衣，如同英国的圣职人员；接待他，同他出入，介绍他认识了不少名人权要，包括弥尔敦（John Milton）。
　　适英国内战爆发，1642年，科门尼返回来兹诺。法国的枢机主教，首相利其流（Armand-Jean du Plessis Richelieu），权倾一时，邀请科门尼到法国。美洲殖民地新英格兰的总督文慈洛（John Winthrop）正在欧洲寻找哈佛大学（Harvard College）的校长；但科尼流接受瑞典王的邀约，帮助教育改革，为他们撰写一系列的双语教科书。
　　1648年，科门尼被推为联合弟兄会总监督。
　　科门尼心系念波希米亚的光复。有一神秘主义者名叫得来必（Nichoas Drabik），常作预言；曾被弟兄会停止服事。他预言天主教势力将被逐出波希米亚，改革者将光复故土。这正迎合流亡国外的难民想望，使他们很得鼓励。科门尼愿意相信，收集了此类预言，成为Lux in Tenebris，在会众中间传阅，但并未出版。可惜，那些吉言并未实现。后来，科门尼逝世后，得来必立即否认那些“预言”，并归顺罗马天主教。不过，虽然见风转舵够快，皇帝利溥（Leopold I）仍然把得来必割掉舌头，然后处死。
　　在科门尼有生之年，只看见一所综合知识学校的成立。那是在匈牙利。青年的王莱可滋（Zsigmond Rakoczi），有意建立一所那样的学校，邀科门尼前往主持。1650年，到达那里，受到热烈欢迎。模范学校设在撒路八达（Sarospatak），开学的时候，有一百名学生，欢喜看到理想的实现。不过，学生没有准备，仅有读写的程度；教师不能了解教育的计划，也失去兴趣。1652年，莱可滋王逝世，学校中道崩殂。约在同时，波兰的战争爆发。
　　科门尼回到来兹诺，携带着大批教科书手稿，但缺乏图画的雕刻制版；他送去德国纽伦堡（Nurnberg）印刷完成。那书是看图识字（Orbis Sensualium Pictus），以拉丁文和方言文字并列，在欧洲流行了约两百年。
　　1656年，来兹诺被占领，许多手稿化为灰烬；科门尼再次逃亡，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里以容忍和善待难民知名。有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及尔（Ludovicus de Geer），慷慨以财物支持科门尼，并且介绍他给荷兰和欧洲的著名人物。
　　1657年，科门尼的教育著作全集（Didatica Opera Omnia）出版，收集他大部分有关教育的作品 。
　　1660年，科门尼写了信仰手册（Ratio Disciplinae），是拉丁文，叙述弟兄会的历史和信仰基要，是基督徒生活信约。
　　他最后的作品教学参考，只见到部分出版；临终前，他请求亲近同工把其余部分出版，但他们未能作到，而原稿失落，迟至1935年，才在德国浩邑（Halle）一所孤儿院发现。
　　1670年，联合弟兄会最后一位总监督，教育家科门尼，在阿姆斯特丹逝世，遗体葬于西边的内顿（Naarden），至今仍有人前往纪念馆参观怀念。
　　
　　波希米亚弟兄会，后来成为莫拉维亚弟兄会，仍然持守以主为中心的一贯原则：“事奉救主拯救世界”。
　　这小群的基督徒社团，在1722年到了德国，辛森道夫伯爵（Graf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1700-1760）收容他们在他的领地上，名和伦户特（Herrnhut），他们仍然照科门尼的原则集体生活，持守在基督里的爱与合一。并且说：“神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祂可能要恢复我们的教会。”
　　果然如此。
　　1727年八月十三日，和伦户特的莫拉维亚弟兄会，有了灵性的大复兴，差遣宣教士到各岛各地，也到了美国。
　　隐藏的种子，终于发芽了，而且长大收成。
　　基督教教育，是教会将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