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挤开教材唱“主角” 扼杀学生求知欲

挤开教材唱“主角” 扼杀学生求知欲
教辅书成“育分不育人”温床

王蔚



　　尽管本市教育行政部门几乎每到开学前都会下达“减负令”，如限定中小学生回家做作业的时间、限制特级教师参与编教辅书、不准任课教师代订或变相指定学生购买参考书等，然而学生的书包并未“瘦身”。开学以来，不断有家长来信来电本报，反映他们四处奔波为孩子买齐所需教辅书时的艰辛。记者近日循着学生及家长提供的线索，对教辅书泛滥的成因及来龙去脉做了一番调查，试图揭开隐藏在教辅书背后的种种怪象。

　　人人都买教辅书

　　“几乎没有一个中小学生不买教辅书的，也几乎没有一个主课老师不要求同学自行购买教辅书的。”这是在教育界采访时听到的众口一词。以高三学生为例，《五年高考》《走向成功》之类，其“价值”甚至超过了正规教科书。在有些学校的语文、外语课上，按大纲编写的教材常常被扔在了一边，教辅书倒唱起了主角，每节课几乎都是围绕“做题目、对答案、讲问题”而展开的。“一个初三或高三毕业生，一年下来如果做的教辅书少于20本，那么在升学考试时就会很吃力。”有老师对记者说，不仅毕业班学生要“视教辅书如命”，即使是其他年级的学生，也要养成勤做课外参考书习惯，这样到了毕业班时才能比较从容。

　　“野食”当成“主食”吃

　　在今年的上海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大同中学化学特级教师杨捷就教辅用书问题专门提出了意见。杨老师分析说，教辅书的泛滥，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教材上的练习题，无论从题量的安排还是质量的精选上来看，都不及教辅书来得实用。记者在接触不少教师时他们都对此深有同感。

　　据悉，在本市发行的中学教材，一般会配有教研部门指定的配套练习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明明是高三程度的题目，居然会放到高一教材的习题中去。”有教师向记者反映，发给学生的正规练习册质量不高，给人的感觉一是编习题的人可能与编教材的人不是一套人马，思路不统一、目的不一致的现象较多；二是编习题的人似乎对教材的把握，特别是对升学考试题型的把握，远远没有编教辅书的人得心应手。更要命的是，配套练习册上的题目很少，以高三理化学科为例，一般一周也就安排了最多两个小时的题量，学生要应付高考，这点题量明显会“吃不饱”，那么也就只能把课外教辅书的“野食”当“主食”吃了。

　　为“应试”推波助澜

　　学生无奈每天挑灯夜战与教辅书为伴，教师把教辅书当成了金科玉律，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在“应试教育”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把学生一个个变成了做题目的苦力，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索精神被日复一日地机械性地做题目所无情扼杀了，这对增强我们民族的创造力和培养创新人才有什么作用呢？”著名教育专家于漪说，现在再要找到像当年的天津南开中学、上海的南模中学和松江二中这样真正以育人为己任的学校氛围，已经很难了。教辅书泛滥成了“育分不育人”的温床，不重视学生的思想素质、身体健康和广泛兴趣，成天把学生赶下“题海”，要想从中培养出思维活跃、勇于探索和善于创新的学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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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名师”为教辅书推波助澜

王蔚、吴洁宇



　　目前上海共有小学和初中生96万人，在普通高中就读的约有23万人，也就是说，有近120万中小学生成为购买和使用教辅书的“坚强后盾”。如果再以每名学生每年用于教辅书的支出为100元计算，那么全市一年的市场销售总额就要超过亿元。

　　那么又是哪些人在成天热衷于编写教辅书呢？近日记者对此做了一次探访。

　　“名师”不知名   

　　与其他正规出版发行的书籍相比，中小学生教辅书编撰者的标注明显要混乱许多。如《金牌一课一练》《最新版小学每周一测》《新同步课课精练》等大量的教辅书，都在作者一栏含糊地写上了“本书编写组编写”，有些甚至连责任编辑也未标明。《上海作业》丛书在前言中声称是“由上海著名重点小学、初中骨干教师、教研员分学科精心编著”，内页广告中还说，将于今年6月出版的《新教材全解》由“部分专家和特、高级教师编写”。

　　另一些教辅书则采取避实就虚做法，大打“名师”旗号，有的称是“上海百位名师联袂编写”，还有号称“上海名校名师高考模拟卷”的，却连一位“名师”的姓名也不列出。究竟是谁编写？为何不敢印上大名？是讳莫如深？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拉大旗作虎皮？

　　“名校”成卖点   

　　但也有“立不改姓坐不更名”的名师。比如，上海每年都会在上半年定期推出《五年高考》试题集，编写者都是真名实姓，到网上查一下他们的身份及头衔，还真会让考生和任课教师肃然起敬——“考试院学科专家组成员（原组长）、高考命题组成员”。

　　除了敢于署上大名的名师，不少教辅书还出自于名校之手。沪上的老牌重点中学单独或集体参与编写教辅书的现象，所有的“人证物证”皆可在教辅书市场上找到踪影。有的学校干脆专门成立了教辅书编委会，校领导亲自挂帅。还有的学校打着“新教材二次开发”的名义，将平日的练习题和考卷汇编成册向社会兜售。名校的声誉和应试质量，是广大学生迷信他们编写的教辅书的根源。

　　“禁令”成空文   

　　“教师编撰教辅书肯定不是违法行为。”一位参加过习题集编写的中学教师对记者说，我国的现行教育法、教师法和出版法规，都没有限制教师业余编写教辅书的条文规定，只有在《上海市特级教师标准》中有不得“在社会上编写以习题试卷为主要内容的应试教辅材料及从事强制性推销活动”的比较笼统规定。一些主要学科的特级教师参与编教辅书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据了解，本市的教育行政部门似乎没有向哪位特级教师亮过“黄牌”，或按《标准》“停发津贴”直至“撤销其特级教师的称号”。

　　而对于重点学校公开组织教师编写教辅书，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的问题，有的校方负责人对记者直言，在“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建设基本要求”中，并未有不得以学校名义编写教辅书的规定，相反却有承担提高教学质量研究成果并加以推广的要求，“我们老师精心编写的练习题和试卷，也是我们教改的成果，向全市推广也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事。”

　　本报记者 王蔚 实习生 吴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