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sohu.com/20100622/n272973997.shtml

　　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

　　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时间，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没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

　　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色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著称的。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了解宽容是领袖的资质

　　记：2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杨：复旦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因为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35岁~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第一，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不要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派个军队打掉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化，不能太狭隘。

　　第二，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不行的。

　　第三，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怎么样？贪婪的美国金融家在华尔街折腾，使全世界遭殃。你要培养这样的人吗？

　　第四，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管与哪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不管从事任何专业，都需要沟通能力。

　　第五，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不要以为科学家就不需要人文素养，那只是一个科学工匠，成不了学术界的领袖。学术领袖必须是一个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一流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甚至连哲学家都为之惊叹。

　　所以，要澄清几个概念。通识教育是一个理念，不是和专业教育对立的。在这个理念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教育和应用类学校的专业课程有什么差别？我们会更加强调这门学科的智慧，强调基本学术思想、方法和学术史，而不是仅仅教你考试、解题的技巧。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又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面，才能成为领袖。我们通识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正在改进。

　　大学校长不光是找钱的

　　记：回到您的身份上，有人说国外的大学校长都是去找钱的，您认为大学校长的使命是什么？

　　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大学校长一是找钱，一是找人。这是一个误解。找人的话也是本学科的人先去找，找钱当然也要找，但不是校长的根本任务。我总结了一下，大学校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第二，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

　　第三，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包括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

　　第四，大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该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记：按照您说的标准，给自己打多少分？

　　杨：最多65分~70分，我在不断地努力。所以说，一个大学校长，第一，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的；第二，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第三，必须要给自己有冷静思考的时间；第四，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

　　大学能改变社会现实吗

　　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多以应试为主，到了大学之后，4年内是否很难把已经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理念改过来了？

　　杨：对。这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随波逐流。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不是说把它改变过来，至少有所改进。而且坚持几代人的话，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学要保证一定的保守性，否则如果老是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那么大学在起到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这方面的作用就没有了。大学的领导都要明白这一点。如果连我们都不坚守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反复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

看了很感动，对比现实感觉很无奈。高校教育被垄断在对教育的真谛似乎知之甚少或者出于种种原因入俗流然后推波助澜的人手中。等到真的有所改观，我们这一代在高校“混”的恐怕已经抱憾而退。.

不知道该说啥，送花吧！给发言的人也给转帖的人！.

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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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伪贵”太多了~

顶！就这样，爱上复旦了~.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又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面，才能成为领袖.

这个社会压抑了老师，压抑了家长，当然也就压抑了孩子。.

敢问：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些什么？.

只是担忧大学，而不改变小学中学甚至是教育体制，大多数学生精神仍然会缺失。从孩子进入校园的时候，分数（只有分数）能够评定孩子的好坏，良好的品德的教育学校重视吗？教育的体制让我们只重视分数，品德的缺失无所谓。国家给大家，无论教师还是家长，分数至上。而唯分数论势必会带来孩子的功利主义。.

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

一味的改革就迷失了自己！.

美国年轻人为何不爱搞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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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新华网    发布时间：2008-04-26


    当今美国，正处于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前人难以想象的先进研究工具和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科研发展。

    然而，现在却不是培养年轻科学家的最佳时期。学术训练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学术岗位越来越少、科研基金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年轻科学家认为自己在学术界前途暗淡，看不到希望。因此，当科学精英大力鼓吹美国需要更多科学家之时，优秀学子却失去了学术研究  
的“斗志”，纷纷转入了商业等非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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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学术与岗位，是世界普及的矛盾.

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多地相互融合和碰撞，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弄清楚，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
西方文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化大规模侵入世界的其他地方。被侵略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打击和摧残，受伤的程度因自身的发展程度、抵抗力的不同而不同。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就已基本被淹没，相比之下，中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抵抗力。尽管如此，我们也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化，从共和国的体制到宪法的制定和法院系统的建立，再到国家主权概念的运用，直到最近的知识产权，数不胜数。
在物质方面，西方文化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一天都离不开西方发明的东西。哪一天停电了，我们会觉得非常不方便，电梯不能乘，饭不能做，电视不能看，电脑不能用。出门坐公共汽车，多等了一会儿就焦躁不安。
我们常说，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出现于世界的时候，西方列强的祖宗日耳曼人还在森林里茹毛饮血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日耳曼人虽然开化较晚，但他们与罗马、古希腊、两河流域、古埃及文化甚至印度文化都有渊源。相比之下，由于被高山大漠阻挡，古代中国文化显得相对孤立，发展也比西方要晚一些，慢一些。比如，印度人发明阿拉伯数字，后由阿拉伯人传到西方，而我国普遍使用阿拉伯数字却只有100来年历史。再比如，5500年前，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5000年前，埃及人发明了圣书字，3300年前，中国人才发明了甲骨文。在法制观念方面，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比集先秦法学思想之大成的法家巨子韩非子，要先进得多，也早出现了大约100年。
对于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中国人有非常矛盾的心态，总有几分不服气，也有几分恐惧。许多人到现在也还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如果一个孩子，在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面前表现得不谦虚，老师和家长都会认为这不应该，而一个民族面对比自己先进的民族表现得不谦虚，则认为这是民族自豪感，是爱国情愫，值得肯定。我们实在应该谦虚一点，切不可夜郎自大。谦虚不等于妄自菲薄。历史上后来居上的例子比比皆是，日耳曼人、日本人都是成功案例。如果我们谦虚一些，冷静地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在物质还是文化上，西方文化传播力都要比我们强。
文化传播力背后也有假象
我们常常为中国饮食文化而自豪，但是，要知道，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还在于是否与时代精神合拍。中国饮食和一些传统戏剧一样，太精致，节奏太慢，适应于慢节奏的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不甚合拍。《红楼梦》里凤姐曾用“刨”、“切”、“炸”、“煨”、“封”、“炒”、“拌”等113个字来形容“茄鲞”的烹饪法。这样精致的食物，谁有那个工夫去弄这种玩意儿吃呢。西方社会在写字楼里工作的人中午就吃早晨自带的三明治汉堡包，就着一杯红茶凑合了事，没有工夫去弄王熙凤推荐的茄鲞。他们也绝对没有耐心一桌酒吃三四个小时，更不用说要吃三天三夜的满汉全席了。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美国饮食文化风靡全球，不完全是文化侵略的结果。
非物质文化还常常借助于物质文化的翅膀传播开去。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经济发达，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就会爱屋及乌，崇拜心理和趋同感就会萌生。这样，那里的文化就可以四面传播开来。十多年前甚至几年前，内地人对香港的向往以及港台腔流行，都是例子。
在这方面，西方文化的优势更明显。最近，在公共汽车里听两个姑娘说悄悄话，其中一位说，她去了巴黎，见了铁塔，“什么呀，顶没有看头了”。我想，这就对了！埃菲尔铁塔确实没有什么，香榭丽舍大街也就是马路两边有一条绿化带，绿化带后面有一些精致的建筑，世界上比香榭丽舍美丽得多的街道也不止一处两处，为何独独香榭丽舍大街如此名声远播？就是因为法兰西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列强，就是因为其他地方的人爱屋及乌，跟着追捧的结果。现在，我国一些城市还有以香榭丽舍或者其谐音为商店或居民小区命名的，以为一沾上它的边就立刻身价倍增，光彩照人了。
还有文学艺术。把小仲马的《茶花女》翻出来读了一遍，发现情节与中国古代趣闻集子《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故事情节和语言文字也不比后者高明多少。可为什么大、小仲马在全世界赫赫有名？唯一能解释的原因是法国富强，中国贫弱，在外人眼里，富国什么都是好的，穷国则一无是处。另外，现在许多年轻人喜欢过圣诞节、愚人节和情人节之类西方节日，其实也是一种爱屋及乌的心态所致。正是这种盲目性，帮助了发达国家文化的传播。
认真鉴别西方文化传播力
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在根本上是其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文化如果符合新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力否则就会消亡。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既来自它自身的先进性，也来自强大物质文化的带动。当前，我们有必要提高鉴别力，看清自己的文化中哪些看来精致、悠久，实际上并非先进的文化，予以扬弃；别人的文化中什么是先进的，值得我们放下架子虚心学习的，哪些是借助物质的翅膀“鸡犬升天”的，不值得学习甚至必须加以拒绝。总之，要在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增强一点自觉性，减少一点盲目性。
（作者许博渊是原新华社高级编辑。）.

(亚洲时报记者陈颖慈6月6日撰文 )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唸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http://learning.sohu.com/20091222/n269118595.shtml
丘成桐:今日我们在清华重新燃起对数学的热情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22日10:25

新闻中心讯 记者 周襄楠 摄影 郭海军】“今日我们在清华园重新燃烧起我国人对数学的热情，让我们忘记了名利的追求，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校与校间的竞争，国与国间的竞争。让我们建立一个为学问而学问，一个热烈追求真和美的数学中心，也希望在中央和学校的支持下，在我们国内外朋友的帮助下，让这个重新燃起的火光永恒不息，也让我们一起在数学史上留下值得纪念的痕迹。”“菲尔茨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丘成桐以充满激情的演讲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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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好危险，所以说国内的高等教育已经“空”了。

这也是家长甘愿冒着风险把孩子带离国内大学教育的真正缘由！.

关键是我们国家的某些福利待遇不尽人意，国外教授的待遇使得他们根本不想要做官来提高自己的收入，还有他们对学术的尊敬也不会垄断信息资源的。
关键还是要提高做学问人的收入，不能使他们为五斗米折了腰。.

一斗，几斗，

不得而知。

要折的总要折的。

和一斗，二斗的无干。.

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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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流氓更可怕啊～.

以前的人认为学问就是学问，很神圣的。而今的人认为学问就是资本，可以交换，可以买卖。.

复旦还是 有几位好老师的，.

引用:

原帖由 yingjie1018 于 2010-6-23 17:53 发表
一斗，几斗，

不得而知。

要折的总要折的。

和一斗，二斗的无干。

同意。很多在国外做学者的都回到了国内高校。国外的斗看来并不比国内的大。

据说院士的选拔也是我等人无法知晓的。.

的确国内许多领域的“米”，已经给的比国外平均值“多”了。

这对留住“人才”起了一定作用。

问题是这样的“人才”怎么发挥民族“砥柱”的作用？

而不是浸在“米缸”里，不布道，只愚民，做起“伪贵”来。.

酿酒啊，像昨天电视里丹阳的封缸酒一样，国外的只知道品味他们的葡萄酒，哪里知道我们这里还有好酒呢，若干年后就像茅台一样的先自己打破了瓶子，让酒香撒开，老外们才知这里原来那么好的。。。。。。.

那些教授可是赚钱机器呢。.

这位校长，好像有个Leibniz门哟.

为中国大学的功利感到悲哀，废除现在的量化评价指标，提高大学老师的待遇，还大学本来的面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