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选希望工程的！大家留意平时的新闻，看谁真正需要帮助，推荐一下。然后大家一起负责捐助。事后有个监督。别让好心打水漂！.

我们可以组织自己的小宝宝参与，让他们知道生活的不易，世上还有其他小宝宝需要帮助。培养他们的爱心、同情心。.

2004年4月，他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谁也没料到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本来以为会听到激昂的豪言壮语的学生们惊呆了，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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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下面是引用mona于2004-08-2 11:25发表的 :
我们公司一个高层的太太是台湾人，是一个什么台湾慈善机构的活跃分子。据我所知，他们要捐钱是从来不通过中国的什么慈善机构或政府机构捐的。都是捐好后组织代表去当地，亲手交给首捐者。
我也动过许多次捐款的念头，但觉得什么慈善基金会，希望工程，都不可靠。建议旺旺网可以自己搞慈善活动， 大家捐了派代表们去送。。。

我们每年可以组织自己的同志去考察、旅游、教育.......老大，专门开个栏目给大家讨论吧！.

我开个头：
捐助对象：小学1～5年级。性别：男女不限。家庭情况：单亲家庭级以上。（防止家庭挪用）
请大家跟贴及提供信息.............

                 农村家庭“因教致贫”调查：供孩子读书像赌博

　　花钱让孩子受教育，如今在农村一些地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吉林省农安县等地部分农村，由于日益昂贵的学杂费，一些家庭因教致贫，家长背上了沉重负担。一些家长说，农村家庭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赌赢了，能为家庭换来幸福；赌输 了，就要用许多年甚至一辈子来还债。
　

农村家庭“因教致贫”调查：供孩子读书像赌博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王强、李亚彪、卢劲杉

　　花钱让孩子受教育，如今在农村一些地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吉林省农安县等地部分农村，由于日益昂贵的学杂费，一些家庭因教致贫，家长背上了沉重负
担。一些家长说，农村家庭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赌赢了，能为家庭换来幸福；赌输 了，就要用许多年甚至一辈子来还债。

　　“交了两笔‘择校费’，一下子回到了贫困状态”

　　一些农民反映最强烈的是“择校费”问题。“择校费”是有的学校对分数没达到录取线的学生加收的费用，有的农村家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农安县实验中学是吉林省一所重点高中，在学校宣传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校的“择校费”标准：本地学生１０５００元，外地学生１５０００元。

　　农安县滨河乡一位姓于的农民的儿子考这所学校时差１６分，平时省吃俭用的老于为了孩子的前途，借钱交了１万多元“择校费”。第二年女儿又差４０多分没考上这所学校，于家再也无力交“择校费”。女儿哭闹着不肯辍学，老于只好将她送到一所乡镇高中就读，这所学校也收取了３０００元“择校费”。

　　老于说：“原来我家的生活条件在村里还算可以，交了这两笔‘择校费’后一下子回到了贫困状态。”于家的房子是老式平房，屋里是泥土地面，家里比较显眼的电器是别人送的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在洮南市等吉林省其它地方的部分农村，都有类似于家这样“因教致贫”的情况。

　　据吉林省城调队调查，收取“择校费”的学校在吉林省不少地方存在，学校“档次”越高，“择校费”的标准越高。长春市今年高中“择校费”标准，一类高中是１８０００元，二类高中是１５０００元；辽源市区４所高中全部收取“择校费”，最低３０００元，最高为１２０００元。位于农村各乡镇的高中也不同程度地收取“择校费”，收费标准低于城市，但一般也在３０００元左右。

　　一些农民认为，即便负债也要送孩子上“择校费”高的城市高中读书，因为这些学校的升学率远远高于普通乡镇高中。当地的普通乡镇高中考上大学的一年没有几个，多数人拿着毕业证回家务农，因此不如咬咬牙，多花钱送孩子上好高中。

　　“让农民最闹心的就是供孩子上学”

　　有的农民反映，“择校费”是孩子上学过程中的一次性收费，每个学期需要交的学杂费、食宿费等同样让有的家庭无法承受。农安县的农民臧耀平说：“现在让农民最闹心的就是供孩子上学。”

　　臧耀平有一女一子，女儿初一就辍学在家，原因是学校秋天时组织学生劳动，用劳动所得抵顶“取暖费”，可到冬天仍然向学生们收“取暖费”，女儿和另外几名同学一气之下回家务农。儿子臧广超学习很刻苦，但是中考时分数不够，只有交１万多元“择校费”才能上报考的高中。由于家里没钱，臧耀平只好劝儿子在家务农一年。去年，臧广超执意要上学，臧家只好借钱送儿子上了长春市的一所技校，没想到这所学校的各项费用也不便宜，一年下来花了１万多元。臧耀平说：“我家的生活水平在村里能排在中上等，但供孩子上学也得背债。”

　　臧耀平掰着手指头说，家里每年种玉米和蔬菜，除了自留自用以外，能卖几千元，年景好的时候扣除各种费用纯收入在３０００元左右。本来这样几年下来，家里会有一些积蓄，可是近两年盖房子、给父母看病、办丧事，一共花去了近２万元，几年来攒的钱一分未剩。儿子上技校，东拼西凑，借了１万多元。直到现在，儿子还欠着学校一年学费。“不供他上学怕他长大了埋怨；供吧，学费太贵，家里实在负担不起。”臧耀平说。

　　吉林省洮南市今年旱灾严重。万宝乡民主村农民刘香和家的玉米地减产了近一半。他的儿子今年刚上高一，开学拿走了２５００元。刘香和说，家里如果不是养了６０多只羊，无论如何也供不起孩子上学。“听说乡里不允许再到外边放养牲畜，光靠家里种的玉米根本喂不起这些羊，实在不行就得卖羊，可羊一卖孩子就得辍学。”

　　收入增长赶不上教育消费增长

　　在农安县一户姓毛的农民家里，大儿子２０００年考县里一所重点中学时“择校费”是８０００元，等到二儿子又考这所学校时，“择校费”已经涨到了１万多元。老毛说，比较起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要小得多，也慢得多，二者不成比例。他认为，学校收费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村家庭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

　　据吉林省农调队调查，吉林省２００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７％，农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增长２５．８％。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双辽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２０００多元，而当地高中的“择校费”在６０００至８０００元不等，再加上各类学杂费等，即使按丰收年头计算，一般农民家庭不吃不喝也要积攒两三年。

　　一些农民说，高中的“择校费”只是农村学生求学之路上的第一道“门槛”，跨不过去就意味着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只能选择中专或回家务农；第二道“门槛”是上大学，一个学生每年的各项费用加起来不下万元，四年费用总和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农民臧耀平说，供孩子上学就像一场赌博，初中、高中的费用已经给家里带来沉重的负担，孩子能否考上大学还是未知数。孩子考上大学家里会背上一个更大的包袱，大学毕业能否找到好工作仍是未知数。面对这些未知数，家长需要拿出大笔钱去“赌”。一旦这场赌博以失败告终，对于有的农村家庭而言，有可能要用许多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来还债

    　一些农民反映最强烈的是“择校费”问题。“择校费”是有的学校对分数没达到录取线的学生加收的费用，有的农村家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农安县实验中学是吉林省一所重点高中，在学校宣传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校的“择校费”标准：本地学生１０５００元，外地学生１５０００元。

　　农安县滨河乡一位姓于的农民的儿子考这所学校时差１６分，平时省吃俭用的老于为了孩子的前途，借钱交了１万多元“择校费”。第二年女儿又差４０多分没考上这所学校，于家再也无力交“择校费”。女儿哭闹着不肯辍学，老于只好将她送到一所乡镇高中就读，这所学校也收取了３０００元“择校费”。

　　老于说：“原来我家的生活条件在村里还算可以，交了这两笔‘择校费’后一下子回到了贫困状态。”于家的房子是老式平房，屋里是泥土地面，家里比较显眼的电器是别人送的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在洮南市等吉林省其它地方的部分农村，都有类似于家这样“因教致贫”的情况。

　　据吉林省城调队调查，收取“择校费”的学校在吉林省不少地方存在，学校“档次”越高，“择校费”的标准越高。长春市今年高中“择校费”标准，一类高中是１８０００元，二类高中是１５０００元；辽源市区４所高中全部收取“择校费”，最低３０００元，最高为１２０００元。位于农村各乡镇的高中也不同程度地收取“择校费”，收费标准低于城市，但一般也在３０００元左右。

　　一些农民认为，即便负债也要送孩子上“择校费”高的城市高中读书，因为这些学校的升学率远远高于普通乡镇高中。当地的普通乡镇高中考上大学的一年没有几个，多数人拿着毕业证回家务农，因此不如咬咬牙，多花钱送孩子上好高中。

　　“让农民最闹心的就是供孩子上学”

　　有的农民反映，“择校费”是孩子上学过程中的一次性收费，每个学期需要交的学杂费、食宿费等同样让有的家庭无法承受。农安县的农民臧耀平说：“现在让农民最闹心的就是供孩子上学。”

　　臧耀平有一女一子，女儿初一就辍学在家，原因是学校秋天时组织学生劳动，用劳动所得抵顶“取暖费”，可到冬天仍然向学生们收“取暖费”，女儿和另外几名同学一气之下回家务农。儿子臧广超学习很刻苦，但是中考时分数不够，只有交１万多元“择校费”才能上报考的高中。由于家里没钱，臧耀平只好劝儿子在家务农一年。去年，臧广超执意要上学，臧家只好借钱送儿子上了长春市的一所技校，没想到这所学校的各项费用也不便宜，一年下来花了１万多元。臧耀平说：“我家的生活水平在村里能排在中上等，但供孩子上学也得背债。”

　　臧耀平掰着手指头说，家里每年种玉米和蔬菜，除了自留自用以外，能卖几千元，年景好的时候扣除各种费用纯收入在３０００元左右。本来这样几年下来，家里会有一些积蓄，可是近两年盖房子、给父母看病、办丧事，一共花去了近２万元，几年来攒的钱一分未剩。儿子上技校，东拼西凑，借了１万多元。直到现在，儿子还欠着学校一年学费。“不供他上学怕他长大了埋怨；供吧，学费太贵，家里实在负担不起。”臧耀平说。

　　吉林省洮南市今年旱灾严重。万宝乡民主村农民刘香和家的玉米地减产了近一半。他的儿子今年刚上高一，开学拿走了２５００元。刘香和说，家里如果不是养了６０多只羊，无论如何也供不起孩子上学。“听说乡里不允许再到外边放养牲畜，光靠家里种的玉米根本喂不起这些羊，实在不行就得卖羊，可羊一卖孩子就得辍学。”

　　收入增长赶不上教育消费增长

　　在农安县一户姓毛的农民家里，大儿子２０００年考县里一所重点中学时“择校费”是８０００元，等到二儿子又考这所学校时，“择校费”已经涨到了１万多元。老毛说，比较起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要小得多，也慢得多，二者不成比例。他认为，学校收费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村家庭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

　　据吉林省农调队调查，吉林省２００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７％，农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增长２５．８％。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双辽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２０００多元，而当地高中的“择校费”在６０００至８０００元不等，再加上各类学杂费等，即使按丰收年头计算，一般农民家庭不吃不喝也要积攒两三年。

　　一些农民说，高中的“择校费”只是农村学生求学之路上的第一道“门槛”，跨不过去就意味着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只能选择中专或回家务农；第二道“门槛”是上大学，一个学生每年的各项费用加起来不下万元，四年费用总和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农民臧耀平说，供孩子上学就像一场赌博，初中、高中的费用已经给家里带来沉重的负担，孩子能否考上大学还是未知数。孩子考上大学家里会背上一个更大的包袱，大学毕业能否找到好工作仍是未知数。面对这些未知数，家长需要拿出大笔钱去“赌”。一旦这场赌博以失败告终，对于有的农村家庭而言，有可能要用许多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来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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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前后，海啸之外，最富爆炸性的新闻莫过于某校的虚假宣传了：利用不少国人“美国人还会有错么？”的盲目心理，先在《洛杉矶时报》自费刊登了一条广告，声称自己被“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评选为中国大


　　学排行榜第十名，然后，又“出口转内销”，把广告“翻新”为新闻，在国内许多网站上大肆传播。终于招来了教育部的严词谴责。

　　教育部此次大怒当然是值得“欣喜”的，因为相较2004年发生的各类丑闻，如让女大学生陪舞、招生腐败、学费“杀人”等等，教育部这回可谓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没有表现出惯常的拖拉作风。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国连教育部都没有，当然也就不存在惟一正确的大学排名。不要说是假机构，就是堂堂正正的媒体和民间机构搞的五花八门的各种排名，又该如何？看过的人都知道其间的差别之大，何止云泥？只能聊做参考，不能当真———最让人感到不解的地方也正在这里：此前的丑闻无论哪一项，性质都比这个更严重，最高教育行政当局为什么会如此“厚此薄彼”呢？

　　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不知深浅高低的某校这次是冒失地闯入了教育部的禁脔：给大学排名不仅是教育部追求的最高目标（典型的口号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且也是其激励各高校的主要手段。由于心目中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在美国，因此以“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的名义制造的假新闻就更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

　　细细想来，我觉得教育部倒是应该借此机会检讨一下自己的评价体系和工作方式。比如，是不是真的存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超越文化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如果不存在，提这样的口号岂不是无的放矢吗？再比如，要排名就必须要有量化的数字，但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她的核心指标，即人文精神以及人文教育的水平，恰恰是无法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则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的“麦当劳化”———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技术取胜性，而培养出来则并不是一个和谐的“人”，而是一种缺乏人文关怀，工具理性发达，价值理性贫血的标准化“产品”。

　　既然是培养人的所在，大学就要有一种与其他行业不同的使命：她要担负起纯理论的精神生产与传承，她要整理、消化文明遗产，她要对人类行为承担超越性批判，她要克服对青年的单面塑造和扭曲等等。因此，适当地拒斥各种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与拖累，自足自律，是大学之为大学的一个前提性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看，不久前教育部一位主要领导主张要根据毕业生的就业率来决定专业的存废，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啊！

　　从某种程度上说，某校的这次冒险，其实不过是教育部热衷于各类排名的副产品。教育部的表态当然是必要的，但也有些多虑了：虽然不少中国民众对来自美国的东西缺乏免疫力，但也是有限度的。试想一下，如果某校这次把北大排为第十一名，难道考生就会舍北大而上某校吗？如果教育部能够以此为契机，调整一下自己的大学政策，努力为“大学之为大学”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这次某校的作假，就算是歪打正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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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贫困生怕与同学谈钱

　　调查报告：近三成贫困生曾过年不回家

　　逐步实行的高校收费政策带来贫困生激增，受助贫困生愿回馈社会

　　春节临近，团聚在即，京城高校内的不少贫困生却正为数百元回家路费忧愁。即日起，本报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推出“助贫寒学子回家过年”行动，呈现他们贫困而自强的真实境况，并为他们募集回家过年的路费，让他们带着爱心与温暖踏上回家路。

　　2004年8月，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指出，在校贫困生已达240万左右；1月4日至8日，本报委托信息咨询公司对北京12所高校的贫困生进行问
卷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34.8%的人每年仅回家一次，还有5.8%的贫困大学生自从出来上大学不曾回过家。

　　1月7日至昨日，记者先后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等8所高校的特困生代表，有一位西藏学生10年都没有回家过年，母亲去世1年后方才知情。多数贫困大学生通过家教、勤工俭学等方式解决自身困难，坚持学业。春节将至，不少学生表示，回家过年是最大的愿望，但由于经济原因，他们难以实现这一愿望。

　　从2002年9月1日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为特困大学生提供每年两千元的生活费用资助，目前已资助了万余人。此次，本报与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办公室合作，共同推出“助贫寒学子回家过年”公益活动，期望社会给予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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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分地区实际辍学率远高于上报材料

　　2005年1月8日上午，中央党校育园楼。听完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潘云良的报告后，和其他嘉宾的点评方式不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杨进起身走上主席台，说了一句让全场陡然肃静的话：“听完潘教授的报告后，我觉得我坐不住了。”

　　辍学率反弹拉响农村教育警报

　　中央党校经济部在2004年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到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新疆、广西等16个省市进行调查，完成了一份题为《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困境与出路》的报告，并且在8日这场“2004中国经济热点聚
焦研讨会”上首次向外界公布。

　　作为该报告的执笔人，潘云良写到，“我们满怀希望地奔赴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我们希望看到新发展。然而，农村的教育，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并不像城市的教育那样成效显著，更说不上繁荣，令人堪忧。”

　　事实上，2000年国家就宣布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2002年小学和初中入学率分别达到98.6%和90%，全国有2598个县实现了“两基”目标，占总县数的90%。2003年底的时候，国家还曾专门出台《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对农村义务教育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但目前“普九”的成果是低标准的，并且相当脆弱。近几年，农村学生的辍学率、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而且，“就许多地方的实际观察，农村学生的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要高的多”。

　　在他们的调查材料中，以黑龙江省宾县为例，该县地处黑龙江省中部，其经济发展在全省处于中游，全县共有中学35所、小学160所，县城中学的辍学率能控制在2%左右，但各乡镇的辍学率则远不止是上报的数字。以宾县久太中学为例，其实际上报的只有2%，而真实辍学率则在8%以上。

　　上报的是一个数字，而实际的却是另一个数字。有些学校学生虽然在册，但并不在校；有些学校学生只要交钱，就随便可以买到初中毕业证书，而实际根本未读；更有甚者，在上级验收检查的时候竟然借学生凑数。

　　经济贫困之后又加上前景贫困

　　段小团，陕西省横山县双城乡人，今年17岁，16岁从本乡初二辍学。原因是哥哥考上四川大学，学费每年近万元。为了供哥哥上学，他离开学校，外出打工。

　　吕和平，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赵村乡人，今年13岁，因家庭贫困，五年级就辍学了。该县调查问卷填报辍学率是9%，而实际辍学率应在20%以上，多为经济困难所致。

　　人所共知，经济困难仍是造成农村学生无法继续升学的最主要原因。调查人员在湖南安乡县发现，这里的农民家庭年收入不足1200元，而供一个孩子读书就要800元。而在农民人均收入中，四成是实物折底的收入，还有两成用于预购化肥农药等，因此，农民每年支配的货币收入远不到1200元。

　　家庭的困难、学校的困难、师资力量的困难，这些都在影响着农村的基础教育，但随着这几年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农村孩子辍学又多了一个“前景困难”的重要原因。

　　家在辽宁省黑山县中心村的张帅，尽管他的父母以种植蔬菜为主要生活来源，年收入也在三万元以上，但父母还是决定让他回家帮忙干活。在他们看来，实在是找不出上学能带来的好处。这几年大学学费不断上涨，像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收费都在4500元以上。“真能上这样的学校也倒罢了，至少将来能找到工作。问题是一般学校收费也不低，将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财政预算内教育比重仍在降低

　　就在上个星期天，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0.62亿元，虽然这一数字比上年的3491.40亿元增长了10.29%，而其在GDP中的比重却仅为3.28%，比2002年的3.32%还下降了0.04个百分点,这种下降是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至于2004年的比重虽然还未统计出是否为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达到前几年预期的4%的目标。

　　而“这些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还被锦上添花地投放在基础较好的城市学校，尤其是其中的重点中小学。”中央党校的这份报告如此评价。而在他们看来，应当逐步调整义务教育的负担比例，由目前县级统筹为主逐步转向省和中央为主；义务教育经费工资部分也应由中央统筹。“做到这一点，才是名正言顺的义务教育。”

　　听完潘云良的报告、特别是看到一个农村孩子在油灯下看书的照片，杨进心情沉重。作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副司长，杨进承认，“这基本反映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实际情况。”他的态度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同时，他也透露，教育部将开始逐步调整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内容，引入更多职业技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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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潘云良的报告、特别是看到一个农村孩子在油灯下看书的照片，杨进心情沉重。作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副司长，杨进承认，“这基本反映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实际情况。”---他早知道？.

因家境贫困，每天到学校食堂捡剩馒头充饥，年消费不过10元。昨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贫困生的境遇牵动全校师生的爱心。
　　刘维(化名)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读学生，家境贫困，学院每月给她140元的困难补助，但她为了攻读“双学位”，竟舍不得花一分钱。她每天到食堂捡剩馒头以饱三餐，长达两年之久。据其饭卡消费记录，2004年一年，她才花了8.35元。

　　最近，该女生的情况才被食堂职工发现。目前，学校相关部门已决定为该女生免费提供一日三餐直至毕业，同时在食堂为其安排勤工俭学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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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中央民族大学1200名大学生没钱回家过年
王进是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二年级学生，他的家乡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去年春节他就是在北京打工挣学费，今年他仍然不能回家。王进说，家里从来没有给自己寄过钱，而且他高中三年学费还欠人家3000元。

　　中央民族大学学生王进：回家来回260--270,来回相当于一个月的伙食费。

    去年同样没有回家的还有来自广西的赵琪，作为数学与计算机学院二年级学生.他现在还欠学校住宿费1200元没交,如果回家,单程就要花掉210元。但赵琪说，奶奶卧病在床，今年无论如何要回去看看。

　　中央民族大学
学生 赵琪我就准备了到南宁的火车路费,到时候看能不能搭同学爸爸的车看行不行，不行再说。回来的钱还没有。

　　据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处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中央民族大学生源多数来自老少边穷地区，不少人家境贫寒，路途遥远，在中央民族大学每5个学生中,就有一个特困大学生,他们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贫困已经造成中央民族大学每年1000左右的学子不能回家过年.

　　谁来资助贫困学生回家

　　贫困学生不能回家过年已经引起一些人的关注，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开设捐增热线方式，接受社会各界捐增，款项将直接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回家过年。

　　不少贫困生选择留校过年，但也有一部分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必须回家，记者今天在北京部分高校进行了调查，各学校都有一批没钱回家过年的特困生。

　　北京部分没钱回家过年的大学生

　　中央民族大学：1200人；清华大学:156人；中国人民大学:56人；北京师范大学:400多人；中国农业大学387人;北京理工大学:280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92人;北京工业大学:58人.

上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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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在召开的青海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绚提交提案，并代表民盟青海省委作大会发言。提案根据高校收费连年不断攀升和就业形势严峻的现状，指出西部贫困地区孩子上大学难、就业更难，呼吁高校收费不能再高了！


　　提案说，2000年各地高校收费猛涨，普遍提高了15％左右，有的地区提高了20％。

　　西部各省区地方院校的收费标准也上涨不少。而随着物价指数的提高，大学生在校的各种消费也有增无减。

　　以青海师范大学为例，由于扩招，导致贫困生绝对数不断增加。2004年青海师范大学在校生总人数6841名，贫困生人数4167名，占60％，贫困生中的特困生人数2908名。每个学生每年支出费用最低在7000元以上，包括学费3000元，最低生活费3000元，公寓费800元，书费400元。

　　王绚委员指出，1992年国家公布的592个贫困县中，西部为307个，占贫困县总数的82．3％。2002年西部12个省区农村人口近2．8亿，人均年收入1771元。其中，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均收入仍在800元以下。青海师大一个学生每年最低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一个4口之家的西部农村贫困户家庭，即便有3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一年的纯收入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到外地就读的大学生每年最少花费1万元～1．5万元，其家庭经济状况更是苦不堪言。

　　提案指出，尽管国家与学校都采取措施给贫困生以补助，实施助学贷款，但并没有解除大多数贫困家庭承担的经济压力。有的家庭为供养一个大学生，不惜变卖牛、羊、房屋等生活生产资料，四处举债。对有的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意味着家庭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青海省海东地区2003年在校的2．5万多名大中专学生中，约两万人是农村生源，年花费近两亿多元，以全区每个农民平均负担150元计算，则占了全区农民人均收入的10％还多，严重影响了全区的脱贫致富。

　　另外，扩招后，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就业岗位十分有限。大量农村生源毕业后无业可就，无力偿还助学贷款，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大学生越多的地方，贫困家庭越多，脱贫致富成了一句空话。

　　青海海东地区2000年到2003年4年中，回海东报到的大中专毕业生有6524人，除少量到企业就业和事业单位临时聘用外，尚有4194人未就业。已经就业的收入都很低，与上学期间的支出不成比例。花高价上学，毕业即失业的现状已经成为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不少农民认为供养子女上学得不偿失，破费巨额资金上大学，毕业后回家种地，还不如早早辍学，干活儿打工挣钱实在。

　　王绚委员指出，近年来，我国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初中辍学率增大，高中和小学教育呈萎缩状态，原因之一，就在于高学费和低就业率，使一些学生家长对供孩子读书失去了希望。

　　王绚委员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建立收费听证会制度，严格控制高校收费；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国家应对高校收费加强宏观调整，在助学贷款方面对西部实行优惠政策；高校应停止扩招，大力发展高等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增加就业岗位，对长期不能就业的毕业生，劳动部门要将其纳入到再就业培训计划中，让其掌握一项或多项技能，大力帮扶他们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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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是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颁布和实施的第一年，市教委会同有关部门通过招标、议标等形式，确定了63所地方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上海率先落实了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解决了全部全日制普通高校包括民办学校在内的学生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的覆盖面达到100％。　　
    2004年颁布实施的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改变了以往财政贴息方式，并延长了还贷年限，还改革了对经办银行的确定办法，要求全国各省市建立和完善贷款偿还的风险防范与补偿机制。　　
    经过开标及一系列的竞争性谈判，本市地方63所全日制普通高校（包括地处上海的二所部队院校）全部确定了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计划贷款总人数为4.5万人，贷款总金额为2.7亿元。上海地方院校（包括上海生源地贷款）风险补偿金比例统一为10％。　　
    上海20所民办高校和18所行业办高职院校全部落实了由财政补贴的贴息资金和风险补偿资金，总金额（含其他市属高校）达1500万－3000万/年。　　
    本市数万名民办及行业办高职院学生和其他公办高校学生一样享受到财政贴息及风险补偿金的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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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名前后的“飞人”刘翔，对于慈善活动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本报“终生读者”刘翔父母昨日给记者通电话时说，这两天看到本报报道的“助贫寒学子回‘家’过年”的活动后，正在积极备战的刘翔和他们商量，希望通过本报记者，资助部分贫寒学子，并转告他们“贫寒并不可怕，只要自己努力，成功就不会太远。”

　　刘翔表示，昨天本报刊登了刘翔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贫寒学生的故事后，自己也是年轻人，也是学生，所以同龄人的事自己总是特别能够理解。

　　“其实我深知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有和
普通人一样的情感，看到别人日子难过，自己心里也很不舒服，再说他们有的还是我的校友，更加有这样的感觉。”刘翔说，“千万别说我高尚之类的，进行援助的又不是我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都很善良。”

　　刘翔还很诚恳地说：“我想跟他们说，其实真的不要为贫寒自卑，我小时候家里也不宽裕，也算是从贫困中走出来的，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才是最重要、也最快乐的。”

　　心细的刘翔，甚至还怕这样的慈善会让一些自尊心特强的贫寒大学生难堪，他特地要本报记者转告大家：“现在社会对你的帮助，千万别感觉难堪，贫困又不是可耻的，以后你成才了，照样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社会需要这样的良好风气。”

高兴：
－－无论是宣传也好，做秀也好，现在的大学里的确生活了一些需要帮助的大学生。.

我也很感动，这是人性善良的一面，平凡而又真实的体现。.

“我叫丛飞，是深圳的一名普通文艺工作者，也是一名普通的深圳义工。能对社会有所奉献，能对他人有所帮助，我感到很快乐。”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站在哪个舞台上，丛飞都会使用这段同样的开场白。但如今，他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舞台。

　　2005年6月20日，正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的丛飞刚刚结束第二阶段的化疗，由于身体的原因，他未能接受周末报记者的采访，但记者辗转联系上他的好友刘家增，听他讲述了丛飞长达十年的爱心之旅。

　　艰难打拼终成著名歌手，身患绝症却无钱治病

　　在刘家增的描述下，记者得知1969年丛飞出生在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田庄台镇一个贫困的家庭，全家8口人惟一的生活来源就是父亲每月36元的收入。

　　贫穷的记忆从小就深深烙在丛飞的心里：为了读书，他捡过垃圾、卖过冰棍，甚至将家里的烛台偷偷拿到废品收购站卖了交学费，但他的这些努力还是没能让他完成学业。勉强上到初二，丛飞就被迫辍学回家。

　　倔强的丛飞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他认定自己可以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获得成功——凭自己洪亮的歌喉实现当歌星的梦想。

　　辍学后，丛飞很快就从短暂的失落中振作起来，他历尽千辛万苦四处拜师学艺，他出色的嗓音条件和执着顽强的求学精神打动了男高音歌唱家历铁成，在他的精心培养下，丛飞的歌唱技艺快速提高。1989年，丛飞考入了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鲍延义。后来，他又被著名歌唱家郭颂收为关门弟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出风格，被郭颂称为“中国最美丽的男高音”。

　　1992年，学有所成的丛飞离开家乡，南下广州，开始了自己的寻梦历程。

　　刚到广州时，丛飞举目无亲，又没有朋友，一度陷入困境。由于找不到工作，为了填饱肚子，他只好与民工一起，早出晚归，给人搬家运货，后来又做起了疏通管道的工作和洗碗工。为了省钱，他住桥洞、喝自来水……

　　从小就生活在贫困中的丛飞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依然执着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1993年，丛飞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优秀奖。比赛结束后，一家艺术公司聘用了他，从此，丛飞结束了流浪般的生活，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事业。随后的几年中，丛飞的歌唱事业蒸蒸日上，很快就成为一名广受欢迎的歌唱演员。

　　如果说广州是丛飞艺术人生开始的地方，那么深圳则是他真正实现梦想的地方。

　　1994年，丛飞前往深圳，在这个现代化的都市里，他凭着出色的男高音、小品和口技等多方面的才华，很快成为一名深受深圳观众喜爱的知名演员，他的舞台也从深圳延续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丛飞多次与宋祖英、蒋大为、关牧村、戴玉强等著名歌唱家同台献艺，还多次应邀到国外演出。他深厚的艺术功底和良好的口碑，使他先后获得二十多个国家级、省级艺术奖项，成为“广东省优秀音乐家”。

　　就在丛飞准备在歌唱事业中大展拳脚之际，无情的病魔将他击倒了。

　　2005年5月12日，年仅36岁的丛飞被深圳市人民医院确诊为晚期胃癌。亲朋好友们被震惊了，然而更让人吃惊的是，作为著名歌手的丛飞，作为中国目前高收入人群的一分子，他竟然连为自己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

　　十年捐款300万元，178个孩子亲切称他“代理爸爸”

　　答案让所有人唏嘘：10年间，丛飞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捐给了贫困地区的学生、孤儿和残疾人，各种钱物总计近300万元人民币。

　　事情的起因最早要从1994年的一场慈善义演说起，那场演出彻底改变了丛飞的命运。

　　当时，刚成名的丛飞在四川成都参加一场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慈善义演，观众席上坐着几百名因家穷辍学的孩子，看着一张张面露稚气的脸庞，丛飞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他当场将身上的2400元钱放进了捐款箱，这是当天全场最多的一笔助学款。主持人告诉丛飞说：“你捐出的这2400元钱，可以使20个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完成两年的学业！”台下的许多观众都对丛飞的善举报以热烈的掌声。

　　看着孩子们激动的笑脸，丛飞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2400元钱可以改变那么多孩子的命运，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那一刻起，他下定了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努力改变更多贫困学生的命运。从此，他开始了慈善义演和认养贫困失学儿童的爱心之旅。他先后二十多次赴贵州、湖南、四川、山东等贫困山区举行慈善义演，为当地的失学儿童筹集学费。同时，他还先后认养了几十个孤儿及残疾人，不但给他们提供学费，还负责他们的生活费。

　　随着时间的流逝，丛飞资助的贫困儿童越来越多，如今，得到丛飞捐助的贫困儿童已达178个，这些孩子每次看到丛飞，都亲切地称他为“爸爸”。每当听到这一声声呼唤，即使再苦再累，丛飞也感到无比的幸福。

　　丛飞的幸福源自精神上的满足，而他物质生活的贫乏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

　　丛飞的家位于深圳市翠竹北路，面积只有58平方米，当地媒体的同行向周末报记者描述说：廉价的防盗门上的铁皮已经破出了半尺多长的大洞，门锁彻底失灵，每天只能虚掩着。狭小的厨房不足两平米，去了安装炉灶的地方，只能进去一个人。屋里没有任何值钱的家当，衣柜里的衣物，都是些三五十元钱的便宜货，惟一有些档次的就是那套白色的演出服。

　　丛飞在深圳没有工作单位，惟一的“职务”是深圳义工联艺术团团长。丛飞从1997年担任该职，却从未领过一分钱工资，他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商业演出。据丛飞身边的朋友们讲，他常常是收到一笔演出费后，马上就寄给贫困地区的孩子，要不就是给了残疾人和孤儿，自己根本存不下钱。丛飞来深圳十多年，只办过一个存折，还是买房搞按揭时被要求办的。为了当好“爸爸”，那一百多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丛飞最大的开支，他的经济状况也因此时常捉襟见肘，有几个月甚至连供银行按揭的两千多元钱都成了问题。

　　看到演艺圈的许多朋友都先后住上豪宅、开上了私家车，丛飞的妻子十分羡慕，对他把钱都资助了别人的做法不能理解。她一次又一次地劝丈夫多为自己和家庭想想，可丛飞却态度坚决：“我们有房住有饭吃，没必要与别人攀比房子与汽车。山区的那些孩子眼巴巴地等着我的钱完成学业，我怎么忍心让他们失望？”刘家增向记者介绍说，两人的分歧随着丛飞捐助金额的增加也越来越大，后来终于因为一件突发的事情彻底吵翻了。

　　2001年底，丛飞接到了一个贫困山区孩子要钱的电话，那一年，丛飞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花去了十几万，而交到妻子手中养家糊口的钱却不足2万元。丛飞犹豫了许久，还是向妻子张嘴要钱了。妻子气愤地数落他：“你把血汗钱都给了别人，却让我和孩子跟着你过这样的穷日子，你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

　　没过多久，妻子去法院起诉离婚，将年仅2岁的女儿留给丛飞，独自离开了这个家。

　　丛飞所受的打击还不仅仅如此，许多朋友事后得知，面对儿子因为帮助别人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如此困境，丛飞的父母也不能理解。他们指责丛飞说：“做好事也要讲个分寸，要把自家生活先安排好，哪能像你这样只为别人不想自己？”

　　面对妻子的离去，父母的责备，丛飞陷入痛苦之中。

　　“‘难道我做错了吗？’丛飞在心里问自己，但他一想到孩子们期待的目光，就很快否定了自己的疑问。”电话里，刘家增的声音发着颤音，“他知道他必须尽一切所能为在贫困中挣扎的孩子们带去快乐和希望。”

　　生死关头仍不忘捐资助学，惊天义举感动深圳

　　2003年春天，由于受非典的影响，丛飞的演出机会大大减少。没有了演出，丛飞便没了收入，孩子们的学费也就成了问题。为了及时让孩子们交上学费，丛飞只好从亲朋好友处先后借了10万元，在开学前如期给孩子们送去。非典结束后，为了尽快还上这些债务，丛飞玩命似地四处演出，常常是一天演上三场或四场。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从2004年春天开始，丛飞的胃部经常剧烈疼痛，还时常吐血、便血，家人和朋友们都劝他住院治疗。可想想高昂的医疗费，他拒绝了，只在门诊开了些口服药维持。

　　2005年1月，丛飞抱病参加了为东南亚海啸灾区的6场赈灾义演。刘家增回忆说，当时丛飞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连食物都难以下咽。然而，他还是坚持参加了6场演出，并将用于治病的1．5万元钱捐献了出去。当丛飞忍受巨大的痛苦坚持完最后一场演出时，开始大口吐血并昏迷了许久。

　　家人将丛飞送到医院看病时，医生说他必需马上入院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丛飞治病只能全部自费，这对于没有任何积蓄的丛飞来说，无疑是一笔难以承受的支出。住院3天时，他看了一下医疗收费表，吓得瞪大了眼睛：“3天就花去1800多元，再住下去，我们拿什么交医疗费呀？”他强迫家人办理了出院手续。

　　4月22日，在深圳当地媒体的呼吁下，已经不断吐血、便血的丛飞住进了深圳市人民医院，医院同意在他拿不出治病钱的情况下为他进行治疗。5月12日，医生对他的胃部溃疡面进行活检化验，发现已经癌变，而且属于晚期胃癌。

　　得知“爸爸”生病了的消息，还在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写来情真意切的慰问信，他们只知道“爸爸”胃出血了，却不知道死神已经在向他们的恩人悄悄地逼近。正在贵州省织金县一中读高二的女孩罗艳燕在给丛飞的信中写道：“爸爸，我非常感谢您，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无限的爱。您不仅在物质上大大帮助了我，还在精神上给了我那么多的鼓励。在我的心目中，您早已经成了我真正的爸爸，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您。得知您病了，胃出血了，我心里特别难过，真恨不能让我来替您忍受病痛的折磨……”织金县还有一个少数民族孤儿叫晏语轻轻，2000年夏天，丛飞第一次见到这个年仅8岁的瘦弱女孩时，当即决定负责她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今年春节，丛飞将从来没有离开过山寨的小晏语接到深圳过年。在12岁的小姑娘心中，丛飞这个爸爸不但对她充满爱心，还是个永远充满力量的爸爸。忽然听说丛飞生病住院的消息，她伤心不已：“爸爸从来不生病的，现在怎么病得住院了？他是为抚养我们累病的。”她一次又一次地给爸爸写信，说她在梦里都在祈祷爸爸早日康复。

　　还有一位大学生给丛飞打电话道歉，他说：“我是4年前接受您资助的一名大学生。以前一直以为您是一名歌手，一场演出费就能拿到一两万元，所以时常提些额外要求，花起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安心。我现在才知道为了资助一百多个学生读书，您承受了那么多的压力，连生病都舍不得花钱治，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我为自己的不懂事而愧疚……”

　　看着孩子们一封封情真意切的来信，听着孩子们一声声关切的问候，丛飞说他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即使在生死关头，丛飞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告诉几个朋友说：“你们一定要多想想办法，让这些孩子继续读书啊……”5月17日，他把大家捐给他治病的钱留下3个疗程的化疗费用后，拿出2万元钱捎往贵州织金县贫困山区。他吃力地给贵州的“儿女们”录下了一段话：“孩子们：爸爸不能亲自来看你们了，但爸爸很想念你们，希望你们能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丛飞的惊世义举让无数深圳人为之感动，据刘家增介绍，在丛飞住院期间，许多市民纷纷前来探望。“有个老太太来看丛飞，临走硬是留下几百元钱，问她姓什么住在哪她都不肯说。”刘家增感叹地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救治丛飞，医院成立了特别治疗小组，由消化内科、胃肠外科、病理科、肿瘤科、中医科等多个科室权威专家组成。有关方面也快速行动起来，为丛飞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团市委共同努力，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为丛飞办好了调入深圳的调令及落户深圳的审批手续。医院和卫生局领导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领导多次表态，要为丛飞的治疗开辟“绿色医疗通道”，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

　　刘家增在接受周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丛飞的病情还算稳定，下面很快就要进行第三阶段的化疗。刘家增说：“现在除了丛飞的病情，其他的我们都不关心。我们这些朋友都希望他能渡过难关。”.

河北省东光县实验小学最近成为重矢之地。这一在当地教学条件最好的公办小学，不久前在招生简章中明确：招生对象为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小孩报名必须出示父母一方编制证原件、复印件、以及单位有局长签字的证明书。不符合者一律不收。此举的“依据”则是县文教局“红头文件”精神。文教局、学校负责人均声称：“县财政拿钱办了好学校，就应该为县里干部服务”。

    毫无疑问，此事给人的印象只有俩字——特权。不谐世事的孩子要根据父母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在受教育权上“分级”对待，这传达的信息无非是干部“地位高”、孩子“金贵”，群众“卑微”、小孩也“低贱”，好学校“理应”服务“地位高”者，“贱民”活该“靠边站”。高人一等思维，设“特权学校”、只收“官宦子弟”，不禁让人联想起古代封建王朝的“中央官学”。自魏晋至明清，封建中国的历朝历代都设有太学、国子学（监）等机构。虽名称不一，制度不尽相同，然其宗旨却皆为招收并教授王公贵族或官宦之子弟。由此，获得良好教育的世家子弟们不管是择优免试授官，又或是参加科举考试，其优势远非一般贫民可别。而且，在封建专制，高度集权，最强调“血统”的社会，“根不正苗不红”者哪怕通过不懈努力做到了宰相，但在官场往往还是被人瞧不起。上述意识形态和做法的出发点皆为维护统治阶级一切根本利益，不仅是要确保一代人的荣华与地位稳固，更要子孙世袭，“万福永享”。同时，也是在时刻压制、防止底层贫民“咸鱼翻身”。
时过境迁，在当今越来越强调公平、民主的中国社会，何以又有人试图复兴“世家学校”？这些人意欲何为？甚至还敢大言不惭说出“财政拿钱，就该为干部服务”的混帐话？！

    实际上，别看如今某些干部整天嘴上挂着“三个代表”，也装模作样“接受”先进性教育，但其思想深处却怀有根深蒂固的官民差别、官本位意识。在一些“公仆”眼里，地方就是其“私家”地盘，他这“父母官”拿百姓血汗钱养着就属“天经地义”，真好比“儿子孝敬老子”一般。一些人不但将自己也曾是老百姓、是谁赋予的权利、到底为谁执政等一系列事实忘的一干二净，公权也被用于维护各种私心杂念。这之中，为子女铺路自然“义不容辞”。预备几套住房早不新鲜，甚至还出现了几岁孩童占编制领工资的奇闻。教育问题上，则千方百计送子女进重点学校，通过各种“猫腻”出国留洋。种种“暗箱操作”、“留学腐败”已令群众痛恨不已，如今竟公然“升级”到要霸占整个公立好学校、搞“官家私塾”。这一切的一切不由得你不“叹服”某些人的恬不知耻，公权私用起来的惊人“胆识”！

    此事曝光后，县文教局长被给予行政处分，小学校长既被处分又被停职检查，学校也将全省通报批评。整件事似乎就此了结。处罚轻重、适度与否暂且不说，但很多疑问却仍旧绪绕在人们心头。首先，以文教局的权利，安插几个自己或关系户的孩子进好学校可谓轻而易举，它干嘛大动干戈替全县干部子弟出头？其次，这种肯定要犯众怒的事，文教局、学校负责人会傻到自找麻烦？第三，表面看仅是教育系统的事，但县领导对此是啥态度？会“毫不知情”？事实上，所有报道均没有对此深究，这不令人心生疑窦？何况，如没有更高级别领导支持与授意，单是文教局“心血来潮”，这合乎常理吗？如今仅是两个最明显当事人被揪出来，无疑给人“意犹未尽”、“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面”的感觉。难免让人怀疑这又是在“丢卒保车”。很可能真正主要责任人既没被曝光，更没受半点惩处。“主犯”不纠能平民愤？谁又能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兴风作浪”？

    而且，光解决表面问题永远比处理深层矛盾和思想容易的多。特权校此次是“胎死腹中”，但优质教育资源“粥少”与望子成龙“僧多”却注定了供求将是长期矛盾。面对客观存在地位、权势巨大差异，“一碗水端平”具体执行绝非简单轻松。此外，相比如今众多的特权效应、权钱腐败，上学充其量只是“小巫见大巫”。建设公平、公正、公开的和谐社会光停留在口号没意义。如何能对某些人的私欲进行有效遏制，使权利真正受到公开监督和制约，让“公仆”真正成为公仆，这些才是最现实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以上文章转摘于东方网。这些公仆也不想想，若干年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的孩子由于没有文化，没有生存技能，揭竿而起，他们那些受过教育的公子哥不要有掉脑袋的危险吗？！只能说他们短视！.

http://news.sohu.com/s2005/congfei.shtml.

　　到清新县寻访贫困大学生的北京志愿者面对招待他们的盛宴难以下咽

　　吃的是鸡鸭鱼，喝的是人头马！面对一桌丰盛的宴席，客人却直嚷着吃不下。这让“好客”的主人颇有些尴尬，最后只能不欢而散。昨晚，清新县教育局的几位领导吃了一顿让他们终身难忘的晚餐——到该县扶贫的几位来自北京的志愿者在饭桌上流泪质问他们，一桌盛宴可以帮助该县的贫困大学生解决多少实际困难？

　　几位志愿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从北京派过来寻访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并入户调查，形成报告以便基金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资助。两天下来，三位志
愿者对寻访的过程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对“接待”却不太满意。倒不是接待不周，而是接待的“奢华”让他们有些不太适应:一桌饭就好几百，喝的是成箱的纯净水，车上的空调早早就打开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贫困大学生的窘况：家庭年收入不到两千，姐弟三人都面临着辍学的危险，房子年久失修只能用硬纸壳遮风挡雨，五毛钱的鸡蛋在学校还舍不得买来吃……看着这一幕幕，志愿者震惊了，但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昨晚的“盛宴”。

　　昨晚到清新县的寻访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志愿者和负责接待的人员都长长舒了一口气。县教育局的领导为了表示感谢，决定一尽地主之谊。但当他们领着志愿者走进事先订好的豪华套间时，志愿者的脸上就露出了不悦，但碍于情面，只是半开玩笑说了一句:“这也太奢华了吧，和咱们贫困县不太相符！”

　　等到上菜时，志愿者们真是坐不住了，鸡鸭鱼肉一应俱全，寥寥几个人，点了一桌菜，鸡鸭鱼肉全齐了。在觥筹交错间，“老土”的志愿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这喝的是什么？没喝过。”教育局的领导很有些得意地回答“人头马”！虽说没喝过，但谁不知道“人头马”在洋酒中的地位？！志愿者愤怒了，一位志愿者当场质问：我们是来扶贫的，不是来大吃大喝的，我吃不下！

　　志愿者全都哭了，一位志愿者说，“可能我们今天吃的这一桌，可以让一个大学生吃上好几个月。这些东西，那些大学生见都没见过。学生一个个都是骨瘦如柴，营养不良，我见了心疼。本来我有一个想法，想把他们拉出来和我们好好吃一顿，但我又不敢，怕伤害他们，试想当他知道教育局一顿接待宴的花费是他几个月的生活费，他咽得下吗？”

　　一席话，让在座的清新县教育局领导都大惊失色，他们马上尴尬地解释:主要是出于热情，来了贵客才这样，平时工作餐都是盒饭。这些解释并不能让志愿者满意，晚上十点多钟，几位领导再次登门解释，“‘人头马’我们AA了。”

[ Last edited by 高兴 on 2005-7-25 at 19:57 ].

　　　“我们在寻访贫困生的时候第一次喝人头马。”前晚，广东清新县志愿者分队在名为《含泪写书》的日记里写道，当地教育局领导在豪华包间用鸡鸭鱼肉和人头马酒招待她们，而她们想起贫困生境况，难以下咽，潸然泪下。

　　至前日晚，清新志愿者小分队3名志愿者已在当地探访贫困生3天时间，该县教育局的领导说要招待志愿者，以尽地主之谊。最后他们去的地方是个豪华包房，席间共9人，除3名志愿者、1名记者外，其余5名均为当地教育局陪同人员。 饭桌上，有鱼和烧鹅等，共6菜一汤。看到这些饭菜，志愿者不悦地说：“这也太奢华了吧，和咱们贫困县不太相符！”席间，其中一领导说，要不喝点酒？志愿者齐声说不会喝，领导最后还是点一瓶酒，倒入酒杯，并介绍说“这是人头马”。

　　这时候，志愿者们坐不住了，志愿者胡峰岩先哭了出来，此后汤雁、金红也眼含泪水，她们随后在日记中写了落泪的缘由：“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走过场，更不是作秀，顺路的游山玩水我们也没有想过，因为那门票可以够孩子们吃个把月的，但这瓶酒，让我们领教了。看着孩子们骨瘦如柴的身躯，听着他们刻苦好学的事迹，但我们嘴里吃的却是盛宴，领导们一杯一杯地敬，我们一点点地沾着嘴唇，难以下咽……”当天晚上，经过与志愿者商量，220元人头马酒钱由清新县教育局5名工作人员AA制平摊。昨天，踏上返京之路的一名不愿具名的志愿者仍心绪难平，她说：“我心里很乱，需要平静一下”。清新县教育局韦春裕副主任证实，前晚晚餐确实喝了人头马酒。

　　昨晚其他省市志愿者分队人员表示，未受到类似的“奢侈招待”。

　　清新县教育局局长回应，称除去酒钱费用未超标

　　对于此事，广东清新县教育局局长叶廷辉和副主任韦春裕反复强调说：“我们完全是出于好意，因为看到志愿者这么辛苦，想表达一些感激之情。”韦春裕介绍，前晚的那顿饭除酒之外，花了267元钱，人头马酒是席间让财务打电话让附近批发店送的，220元一瓶，后来是教育局5人分摊，每人44元钱，当晚10点多还登门给志愿者解释。志愿者金红证实，她们哭了之后，教育局人员表示，酒钱由教育局陪餐人员AA制。

　　叶廷辉表示，虽然自己没有参加这次晚宴，但就他了解的情况看，这次接待应该没有超标，因为按照县里定的接待标准，市外来客接待，每人的标准可能在四五十元左右，此前韦春裕安排这顿晚宴前，向一位副局长打电话请示获准，招待费不要超过300元，既然酒是AA制，就不存在超标的问题，“当时只觉得招待是人之常情，只要不超标就行，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负面影响。”叶廷辉说，此事被披露后，他们昨天被县委书记、县长叫去开会，相关人员挨个书面检讨，今日还要召开教育系统中层干部会，进一步从自身角度反省整改。韦春裕也委托本报记者转达对志愿者的歉意。

　　专家观点：志愿者泪水警醒当地官员

　　对于清新县教育局盛宴招待志愿者一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这应该不是个别现象，虽然中央曾三令五申政府不得超标接待上级领导和来客，但还是有一些政府机关没有做到，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吃文化”和官场的潜规则。

　　夏学銮表示，这样的奢侈接待与扶贫探访行动是极不相称的。志愿者的泪水反映了他们的良知，对当地官员也是个警醒，警醒他们应该对贫困生的艰难感同身受，应该设身处地为贫困生着想，应在如何更多地为贫困生解决困难方面下工夫，而不是在接待上费心思。

对话志愿者：这顿饭让我特别心酸

　　志愿者金红表示，面对贫困生没有理由大吃大喝

　　昨晚，参加前晚晚宴的志愿者金红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新京报：你在清新县探访这几天，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金红：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反差太大了，贫困生家里太困难了，每家大概都有两三个孩子，而且都在念书，都很好学上进，家里为了供他们上学，已经穷得让人心酸，灶台上空空的，连本该放有腊肉的吊篮里也是空的。

　　新京报：当晚，是谁提出来要请客吃饭的？

　　金红：是教育局的人员提出来说，这几天探访辛苦了，要尽地主之谊表示感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要去那么好的地方吃饭，还吃那么好的饭。

　　新京报：那又是谁要的酒呢？

　　金红：是开席后，教育局的领导叫的酒，说是人头马，当时看着满桌好菜和递来的洋酒，一阵心酸，本来我就不喝酒，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更不喝了。

　　新京报：听说当时你们哭了是吗？谁先哭的呢？

　　金红：是志愿者胡峰岩先哭的，我和汤雁眼圈也红了，噙着泪，忍住没掉下来。

　　新京报：你们当时阻止了吗？对那些教育局人员说了什么呢？

　　金红：我们说不要破费了，我们不吃了，我能理解你们，但也请你们理解我们作为志愿者的心情，也考虑一下县里贫困生的情况。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这个事情呢？

　　金红：这顿饭让我特别心酸，我们这些志愿者是来干什么的，是自费来探访贫困生。是希望能切身了解贫困生的实际状况，想办法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啊，如果这样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待这些官员？

　　金红：我可以理解他们一点，根据他们的言谈话语，我觉得他们在接待其他领导和客人的时候，也很可能是这样的，这种做法确实令我心痛。

　　新京报：媒体报道后，你会有压力吗？你怎样看待媒体的报道？

　　金红：我没压力，贫困生那么困难，我们怎么有理由大吃大喝，况且是做贫困生工作的教育部门人员，希望能通过此事，给他们一个警醒，给更多类似的官员一个警醒。

　　寻访日记：他们习惯了苦难

　　2005年7月23日周六

　　广东清新志愿者小分队

　　推开露着旧木头茬的门，我们来到韦营裕家。

　　迎接我们的是男孩子灿烂的笑脸！他请我们围坐在一张油污已经渗透到木头缝中的桌子旁坐下。

　　抬眼就看见，满地的圆滚滚的麻袋，里面是新打下来的水稻。

　　我环顾整个房间，黄得发黑的墙混合着空气中的尘土，遮盖着多年前曾刷过的白浆。我指了指左边黑洞洞的小屋问：这是谁的房间？营裕抓了抓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的。

　　我推开木头门进去。只见很旧的纱布遮挡着整个床，我问，这倒是隔离了蚊子，可也隔离了风！热不热？营裕笑而未答。

　　我指着床尾处，也就是门背后，也是这个屋里惟一值钱的旧自行车问：这是你的？他说：是。每天去县一中上学骑着。

　　我问：这么黑，这么闷热，你不会天天在这儿读书吧？他说：还好，我平时住校。

　　我们问营裕有没有过辍学的经历，他回答说：倒是没辍学，但危机是有几次的。“小学五年级，哥哥考上高中，家里没有钱了；我初二时候，哥哥考上大学，我又没有学费了；高二升高三，爸爸做手术，学费就更没有了！”“那怎么办？”我很担心地问。营裕笑着说：“厚脸皮啦！跟老师撒谎说，先欠着，等有了钱马上还！”我明白了！为什么营裕如此乐观，平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幽默，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打击和难题太多了！他们习惯了苦难！（.

　　据新华社上海7月26日电（记者刘丹肖春飞）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飚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

　　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

　　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亿教育经费，若其中的1/3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有关教育专家称：如果“一个百分点”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

评价大学办得是否成功依据什么？

　　能否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 85．1％

　　学生能否适应社会需要 82．4％

　　老师是否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64．8％

　　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技能 56．3％

　　学术声誉 39．5％

　　有多少学术成果 37．8％

　　能否从事尖端研究 35．6％

　　学科设置是否齐全 16．4％

　　大学能否赚钱 3．0％

　　大师总能闹出大动静。一句“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让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只是这回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而是挨了无数的“板儿砖”。在本报和新浪校园频道的联合调查中，4802人投票表态，同意杨大师观点的不足百人，占2．1％；赞成另一位大师丘成桐观点的则占绝大多数(92．3％)。丘的观点是，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同是国际级学术大师，对问题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民众意见的去从，也是如此倾向分明，个中原因耐人寻味。从发言中看，杨振宁教授关于“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的论断来自于其数堂授课的数次细节。比如，清华大学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专注、更努力，更知道何为“正弦、余弦”，甚至连“三角方程式”都能脱口而出。杨教授的举例说明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公众理解乃至接受呢？

　　本次调查中，有85％的投票者明确表示，他们看待大学成败首要一条是看“能否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其次是“学生能否适应社会需要”(支持者也在八成以上)。杨教授所看重的“做尖端研究”的标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投了赞成票。

　　高等教育这几年很火很热，特别是“扩招”、“并校”和“高学费”三件事最为引人注目，从学府到社会，人们的议论越来越多。连年扩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压力，为保证一次就业率，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再说“并校”，做大做强不仅是中国企业的梦想，也是中国高校的夙愿，但几千条小舢板绑在一起并不是航空母舰，数校合并办学规模是上去了，但规模是否更有利于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目前还是问题。自1994年起，10年之间国内大学学费猛涨20倍，大学教授卖馅儿饼的一页肯定是翻过去了，但城乡多少贫困、下岗家庭为孩子学费愁破了头，“考得上却上不起”的悲剧，每逢夏秋一而再地折磨着我们整个社会的良心。

　　学费，就业，无论从哪点去看，人们都越来越感觉应该好好掂量一下我们的大学教育了。本次调查中有45％的公众甚至认为，目前的大学读了“得不偿失”。

　　社会焦虑，学府之内也不平静。北大贺卫方教授“罢招”研究生，清华陈丹青教授不惜“出走”，最近网络上又广为流传大学生“九宗罪”……今天的大学可是应有之大学？今天的大学生可是该有之模样？

　　杨振宁教授此时站出来发表个人看法，“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大学造就出来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人们时刻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不容置疑”，充分肯定中国高等教育成就，使他又一下子成了社会争议的焦点。人们关注杨振宁教授的看法在判断中国大学是否成功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权威性。

　　丘成桐先生在《中国教育忧思录》中痛陈，中国的教育凝固了学生的灵性，禁绝了创造性的天才。目前高校大行其道的实用主义、与钱权攀亲戚则让人们担心这方净土有变成学店、黑店的危险。由此出来的学生会把非官即商作为人生前途。“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

　　就在半个月之前，同样深感当今教育弊痛的钱学森还在病榻之上向国家领导人进言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公布后，全国开始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近二十年来，农村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泥孩子、土台子、破房子”的状况并没有彻底消除， 所谓的“一无两有”—无危房、班班有教师、个个有课桌也还没有在大部分农村实现 。

　　本报讯（记者郭少峰）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29日下午在有关国家助学贷款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助学贷款遭遇的一系列问题，关键原因在于有些地方对这项政策不够重视，落实的措施也不够明确。
目前全国仍有八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没有“动作”。这八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是海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新疆。
　　张保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海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青海、新疆、宁夏、甘肃等8省市自治区在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方面毫无作为，去年以来基本上都没有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海南一个也没贷出去，天津也是如此。
　　张保庆批评说，上一个大项目可能花几十亿、上百亿都不说，“遇到困难学生都这个、那个理由就出来了，我们整天在喊，就是不动”。他认为，根本原因不是这些省份财政困难，一些政府不落实，脑子里根本没有贫困学生的概念，不大关心贫困学生。他说：“我去年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我听了很伤心，正中我心中难受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喊空话、作秀、落实不下去。”他对某些省份不落实感到不解：“像天津，是没有理由做不到的。”另外，在中央政策转移支付时，也给了西部省份很多钱来考虑国家助学贷款，但有些省份仍不落实，“这样就说不过去了”。
　　张保庆对教育部无法对这些省份不落实政策有惩戒措施表示了无奈，但透露说，现在教育部正与财政部协商，专门针对老是不顾国家政策的地方出台一些相关政策，但他没有透露这些政策的。
　　除此之外，张保庆认为，许多地方还存在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应有投入、高校变相乱收费、有些银行承办国家助学贷款嫌贫爱富和高校地盘被反圈等问题。

　　其他问题

　　1 农村中小学被逼乱收费

　　张保庆认为，目前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
　　张保庆反复强调：“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
　　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他认为，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到位，导致一些地方教育机构、学校，包括省级政府通过各种变相的名目收费来代替政府对教育正常投入。”政府该拿的钱一定要拿足，现在政府该拿的钱不拿，结果通过乱收费的办法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去了。“他说。

　　2 高校变相乱收费上瘾
　　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乱收费的原因不同，张保庆认为，高校乱收费的主要责任在高校本身。
　　张保庆说，现在的高校收费上瘾了，相当多的高校校长在高校收费问题上的回答是不负责任的。张保庆透露，从1998年至今，高校在校生人数净增1000万。这个增加量不是靠政府投入才发展起来的，因为按照教育部的成本计算，每增加一个本科生，国家要拿出5万块钱来搞基建建设。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国家在高等教育上投入要比1998年增加5000亿。
　　张保庆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全国高校贷款已达1000亿，如果在“十一五”期间，政府还不想办法还一部分钱的话，高等教育就会难以维系。

　　3 银行助学贷款嫌贫爱富
　　张保庆认为，部分银行在承办高校贫困生助学贷款时存在严重的嫌贫爱富现象，致使部分地方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难以解决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招标问题。
　　张保庆透露，去年在搞政策设计时，本来想实行属地化政策，即把每个地方的高校都按属地一起招标，包括部属高校，但后来教育部发现各地都没有精心准备，都不愿搞得太快。于是，教育部就把部属高校抽出来全部面向一家银行招标。因为部属高校都是重点高校，毕业生就业比较好，因此银行愿意干。但是部分高校，特别是高职，有些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是省属的，有些是地市办的，招标就困难了。

　　4 高校未圈地地反被圈
　　针对有关高校大肆圈地的报道，张保庆表示，其实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目前，很多高校用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些用地还被瓜分了。
　　张保庆说，最初北京八大学院的规划是一个大学1000亩地，但现在惟一不失地的是清华，其他大学都在失地。北京科技大学还有800亩地，有些高校现在只有300多亩地。即使现在有些高校在扩建，但也都需经过教育部和国家其他有关部门审批。如果说开发区用地情况不好，那都不是高校行为。

　　相关对策

　　教育部拟强制推进助学贷款

　　民办高校尚未纳入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范围

　　本报讯（记者郭少峰）教育部学贷中心主任崔邦焱29日表示，针对助学贷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拟采取几项强制性措施，进一步切实推动工作不力的有关省、自治区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崔邦焱说，自去年6月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来，全国已新增审批贷款学生65万多人，审批合同金额51.5亿元。但是，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认为，中国高校本专科学生目前总计1400万人，困难学生约270万人。从理论上说，一年贷出160亿是很正常的，但是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正常情况下国家助学贷款贷出100亿就比较理想了。
　　为推动助学贷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崔邦焱表示将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推进：加大检查督办力度，力争在新学期开学后全面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认真做好国家助学奖学金的评定和发放工作；督促各地、各高校，按日前教育部发出的通知，在新生入学时认真做好“绿色通道”工作；进一步做好正面宣传报道工作；继续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财政困难且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开展得好的省份，给予奖励支持等。
　　崔邦焱还透露说，民办高校属于新的办学模式，学生就读民办高校本来就会考虑自己的经济条件，因此尚未列入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范围。.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资助办公室邓晖看来，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中，恶意违约的是极少数，该校平均每年只有一两个人。“不要把学生想像成洪水猛兽。”邓晖说，大部分学生要么是不知道还款日期，等把钱打到银行时，已过了银行要求的还款日期；要么是学生算错了利息，比银行计算的少了几分钱；也有的是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或者没找到工作，暂时还不了。

她说，银行的服务如果再完善些，就可能会对还款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助学贷款是件礼物，但不是所有想得到它的人都能得到。”个头矮小的中国人民大学大二学生王力说，9月份开学的日子已近，他盼望着新的助学贷款政策能早点实施。.

2004年春，几大商业银行全面停止了大部分助学贷款业务。据说原因是学生还贷违约情况严重。“助学贷款是一项信用政策贷款，带有扶贫和支教性质，风险较大。而商业银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自然不愿承担这种风险。”中国工商银行一位负责个人信贷业务的人士说。

这位人士认为，银行不愿承担风险，国家应该事先考虑到。政府今天说要出台助学贷款政策，银行明天就得去落实。几年下来，当银行承担不了由此带来的风险时，这项业务就只能停下来了。.

“不许退学、不许打工、不许谈恋爱、必须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本科取得学士学位”。在南宁就读的一位贫困学生不堪承受与资助人所签订“助学合同”中的约束条款，感觉“拿别人的钱读书压力太大”，退学不读书。资助人于是将她告上法院，要求双倍返还资助金。此案引起众多人士关注。

　　纷争：资助人状告被资助人

　　今年17岁的小红是融水人，在她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在车祸中丧生。母亲收入不稳定，她随时面临辍学的危险。

　　2003年11月，小红在网上认识了澳门人陈劲草。陈了解到小红的处境后，深表同情，表示愿意资助她上学，直到大学毕业。

　　陈劲草提出，为了确保小红努力学习，双方签订一份协议来约束比较好。小红和家人对此也认为合情合理。

　　2004年2月，陈劲草和小红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小红不许退学、不许打工、不许谈恋爱，必须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本科取得学士学位，如果违反合同将双倍返还资助的费用。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陈劲草先后寄来了1．2万元，作为小红的学费、生活费。

　　在陈劲草的帮助下，小红从南宁江西中学转学到28中读高二。当时正值暑假，同学们在学校参加补习班，小红在学习中发现，自己学习基础较差，和同学相比相差较大，想重读高一，但她的想法遭到陈劲草的拒绝。此后，小红也曾提出过更改合同，希望降低标准，让她读卫校或大专，但陈劲草不同意，他认为，这与自己资助的初衷不符。

　　2004年7月，小红由于学习跟不上，加上家中出现变故，面临断炊窘境，如果继续完成学业会给本来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此外，她感觉“拿别人的钱读书压力太大”，思考再三，她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分担家里负担。从28中退学后，她不敢将实情告诉陈劲草，还以28中学生的名义给他写信。

　　今年5月，陈劲草打电话到学校询问小红的学习情况，才得知小红已退学。陈劲草感觉自己受骗了，将小红及家人告上法庭，要求双倍返还资助金共2．4万元。

　　今年7月，南宁市兴宁区法院受理了此案，并已开庭进行了审理。

　　争论：助学该不该提“附加条件”

　　小红违反“助学合同”后当了被告，这一鲜见的官司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各界人士对此纷纷发表看法。

　　卢海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泰语老师）：资助人慷慨捐出钱物，本意就是希望被资助人好好学习，完成学业。如果没有具体的协议规定，没有一个量化标准，就难以对被资助人的学习情况进行约束。付出了爱心而没能收到效果，会挫伤资助人的热情。

　　车先生（广西某医院医生）：被资助人不要把协议当成“紧箍咒”，一提约束就反感，要明白资助人的一片苦心和好意。既然自己也想好好学习，现在又有了物质保障，那么，何必要抗拒协议呢？小温（广西大学四年级学生）：小红家庭经济困难，在保证学习成绩的情况下，打假期工可以分担家庭负担。而在协议中规定不许谈恋爱、不许打工等，这于情于理不合，影响了小红的生活。况且，不看小红的学习基础，一定要她考本科，有点强人所难，使助学变味了。

　　方先生（南宁饭店工作人员）：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你资助了我就要求我怎样怎样。帮助人不图回报不提要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资助人在资助别人的同时，最好不要提要求。

　　覃女士（广西林业局工作人员）：资助人对被资助人提出要求，要考虑到被资助人的心理承受压力。被资助人生活较困难，如果又要承担资助人提出的“任务”，压力会更大，对他们也不公平。同时，一些资助人提出种种要求，会有捐了钱就对别人指手画脚之嫌。

　　当事人：打官司并非想要回助学金

　　9月6日下午5时许，记者赶到南宁市东沟岭某小区小红的住处采访时，只见到小红母亲的男朋友周先生。他作为小红的“家人”，被列为第三被告。

　　周先生称，小红已在南宁市綤西的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小红母亲近日已前往广东打工。他介绍，小红知道此事是自己违约在先，既然陈劲草已把她告上法庭，法院判赔多少她就赔多少，并打算将打工赚的钱还给陈劲草。同时，周先生一再表示，陈劲草是一位难得的好人，小红得到陈劲草的帮助，这段经历一辈子也无法磨灭。

　　陈劲草的代理律师周海船认为，陈劲草和小红签订的是一种附加条件的资助合同，目的就是为了使资助款能够真正用于小红的学习上，并给她形成压力，使她奋发学习，从而达到陈先生资助的初衷。按道理说，合同约定的条件并不算苛刻，比如要求不能退学，不能违反纪律等等都是合情合理的，要求考上本科并获取学士学位证也在情理之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资助能够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况且这也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实现的。此外，合同的签订既不违法也不违反公德，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周律师认为，小红因“压力太大而退学”的说法只是一个借口，目前资助才仅仅进行了一个多学期，只要她认真学习，进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另外，别人好心资助她应该心存感激奋发向上，怎么会因此产生过大的压力呢？他对此也不理解。

　　周律师向记者透露，由于陈先生不肯接受调解，法院近日将对此案作出判决。周律师称，陈劲草打这个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拿回这笔钱，而是希望给小红一些压力，让她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广西“希望办”：助学最好不提条件

　　9月6日，记者来到广西希望工程办公室采访。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陈劲草资助小红是他们两人私下协商的，没有纳入希望工程办公室管理范畴。他们之间因资助而发生的纠纷，由他们自行解决。

　　据介绍，通过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学生，主要有资助人向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委托希望办公室资助学生，和资助人向希望工程办公室提供的贫困学生名单，直接资助等形式。在资助贫困生的过程中，希望工程办公室或被资助人不与资助人签订协议、合同，因为能使失学、辍学学生得到资助重回课堂，就已经达到了助学目的。

　　况且，贫困学生大多住在农村，他们的学习氛围、教学环境、学习设备等受到种种制约，此外还有家中不可遇见的经济变数，对受资助人提出各种要求事实上会难以做到。

　　一些贫困生因为观念、认识的不同，也会和资助人发生观念冲突。不能以城里人的眼光、标准要求被资助人做事。要多理解、支持目前生活困难的贫困生。

　　法律人士：助学提条件双方要慎重

　　远东律师事务所的刘茂华律师认为，此案中的资助合同属于赠予合同的性质，其中约定的“不许退学、不许打工、不许谈恋爱、必须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本科取得学士学位”是该合同的附属条件，也是一种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赠人应当按约定履行义务。小红中途退学回家，使资助人的目的不能实现，资助人可以按规定要求她返还资助费用。

　　从整个案件来看，小红认为拿别人的钱读书压力太大，因而产生退学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资助人的初衷。本来是一件充满爱心的好事，最终竟成了对簿公堂的尴尬局面。所以，在爱心资助的时候，尤其是附条件的资助，双方事先应该充分地互相了解，从对方的角度多考虑一些。资助人不要给受助人太大压力，以免造成影响，受助人也应该及时把实际情况告知对方，特别不要有欺骗行为，以免伤害资助人的爱心。

　　经纬法律事务所的心理咨询师叶晓萍女士认为，受人资助而产生压力，这种心理状态是正常的。对于资助者而言，总是希望自己的爱心和努力能有所收获，也有很多人认为只要自己给了钱，对方就应该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努力，这导致忽视一个事实：资助的对象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和实际困难，不一定恰好符合资助人的要求，想通过捐款捐出人才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你打算捐助一个贫困的孩子，希望他达到你的期望，首先应该弄清楚他是否适合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否承受得住你的压力。

　　叶女士自己也曾经长期资助过一个贫困生，从高中一直资助到大专。然而对方大专毕业后在事业上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如今只在一个彩票发行站卖彩票，一个月400元钱。这样的结果最初让她很意外也很失望，但仔细交流后，她发现对方并非一个有耐性有决心的人，自己如果一定要求对方怎样，是有些一厢情愿了.

　　在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年之后，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发现自己又站在对教育体制进行重大改革的十字路口，公平是本轮改革的关键词。 　　

    在中国农村，经常可以看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但是实现这一口号却变得越来越难。     
　　９月，2.2亿中国中小学生迎来同一个新的学期，但是地区和家庭的差异却让孩子们的教育环境天差地别。图为9月5日，重庆市云阳县塔棚乡楠木村小学的70多名农家儿童高兴地用上了“全免费书”。


　　教育部部长周济承诺，教育部将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学生免除杂费、免除书本费，加大对高校贫困学生的扶持力度。 　

　　新华网上海电  在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年之后，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发现自己又站在对教育体制进行重大改革的十字路口，公平是本轮改革的关键词。

　　９月，２．２亿中国中小学生迎来同一个新的学期，但是地区和家庭的差异却让孩子们的教育环境天差地别。

　　在宁夏西海固地区，一名初一学生一个学期的学费是２２６元——仅相当于北京一所“贵族学校”学费的１％。

　　当东部沿海地区的校长们忙于考虑添置多少电脑和多媒体教具提高学校硬件水平的同时；中国广阔偏远地区的校长正为如何修缮教室已经开裂的天花板，如何让孩子们不要坐在地上听课而发愁。

　　因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２００２年，占中国总人口６０％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社会５８００多亿元教育投入的２３％。

　　全国政协委员徐玉麟说，农村学校无论在财政投入的比例、办学条件、教师待遇、师资水平、师生比例都远远低于城市，农村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比城市少６０％至８０％。中国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都在农村，文盲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文盲率是城市的２倍以上。

　　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是造成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３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４．３％，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８．７％。２００４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３．２：１，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６：１。

　　在倾斜的教育体制下，优秀教师越来越不愿意到贫穷的乡村任教，而已经在农村教书的老师一有机会就会选择“跳槽”。江苏省不久前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城镇中学里教师的本科学历比例超出农村一倍多。

　　中国各地学生上大学的机率并不相同。北京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４９％，而云南省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８．６４％，这意味着在教学环境上先天不足的农村孩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坐进大学课堂。

　　孩子考进大学对中国许多贫困家庭而言都是既幸福又痛苦的事。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家在山区的杨再宏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重庆寻找暑期打工的机会。为了支付杨再宏和他哥哥的学费，几年来家里已经欠下８万元的债。

　　在中国农村，经常可以看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但是实现这一口号却变得越来越难。杨再宏说，过去和自己一起上小学的同学如今大多已外出打工，“要不是母亲的坚持，我很可能会以一个民工而不是大学生的身份来到北京。”

　　社会力量在过去１０多年中成为中国教育不公状况的“调节器”。仅以“希望工程”为例，１６年来已累计获得各界２７亿元捐赠，在全国建立１万２千多所希望小学，培养１万５千多名希望学校教师，帮助２７００万贫困儿童重返校园。

　　教育部部长周济承诺，教育部将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学生免除杂费、免除书本费，加大对高校贫困学生的扶持力度。政府的承诺正在变为现实，江苏省日前刚把５８１万册免费教科书分发到５６万贫困生手中。　　

　　农民工子女，我上得起的学校为啥都是“非法”的

　　11岁的廖文坐在教室后排座位上发呆，由厂房改建的教室里光线暗淡，她单薄瘦弱的身影显得有些孤独。新学期的第一天，她终于如期进入了学校，拿到了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新课本。

　　但未来对她仍是一个谜。这所收留了她、使她能与父母团聚的民办学校，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将在半年后停办。这意味着她在这座城市里和父母相守的日子，也可能只剩下半年时间。

　　廖文的老家在四川乐至县农村贫困地区。半年前，她和读小学二年级的妹妹一起来到父母打工所在的成都西南郊区。“呆在爸爸妈妈身边的感觉真好。”

　　廖文苍白的小脸刹那间泛出红晕。廖文的妈妈廖琼告诉记者说：“想爸爸妈妈了，廖文有时候夜里醒来偷偷地哭。妹妹廖雪年龄小不懂事，看见姐姐哭，也跟着哭。结果两个小孩子在床上互相抱着哭。”廖琼说到这里眼圈有点发红。廖文在农村老家上学每天得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一遇下雨天，路上全是泥浆，早上7点钟出发，等到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学校，已经快9点钟。

　　半年前，廖文和妹妹在成都进入一家民办学校──太平园学校读书。学校教室是一些废弃的厂房，操场只是一个狭窄的水泥坝子，但廖文还是觉得比老家学校的条件要好。重要的是，能和爸爸妈妈呆在一起了。但好景不长，8月25日，学校被封了。从公告中廖文得知，她和妹妹就读的这所学校没有任何办学手续，是“非法办学”。

　　廖文偷偷告诉记者，太平园学校的铁门“哐当”关上的那一刹那，她突然觉得害怕，手脚微微发抖。“我害怕重新回到老家，害怕离开爸爸妈妈。”廖文的母亲廖琼说，我们实在不忍心再把孩子送回老家，她们年龄还小，经常想我们想得哭，我也经常想她们想得哭。

　　豪华学校为谁而办

　　新学年伊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天津市一些重点中学大兴土木，校园里建起了大广场、音乐喷泉，建筑物用上了大理石柱。有一个中学在招生简介中称，学校拥有“全市乃至全国中小学绝无仅有的、美轮美奂的大礼堂”。一些学校不仅教室有网络终端、有线电视、广播、同声监控等系统，而且建起了声像阅览室、网络阅览室，几乎是“除了厕所，每个房间都连着网络”。面对如此豪华的学校，学生家长们既为孩子身处现代化的学习环境而高兴，又为这些“锦上添花”的钱心疼。毕竟，那是要他们省吃俭用掏腰包的。家境差些的孩子和家长，则只能望校兴叹了。

　　切莫忽视“高中致贫”现象

　　安徽省霍山县今年高考文科“状元”张强考取了华东政法学院。面对每年１．２万元的学费，张强一家一筹莫展。为了让张强读高中，张家屡向亲戚朋友借款，已经背上了２万多元的债务，没有人再敢借给他家了。这是记者近日到大别山区等地调查大学贫困新生现状时了解到的一个事例。

　　大学贫困生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关注。但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大学贫困生问题，实际上是在高中阶段就形成的。“家有高中生，拖得全家穷”，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是普遍现象。大别山区一个孩子读高中，一年花费至少３０００元，相当于该地区一个农户全年的现金收入。.

　　人物简介：赵俊方，54岁，濮阳市清丰县大屯乡裴营村人。

　　人物故事：

　　靠在窑场等地打工挣的血汗钱，7年来他资助了19位贫困生，其中14人已考上清华、北大和人大等著名学府。

　　身为农民，他倾尽家财无私助学；孙子掉进油锅后，却因无钱医治，落下终生残疾。

　　在社会的冷嘲热讽中，在亲人的反对与孤立中，赵俊方艰难支撑。

　　社会评价：

　　群众：“人家的孩子考上了，他给人家拿钱，你说他傻不傻？”

　　妻子高焕：“败家子！谁都说他是败家！”

　　受资助学生姬志蕊：“我心里非常不好受，他也是
一个普通的农民，经济条件比我们这种非常贫困的家庭稍微好一点，但是他的话非常让人感动。”

　　入选关键词：助学 清苦 穷且益坚

　　“我挣钱不多，家境也不富裕，我资助贫学生，这也是给他们一条生活之路吧。别人不理解，说我傻，我不在乎。”

　　2005年10月25日下午，清丰县大屯乡裴营村，54岁的赵俊方站在家门前，语调平缓地说。

　　在他视线尽处是一轮低垂的夕阳，他的背后是一座简陋的房子。烫伤后无钱做植皮手术的孙子，倚在门旁默默地看着爷爷，默默地感受着他无法理解的一切。

　　圆梦

　　“我的梦想破灭了，我要把我的梦寄托给下一代。” ——赵俊方

　　赵俊方说，他在圆一个梦，这个梦他没能实现。现在，他要把这个梦扩展得大大的，要让它在更多的有梦的孩子身上变成现实。

　　1952年3月，赵俊方出生在重庆。12岁那年父亲去世，16岁时从又四川绵阳农村搬回清丰农村。

　　小时候，他很渴望读书，可因家境贫寒，生活窘迫的父母供不起他读书，一直渴望读书的赵俊方连一天学也没上过。

　　他的幻想就是将来当一名教师，“可是我的梦想破灭了，我要把我的梦寄托给下一代。”

　　赵俊方曾经把未了的心愿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希望他们将来能学业有成，以弥补他一生的缺憾。谁知两个儿子一个从小立志当兵，另一个梦想着当一名司机，完全不按他的意愿走。

　　前几年，他儿子当兵时有人以帮忙提干、安排工作为由骗了他5000元。赵俊方认为，人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出息，才不会上当受骗。从此以后，赵俊方开始学习认字、写字，读书、看报。

　　赵俊方虽然没有什么知识，可他特别喜欢有知识的人。

　　两个儿子上学期间，赵俊方没少往学校里跑。在和学生们的接触中，他发现有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由于家庭贫寒而面临辍学。

　　“我看到孩子们受苦，比我自己吃苦还难受，我不希望这些孩子因为贫困而荒废了学业，不想让我的悲剧在这些孩子的身上重演。”

　　触动

　　“我不能考大学了，可您放心，我会争气，到部队施展我的才华。”——受资助学生

　　7年前的一天，赵俊方从电视里看到了一则消息：濮阳市一名高三的学生酷爱音乐，想考艺术院校，不料母亲和弟弟先后得了重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无奈之下他准备辍学。生活也不宽裕的赵俊方看后急了，他想不通：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孩子咋能不上学呢？

　　第二天，赵俊方瞒着家人，拿走了给儿子办婚事用的3500块钱，骑车几十公里来到学校。

　　谁知，这位学生坚决不收，在赵俊方的坚持下，他留下了200元生活费。后来，这位学生参军前专门到赵家来看望赵俊方，他说：“我不能考大学了，可您放心，我会争气，到部队施展我的才华。”

　　就是从那天开始，在赵俊方的心头挥之不去的助学情结越燃越旺。

　　2002年，赵俊方在清丰县电视台播出的《走进乡村》栏目中，看到阳邵乡西刘固村贫困生王胜利的情况。当时赵俊方有病在身，但他顾得上给自己看病，拿出400元钱资助了王胜利。在赵俊方的激励和帮助下，王胜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

　　清丰县8000多名在校生，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处在吃不饱、穿不暖和营养不良的状态。学校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每个学生每顿饭菜消费仅仅有0.67元。

　　为了帮助最需要帮助的贫穷学生，赵俊方专门来到清丰县一中，拿到了一份该校贫困生的名单。

　　循着名单，赵俊方选择了几个家庭贫困或父母双亡的学生作为资助对象。他平时将自己的收入不定期地送给被资助的学生，小到几十元，大到上千元，而赵俊方老两口至今没有任何积蓄。

　　7年多来，赵俊方资助了19多名高中生，其中14人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学府。

　　赵俊方说看到他资助的学生考上大学时，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非常档案感动中原

　　艰难

　　“人家的孩子考上了，他给人家拿钱，你说他傻不傻？”——群众

　　了解赵俊方的人都知道，他家并不宽裕，全家六口人不足5亩地。

　　在裴营村，赵俊方的房子属于中等偏下。二儿子早已到了结婚的年龄，但是房子仍没有着落。记者看到赵家6间房子内，最有现代气息的是一台几年前买的21英寸的彩电。

　　那么，家庭条件一般的他又是从那里弄来的钱呢？其实，赵俊方的钱大部分是他们夫妻在砖窑场等地打零工以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

　　赵俊方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零工。他下过砖窑，做过小生意。家里一年四季没有买过新鲜的蔬菜吃，冬天没有生过煤火取暖。收麦时，大部分村民用收割机，惟独他家用镰刀。从他家到清丰县一中，坐公交车只需两元钱，但是，他每次去都是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

　　就这样，把物质生活压榨到最低点的赵俊方，却把助学的能量释放到最高。

　　变故

　　“败家子！谁都说他是败家！”——妻子高焕

　　2004年8月的一次变故，使他的助学之路变得异常艰难。赵俊方少了几分豪情，多了几分忧郁。

　　那年8月里的一天，赵俊方的小孙子在街头玩耍时不慎掉入油锅中。举债三万多元后，全家再也拿不出治疗费了。小孙子只得早早出院， 由于无钱做植皮手术，孩子落下了终身残疾。一提起这件事，赵俊方就非常愧疚。

　　得知赵家的遭遇后，不少人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今年年初，清丰县一位副县长捐了一部分钱给他孙子治病，赵俊方却把钱给了县高中一个需要换肾的高三学生。

　　对于一颗挣脱了世俗羁绊的心灵，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

　　前几年家人并没有怎么阻拦他助学，然而去年家里发生了这场灾祸后，赵俊方还一个劲儿从家里往外拿钱，亲朋好友开始跟他急了。记者发现，老赵在家里话不多，家里人也不太爱搭理他，看得出来他们对老赵资助贫困生都有想法。老赵的妻子高焕干脆说丈夫是“败家子！谁都说他是败家！”

　　信念

　　“我咋就不知道享受？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就只能拼命挣钱！”——赵俊方

　　那些熟悉赵俊方的人都弄不懂，一个连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人，一个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的人，怎么会对那些学生如此慷慨？

　　赵俊方说：“我咋就不知道享受？可我哪舍得花钱！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就只能拼命挣钱！”

　　今年年初，为了给贫困生寻找更多的资助，赵俊方多次到郑州、安阳、洛阳等地寻找爱心人士。在他一次次的呼吁下，许多好心人也向贫困生伸出了关爱之手，这让赵俊方兴奋不已。

　　在赵俊方收到的信中，有一封是洛阳市一名普通工人写来的：“我是一名工人，虽然收入不是很高，但我也很想资助一名失学的孩子，特别是孤儿。”像这样的来信还有几十封，在信中，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希望他牵线救助贫困生。这给孤独的赵俊方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慰藉。

　　“自己选的路，再艰难也要走下去，直到老得不能再挣钱为止。” 这是赵俊方坚定的人生态度。

　　回报

　　“他说，如果你想回报我，更好的办法就是今后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受资助大学生姬志蕊

　　今年正月初四，像往年一样，赵俊方资助的几名大学生到他家“串亲戚”。但是，让赵俊方非常生气的是，两个儿子都没有作陪，妻子虽然作陪但一言不发，赵俊方非常恼火，动手打了妻子一记耳光。

　　“那是我们两口子第一次打架。其实，她对我还算支持。”赵俊方一直想给妻子道个歉但张不开口，“她跟了我30多年没有享过福。”

　　今年刚刚考上重庆大学的姬志蕊，是赵俊方这几年资助的贫困生当中的一个。姬志蕊是一名特困生，进入高中后开始接受赵俊方的资助。三年下来，老赵每个月都要去学校或家里看望她，而且每次都给她带去数额不等的生活费。 姬志蕊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赵俊方专程到她家为她送行。

　　姬志蕊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我心里非常不好受，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经济条件比我们这种非常贫困的家庭稍微好一点，但是他的话非常让人感动。他说：你们将来肯定比我们强。我们现在吃一点苦无所谓，能为社会培养一个人才，宁愿自己多受一点罪。他还说，如果你想回报我，更好的办法就是今后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

　　赵俊方是贫穷的，也是富裕的。这是一颗太阳般的心，默默无言，却炽热灿烂！

　　赵俊方资助的部分贫困生名单：

　　王胜利，现就读清华大学

　　张衍涛，现就读北京大学

　　张雪浮，现就读中国人民大学

　　王红军，现就读中国科技大学

　　宋卿争，同上

　　郝尚刚，同上

　　姬志蕊，现就读重庆大学

　　秦正威，现就读中山大学

　　马建勇，现就读浙江大学；

　　马利强，现就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孙言茂，现就读天津大学

　　逯绍慧，现就读东南大学

　　梁彦超，先就读大连理工大学

　　任雪振，现就读清丰县一中

　　邵晓慧，同上

　　冯妹霞，同上

　　姬红娜，同上

　　卢金娜，同上

　　王留军，同上.

无论是靠养猪撑家的农妇家，还是靠出租三轮车撑家的吴老汉家，虽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大学生的家境，但至少是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境的一个缩影。在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上，相当多的农民用不同的方式却又同一种苦难诠释着大学收费的无奈和尴尬。

　　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的《中国优秀特困生调查报告》称，以每年8000元为标准，一个本科生4年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处于相对贫困线的农民41年的收入———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2936元，国家相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882元。


高等教育收费过高，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据统计，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从改革前的免费教育到20年前的200元，再到1995年的800元，一直上升到2005年的5000元，近20年间上涨了25倍，大大高于群众的收入增长幅度。

　　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2004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从绝对数量看，日本的学费可能是世界最高，但若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本就生活艰辛的农民，怎堪承受如此沉重的高校收费？对此，有教育工作者曾撰文指出，学费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学费问题，甚至也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它成了关系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幸福安康的“生命问题”。.

一个本科生上大学四年的学费，到底应该是多少？昨天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专项资金处调研员华成刚表示：现在大学普通高校的学费，大概一个学年4000元左右。

　　学费对农民来说“高了点”

　　华成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现在我们大学普通高校的学费，大概一个学年4000元左右，这个收费标准是2000年的水平。




　　“当然学费对农民和贫困家庭来说，是高了一点，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的政策体系，基本上可以保证大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华成刚说。 >>>我来说两句

　　4月，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表示，今年教育部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出台高校生人均成本核定办法。新闻发布会上，早报记者询问此事进展，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我和你一样，对这个问题在期待之中。”关注“上学无用”论

　　针对近期媒体报道的，有高中学生觉得上大学不合算，还不如拿一张高中文凭去打工，不参加高考报名的现象，王旭明表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

因贫困上不起大学的宁夏固原市甘城乡李佐鹏、李佐斐两兄弟的故事，日前打动了篮球巨星姚明，他决定资助两兄弟读完大学，第一年资助每人8000元人民币。

　　据悉，李佐鹏和李佐斐是固原二中学生，今年高考分别取得527分和494分的成绩。
哥哥李佐鹏报考了大连海事学院，弟弟李佐斐报考了成都理工大学。7月2日，李佐鹏、李佐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希望工程与共同关注”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姚明也出席了仪式。

　　据介绍，兄弟俩《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的发言深深打动了姚明。姚明走到两兄弟面前，与他们握手，表示将资助兄弟俩完成大学学业。姚明说：“听了大家的故事，我很受启发，我希望今后为社会公益事业多尽力。”事后，宁夏青基会得到消息：姚明决定一直资助兄弟俩读完大学，上大学的第一年，资助每人8000元。

　　前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孔小姐证实，姚明确实资助了两名学生，“我们跟姚明的经纪人有约定，姚明资助学生的事不对外公布。既然有媒体披露了此事，我们给予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