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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秘密社会中的道德观 | 大家

原创： 维舟  大家  今天



秘密社会是一个永远呈现为动态平衡的混沌秩序。在这个舞台上，以各种帮派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展现着不同动力的社会戏剧，其中最典型的冲突元素即所谓“正邪之分”，总是有两个秉持不同道德意识形态的力量，试图在一次决战中压倒对方——但通常不可能成功。

鉴于秘密社会一贯被认为独立于国家法律秩序和政治控制体系之外（他们也经常以远离官府自我标榜），其内部的这种争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清楚地表明了道德的社会功能。

一般情况下，人们是按照他人所期望的方式去做事的，闲话、批评、畏惧超自然力量等往往就能起到制止反社会行为的有效作用。

但江湖社会上的人物却是传统社会中脱序出来的游离分子，他们常常无法无天，连鬼神都不怕，闲话批评更起不到什么制裁作用，按王学泰的观点，中国游民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缺乏儒家社会意识。然而“盗亦有道”，据金庸等人的记载，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仍是武林人物安身立命的根本，尤其“义”和“信”两点乃是构成江湖社会人际关系交往的基点，也是秘密社会的共同体化解矛盾的基本机制。毕竟再乱的社会也需要规则。

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行帮道德对黑白两道都起着一种“内在化控制”（internalized control）的作用，而当有人违背这种默认的约定时，共同体内还会出现一些人物来执行惩罚措施，以作为“外在控制”（external control）。


人无信不立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金庸小说中最守信用的人物往往却是邪派人物。他们横行江湖、无视法律，对仁义道德几乎嗤之以鼻，但对“信用”却有一种病态的坚持，因此这种道德执着也就容易被人用来作为对他们行为的控制手段。

毫无疑问，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典型即《笑傲江湖》中的田伯光及《天龙八部》中的南海鳄神。在传统的道德光谱上，两人均是如假包换的邪派，田伯光还是最令人不齿的采花贼，而南海鳄神行为暴戾，动辄喜欢拧断人脖子，对生父也缺乏基本的尊敬（“我爸爸没做一件好事，简直是狗屁王八蛋”），甚至对自己位列四大恶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听到段誉说他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竟然大喜过望），自称“作事越恶越好。老子生平只有一条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此外是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但这两人却惟独不敢触犯“说话不算数”这一条基本道德规则。



资料图：电视剧中的田伯光

田伯光在衡阳酒楼上被令狐冲侥幸击败后，按承诺要叫仪琳“师父”，因此衡山群玉院一听到曲非烟说：“田伯光，你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怎地说了话竟不算数？拜了师父不认帐？”立刻乖乖地受制于她。

如果说这件事上还有被挟制、爱面子的因素，那么他后来不论桃谷六仙如何折磨，也坚定遵守诺言不泄露风清扬行藏（虽然他误会了，桃谷六仙找的不是风清扬），就显然出于信用了，无怪令狐冲要赞他“真乃天下信人”。

南海鳄神的守信似乎犹有过之：他输给段誉后不但一直主动地当面承认段誉是“师父”（即使被老大杀也还是如此），而且还叫钟灵为“小师娘”，决无抵赖反悔（第8章：“南海鳄神虽然恶事多为，却有一椿好处，说过了的话向来作数”）。这两人的所从事的职业说起来都令人不大舒服，但读者这两个“真小人”给一般读者的印象通常却并不坏，他们的守信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南海鳄神

除了这两人之外，另一个著名的“天下第一信人”谢烟客行事也颇带几分邪气（谢本人也以守诺言自诩，所以当石清以不守信用挤兑他的时候，他极为恼火）。

甚至对欧阳锋，黄蓉也采用相同的手段来挤住他：当欧阳锋胁迫她的时候，她反过来以烧去《九阴真经》来要挟欧阳锋同意放她走：“你是当代宗师，可不能食言。” 欧阳锋虽然脸色铁青，但却坚守诺言放他生路。



资料图：电视剧中的欧阳锋

《鹿鼎记》中神龙教的胖瘦二头陀“行事邪妄”，但却也“言出必践”，以至于少林寺方丈澄心也承认“胖尊者言出有信，这是众所周知的”（第18回）。用金庸的话说，“武林中人最讲究‘信义’二字。有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尽管无恶不作，但一言既出，却也是决无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颇为人所不齿。连田伯光这等采花大盗，也得信守诺言”（《笑傲江湖》第35回）。

《侠客行》里赏善罚恶二使者原是对江湖上恶行执行外在制裁的力量，但也颇有些邪僻，而他们之所以和石破天结拜也全是出于守信：“胖瘦二人本来只道石破天服了毒药后立时毙命，是以随口答允和他结拜，万没想到居然毒他不死。这二人素来十分自负，言出必践，自从武功大成之后，更从未说过一句不算数的话，虽然十分不愿和这傻小子结拜，却更不愿食言而肥。”（《侠客行》第11回）

自居正派的人物爱惜羽毛，对此当然更为看重。《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因为向赵敏许下诺言答应他三个要求，以至长期为之所困扰（谢烟客也是同样的情形，诺言变成了精神负担），因为赵敏常要求他做一些相当难堪的事，但他却不得不遵守信用，这种心理上的内在制裁对人物行为控制的力量之大于此可见。

《笑傲江湖》中恒山派见青城派追杀岳灵珊，虽则有些不忍，但事先仪和说过不帮岳，就不能帮（第35回）。《倚天屠龙记》中少林派老僧甚至要求成昆“武林中信义为先，言出如箭，纵对大奸大恶，少林弟子也不能失信于人。”（第36回）

这样，在这个缺乏安全感和法律约束的社会里，信义成了一项有力的制止反社会行为的道德力量，它产生了一种对契约的有效约束力，有时甚至是一些反面人物唯一的美德。象韦小宝这样初入江湖的小流氓，也知道动不动把“一言既出，死马难追”挂在嘴边，证明这种道德观在民间社会通过广泛的传播，在社会底层形成了更牢固和持久的存在。


不受欢迎的道德执法

虽然武林中人大抵仍能秉持某些基本道德价值观作为立身之本，但仅仅寄希望于他们自己坚守理想来控制或减少自己的反社会行为，那也是不现实的。

何况像田伯光等人即使有守信这一点，但他其他的劣迹还是令人发指，使许多白道中人自发地站出来执行道德警察的任务，如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五岳剑派在思过崖困死魔教十长老等都是著名案例。

这也是武林中许多正邪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既然这些人不受法律、宗教、政治的约束，而他们的道德自我控制又靠不住，那么最终就不免有人想通过暴力来执法。

然而这种正派人物的道德执法（即强迫他人遵守道德准则，或索性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在武侠小说中却常常是令人讨厌的一件脏活。

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许多人似乎并不那么为江湖道德前景而感到忧虑，尤其不喜欢道德说教，而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却是鼓动人去动用武力执法的重要一环。《笑傲江湖》第33回明白指出：“这些江湖上好汉最怕的是长篇大论的争执，适才桃谷六仙跟左冷禅瞎缠，只因说得有趣，倒不气闷，但若个个似岳不群那么满口仁义道德，说到太阳落山，还是没了没完，那可闷死人了。”

其次则是许多人根本怀疑这种正邪斗争的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笑傲江湖》中少林方丈方证便认为“日月教和我正教各派连年相斗，其实也不是有甚么非拚个你死我活的原因，只是双方首领都想独霸武林，意欲诛灭对方”，这种观点完全将一场善恶二元斗争视为一种并无对错的权力斗争而已，甚至方证相比起来似乎倒更为提防左冷禅这样打着扑灭魔教幌子、意图一统江湖的野心家。

而不幸的是，有时这种旗号的确是被利用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冷禅搜集左道旁门的高手入嵩山派，颇受人非议（《笑傲江湖》25回），而他却又以与魔教交往而镇压刘正风、并反对黑道之人并入恒山派。实际上，黑道者并入恒山和他自己的所做是一样的，可见他知道此事在道德上不见容于白道。

在书中，读者却很容易接受金庸的叙事暗示，反对左冷禅所做而赞成恒山派同样的行为（似乎投入恒山派的邪派人物是“好”的邪派人物），我们兴许可以由此说金庸是双重标准，但更可能的，他大概是想表明道德评判的危险性。

在《侠客行》中的张三李四是绝对道德价值的代表，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便进行“赏善罚恶”，对一个帮派上下生杀予夺。这两个人物乍看并未引起许多人反感，但显然，他们更多被视为是死亡的使者，而不是正义的化身。张三李四的行事颇带几分邪气，只见罚恶，赏善却不大见到（唯一的赏善似乎就是请到侠客岛，而连这一点也被“误解”为是大灾难）。这两人做事杀气太强，绝对价值观的人，大概都有点这样，所谓“欲为天使者，必先为魔鬼”。



资料图：张三李四

在金庸小说中，邪派人物常常显得更有个性，有着自由的自我表达能力和意志。他们不像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业才去谋生的匪徒，倒像是一个打破一些可憎约束的自由人。

他们的形象事实上被严重浪漫化了，像杨逍和黄药师都被视为邪派，但他们说起来却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劣迹；《碧血剑》中金蛇郎君夏雪宜虽然行事毒辣，但金庸已埋下伏笔，将被他报复的温家写得十分罪恶，使其复仇行为具备了合法性。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往往倒更容易被视为是传奇英雄而非邪恶人性的象征——在现代人看来，邪恶人性的象征更可能是伪君子（如岳不群和何太冲等）或道德警察（如灭绝师太等）这类人，而他们众所周知一般都出自于白道。


超越善恶

对道德实施外在控制不受欢迎的另一个因素是：许多武林中的领袖人物对此采取超然的态度。道德警察的执法是一个脏活（dirty work），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时，武林中的一流人物如张三丰和少林方丈都并未参加；而地位较高的灭绝师太则因其强烈的攻击性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资料图：电影《倚天屠龙记》中被六大派围攻的明教

在金庸小说中时常有这样的流露：尽管正邪不两立，但真正的高人应当采取一种没有偏见的立场，抛弃意识形态偏见，不同阵营的人同样可以成为朋友，正派中人尤其应承认邪派中同样有值得尊敬之人。

这种冲突最戏剧性的情景发生在正邪两派通婚之际，按照族群理论，通婚意愿是两个族群之间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指针。

在传统社会中，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人是没有通婚权，或被法律所禁止的；武林中显然不存在这样的法律或宗教约束，但同样面临这样的威胁，即与盟外人通婚可能丧失其在同盟中的各项权利。因此一个爱情问题经常演变为复杂的道德政治问题，也难怪《笑傲江湖》盈盈一直担心两人因“正邪不同”而不谐——所幸令狐冲是孤儿，当时又已脱离华山派门墙，她至少不需要担心其婚约遭到令狐冲尊长的反对。而《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因娶殷素素而担心师父张三丰为之不快，竟担心了十年之久：

张翠山长跪不起，道：“可是弟子的媳妇来历不正。她……她是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张三丰仍是捋须一笑，说道：“……天鹰教又怎样了？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张翠山大喜，想不到自己担了十年的心事，师父只轻轻两句话便揭了过去，当下满脸笑容，站起身来。张三丰又道：“你那岳父教主我跟他神交已久，很佩服他武功了得，是个慷慨磊落的奇男子，他虽性子偏激，行事乖僻些，可不是卑鄙小人，咱们很可交交这个朋友。”宋远桥等均想：“师父对五弟果然厚爱，爱屋及乌。连他岳父这等大魔头，居然也肯下交。”（《倚天屠龙记》第10回）

这一段中张三丰所言清楚地表明：一、他认为从道德上说，殷天正并不是“卑鄙小人”，因此只涉及政治立场，无关道德问题；二、他比徒弟们在善恶问题上看得更超脱。

在金庸及其他武侠小说中，类似张三丰的观点也得到不厌其烦的重复；而表明和张三丰一样立场的人，也必定是非常超脱和高尚的前辈——在《笑傲江湖》中，定闲、定逸、方证、冲虚、风清扬等人都持类似的观点（除了冲虚一度认为盈盈是“魔教妖女”）；而在《射雕英雄传》中一度坚持将黄蓉视为“小妖女”的江南七怪首领柯镇恶，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瞎了眼。

金庸大概深知人性中对打破道德规则的那种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的向往，但他又意识到这是很危险的，因此，他笔下的世外高人虽然特立独行却往往不与道德发生根本冲突，而那些犯了恶行的反面人物，同样特立独行，则往往被强行消灭。而享有最高权威的那些人，或许更能代表金庸本人的意志：拥有宽容的心、同时由于其社会地位和武功又不会受到限制。这中间的冲突则都被消弭了。

然而张三丰等人能超越这种善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在于他们事实上处于武林诸神殿顶端，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作为武林中白道的第一高手，他无须担心有人指责他这样的立场是对黑社会的示弱。这种看似超脱的姿态，事实上从侧面反映了权力的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就不能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因此适用于普通人的善恶标准对他是不起作用的；就像法可以限制官吏和平民，却无法限制皇帝。



电影《倚天屠龙记》中，洪金宝饰演张三丰

超越或背离日常的道德规范，常常也是一种权力。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尤其没有幽暗意识（即“总统是靠不住的”那种念头），认为内圣致外王能够自律，约束太多，反而限制其发挥。因此张翠山担心了十年的疙瘩，在张三丰的几句话面前，显得竟像是漫长的庸人自扰。不过张三丰的话也并未考虑邪派人物的自尊心，殷天正如果真正特立独行，难道会对他这番纡尊降贵的姿态领情吗？


伪君子与真小人

江湖社会中道德观的困境在于：外在行为不端的人物（邪派或黑道）却不一定是内在道德有问题的人物。理论上说，在江湖这个无法无天、不依靠法律来运作的世界里，构成社会紧张冲突根源的，主要是邪派人物。

他们和《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一样，受自身的欲望驱使，精力旺盛，无所顾忌，渴望无拘无束地享乐。他们的反社会倾向为正统的社会规范（一种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行帮道德）所不容。在这方面，金庸明显地拥护严肃的道德；但同时他又给许多邪派人物以无限的同情，经常暗示读者要跨越价值观的偏见。

《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如她的法号所明确透露的，是一个毫不妥协的人。在围攻魔教的战役中，她作为善良懦弱的张无忌的对立面，表现出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对自己认定的妖魔予以最残忍的打击。



灭绝师太

但在金庸笔下，象灭绝师太这样怀有价值观偏见的人大多被描写得令人恐惧和厌恶——如把小龙女视为蛇蝎的全真教道士。这些人将对手妖魔化，并要求他们为江湖道德滑坡和治安恶化负责——不过最后读者总是发现他们的对手更可爱。尤其有寓言色彩的是，在《射雕英雄传》中，一向把黄蓉看作小妖女而强烈反对她和郭靖的自由恋爱的柯镇恶是个瞎子，作为对他的羞辱，最后他竟被这个小妖女所挽救。

《笑傲江湖》里，岳不群曾说：“我辈学武之人，最讲究的是正邪是非之辩。”（32回）然而这句话最终被证实是莫大的讽刺：作者让岳不群最狰狞的面目暴露出来，吓了所有人一跳。

金庸再三证明：道德判断是一件危险的事，人的价值应与道德好恶无关。而且，邪派人物常常情感更复杂，甚至更有趣，《碧血剑》里的夏雪宜和平板的袁承志比起来，更像男主角，他绑架温仪的结果，竟使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在所有故事里，伪君子比真小人更让人厌烦。

作为一种逆反心理的体现，邪派人物表现出对规范的极大厌恶，甚至自豪地自我标榜为“真小人”。例如《笑傲江湖》中贾布坦率地公然声称要除掉令狐冲，他对此丝毫未感到不安：“在下是真小人。”田伯光更自称是“言行如一的真小人”（第9回）。而令狐冲本人也显然谈不上是“正人君子”：他自己还曾说过，就算对手是正人君子，他不得已也会使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这段自白深得风清扬赞许：“好，好！你说这话，便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

在《倚天屠龙记》中，武当派的俞莲舟原本对殷素素颇有偏见，但改变他这一印象的是她毫不掩饰的真小人本色：“她坦诚率真，比之名门正派中某些迂腐自大之士，反而更具真性情。”（第9回）

在《天龙八部》第36回，天山童姥自称“向来不做利人不利己之事”，明摆着说自己教虚竹武功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因我要假你之手，抵御强敌。你若不学会这六路‘天山折梅手’，非葬身于西夏国不可，小和尚命丧西夏，毫不打紧，你姥姥可陪着你活不成了”。虚竹本来对她颇有恶感，此时却觉得“这人用心虽然不好，但什么都说了出来，倒是光明磊落的‘真小人’。”

和所有通俗文本一样，武侠小说决不挑战消费者的价值观，因为那在商业上将遭遇惨败。金庸之所以再三作出这样的比较，并强调即使是田伯光这样令人不齿的罪犯，也不比岳不群这样的伪君子更让人厌恶，这显然是因为他理解：普通人群将“真”视为所有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之一，与之相比，君子还是小人的道德判断反而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一观点在以下这段话中表露得更为明显：

鸠摩智偷袭保定帝于先，擒拿自身于后，出手殊不光明，躲避追踪时诡计百出，对九名部属的生死安危全无丝毫顾念，这其间险刻戾狠之意已然表露无遗，段誉如何再信得过他？心中早就觉得，南海鳄神等“四大恶人”摆明了是恶人，反而远较这伪装“圣僧”的吐番和尚品格高得多了。（《天龙八部》第11回）

“摆明了是恶人”，比伪装的正派更易让人接受，这就是上述判断的根本逻辑。《飞狐外传》中的邪派使毒高手石万嗔就认为，使毒者不必“假惺惺地硬充好人”，他“宁可做真小人”，也不愿像师兄那样“假装伪君子”。这一逻辑除了作为邪派人物自尊心的表现外，它也迎合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难以忍受“有缺点的好人”，而易于接受“有优点的坏人”。

然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心理却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天龙八部》里鸠摩智主要是反面形象，读者对圣僧外表下的人品毫无尊重，但其实他为恶的事件从来没造成大的伤害，相反倒是促成了段誉的神功和姻缘。

岳不群被刻画为一个非常阴险可怕的狰狞人物，但除了暗杀恒山派两位师太以外，他也没有什么大的劣迹（左冷禅之瞎眼可说是咎由自取，若不是结局如此悲惨，他也决不会得到读者的同情）。少林、武当掌门虽然知道岳不群早有图谋，但对他得到五岳派掌门的反应仍是“大为放心”。

《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和赵敏，多数人都喜欢后者，但周造成的危害极小，而赵敏在绿柳庄下毒、攻击武当山、囚禁各派高手于万安寺，其中只要有一次得手，都是极大的祸害。难怪明教首脑始终不赞成张无忌与赵敏的婚姻。



电影《倚天屠龙记》中，张敏饰演赵敏

所谓“虚伪是恶对善的致敬”（拉罗什富科语），它至少承认了某一原则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指责不按原则办事的人；但如果原则被推翻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成了虚无主义。

卢卡奇也曾说过，现代文明确实难免包含虚伪成份，因为实际生活中真正达到理想的不多，然而，“虚伪是黏合文明的水泥”——道德的规范标准是社会最高的自我期许，而不是反映复杂的现状。

康德也曾说过，一个社会存有某些道德的假象，总比连假象都没有好，因为虚伪的存在，说明强者对弱者至少还有所顾忌：“这种德行的假象，也许最后会真的一步步唤醒德行”，所以虚伪其实“不是欺骗，而是我们自身中的无害的幻觉。”一个虚伪的社会往往不至于太坏，什么时候连虚伪都消失了，才是真正可怕的时候。对“伪君子”的排斥和对“真小人”的推崇，折射出的是一种对标榜道德的反感，在这一逆反的基础上，“无赖将自私变成了一种存在主义者的美德。无赖的信条是：倘若坚定的信仰是基于不真实的理性之上，那么最好还是根本就不要有信仰。自私最起码也是一种诚实。而且，它也更有意思。”（《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在现实中，人人都是有缺陷的，一个以正面出现的角色即使从某些角度来看没有错误，那也并不代表他就吸引人——因为“十分正面”往往意味着此人很枯燥、固执、难以亲近。

我们的潜意识使我们往往更易于信赖一个坦率的人（正如赵敏和明教诸人初次见面时坦率地说自己是女子，立刻博得他们的好感，几乎就此不明不白全死在她手里），而一个看上去内省、“不大透明”的人则给人的印象不那么安全。一个“伪君子”遭受非议的原因，往往并非他实际造成了多大破坏，而在于我们“不知道他还偷偷干过什么”，或“还将阴谋干什么”。相比起来，似乎一个公然作恶的人反倒更容易取得我们谅解了。

最后，“真小人”从不忌讳表露自己无限的生的欲望（赵敏在大海上就公然表示自己爱张无忌），这种坦率有时尽管令人厌恶（例如向问天说要吃人肉），多数时候却讨人喜欢，甚至显示出一种天真的喜剧效果。

除了一些过激的犯罪行为之外，邪派的怪物们通常反倒显得更富有人性，他们无视管束、权威和死亡本身。正统的价值观，如果构成对他们行为的巨大障碍，那么他们也毫无顾忌地予以蔑视，对无限自由的期望使他们将正道的戒条视为禁欲和拘役。在潜意识里，人们是暗暗羡慕他们的这种自在的，而做一个“正派君子”则意味着要压抑自己的至少一部分欲望。

在《西游记》里，猪八戒和诸多妖怪一样，被自己的欲望所主宰，渴望一种纵欲生活，他们即使不是被贬低，也是被嘲笑的；如今他们的同类得到人们的同情和认可，这些人间的妖魔看来更有个性、更有趣，他们身上或许没有神性，甚至还带一些兽性，但至少并不隐瞒自己人性的弱点。

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都可能遭到怀疑，他们的绝对性已经降为相对性。没有任何神圣，也反感任何敢以神圣自居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劝人做一个好孩子，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人们想做的就是一个坏孩子，那样或许更酷。

用Daniel Bell的话说，人们相应地把对“品格”（character）的重视转移到了“个性”（personality）上面。从这一点来说，金庸所写的与其说是一个传统的江湖社会，倒不如说是现代社会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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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 | 退出政坛，金庸让世间多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原创： 叶克飞  大家  今天



许多年后，我已淡忘了自己到底何时开始读金庸，但仍可以在自己的书架上找到两套金庸小说，一套是成年后陆续购得的整版，另一套是年少时在街边小书店随意购得的盗版。

在那一个个寒假和暑假里，兜里顶多只揣着几十块钱的我在小城街巷里溜达。那时街上还有许多小书店，它们会在几年后陆续倒闭。架上的书有正版也有盗版，盗版武侠小说总假托一些偏远出版社的名字，每页起码有十几二十个错字，部分书页还是毛边。

情窦初开的少年读金庸，最在乎的往往是情，而且最喜荡气回肠，所以当年最爱《神雕侠侣》。叛逆期的性子又最喜跌宕，对那种被误解被歧视的遭遇总有一种恨不能引向自身的共鸣。比如《笑傲江湖》里令狐冲跟随华山派众人前往林平之外祖父家中做客的那一段，种种误解看得我咬牙切齿。同时又对各种报复式宣泄大感畅快，尤其是《神雕侠侣》中杨过大闹全真教，要与小龙女成亲的那一段，边曾让我看得解气。还有杨过为郭襄过生日，三份大礼使得全场英豪暗淡无光，也让我看得兴奋无比。年少还免不了豪情万丈，自以为人生无所不能，《天龙八部》里乔峰等三兄弟在少林寺聚首的段落，便让我看得热血沸腾。



资料图：金庸全集

可是，当我过了看热闹的年纪，于二十多岁时重拾金庸，便有了别样感受。当年最喜欢的那些女子，此时多已不喜。尤其是传说金庸以梦中情人为原型刻画的那几位，越是“冰清玉洁”，反而越让我不喜。金庸的女性观也让我心生隔阂，记得年少时读一些武侠评论，多半指金庸笔下女性传神，古龙则习惯将女性物化，“高耸乳房、浑圆大腿和修长小腿”往往比名字更能让人记住。

可多年以后，我心中最好的武侠小说女性角色，却是《萧十一郎》里那个敢爱敢恨的风四娘。反倒是金庸，他的传统观念投射于女性时，那种尊重常常似是而非，骨子里仍是走“贤妻良母”的路子。黄蓉从《射雕》到《神雕》的转变并非孤例，双儿式的忠心小丫鬟形象固然是许多男人的梦中情人，但多少是大男子主义的意淫，这种欠缺独立性的女性形象，在金庸作品中十分普遍。

也正因此，成年后的我始终对一种说法十分抗拒，即“梁羽生和金庸开启了新派武侠”，尽管这一说法已近乎约定俗成。在我看来，梁羽生和金庸在武侠领域仅有质量上的超越，却无形式上的超越，说他们承继王度庐的奇情一派，并无大偏差。金庸自己也曾说过：“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于我而言，真正在形式与内涵上超越民国以降旧武侠小说者，应是古龙。

不过，金庸在我心目中仍是一位伟大作家，《笑傲江湖》更是因其隐喻，成为我心目中可列入世界经典之林的小说。也许很多人会对我这句话抱以嘲笑，可老实说，我从不认为《笑傲江湖》对政治的影射弱于《1984》和《动物农场》。



早在民国时代便进入报界的金庸，报人形象并不弱于作家形象。而在我眼中，他赋予武侠小说的最大意义当属政治性。

1959年，金庸于香港创办《明报》，此前的1950年，他曾赴北京外交部求职但未果。1985年，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8年，他与查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直至1989年，他才告别政坛。

无论是武侠小说里体现出的家国情怀，还是现实中对政治的热衷，说金庸有着传统士大夫情结，应该没有争议。他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包装自己的情怀，其实也源于他对传统小说和现代文学的看法。他曾说过：“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对于文学而言，这并非坏事。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被污名化的时间已经太久，早年的鸳鸯蝴蝶派不就是这样蒙冤的吗？在我看来，当年的左翼文学，并不比茅盾所说的“封建的、小市民的文艺”高明多少，文学性甚至还有不及。

但从政治性而言，这种传统士大夫情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让金庸有着极深的入世之心。海宁查家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算是基因，早年赴京谋外交部职位的经历只是个开端，他念念不忘并被各种传记作者大书特书的那个被邓小平接见的日子——1981年7月18日，也是他眼中的一世荣光。

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往往与现实格格不入。有人曾这样记录金庸当年去北京谋求外交部职位的样子：“那时，查良镛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去了北京”，这自然难免铩羽而归。好在年轻时代的金庸似乎兼具清醒与锐气，当乔冠华告诉他“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但如果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仍有可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时，他选择放弃。次年，他的父亲查枢卿死于土改。

金庸的这种敏锐在后来时有体现。“六七暴动”时，他主持的《明报》坚定谴责暴徒。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被批判时，《明报》也是率先报道此事的香港报纸。

但随着年纪渐长，敏锐往往又会伴随世故。也是在那场1981年的会面里，提及金庸之父在镇反中被杀的事情，金庸的说法是“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这固然是句场面话，但仍让我颇为失望。这次接见后，海宁县委和县政府为金庸之父平反，金庸专门致信县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有人说这是胸怀，我却只觉“致谢”二字刺眼。



但我也曾在写过这样一段话——“金庸绝非权力欲爆棚之人，这也正是他性格中极其矛盾的一面，一方面有入世的传统士大夫情怀，另一方面又渴望淡泊明志。他崇敬的历史人物，如范蠡、张良，都属进出自如之人，入世做得帝王师，出世不带走一片云彩。金庸以此二人为偶像，难免顾影自怜。就如沈君山所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可惜金庸只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状态。”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遗憾，金庸开始在武侠小说中夹带自己的政治观。2000年，他曾在演讲中提到，在《天龙》之后，他“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笑傲江湖》就是典型例子。

《笑傲江湖》乃至《鹿鼎记》的成就，让人庆幸金庸的选择，即使是被迫的。1963年开始连载的《天龙八部》里有丁春秋，1965年开始连载的《侠客行》里有白自在，二者都是以极端个人崇拜的形象出现，但金庸笔调十分戏谑。1967年开始连载的《笑傲江湖》，东方不败、任我行乃至左冷禅和岳不群，无不是权力面前的异化者，所谓“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所谓“教主宝训”，已不算是影射，而是赤裸裸地揭露与嘲弄。《笑傲江湖》里的江湖之争，本质全是意识形态之争，如华山派的剑气之争就是路线之争。到了收山之作《鹿鼎记》，神龙教的看家本领就是屠戮老臣，重用喊口号的年轻弟子。也正因此，武侠小说变成了寓言。

这种对权力斗争的白描式批判，乃至《鹿鼎记》中侠文化这一乌托邦的幻灭，比当初《射雕英雄传》崇尚的“侠之大者”委实高出了几个档次。金庸是少数能够越写越好的作家，当然，及时搁笔也是一大因素。

如果金庸不选择搁笔，以他晚年略嫌趋炎附势的表现，还有修订作品时的“昏庸”，很难想象他能超越《笑傲江湖》和《鹿鼎记》。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公元1874-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谈起#金庸去世#，说虽然他影响力很大，值得尊敬，但始终写的是武侠小说，娱乐的东西，如今来看已经过时了，没什么文学价值。

其实这样的朋友对金庸的武侠，乃至对他笔下那个纸上的江湖世界。其实有所误解。

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并不止是武侠小说那么简单。

清末开始，写武侠小说的人就不少，到了民国时期风起云涌，武侠小说家出现了上百个，甚至还诞生了还珠楼主这种写出五百万字奇幻世界的超级达人。这里提到还珠楼主还得多说几句，这位四川的小说家写了《蜀山剑侠传》，如今再看，满篇都挥之不去的是中国人的想象力。难以想象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小说。

那时候十来岁的我受教科书的影响，以为那个年代的作家都是鲁迅这样的家国天下，旧社会暗无天日啊，民国腐败堕落啊，写点儿风花雪月的东西比如鸳鸯蝴蝶派都被批判不爱国；但看了《蜀山剑侠传》被折服，我惊讶的是，在那个年代竟然有人这么认真的写了一个幻想的中国武侠世界，而且一写就是几十年，笔耕不辍。

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伟大的超长篇小说，洋洋洒洒百万字展现出了国人难得的浩瀚想象力与庞大壮阔的宇宙观，远非现在那些九流修仙玛丽苏可比。可惜只写到1949年，后来吓得作者不敢写，就此烂尾，留下遗憾。

还珠楼主启发了金庸，他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善于营造出一个宏伟的世界观，然后在这个世界观里去写故事，写人物。

而且你别说武侠小说老套，其实换个方式想，这不就是中国的超级英雄故事吗？乔峰的降龙十八掌和钢铁侠发导弹有什么区别呢？X战警不就等于江南七怪么？六脉神剑不就是死光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武侠小说本身的娱乐性是不会过时的。

金庸的小说本来就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为了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不停的购买《明报》，就跟我们现在追剧似的，所以早期为了报纸销量，的确是娱乐性比较强，尤以《射雕英雄传》为甚。但到了中期，报纸销量不愁了，金庸就注入了自己人生里，对世间百态的理解。

我最喜欢的是《天龙八部》。我觉得这是金老爷子的巅峰之作。这部小说在连载初期，金庸是想写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千姿百态，加上印度和云南的神秘宗教氛围，是以命名为“天龙八部”。但写着写着收不住了，故事也不再是大理段家为主角，却慢慢演变成了乔峰。

乔峰这个人物，基本就是我年少时候树立三观的典型。小说看了无数次，连续剧独爱TVB黄日华版，甚至后来我的朋友老华在微博要弄头像，我也毫不疑惑的向他推荐了黄日华版的乔峰。

为什么说《天龙八部》是巅峰呢。因为这部小说的写法首先就是反常规的。

大部分武侠小说，主角都是练级打怪，从什么都不会的1级到100级，从愣头青到学满一身的武功，然后成为名满江湖的超级大侠，再抱得美人归。

你看，现在的那些爽文、网文，是不是都是这个套路？包括我上面提到了早期代表作《射雕英雄传》，就是最典型的这个套路。郭靖就从啥都没还结巴的小年轻，变成一代大侠，身边还跟着俏皮可爱的黄蓉，爱他爱得死心塌地。

而《天龙八部》是怎么写的？

三个主角里，段誉无心武功，学会六脉神剑后，从头到尾就没有认真用过，大部分时候都是想发发不出，不想发却发得出了，属于搞笑来的；虚竹还稍微按照这个套路来，但绝对的真·主角乔峰呢，一开始就已经是超级大侠了，名满天下，已经当上了丐帮帮主，练满了100级。

比起书里，电视剧的出场更直接，乔峰劈头盖脸就一套降龙十八掌，打得对手灰飞烟灭。

这种反常规的写法，就已经注定了《天龙八部》的不寻常。这不是给人爽，不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每天兴奋看连载，看主角不停杀敌人，挑战一个又一个BOSS的那种HIGH文。

《天龙八部》在写什么？家国天下，身份认同。

乔峰受人敬仰，在武林是公认的英雄。结果有一天，被人揭穿，原来是契丹人。原来不是汉人，是契丹狗！乔峰还是那个乔峰，但一下子就从万人敬仰的英雄，变成千刀万剐的异族败类。

乔峰痛苦，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自己是契丹人，以前做的好事都不算了？自己就一下子变成坏人了？

而在帮派里，每天被簇拥，被爱戴，是丐帮弟子们心悦诚服的丐帮帮主，他也洒脱率性的做着这个帮主，对大家一视同仁，没有私心；但他变成契丹人了，这些弟子们就翻脸比翻书还快，从爱戴变成了唾骂；而且他突然发现身边竟然有那么些人一直对帮主这个位置虎视眈眈，权力早就扭曲了身边的兄弟们……

他怀着对中原的失望，回到契丹，受到王室的热烈欢迎，当了大官。结果他并不开心，因为他知道契丹要发动不正义的战争，入侵中原。除此之外，身处权力核心，他发现依然逃不过权力的漩涡。

于是他又只好用最决绝的方式去回到中原。对人世间彻底失望到绝望的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最后的献祭。

乔峰像一个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这种武侠小说可不是什么爽文，根本让一般的读者开心不起来；而且比起他的职业生涯，他的爱情更让人痛苦，他亲手打死了自己最爱的女人阿朱，另一个爱自己的女人刺瞎了双眼……所以乔峰的痛苦，不仅仅是对自己家国情怀被人唾弃、污蔑的那种无助的痛苦，更是对亲手葬送挚爱、有爱不得的绝望之痛。

我是初中时候看的《天龙八部》，当时是刚读完《鹿鼎记》，对这本爽文书看得相当过瘾，YY了韦小宝娶七个老婆的幸福和性福；接着看《天龙八部》，以为可以看乔峰段誉虚竹他们大杀四方，应该比《鹿鼎记》更爽十倍吧？结果却看到这样一个让人心口堵成千斤重的书，郁闷得不行。

后来年纪再大，重看多次，才明白书里金庸先生所包含的那种家国天下的情怀。

乔峰身上的悲剧，展开写一万字恐怕都写不完。金庸或许是想用这样一个角色，来提醒世人，要抛弃民族仇恨，而要记住个体做事的好坏。《天龙八部》里，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顶着杀“契丹狗”的名义，可以荼毒生灵，为非作歹，煽动麻木的大众去完成一己私欲。他们害死的不光是乔峰，更葬送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仇恨并不能让人进步，只能蒙蔽双眼，被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所操控。要进步，首先就要放下仇恨。《天龙八部》里包罗万象，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情愫。

可惜的是，这部五十年前的小说里，金庸写下的这些悲剧，时至今日却依然还在上演。

所以，金庸的文字是永远不过时的。年少时读金庸，可以看里面那些上天入地的武打场面；年纪大了，就看深一点吧，懂得隐藏在种种绝世武功之后的那些悲悯与伤感。

关于《天龙八部》一书，陈世骧评价说：

「悲天悯人之作......读《天龙八部》必须牢记住楔子一章，就可见'冤孽与超度'都发挥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

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301162097542074

金庸的江湖：读书人一声长叹

押沙龙
10.31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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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说金庸先生去世，我脑子能想到的第一个东西是那首歌《铁血丹心》。

不是那首歌一定有多好，也不是说《射雕英雄传》在金庸作品里多出色，实在是因为小时候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现在的孩子看《射雕英雄传》，可能没有太多感觉，但是在当时，这就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每次听到《铁血丹心》，仿佛还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豪迈罡风。

第一次知道有金庸这个人，到处找他的书。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的口诀，谁也不知道金庸写过什么书。市面上出了无数“全庸”的书，还有“金庸著”的书，买了以后才知道这不是金庸的著作，而是作者人家就叫“金庸著”呢。

在搜索金庸的过程中，读了无数的烂书。但就算是当时，就算我们都是孩子，也能辨别出这些垃圾恐怕不是金庸写的。就像现在的小孩，哪怕不懂汽车的细微差别，但要是见了奥拓和法拉利，还是能知道这俩车肯定不一个价钱。

二

现在回头来看《射雕英雄传》，就觉得有很多缺点。在金庸的小说里，不算是第一流的作品。

它框架搭得非常好，但是里面填充的内容有时候比较粗糙。有很多冗长的片段，莫名其妙的情节，郭靖对黄蓉发生误会那段更是让人看了气闷。但是总的来说，这本书还是光芒四射。

而且，它是金庸小说里最温暖的一部，就像一个童话版的武侠。

童话里的人往往都是好人，坏人也都是脸谱化的坏人，没有真正让人恐怖的坏人。《射雕英雄传》就是这样。里面的坏人也是中规中矩的坏人，坏得四平八稳。欧阳锋算是大反派，但是千金一诺，很要脸面，虽是坏人也可欺之以方。完颜洪烈更不像是真正的坏人，对杨康的感情甚至让人动容。

《射雕英雄传》里的武侠世界，是传统的，也是温暖的。正义就像一面永不褪色的大旗，让人感觉这个世界是可靠的，安全的。

我接受这个世界，它让人安心。

三

所以，当我读《天龙八部》的时候，就受到了一次冲击。

《天龙八部》跟《射雕英雄传》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天龙八部》里的人物几乎都是巨大的，就像希腊悲剧里的人物一样，他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个性是张杨的，身上几乎都有一种狂野的生命力。你要是郭靖扔进《天龙八部》里，那就是个绝对的另类。

但是这些巨人最后都毁于悲剧。

这样的世界太让人不安了。

包不同死的那一幕让人震惊。

段正淳死的那一幕让人震惊。

萧峰死的那一幕让人震惊。

阿紫死的那一幕更让人震惊。

而游坦之的一生都让人震惊。

在这个世界里，巨人们行走，纠缠，然后毁灭。这是一部武侠版的《伊利亚特》。

《射雕英雄传》给人展示了温暖，《天龙八部》给人展示了悲剧。我觉得这是金庸先生的一次突破。写《射雕英雄传》的金庸只是一个好作家，而写《天龙八部》的金庸已经接近了伟大的境界。

四

不过，《笑傲江湖》给我的震惊更大。

笑傲江湖里的武侠世界太黑暗了。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震惊，青城派杀了林平之的满门啊！可以说是全家抄斩，连镖师都不放过。这要是在《射雕英雄传》里，洪七公怎么会坐视不管？郭靖又怎么会装不知道？

可是在《笑傲江湖》里，方证大师装不知道，冲虚道长装不知道，所有的名门正派都装不知道，开会的时候该请余沧海还是请余沧海，该来往还是来往，该合影还是合影。

在这个世界里，道义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没有武力的时候，没有人会管你的死活。你有武力在手的手，更没有人管你手上是有血还是没血。这就是笑傲江湖里的武林。

但是这往往就是现实啊。我们把武林当成现在这个世界的话，情形没有两样。

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时候，谁会管元帅有没有杀掉哥哥？谁会真去管马来西亚的民航飞机是被谁打掉的？当年乌干达的那位吃人肉的阿明总统，到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时候，全员起立，鼓掌经久不息。

也都是名门正派啊。

《射雕英雄传》里理想主义情怀，终于一步步变成了《笑傲江湖》里的残酷现实。这就是知识分子啊，这就是读书人的心理历程啊。

我相信金庸先生写到《笑傲江湖》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份悲伤的。

五

但是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在《笑傲江湖》里放了一把剑。独孤九剑。

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天涯何处，可避暴秦？

令狐冲的这把剑就是刺秦的剑。这把剑在所有人都要跪下的时候，也要争取站着的权利。

按照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验，令狐冲都应该是死的，这把剑都应该是断的。但是金庸用“机械降神”的办法保全了这把剑。也许他有商业上的考虑，怕读者不接受太残酷的结局，但我宁肯还是相信这是金庸的一点不忍之心，一点残存的希望。

六

也正因为《笑傲江湖》摆在那里，我始终不接受《鹿鼎记》。

作为一部小说，《鹿鼎记》确实有闪亮之处，很多地方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但是它也有大量芜笔，很多情节不堪卒读，尤其像雅克萨之战啊，韦小宝在俄国之类的篇幅，不客气地说简直像垃圾。《鹿鼎记》之所以水平参差不齐，我觉得就是金庸心态上是彻底放开了写。人在放松状态下，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都容易暴露出来。

但是心态上的放松，也伴随着观念上的松弛。很多人说《鹿鼎记》是金庸的顶峰，在我看来恰恰相反，鹿鼎记是金庸的一次大溃败。

从《射雕英雄传》到《天龙八部》，再到《笑傲江湖》，金庸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其实是越来越清醒，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第一流知识分子的那种坚持其实都是这样被打磨出来的。你能看到这根弦被越调越紧，但是到最后关头，它忽然松弛了下来，变成了这部《鹿鼎记》。

他忽然退回到了东方式的传统智慧里去，用和光同尘来掩饰自己的溃退。既然天涯无处，可避暴秦，那么反倒不如像韦小宝那样随机应变，无所固执，也许所有的矛盾自己就会缓和下来。

当然你也可以说韦小宝固执于义气，但所谓义气，无非是这部书最后的一点遮盖。下面就是赤裸裸的、也是无奈的犬儒。

七

当然，金庸先生还是伟大的。就连他最后的退却，都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他是一个通俗小说作家，但是他在通俗小说的框架下，已经把内容几乎做到了极致。他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人。学院派作家也许会对他有点歧视，觉得他写的终究是通俗小说。可是，会写学院派小说的人，会写先锋性戏剧的人，中国一抓一大把。可是再过一百年，中国也未必能有第二个像金庸这么会讲故事的人。

仅从这一点，他就是伟大的。

而且他是有寄托的人。他的书里有他的寄托，有他的情怀。王朔说他是四大俗，说就是一些无聊的人打来打去。那是胡说。王朔根本没有读明白金庸的书。

金庸的小说有对这个世界的认真思考。他有对这个世界的梦想，但也呼吸到这个世界的悲凉，体验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然后，他把梦想、悲凉和残酷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张可久有一首曲子里说：“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在金庸的书里，我就能听到读书人的这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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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宇宙中，男子亦柔肠百转，女子亦慷慨悲歌|| 价值观

侯虹斌  侯虹斌客厅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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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宇宙中，男子亦柔肠百转，女子亦慷慨悲歌|| 价值观



据《明报》报道，金庸（原名查良镛）30日下午，因病在香港养和医院辞世。

傍晚，当消息得到确认之后，几乎朋友圈全部都只剩下一条消息了：“金庸逝世”。仿佛一个时代结束了。

就别人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可能是溢美之词；但对于金庸，以及“有华人处必有金庸”的“金迷”来说，这只不过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一点也不多。甚至有人说，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就是金庸宇宙构造的。


出演过金庸作品的明星们纷纷发文悼念

1/4

十多年前，我曾在西安的一次“华山论剑”的活动中，作为初出茅庐的小记者，近距离与金庸等人坐在一起；那次活动还有正在拍《神雕侠侣》的张纪中和尚未走红的16岁的刘亦菲。

金庸很温和，很精神，完全不像年过八十的老人。



每一个人，都对金庸作品的这副对联非常熟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横批是“越女剑”。我也早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射雕英雄传》了，只觉引人入胜，竟然手不能释卷；接着，我在中小学已读完了全套金庸，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价值观。

像我这样的“金迷”，也只不过是普通段位的；金庸还养活了一大批人。从仿造他的风格的盗版“金庸新”“金庸巨”“金庸名”等写的武侠小说，到剖析他的小说的各类研究者，再到不计其数的影视化作品、翻拍，大量名导演、明星，凭着“金庸作品”而走红。直到自媒体的新世代，还冒出了“剑桥倚天屠龙史”的新恒平、六神磊磊、熊太行等作者，靠着分析金庸、写金庸而走红。

金庸大侠的武侠世界，就像是一个鲸落，虽然多年前金庸早已封笔不再有小说面世，但它们早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就如鲸落可以供养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长达百年一样，这十五部长篇和中篇，足以将供养起无数靠金庸武侠吃饭的人。


金庸部分被影视化的作品

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资格的巨匠也不过一个巴掌就可以数过来。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这样来评价金庸：

“金庸实际上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一种产业的发动母机，由他发动起来的产业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产生这么大的价值，使这么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能够就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其实，金庸本人的才华非止武侠，他涉足传媒界多年，1959年创办《明报》，1968年又创办主打娱乐、名人及时装的《明报周刊》，再创《明报晚报》。《明报》在上世纪80年代急速发展，他一手写政论，一手写武侠，两手都硬，两边都成就卓越。

而且，金庸对政治是有着热爱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甚至还曾去北京谋求外交部职位，最终铩羽而归。如果不是热衷政治，金庸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写下《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等明明白白地影射政治之作；也不会创办《明报》；更不会长年执笔写政论。晚年，金庸多有向大陆靠近之意，也令他在武侠世界中的矫矫不群当中，降维到世俗当中。


金庸（查良镛）在港大题为《中国历史的大势》的讲座

不过，无论如何，大家记得的仍然是他在小说当中的“侠骨柔情”：

这个世界里，既有剑胆琴心，又有儿女情长；既有家国情怀，又有柔情蜜意。

2/4

所谓的“金庸宇宙”，就是金庸建构起来的架空世界，这个世界里，既有少林、武当、峨嵋等派别，传承有序；也有九阳真经、九阳白骨掌、轻功、内力等可以计量的武力值；儒、道、释、甚至拜火教等各种宗教互相渗透，契丹、蒙古、金朝、西夏、俄国等外族的友人或敌人。随时参与混战；而且，武林高人一直与朝廷和真实历史有着互动，甚至塑造着历史。

不是说吗？假如当时丘处机没有路过牛家村,那么，秘密跟踪他的那些金兵就不会死在郭、杨二人的院子里，郭靖和杨康将会平平安安出生在牛家村；而在蒙古的铁木真，要是没有郭靖相助，就会死在扎木合他们手里，蒙古各部也就不能统一，也就没有后来西征欧洲了……


《倚天屠龙记》剧照

更重要的是，金庸建构起一种新的价值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早一代武侠小说当中不曾见过的。不曾想，金庸又亲手消解了这个世界。

从《射雕英雄传》之英雄，到《笑傲江湖》中对权力毫无兴趣、只知道喝酒与小师妹的胸无大志的反英雄；

到《天龙八部》之英雄走投无路、惟有一死以谢天下；

最后更以《鹿鼎记》中的“以为是流氓却是英雄，以为是英雄却是流氓”的“古惑仔”封笔。

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小说当中，主角对政治的幻灭，是一步一步来的：由美好、到丑陋；

政治对人的破坏，也是一步一步来的：由肉身毁坏、只留英雄气概在人间；到不混世不和尘同光、变成流氓，就无以立足；最后只能身与名俱灭。

金庸用十五部小说就写完了历史。


98版《鹿鼎记》剧照


3/4

其实，在年少时，一般人于国、于家、于政治、于天下，想得少；更容易从中感受到的，是缠绕所有故事当中的爱情。

由于这些情感镶嵌在生离死别和重重荆棘当中，金庸武侠宇宙中的爱情，比琼瑶爱情宇宙中的爱情，更令人刻骨铭心，肝肠寸断。

我印象最深的是，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出自陈世骧先生1966年致金庸的一封书信，是对《天龙八部》的评论。

这也是夏济安和陈世骧两位文学大家的盛赞，认为有悲天悯人的古希腊悲剧色彩。

所有人，无分正邪，均中了这一咒语。

我们记得乔峰与阿朱的“塞上牛羊空许约”，乔峰和阿朱约好除掉大恶人之去塞上隐居，与牛羊伴终老。

然而，乔峰偏偏一掌打死了假扮段正淳的阿朱。



我们也记得，在赵敏被各大门派围剿最危急时，她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大闹张无忌婚礼。



她的下属范遥眉头一皱，说道：

“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是勉强不来了。”

赵敏道：

“我偏要勉强。”



张无忌欲与周芷若联手，周芷若冷笑道：

“咱们从前曾有婚姻之约，我丈夫此刻却是命在垂危；若再邀你相助，天下英雄人人要骂我不知廉耻、水性杨花。”

张无忌急道：

“咱们只须问心无愧，旁人言语，理他作甚？”

周芷若道：

“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有夫之妇，作此语，何等之胆大！

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那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

“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李文秀孤独的身影，令人怅然。

胡斐中毒已深，只听到程灵素说，

“我师父说中了这三种剧毒，无药可治，因为他只道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肯不要自己的性命来救活病人。大哥，他不知我……我会侍你这样……”

而且，她在为胡斐吮毒之后，仍然巧心经营了一个局，在她死后杀了两个恶人；胡斐一动不能动地感受着她的尸体在身边冷却……

当然，还有风陵渡口，一见杨过误终身的郭襄；也有十六年之约，在悬崖边等到黄昏仍未见到小龙女的杨过；更有黄衫翠羽，因为误会而终身惆怅的霍青桐……

何必偏要去找苦情的诗篇，就算是神仙眷侣，也终有一别，

“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重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了。”

杨过携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行下山，只留下惘然的郭襄和我们。



4/4

一直以来，都有“金庸是否是直男癌”的争议，证据就是，他的小说当中的女性，都是为男主角而存在。

从来都是女人为男人而牺牲，女人为完成男人的夙愿而奔忙。

小说中的女性，尤其是女主角，都是漂亮迷人，出身高贵，体贴懂事，男人最爱的那一款。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我并不觉得贴个标签就完了，更要看到金庸小说与他的真实观念当中复杂的层次感。这才是技术活。

殷素素在临死前对儿子是怎么说的？要他警惕，

“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



发自肺腑啊。

仿佛在作者眼里，女人都是大猪蹄子。

但实际上，他笔下的女主角，哪个不是大美人，但何尝不是都忠肝义胆，敢作敢当，痴情重义？

1.金庸小说当中的女主，并不是完美女人，至少不可能是“直男癌”眼中的完美女人。

比如说，程灵素，飞狐外传的双女主之一，瘦弱身形、平凡样貌，出身寒苦，是使毒的高手——穷，不美，没有才华（江湖世界里指的是武功）。

样样都差，不可能成为良配，只可能是炮灰，却是金庸自己最爱的女性之一。

她终于为爱人而死；爱人心上念的千百遍的，未必是她的名字，她却始终是一抹白月光。



小龙女，出场时非常完美，因为冷若冰霜正符合大家对处女的想像。

然而，开篇没多久，金庸就安排了小龙女被强暴。

这种想象在传统小说当中，简直是突破边界了。

更难得的是，虽然“强暴”这个剧情推动了情节发展，但对小龙女和杨过并没有心理阴影。

小龙女并没有对自己的“被沾污”有一丝愧疚，更没有自惭形秽。

这种观念，甩了直男癌患者几百里地了。



2.金庸本人喜欢的那一类传统女人，在书中没有什么光彩，一点也不感人。

比如说小双，小昭。金庸多次说过，他很喜欢小双。

原因无外乎就是她忠实于主人，认真服侍主人；我补充一句，小双是一个最好的女奴。

当然，这样很讨主人（也就是男人）喜欢。

但实际上，金庸没有办法把这样一个纸片人写出魅力。而且，这种忠诚也没有得到男主真正的爱。


高圆圆版周芷若

3.金庸世界里，最光彩照人的女主角，必定是各种各样的“妖女”，有主见，有想法，不同流俗，甚至一定程度上为世俗所不容。

黄蓉、赵敏、周芷若、任盈盈、小龙女、袁紫衣……都是各种妖孽，搞不定，摆不平的。

就算与男主恋爱之后，也是种种生离，种种死别，男主有男主的事业，女主有女主的人生。

这不是普通男性能坐享其成的那一类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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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版赵敏

4.最扣人心弦的那一类女人，没有哪个是“好东西”。

康敏，不是普通的“妖女”，已是一个有谋略的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女人了。

可她与白世镜那番“月亮又白又圆”的偷情调情，仍然是风光旖旎，令人心荡神摇。



李莫愁，为情所苦，心狠手辣，杀人无数。

但她对婴儿郭襄却流露出浓浓的母爱，甚至还冒着危险给她找母豹子喂奶，又有其可堪怜悯的一面。


李莫愁

郭芙，刁蛮任任，愚昧无知，到处闯祸，还砍断了杨过一只胳膊。

但在最后战场上，她跪下乞求杨过救自己丈夫时，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爱的人就是杨过。

那是种一生都连耽误了、一生都错过了的迟钝和痛感，可怜、可叹，感同身受。



连刀白凤，这么一个正面人物，身为世子妃，还跟路边乞丐私通、生下王储，最后这个私生子继承了帝位。

如果没有悲悯，断然写不出这么多令人痛彻心肺的“坏女人”。

5.女人固然是在为男主角们牺牲，但男人，也心甘情愿地为爱情舍弃良多。

虽有郭襄、陆无双、程英、公孙绿萼“一见杨过误终身”；而杨过，也在一路追随小龙女的步伐，一等就是十六年。

最后，他这样一个如此留恋花花世界的大侠，可以为小龙女一辈子躲进古墓当中，一辈子不再见人。

段正淳，一生风流，但他誓与他的情人们同生共死，也堪称磊落。

至于郭靖背着黄蓉，万里迢迢地去疗伤，那就理所当然了。



写到这里，我已经黯然神伤。

这是一个有情有义，剑琴胆心的世界；你可以拼将一生休，尽君今日欢；我也可以任你剑刺胸膛、不闪不避、尽我道义。

直男癌的意思是，女人是不行的，女人是要为男人服务的；我是男人，所以我最帅我最棒。

女人好不好，要从是否利于男人的尺度来衡量。

但金庸小说，显然不是。

他不畏惧女人的魅力、强悍，给女人安排了强大的力量；而男人，那些爱她们的男人，始终拜服于她们的力量之下。


冯晓文饰演的苏荃


传统中最欣赏女性的白、幼、瘦、嫩、天真、听话，在他笔下，虽然也有，但几乎是毫无存在感的：因为他并不真喜欢这种女人。

还觉得金庸是直男癌的，你真是太不懂他了。

这是一个如此迷人的世界，你却只懂得贴标签，真是明珠暗投、暴殄天物啊。

金庸宇宙当中，男子亦柔肠百转，女子亦慷慨悲歌；当这个世界通过无数的文字、游戏、影像作品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每个人都从故事当中接过了人物的密码，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我们和人物一起成长。

但是，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个武侠宇宙中最大的英雄，金庸自己。

我想，那并不是一个终结。他的宇宙还是在延续，鲸落的生命力，还有很久很久。

（原文分为两部分，分别首发于“新京报”和公号“彬彬有理”。）

@上海滩小律师
私力救济的死局：

中国的小说家，哪怕远离政治去写小说，但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政治，所以小说中处处可见各种政治隐喻，哪怕写妖怪神仙的《西游记》也处处都是政治隐喻，有背景的妖怪和没背景的妖怪作恶结局就是不同；天山的神仙有长生不老蟠桃可以尽情吃，地下的妖怪要长生不老就只能吃唐僧肉，上层随便一个桃子就能解决下层用命去换的资源；二郎神打败了孙悟空，但却不能升官，玉皇情愿求如来也不再找二郎神帮忙，因为二郎神是外戚，外戚权重要影响皇权。

金庸的小说为啥好看，就因为他出生书香门第，又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可以尽情的在小说里隐喻，武侠世界和现实世界都会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问题，那就是如何私力救济，或者简单说就是如何复仇。

复仇的故事，既能让故事展开，又能借此开展政治隐喻，同时由私人暴力的使用有了正当性，我就想说说这私力救济的死局在哪里？

金庸的父亲莫名其妙的就死了，所以他的小说中的大侠的毕生使命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往往杀父仇人也都是武林高手，那这时候咋办，你去报官府，水浒传看过没，里面可曾有过一个案子是公正审判的？所以报官府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只能自己私力救济，那就必须学得一身好武艺。

学一身武艺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杨过是郭大侠引荐进入玄真教习武还照样被欺负，如果没有主角光环是绝对遇不到神仙姐姐的，甚至进玄真教的机会都没，能进个什么神拳门、巨鲸帮、海沙派就不错了，学点三脚猫的功夫，一出手就是死，林平之没任何主角光环，想学绝世武学，除了自宫之外，没任何一条路可以走，要复仇的第一步，就是不把自己当人看，无限制的压榨自我以获取额外的力量，因为除了自己的身体和脑子之外，此时你没任何资源可以依靠。

那好，就当你学成了一身武功，可还是没用啊，学剑一人敌而已，剑术再高也挡不住对方人多啊，大魔头往往是一帮派头子，那要复仇靠个人能力是没用的，无论愿意不愿意，你只能选择自创或加入一个帮派，然后自己成为教主或武林盟主才行，这时候武功就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你的家世背景，人情世故，政治手腕会变得重要，大侠感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接踵而至，如同在一张网罗之中，到最后你都不知道真正的仇人是谁，每个人都在自身编织的利益之网中无法自拔，最后除了放下仇恨，退出江湖别无他法。

金先生的父亲是在斗地主运动中惨死的，那脑洞继续开，这仇是朝代更替，是权力本身，那政治运动死人了，你找谁报仇去，乱世中的人命如蝼蚁一般，所以金庸第一篇小说写乾隆，最后一篇写康熙，文武双全的陈家洛想策反乾隆走改良路线，结果输的底裤都没了，倒是韦小宝工程名就，功成名就靠的也不是武功，而是底层社会的流氓法则，当然成功最重要就是他是皇帝的贴心人所以无往不利啊，武侠写道这里确实写不下去了，你私力救济报仇的终极解决方案是自己做皇帝，否则别无他法，皇权是一切争议的终极裁决者，写到此故事也只能结束，作家也只好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