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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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性史
Ponyyoung
10.05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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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孤 8字路口
1926年的5月份，位于上海四马路（如今的福州路）的光华书局，可是忙坏了。
大量的顾客挤在不大的屋子里，抢着要买一本书。门外还不断有人往里面挤，把道路都给堵塞了。租界的警察不得不拿起水管冲散人群，以维持秩序。
这样的盛况，就是后来的上海畅销作家小韩、小郭，都比不上。
到底是啥书，这么吸引人呢？就是北大教授张竞生编的《性史》。
这是一本非虚构作品，所谓的“史”并不是历史，而是“经历”的意思，书中讲的是7个人真实的性体验。
在每篇末尾，张教授对这些性经验进行了点评，还传授了一些关于性的理论知识。有点像《史记》里的“太史公曰”。
几个月前，正是放寒假的时间，张教授在《京报》上发了个征集启事。意思是，天寒地冻的，如果闲来无聊，就把自己的性故事写出来吧，交给他，作为“性学问”的研究材料。
内容包括啥时遗精、啥时月经、有没有手淫、初次性交的情况、喜欢什么姿势......（此处省略40+个项目）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大方面：性欲、性好、性趣、性量。
广告一出，应征的还真不少。毕竟那时没有电脑手机，没法看小片，确实无聊。张教授从中选了七篇，出了第一集，预备之后再继续出。
书一上市就火了，光是光华书局，一天就卖出一千多本。年轻人看得是血脉偾张，浮想联翩。有张《民国日报》报道说：“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饮了狂药一般”。
《性史》当年的封面。就是放在今天，也不落伍。
也难怪，书里的故事，画面感太强了。比如首篇，名叫一舸女士的作者就这样写道：
生产过后，性欲亢进，初满一百天，已觉十分需要。於是我第一次作了主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处删去若干文字，请自行脑补。）
但很多东西，一旦出名了，往往也意味着争议。没过多久，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看到自己的学生在课堂上看《性史》，这还了得，立刻就给警察厅告了状，说这是淫书，要查封。
于是，这本书就陆续在全国被禁了。出续集的计划，也不可能实现了。张教授也因为这事搞得声名狼藉，别人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卖春博士”。也就是说，教授，变成了“叫兽”。
但是，对于书商来说，可不想放过这么好的商机。他们继续假借“性史”之名，私自出版了大量的盗版作品，还有《性史外集》、《性史补》等。就像后来的“金庸巨著”“金庸新著”。
张教授去世多年后，有一次，他的儿子去香港，竟然在书摊上看到了《性史》的第18集。
这种待遇，其实并不奇怪。
性在中国，一直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人民群众对性的需求与制度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之间的矛盾。
鲁迅老师就说，张教授的理念想要被接受，恐怕得到25世纪。
幸运的是，现在才21世纪，就有了一些变化。
01
张竞生的名字来源于达尔文老师的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另外还有个著名的博士，也是从这句话中取的名，就是胡适。
本来，他和胡适以及参与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并称民国的“三大博士”。但因为《性史》事件闹大了，他成了“三大文妖”之一。
还有俩人，一个是让女生当裸体模特的画家刘海粟，一个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毛毛雨》的黎锦晖。
《毛毛雨》的歌词是这样的：
毛毛雨 下个不停 微微风 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 哎哟哟 柳青青
小亲亲不要你的金
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只要你的心
哎哟哟 你的心
……
所以，还是取“适”字比较好，能适应时代。
张竞生之所以成为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与他当年留学的地方有关，那就是“浪漫之都”巴黎，有名的风骚之地。
1912年，民国政府选派了25名公费生去国外留学，排名第一的就是张竞生。连国父的小舅子宋子文也排在他后面。法国的大学，课业轻松，留学生属于有钱又有闲的群体，生活很是幸福。
在幸福的同时，张同学也追求起了“性福”，很快陷入爱的漩涡，拥有不少情人。有个暑假，他到海边游玩，和咖啡馆的服务员看对了眼。两人常在海边的石头上、海藻里，做起羞答答的事情。
用他的话说，那景象真是：“天光与性电齐飞，欲水和海潮一色。”
因为体味到了开放浪漫的经历，再加上学的孔德的情感社会学的学说，等到1920年毕业回国时，他就想着要把法国人的社会观念，移植到中国。
还在回国的路上，他就写了一封报告，主张避孕和节育，提倡每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到达中国后，他就把这份报告递给了当时广东省的一把手，总司令陈炯明。
陈总司令是个新式军人，感情比较专一，只娶过一个老婆，但生了8个孩子，5女3男。现在听说有人要他节育，差一点一句丢类老母脱口而出。
他问手下：
呢噶银系唔系痴线噶？
多年后，张竞生读到另一位总司令写的文章《母亲的回忆》。里面说，他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但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八个，其余的只能溺死。张竞生更是感叹：节育是多么重要。
当时，张竞生受聘担任广东的一所中学的校长，刚上任，他就让招收女学生，这在当时是打破风气的行为，遭到很大反对。他不怕，愣是招了8个。
因为在法国见多了爱运动、身材健美的女生，他还提倡让学生学游泳。有一次，一个女学生游泳时，不小心溺水了，他竟给她做起了人工呼吸。
不断有人向政府告状，他无法再呆下去，都想跳海自杀了。正在这时，蔡元培入主北大，提出了开明的教学政策，便聘请他去哲学系任教。在学校里，他开设了有关性心理和爱情问题的课程。
同时，他也担任了“北大风俗调查会”的主任委员，要对30多项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其中就有性的一项。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在报纸上登广告征集故事的原因。
但是在《性史》事件出现后，他在北京也呆不下去了，便南下到上海，开了家书店，叫“美的书店”。不知道后来的美的空调，是不是跟他学的。
书店卖的都是些关于美学和性学的书，他还找了几个长得好看的女生到店里当服务员，这在中国也是第一次。之前，所有的商店服务员，都是糙汉子。
这也是他从法国学到的，留学时，他去商店买鞋，女服务员温柔地帮他换上，让他觉得不好意思不买。那时他就知道了，顾客是上帝，服务很重要。
在《性史》中，张竞生曾提出女生在性爱高潮时，会流出一种“巴多淋液”，他称其为“第三种水”。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个单行本，详细阐述这种水。
所以，在书店里，经常有顾客进来，问女店员：“第三种水出来没？”女店员没领会过来，要么说“出来了”，要么说“还没出”。
顾客便邪恶地笑着，眼神怪怪的。还好，那时没有metoo运动。
02
在张竞生的《性史》出现10年之后，市场上又出现了两本关于性的书。
一本叫《情性故事集》，一本叫《性知性识》。作者是同一个人：周越然。
为啥这两本书没有被禁呢？因为路子不一样。张竞生的《性史》本来说是拿别人的例子当研究材料的，结果他把故事本身当成了主体，原文照登出来，就成了让人猎奇的小说。也难怪，人家说它是“淫书”。
而周越然的书，都是一个个小短篇，是他读了大量的中西方书籍后，总结出来的知识点。比如，有一篇叫《说乳》，说女人乳房的样子大概有24种：馒头状、袋状、茶壶状、莲蓬状等。
至于乳房为什么不同，又与女人本身的特性有关，分为四类。长得好看的叫“莲女”，身体健康的叫“术女”，性劣的叫“贝女”，出身卑贱的，叫“象女”。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知识量，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藏书家。藏书就像现在玩单反，是要穷三代的，没钱可不行。但是周越然，却靠一本书的收益，换来了一楼的书。原因是他有一项技能，英语好。
他小时候上的是教会学校，学的就是英语。毕业后，被介绍去上海的中国公学教书，但是只教了两天，加起来才两小时，就被学生给赶跑了。因为他讲话太快，学生听不懂。
在这批学生中，后来出了个博士，就是胡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用到他俩身上很合适。
因为编了一本很受欢迎的民国英文读本，周越然很有钱。他建造了一座藏书楼，取名叫“言言斋”，收藏了大量的黄书，光是《金瓶梅》就收藏了十几种版本。
他本身对性研究有兴趣，空闲的时间，就写写文章，传授些性知识。
他讲过自己在美国逛妓院的事。在“牛腰”、“黑冷区”，其实就是今天的纽约哈莱姆区。有个妓院里，男女黑白，什么货色都有。老板娘名叫Maimy，他叫她梅妹，放到现在，可能就是美眉。
老周进去后，发现一个高大的白人，找了个又矮又驼背的黑人小姐，很是惊讶。梅老板告诉他，这没啥稀奇的，之前有两个白人妇女，专门来找一个黑人矮子。白妇女是银行家的妻子，黑人是汽车司机。
梅妹还悄悄告诉他：“那件事情不在乎长短、身份，或皮色。”
再看看张竞生老师，《性史》第一集首印1000册，他拿了200元稿费，全都分给了作者。但是这本书总共卖了十多万本，都是盗版，他一分钱没拿到，还毁了名声。
张竞生在上海的书店，常被人举报，警察老来查，开了一年多也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这天，他带着家人去杭州散心，结果被抓了。
原来是他在北大的同事蒋梦麟，当时正担任浙江省的教育厅长。认为他给北大抹了黑，要收拾他。
结果，当天晚上在看守所里，他随身带的几本《性史》全被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偷去看了，再也没找回来。
幸亏有朋友把这事告诉了一位在中央当官的军人，到底是兵家出身，比较豪爽，直接质问蒋梦麟说：“我看他的《性史》就是一部好哲学，怎么说是罪恶呢？”还高呼：“第三种水万岁！”
张竞生就这样被保了下来。
想想还真是，人的命呀，得靠自己的努力，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蒋梦麟之后回到北大当了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他在岛上提倡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算是继承了张竞生的理念。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之后的张竞生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他回到老家广东潮州的农村，修公路，开农田，搞起了基建。同时，他还娶了一位能上厅堂也能下厨房的老婆，过起了和谐的家庭生活。
故居被挂上“性文化展览室”的牌子，还是感觉有点儿怪
妻子一连给他生了五个孩子。所谓的节育理念，早抛脑后了，啪啪打脸。
有人拿这事嘲讽他。他的理由是，人在乡间，避孕的器具不方便买到。
真是，套路大过套子。
03
很多事情，只有闹大了，才会被人重视。
张竞生因为性学研究遭了罪，但是中国人对性的态度倒是慢慢放开了，承认是个科学。
这不，新的国家成立后，1954年12月27日，国务院就组织召开了个座谈会，主题是节制生育问题。国家副主席到会做了讲话，他说：
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为什么要赞成而不反对？这个道理列宁已经讲过。
苏联在革命胜利后，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很苦，无产阶级生活更苦，小孩生多了没有办法。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不节育是无法解决困难的。
一年后，一本名叫《性的知识》的书就出版了，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介绍了避孕套的用法，还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状态时的剖面图。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加深，享受生活成了资产阶级的标志，人的欲望也被看做是罪恶的。1957年版的《性的知识》里，很多内容和图片就被删了。
到了1963年，国务院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题是中学生的性教育问题。这次是周公到会讲话，指示要教给青年们科学的性卫生知识。之后，中国的中学就有了生理卫生课。
当年的性教育读本
正是在课堂上，一个叫潘绥铭的中学生懂得了啥是月经和梦遗，但是不知道男女之事是什么，也不敢问老师和家长。
他只好去文学作品中探索，看到一位老革命家的文章里有个“嬲”字，顿时心潮澎湃，把全文倒背如流。每次想一遍，就感到很舒服。
但是没过几年，文革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禁欲的年代。男女的性别差异被抹去，所有的人都穿得一模一样。作风问题，成了打倒一个人的最大武器。
那时候谈恋爱的情景是这样的：女生问，你为什么爱我？男生说，因为你思想好，劳动好。
当美国年轻人喊着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时，中国的年轻人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上山下乡的年轻人里，也包括16岁的小潘。
农村其实是欲望更直接的地方，没有那么多的禁忌。年轻人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性的启示。每天开工前，到了地头，先要进行十分钟的学习，大家一起念：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学习一搞完，大家扛起锄头干活时，就开始聊起了黄段子，比如，谁和谁昨晚的声音太大了，把母猪都惊到了之类的。一边眉飞色舞地说，一边还进行表演。
有的地方没有扑克，就自己用纸壳做起了扑克，上面都是自己画的图案。比如K就画一根棍，Q画一个圆圈，大王画一头公猪，小王画一头母猪......真是韵味无穷。
那时候，在知青中间流行一本书《少女之心》，讲的是一个叫曼娜的女孩，与她的表哥、同学之间的三角恋，里面有不少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内容，被称为“文革第一淫书”。
书中写到，曼娜和表哥想享受男女的快乐，但是又害怕怀孕，于是便找了张膏药，把各自的肚脐眼贴上，这样就不会通气了。
这本书和当时查抄它的通知，俱往矣
评论家朱大可也看过这本书。他说：
拿到书后，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这样会安全些。
04
1979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扩建完成，担任总指挥的一位领导人，找来一批艺术家，想画一组壁画。倒不是说他喜爱艺术，主要是为了节省墙面装饰的材料，因为要从国外进口。
几个月后，壁画完成，其中一幅叫《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中几个少女竟然裸着身体，在淋浴洗澡。作者袁运生，是刚刚从云南写生回来的。
据说当时的北京城，能走得动的一半儿都去看这幅画了
十几年的禁欲时代一下子被打破了，很多人专门坐公交，前往机场看这幅壁画。就像当年张竞生出版《性史》一样。
这事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很多人说要把袁画家投到监狱。
最后传到了中央，邓公亲自来现场看画，看完后，说了句话：“我看可以嘛”。他还说，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
海外的媒体对这件事的评论是：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裸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性，就这样成了一个国家文明开放的风向标。来内地投资的大佬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事情的确在发生变化，也是这年底，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发了个文件，要求加强青春期的卫生教育。中学开始恢复生理卫生课程。
在如何防止手淫这个问题上，标准答案的第一条是：要树立远大理想，把精力都放在学业上。
而这时候，当年的中学生潘绥铭，已经长大了。1981年，31岁的他考进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
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他偶然看到几本关于性的外文书，里面讲瓜哇岛的男子在自己的阴茎上穿了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彰显自己的地位，就像是皇冠。
这让他大开眼界，从此对性学产生了兴趣。三年后毕业，他被分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学校号召年轻的老师开课，他就报了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没想到竟然获得了批准。
1985年秋天，潘老师开始讲课，这是中国第一堂性学公开课。当时的反响有两个：一是旁听的学生太多，都挤到了窗台上；二是从此他多了个绰号，叫“流氓”。
但是潘老师的激情没有褪色，他的目标是，起码要让中国人知道，性爱不只有一种体位。两年后，他干脆从历史系调到了社会学系，专门从事性的研究。
听他课的学生往往有这样一个反应：刚开学时，就连已婚的研究生都喊受不了。但到期末时，即使再纯情的女生，也能讨论《金瓶梅》中的性细节了，而且脸不变色，心不跳。
1988年，社会学系来了一个新老师，是从美国匹兹堡大学读博士的海龟，女的。潘老师一个劲地劝她：“你是女的，你应该来搞性。”对方禁不住劝，也就答应了。这个女博士就是李银河。
做社会学研究需要调查数据，李博士学习几十年前的张竞生，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寻找婚前性行为的人、独身者和自愿不育者等。还真有上百人来找她。
其中一个独身者，李博士问他各种独身的原因，他都摇头说不是。最后，他说：“姐，看你不像坏人，又是留学生，我告诉你吧，我是同性恋。”
此后，李博士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去厕所、公园搞研究，老公王小波也参与进来帮她。
有一次，他去一个男同性恋者约会的公共厕所，发现每个隔间伸出一个头，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
他问线人：怎么回事？线人说：没看上你呗。
1992年，两人完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同性恋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
目前，这本书在豆瓣有1350人评价，评分8.2。有位读者的评语是：
一切能给人以幸福感的生活方式都是合理的。
05
后来，潘绥铭的一个哥们做生意发了财，拉着他一起走山玩水。到哪都介绍他是人大的教授，其实把他当成了花瓶，倍有面子。潘老师也借机逛了很多南方的城市，比如东莞。
跟着这帮人混，免不了要进入一些声色场所，潘老师就此见识了南方性产业的繁荣盛世。他就想考察一下，小姐行业到底是个啥情况。毕竟也属于性学研究的范畴。
正好有个发小，在东莞一个医院当院长，免费给他提供了一张病床，相当于宾馆的单间。他就在这驻扎下来，每天跑到卡拉OK厅，和妈咪、小姐聊天。一呆就是一个半月。
在这个过程中，他总结了经验，要想知道小姐们的故事，不能装成是嫖客，那样只会知道价钱。而是要平等地对待她们，尊重他们。小姐听说他“只看不干”，也不觉得怪，接受了。
他明白了：其实大多数底层人，生活很简单，世界很狭小。她主要判断的是你会不会害她。警察和记者都是会害她的，而你就是一个“来看的人”，她才不管你是不是有什么嗜好啊，是不是变态啊，她没这些概念。
自我介绍时，他就说是搞研究的，是大学的教授，马上要当研究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姐们普遍不了解“教授”是什么，觉得研究生有三个字，要比教授高级。
就这样，潘老师完成了对东莞红灯区的社会考察。十多年间，他总共调查了23个红灯区，采访过1132位小姐，239位妈咪，以及212位嫖客。
根据这些调查资料，他写了一本书《红灯区在中国为什么能存在》。
贾樟柯电影《天注定》里的镜头，东莞小姐
潘老师得出一个结论：小姐不需要拯救。她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要改正，也没有一个认为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开始不可。
就算要救国救民，也得他们自己来，不是我来救。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虽然现在的社会开放了一些，但是如何过上性生活，又成了困扰年轻人的新问题。
就在前几天，网易旗下原创情趣用品品牌“网易春风”对外发布了《中国8090后性福报告》。在半年内随机调研了4000名用户，结合网易后端的销售大数据，形成一份长达54页的调查报告。
结论令人愕然。将近50%的90后没有性生活。而作为前辈的80后们，平均一周2次及以上用户的比例高达40%。
假如张竞生教授穿越到现在，再发广告征集性史故事，想必很多人是没有资格报名的。
万万没想到，就在七夕来临之际，天降一个更大的打击。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志彪教授和张晔博士后，在江苏省的《新华日报》上发了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设立生育基金的观点：
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
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意思就是，要么交钱，要么生娃。请，选，择。
对于连性生活都没有的人，压力很大，害怕完不成任务。他们只能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