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巨作《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为第一部全面深入对五四运动描述分析的英文著作,为西方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其影响甚大,再版达七次之多。
1921年杜威在日本《改造》杂志上撰文讨论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一些要素,他以旅行者作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相互接触的象征,认为从旅行中获得启发的程度,取决于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文明差异,大部分旅行者把异域所见的社会变革视为一场热闹的表演,并不想揭开幕布去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样貌。杜威由此提出,与另一个国家的接触如何才能成为教育的手段,成为洞见与理解的手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以及《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收录的,初刊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亚细亚》(Asia)上的政论文章中找到部分答案。
近年来“五四”遭遇的冷漠与质疑,可以用周策纵的一句话作回应:以“五四”超越“五四”。不是绕过“五四”,或把它送进博物馆,而是立足于“五四”本身来超越“五四”。如果我们承认“五四”的思想基调是重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那么对于五四运动本身,连同“五四人”做出的价值评判,未尝不可因应不同的时代需求重新估价,只是不要再制造新的偶像。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一段活的历史,一场未完成的思想革命。
刘师复的这个观点在当时颇能得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呼应,如《民声》杂志里有一篇文章在谈到“集产派”时就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文章说:“集产派对于政治之终极目的,是保留统治权,变更贵族式的政治为平民式的政治;对于经济之终极目的,是取所有属于资本家的生产机关而尽属于国家,由国家强迫人民从事于生产的劳动,而给以相当的工值。……但集产派所采取的政治曰平民专制政治(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无产阶级推翻资本阶级和保障资本家的贵族阶级之后,自己即跃登政治台上,行使政权,这时候至尊无上的执权者(Dictator)其实已经不分平民了。”这说明,无政府主义者对所有“政权”都抱有一种根本性的不信任感。坚持“政权”本身就是造就腐败的温床,不是某个阶级替代某个阶级这么简单。他们担心“平民专政”会重蹈资本家暴政的覆辙。他们发问道:如果“在革命未发生以前,不能把社会改造的理由,十分讨论清楚,就利用了几句挑拨人性恶感的话说,乘着乌合时候的横暴,又无法将固有的资本势力以及阶级的根本取销,硬想用压力的平民专制来强行,这比现在的政治革命及军队战胜占领土地的蛮行,所高又有几何?”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掌权的“平民”都是善人?“平民本是平民,一经专政,魔皇立现真形了。什么‘阶级专制不同一人或一部分人专制’这些话,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们是伪的了。试问这种制度下的社会,是生发还是死亡呢?”
无政府主义社会观所出现的这一矛盾现象和区别于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观的特征,与20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态势紧密相关。按照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说法,所谓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 system)产生于16世纪的西欧,出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这一体系自出现以后就开始了向全球的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到19世纪末,西欧殖民体系建立以后,才完成了现代世界体系向全球的扩展过程。在世界体系论者的视野中,已经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心和外围之分,中心和外围依靠“不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往。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一开始只占据全球的一部分,即基本上是西欧一隅,还有很多国家并没有进入从16世纪开始的西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认为,在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未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及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入”(incorporation)和“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的关系。融入和边缘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融入”是指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融入”只是边缘化的第一步,随着边缘化过程的逐步深入,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就会不断加入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商品链”(commodity chain)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