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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傅国涌|“五四”九十九年，我想起殷海光 [打印本页]

作者: yingyinc 时间: 2018-5-4 19:09 标题: 傅国涌|“五四”九十九年，我想起殷海光

傅国涌|“五四”九十九年，我想起殷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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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五四”九十九年，我想起殷海光

原创 2018-05-04 傅国涌国语2017

“五四”九十九年，我却想起殷海光先生。1951年1月，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怀念傅斯年先生的文章，其中论及“五四”说：“许多人诟病五四运动。我并不以为五四运动是毫无毛病的。至少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副作用，与布尔希维克洪流会合起来，形成中国空前未有的baoluan集团及其骚动。五四运动底许多作用，亦若许多带有群众性和变革性的初期运动一样，不易避免地有着冲动，幼稚，浪漫，和狂妄的成素。然而，无论如何，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是一个富于感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生机洋溢，情义奔放，智力活泼。无论如何，这个时代为中国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殷海光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首先指向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街头运动，是狭义的“五四”，而不是广义的“五四”时代，1919年也正是他出生的那年，但当他自称“五四的儿子”、“五四后期人物”时，他心目中的“五四”常常跨出了狭义的“五四运动”范围，而涵盖了他出生前后的那个时代。对于那个他未曾亲历的时代，他向往、羡慕，他心仪的傅斯年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孕育出来的，也曾参与创造了那个时代。他清楚“五四运动”的冲动、幼稚、浪漫和狂妄，却依然为给年轻知识人带来“生机洋溢、情义奔放、智力活泼”的“五四”时代所吸引，他一生都为自己未能赶上那个时代而遗憾。临终之际，他还在念叨：“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 May fourthian)，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此前1967年3月8日，他曾在写给学生张灏的信中自诉心曲：“我自封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

他对“五四的父亲”那一代（包括胡适在内）并不特别服气：“五四是过去了，那一时代的人，除了极少数像赵元任等真有学术成就的以外，大多数只做过一小点学术工作，或者开开风气。实实在在，他们在思想上的底子薄弱得可怜，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并没有真切的认知。……他们对激变已失去反应的能力。……我受过这一代人的影响，但却没有来得及尝到他们尝过的甜头，新知识分子期待的黄金景色被战神抹掉。我所接受的是一连串时代的苦难考验。”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就是想对“中国的激变”作出真切的回应，为此他千方百计地收集史料，苦心焦虑的昼思夜索，在他写给学生、朋友的许多信中都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说到底，他就是想在困境中超越所在的时代。可惜上帝给他的时间不够，也只是完成了一部不太满意的《中国文化的展望》。
作为自命的“五四的儿子”，他常常在孤独和凄凉遥望那个给人“生机洋溢、情义奔放、智力活泼”的时代。他虽未赶上那个时代，却有幸赶上了被他称为“小五四”的西南联大时代，在给张灏的同一封信中，他回忆起不久前对来访的杜维明说过一番话：“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它给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我们的学校，可说集中了五四的精英：从保守到维新，从全盘西化到本位文化，从欧洲思想到孔孟思想，从甲骨文到英吉利文，从唐诗到十四行，从楚辞到莎士比亚，从老庄到休谟，形形色色，好一个‘文化的共同市场’，真乐坏了我们那些青年的顾客！我们确实受到心灵的鼓舞。当时西南联大校园内的朝气蓬勃，的歌声扬溢，的思想开放，的充满信心，这些，都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眼前。”
想起西南联大，他生命中的那段美好时光，再回到眼前的现实中，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不到二个月前，他在1967年1月10日写给香港《明报月刊》编辑许冠三的信里说：“……什么真理，什么学术，什么师道尊严，什么基本人权，一碰到现实的政治权力，无不粉碎！……我们要忍耐，要作长期奋斗，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在观念上从新铺路。我个人虽然这样受困，但二十年来，此志益坚……”

我蓦然发现他写这封信那一天，正是我出生之日。他当年的感慨，我在半个多世纪后读来，依然如在眼前，我们面对的还是相同的困境，我们仍处在同一幕“激变”的大历史中，我们期待的“黄金景色”依旧杳无踪影。时间的刻度说穿了不过是表象，即使什么也没有发生，时间依然会匀速地流动，万古不变，而一个人一生的年日却窄如手掌，殷海光只有五十年的生命。从时间刻度来说，我已活过了他的年龄。
每一代人只能面对自己的时代，殷海光念念不忘“五四”，甚至将自己的成长岁月也命名为“小五四”，他身上确实有着深厚的“五四”情结，我们这一代不也一样怀着难以割舍的“五四”情结吗？比他更为不幸的是，我们连一个“小五四”也未遇到过，他毕竟还有过在《自由中国》论政的十年。他晚年忆及西南联大的一个静寂的黄昏，和老师金岳霖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他问老师，哪一派是真理。老师没有直接回答他，沉思了一会，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他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回答：“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一番话，他当时听了，“实在并不很了解”。相隔二十多年，经过许多思想上的风浪和对这些风浪的反思，他才完全了解了，“无论内容怎样不同，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都是纯洁而独立的。我一直以做这一类型的思想工作者自勉。”当“五四的儿子”悟到这一点时，他其实已超越了他热切向往的那个时代，寻求纯洁而独立的思想，这是他在1968年7月5日说的，至今快五十年了，这一天离他病逝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距“五四运动”发生、也是他出生之年已四十九年。

2019年5月4日写于杭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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