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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巴金“离家出走”以后 [打印本页]

作者: yingyinc    时间: 2018-3-26 18:03     标题: 巴金“离家出走”以后

巴金“离家出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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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离家出走”以后
原创 2018-03-26 毛剑杰 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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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ONHISTORY



青年巴金


1923年5月,19岁的李尧棠,也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巴金,从家中出走,坐上了辗转前往上海的轮船。

他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上的李家大宅,是李家老太爷李镛的第三个孙子,从小备受长辈宠爱。然而此时,他对这个家厌恶至极,外出求学,不过是离家出走的借口。

这是一个时代的青年时尚。“沐浴着欧风美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高举新文化、新道德的大旗,而以“父权、忠孝”为核心的中国旧式家庭伦理,作为旧道德、旧文化的基石,便成了他们最着力抨击之事。

这一思潮,深深影响了巴金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他们痛恨旧式家庭,而后选择离家独立生存,追求“充满理想的新生活”,抑或与旧式包办婚姻完全不同的“理想爱情和婚姻”。

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斩断与家庭的联系,在一波时代的狂潮退去后,他们也开始反思最初的冲动与激进,以及尝试着构建新的家庭模式、父子关系……


1


巴金出身的李家,与当时的许多大家庭一样,依然奉行着千百年来的“祖宗成法”:

李老太爷拥有大家长的无上威权,他咳一声嗽,下人要心跳几下;并且,每个晨晚,不管刮风下雨,儿孙们都要来上房向他请安。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在子女面前同样如此。尧棠的大哥尧枚一直梦想去北京或上海考大学,读自己所向往的化工系,然后去德国留学。但父亲早已替他安排好了人生:早日完婚,为祖父生个重孙。

而后,面对着如潮而来的三媒六婆,李道河先是征得老太爷同意,选出了两家,然后在祖宗神主牌位前点起香烛、叩头求拜,从两个纸团中拈了个“张”字,于是那个张家姑娘就成了李尧枚的妻子。

这一切,对自幼聆惯古训的李尧枚,根本不敢反抗。回房痛哭一场后,全盘接受了父亲的安排。

然而,李家却没有如李老太爷所设想的那样,继续兴盛下去。先是作为家中擎天柱的李道河忽然病逝,又有巴金五叔狂嫖滥赌东窗事发,令李老太爷“五世同堂”“长宜子孙”的夙愿几近破灭,开始精神恍惚。


巴金(右)和大哥李尧枚(中)、三哥李尧林(左)

1919年的除夕,千家万户团圆欢笑声中,李老太爷死了。

一个星期后,就在老太爷牌位前,李家叔婶们开始了激烈的遗产争夺战。几乎“每天都有争吵、打骂、诅咒之声”。一片不祥的气氛,在这个即将崩溃的大家庭中游荡着。

目睹宗法礼教制度的种种不近人情,以及家族没落过程中的人性丑陋,少年巴金于1919年前后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五四”新思潮刊物后,便渐渐发酵成了对于旧式家庭“腐朽没落”“等级森严”“摧残人性”的满腔痛恨。

当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谴责中国的家族制是“反自然”的,认为推翻旧式家庭伦理,就是要从“人子”的角度出发,否定传统的“人父”观念。由此,他提出了“幼者本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

这是“五四”最重要的时代话题之一。对少年巴金来说,虽然祖父、父亲对他多有疼爱,但依然和整个旧家族一起,被他放在了追求自由、幸福的对立面。

除了因为接受了新观念而痛恨旧家族制外,“五四”一代青年与父权冲突最为激烈之处,是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们梦想着“亦夫妇,亦朋友,亦伴侣”的理想婚姻状态,在与传统“媒妁婚姻”发生正面冲突时,许多青年便直接与家庭决裂出走、或是不告而别了。


民国旧式婚礼

巴金最终下决心离家,也与婚姻问题有关。除了大哥屈服于父亲威严、选择接受包办婚姻之外,三姐尧彩的不幸婚姻,则直接刺激了他。

李尧彩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

1923年4月,尧彩出嫁。当时,巴金看见三姐“那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和临上轿时痛哭失声、苦苦挣扎的情景;后来又在拜堂仪式时看到新郎的世故庸俗,便“预感到了三姐命运的悲惨”。

从那时起,他就决定“一刻也不要在这里逗留”了。


2


巴金是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家的,两人在南京一起生活到高中毕业后,终于分别,巴金去北大,尧林却去了东吴大学。

独自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后,巴金明显觉得少了依靠。“一闭起眼睛,就看见三哥尧林在身边,一睁开眼,却又找不到,他禁不住淌下眼泪。

他非常不习惯于个人独处,他感到寂寞,他只能一遍两遍地读着鲁迅的《呐喊》,这是他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精神动力。”

但他没能如愿进入北大,原因是招生体检发现了肺有问题。在入学考试这一关上,他本来就有点胆怯,特别在数理化方面,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现在体检上出了毛病,这更使他沮丧。

因为害怕得肺结核,他最终放弃考试回到了南京。


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和李尧枚的儿子李致

这年秋天,巴金去了法国。此时巴金依然没能实现经济独立,一直是靠大哥给予经济资助。然而,此时李家依然每况愈下。

当他写信到成都,要大哥给他准备去法国的路费和生活费时,大哥回信诉述了家庭困难,但巴金坚持己见,这一次,“信中的话讲得有些急躁了”。

最后,习惯了妥协的大哥尧枚,这一次对弟弟也退让了,但在把钱汇到上海的同时,写信给弟弟依然重复着“读工科,回成都兴家立业”。

而少年巴金想到的,依然是离开成都时的两句话:“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尽管事实上他甚至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

而巴金出走后一直接受大哥接济,直到家里经济状况完全恶化、无法再接济。


3


巴金是在1941年回到成都老家的,此时距他离家已经18年。此时,人到中年的巴金,在离家18年的人生辗转和颠沛流离中,已然淡去了憎恨、冲动。

一切都还是那么熟悉:老宅大门开着,嵌在内墙照壁上的“长宜子孙”四个字依然还在。那是祖父李镛对家族长久兴盛的期盼。这个老人白手起家、创下家业,临终时又千叮万嘱,要儿孙留住他的房屋与字画。

然而一切又都已物是人非:李老太爷身后仅仅十几年,李家就已分崩离析。

18年间,老宅几经易手、子孙散居各地,老宅门口那一对巴金幼时当作坐骑的石狮子,以及防火用的“太平缸”,也都消失不见了。

那一刻,他想到了三姐。他始终没有忘却,他曾答应她,回来时向她诉述外间世界的景象,现在他回来了,而她却早已不在人世,就像至死都没有等到兄弟回来的爱尔克。

他无法忘却的,又何止是三姐?早逝的母亲、自杀的大哥、病殁的二姐……连同这座老宅,都是他“永远的记忆”。


中年巴金

这次回家,他在成都住了50天,也和大家庭分崩离析后星云四散的族人们见了面。从他们口中,他得知那个狂嫖滥赌的五叔,也死在了狱中。

他酝酿着将五叔的堕落悲剧单写成一本小说,这便是《憩园》。而在此前的《家》中,五叔是高家五老爷克定的原型。

但《憩园》与《家》不同的是,小说中不时表达出对富裕而精致的生活的欣赏、羡慕。此外,在《憩园》里,巴金除了着力塑造主人公杨老三这个人物之外,还塑造了一个次要人物:杨家小孩寒儿。

《憩园》的杨老三,堕落之外,却也爱家庭、爱儿子,极写他们之间的温情。“寒儿对待杨老三的态度,也就是作者对待杨老三以及对待自己曾经无比痛恨的那个家的态度。”这使得整部作品有了挽歌般的意味。



作者自己也承认“我更偏袒杨家小孩。由于他,我对他父亲也很宽大了。最初的杨老三故事并不是这样。可是我写出来的却不同了。我本来应当对杨老三作更严厉的谴责和更沉重的鞭挞的。可见我在这场斗争中并未得到胜利”。

因此,《憩园》的文本给人的印象是,“巴金不再是一味正面抨击旧家庭,他意识到了人性与人世变迁的复杂性。在现实批评的同时,他又夹带着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

这正是巴金离家18年间,在牵挂与憎恨交织纠缠中反思的结果:这是他一直憎恨的家,但同时也是给他带来过童年幸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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