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辛州圣约翰军事学院宿舍清晨六点响铃,十分钟后全体学员列队点名,十五分钟后他们回寝室叠被子理房间吃早饭。毕业班学生乔治·凯南和大家一样集训、长跑、野营、欺负新兵;和大家一样在准许外出的周一下午去偷苹果、打雪仗,和大家一样嘲笑普通中学的男孩过分柔弱放纵;和大家一样在自习室的长桌上写作业——却在课本里夹了一本小说: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This Side of Paradise), 这便是他的“小玛德莱娜”点心。预备中尉乔治’凯南偷偷摸摸地读着——午夜过后很久普林斯顿的塔楼和尖顶仍可以看清——星星点点有几盏晚灭的灯 然后,突然从清澈的黑暗中传来钟声。这里的一切是无穷尽的梦:往昔的精神滋养了新的一代,从混乱不羁的世界中被挑中的青年仍然浪漫地汲取着死去的政客和诗人犯过的错和忘记的梦。这新的一代,是叫嚣着陈旧的呼喊、学习着过去的信条、虚度想入非非的悠长日夜的一代;是注定最终要进到肮脏而灰色的乱世去追寻爱情和骄傲的一代;是比前辈更害怕贫穷更渴望成功的一代;是在成长的岁月中意识到所有的神明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了、所有人类的信念都站不住了的一代……
外面的世界这时已经迈人工业革命之后的观念革命,而在闭塞的美国中西部,维多利亚时代僵硬做作的风气硬是延长了半个世纪。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天父规定的职责,而一切的感情都是体液失调的疯狂。所有都是“应该”怎样,而非“想要”怎样:用餐时间应该安静、室内应该缓步而行、周日应该去教堂、孩子不应该向大人提问……游戏和喧哗常年禁止,谈话总是从宗教开始又以宗教结束。父母在固定的座椅上看报做针线,孩子们呆坐在幽暗的楼梯下冥想着一堆混乱的概念和幻影。为本来就迷雾重重的童年再添上一层宿命论调子的是一位同样叫作乔治‘凯南的远房亲戚,这个家族至今唯一的名人,与小凯南相差六十岁,却不仅同名同姓,还恰在同月同日生。这位探险家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度过了一生最重要的时光,把流放地看作是俄国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融合的突出特征。一八七O年出版的《在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Tent Life in Siberia)和一八九一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Siberia andthe Exile System)是美国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和地理的开端,在美国国内影响广泛。老凯南膝下无子,于是当归乡还家的老探险家得知有这样一个同名同姓的小亲戚,他怀着奇异的父爱写信给小凯南的爸爸:“你有一个和我同名的儿子。当他长大到可以读懂我的文章,如果我性格或者经历上的某些东西能够传到他的身上,这对我将是极大的满足。”不久后,两位乔治·凯南见了平生唯一一面,虽然两位凯南都很期待,但可想而知八岁的稚童实难与六十八岁的老人有实质的沟通。在这次冷清又尴尬的会面后,小凯南寄去一封幼稚的感谢信,老凯南的妻子读完信后断言:“任何写出这种愚蠢信件的小孩肯定一辈子没出息。”可是她的预言错了,小凯南的一生将戏剧化地处处回应着老凯南的经历。这个沉静木讷的孩子此时已经悄悄地把这种同名同姓同月同日的巧合当作强大的暗示,他想追随这位探险家的人生胜过追随自己的父亲。
一九九九年初夏,传记作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前往普林斯顿看望九十五岁的凯南。一九五0年,凯南被迫辞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后,曾先后出任驻苏联和南斯拉夫大使,皆因冷战风起云涌的政治变化而无所作为。仕途上的挫折让他转向学术研究。自南斯拉夫归来,他出人意料地加盟自己年轻时曾痛恨的普林斯顿,成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史学研究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他作为美国政府政策的现实主义批评家,著书不辍,曾分别获得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