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闻记者了解的情况少于外交官,但绝大多数新闻记者也都知道有数百万人因为饥饿而死去。极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莫斯科通讯员沃尔特·杜兰德(Walter Duranty),极力暗中破坏琼斯的准确报道。1932年,杜兰德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他把琼斯对饥荒的统计称为“哗众取宠的恐怖故事”。杜兰德声称“根本没有发生饥荒”,只不过是“由于营养不良引发疾病导致广泛死亡”,这番言论与苏联把委婉说法变成彻底谎言的惯常做法可谓交相呼应。把委婉说法变成彻底谎言,这是奥威尔所下的定义,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也确实把1933年乌克兰饥荒,视为艺术家用光彩语言掩盖黑色真相的典型例证。杜兰德知道有数百万人已经被活活饿死。然而,他在其新闻报道中仍然坚持饥饿要服从于更为崇高的目的。杜兰德认为“你总不能在做煎蛋的同时不打破鸡蛋”。除了琼斯以外,以英文对饥荒进行严肃报道的记者就只有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他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提供化名文章。蒙格里奇写道,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罪恶之一,此事如此恐怖,以至于后世的人们几乎无法相信此事曾经发生过”。
平心而论,即使是对苏联乌克兰地区最感兴趣的人们,即苏联境外的乌克兰人,也需要好几个月才得以理解饥荒的严重程度。大约有500万乌克兰人生活在邻国波兰,他们的政治领袖致力于吸引国际社会对饥荒的关注。然而,即使是他们,也要到1933年5月,才能明白这场悲剧的严重程度。在整个夏季和秋季,在波兰的乌克兰语报纸上,关于饥荒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乌克兰政治家组织游行和抗议。乌克兰女权主义组织的领袖设法呼吁全世界妇女联合抵制苏联产品。人们甚至多次尝试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发出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