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信中的郭沫若:这位大人生前以巧佞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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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信中的郭沫若:这位大人生前以巧佞见称
中华网官微
05.25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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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葆华
沈从文留下的书信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数量惊人,其全集收录的有九卷之多,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书信作为一种私密性极强的文体,其写作不是为了发表,而仅限于亲友之间的私下交流,因此它能更多地坦露一个人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在作家研究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沈从文未曾有信与郭沫若,但在他给亲友的书信中,郭沫若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却很高。解读沈从文书信中的郭沫若,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沈从文眼中的郭沫若形象、探究其内心世界,很有意义。
现存沈从文解放前的书信中,仅在致友人王际真的三封信中提到了郭沫若。1930年1月3日,沈从文致信王际真说:“你要不明白‘中国新诗过去的种种’,若是要,我要一个学生抄一份笔记送你,因为我讲这个似乎还清楚(因为中国诗人我只不熟郭沫若,其余多是熟人),去年到此就讲诗,别的不说。”稍后几日,他又在复王际真的一封信中说到郭沫若:“中国目下青年作家,说故事好文字好的,似乎还有几个人,若是想选出说精致话做漂亮文章的可就难了,依我看,是郭沫若、郁达夫都不行的,鲁迅近来不写,冰心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同年1月29日,他在致王际真的另一信中再次提及:“许多英文系(外国语文学)毕业的大学生,皆不能读外国报纸,所以在上海,近来是无数靠译日本作品成伟人的。从前的周氏兄弟,郭沫若,现在的沈端先等,甚至于日本二流作品也转贩到中国来了,这原因一则是翻书人太多,其次则为译者的文学理解力,懂文学的不肯随便翻,翻的人多数是不大懂的角色,所以现在译品杂而且滥,呈空前混乱。”
沈从文
沈从文说中国新诗人中他“只不熟郭沫若,其余多是熟人”,这一点基本符合事实。并且他认为郭沫若、郁达夫的文章“不行”,只有鲁迅、冰心文章还不错,可鲁迅“近来不写”,冰心的题材又太狭窄。沈从文这里对郭沫若的评价,与他稍后写的《论郭沫若》一文对郭的批评是一致的。在该文中,他一方面肯定了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的成绩,一方面又指出其在小说创作上的缺陷:“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他又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指出,郭沫若可以写诗写杂文,但不适合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将使他的小说一无是处。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背离左翼的老账新账一起算,给沈扣上了“粉红色作家”的大帽子,并说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而且也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
解放后,沈从文被迫改业于文物研究,再也没有专门的文章论及郭沫若,但有零星的文字散落在他给亲友的书信中,很值得辑出来,集中起来看看。
沈从文1965夏与夫人张兆和在家门口合影
“文革”刚开始不久,老舍自杀,丁玲、茅盾、巴金、曹禺等先后遭到批判。面对凋敝的文坛,沈从文颇感痛心。1968年3月9日,他致信儿子沈虎雏,说道:“许广平日前故去,用‘作家’名分在外宾中出面的,似乎只剩下一个郭沫若。就只那么一个人。总理曾说,大意是‘新起的比旧有的多好多倍,名字一时还不曾为人熟习罢了’。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大多数人盼望的不仅是‘人’,主要还是‘作品’。”在沈从文看来,虽说新起的作家有一些,但和老一代作家相比,他们尚拿不出“十分辉煌和大时代相称的作品”。唯一留在台上、用“作家”名分在外宾中出面的郭沫若,其作品算不得过硬的。上面信中“就只那么一个人”一句,似在用春秋笔法传达出他对郭的某种不屑。
1969年11月15日,沈从文在复张兆和的信中说:“我是从近五十年总历史去学习,觉得对主席的敬爱是已具体表现到近廿年工作中的。有做得对处,例如工作方向对了,方法也对了,所以好几部门新工作,千年来无人敢下手、肯着手的,我就老老实实从《实践论》指示求知识方法,不多几年,全学通了,有了发言权(还不仅是在国内)。也有做的不尽对处,如帮同郭沫若四个历史戏搞服装道具,曹禺搞《胆剑篇》也参预其事。但是两个人都不成问题,曹禺已在写新戏,我的错误因而也不提了。”由于此前毛泽东曾点名批评当时戏曲,几乎全是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并称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所以一些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剧,先后被视为“毒草”。沈从文帮郭沫若等人的历史戏搞服装道具,也曾被列为他“放毒”的罪状之一。令沈从文感到庆幸的是,郭沫若、曹禺两人比较“识相”,因而他们的问题似乎并不大,很快就又得到当局的起用。他信中谈的即是此事。
沈从文1969.12初与夫人张兆和在咸宁五七干校合影
1971年10月,郭沫若的大作《李白与杜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颇令时人侧目。但在文禁森严的时代,鲜有公开评价者。“文革”结束之后,论者骤增,但多为批评之声,盖源于该书对“诗圣”杜甫的贬低,以及对该书写作动机的猜测。有人说,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郭沫若“扬李抑杜”,是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投其所好。沈从文在1972年7月1日致张宗和的信中,曾谈及该书。他说:“有三家书店卖内部书,有介绍信即可买,近年的书应有尽有。……郭著《李白与杜甫》,一般反映意见却不好。”1976年2月4日,在复许杰的信中,他又一次提到:“我觉得‘破’孔老二的虚伪,文学作品当然可以用之为主题,从各方面去写,重要处是所写‘方法’和‘表现能力’,是不是‘艺术’,效果又如何。所以别人写,我也写,别人不写时,已过了时,我还间或写写。因此后来即有人不看内容,给我一个‘恋爱作家’的称呼,比‘多产作家’似乎又升了一级,加深一层‘贬’意。到郭院长时,就再升级,定为‘粉红色作家’矣。还在文前预先说明,‘从来不看’我作品,不必看,即赐以‘粉红色作家’佳名,和近年写《李白与杜甫》有连续性的。”看得出,沈从文对郭称自己为“粉红色作家”颇有愤慨,并且认为这和他“近年写《李白与杜甫》有连续性的”,皆出于其一贯的趋时之需。他说,自己解放后,主动放弃“空头作家”的名分,改作“文物研究”,就是因为不能像郭那样会趋时。
1959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内山嘉吉摄
新中国后,沈从文和郭沫若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说二人有过某种直接接触的话,那就是郭曾主动表示要为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序。1973年12月7日沈致信杨振亚,在谈及《服饰资料说明草稿》时,提到郭沫若主动为其作序一事,他说:“最先企图,是为总理外出送礼而用,因此康老看后为题一签。他把那么一种重要工作交给我来主持,总经过些考虑。我敢答应下来,也不是不事先考虑!郭老并主动为写一长序。”郭沫若为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序,时间是1964年6月25日。该序并不长,只有区区200来字,且读来大而无当,全是空话套话,其中甚至连沈的名字也未提及。至于说到郭的“主动”,据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在《沈从文晚年口述》附文中说:“沈先生讲,在书未成稿之前,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邻座,谈到这本书,郭老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言吧!’并很快就送过来了,序言成于书稿之前,郭老未看过书稿。许多人不明就里,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这就是原因。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一点歉意吧。”说郭老序言成于书稿之前,似乎与事实不符。1978年9月,历史博物馆方面参与摹绘图像的青年同志以社会需要为由,提出把《服装资料》图像部分单独付印,沈从文不同意,坚持图文同印。为此,他在该年9月13日致信胡乔木,其中说道:“且在六四年把图象及说明样稿,分送郭老及文化部、中宣部和许多有关方面审查,再来就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岂不是小题大做。”其中清楚地说到,1964年曾将图像及说明样稿送郭沫若审查,至于郭是否看过书稿,不好无凭猜测。但说郭序言成于书稿之前,显然与事实不相符。至于沈从文之所以有这本填补服饰研究历史空白的著作问世,是缘于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12月的建议。因此有人认为,这才是郭沫若主动命笔作序的真正原因。天性善良温厚的沈从文却认为,那是郭沫若在向他表示一点歉意。
沈从文1978冬在北京友谊宾馆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补充定稿
1975年6月沈从文致信黄裳,其中谈及自己对郭沫若书法的看法。他说:“昨寄几张习字,想能收到。此道本不‘在行’,且搁笔已廿五年。由于社会新,要求严,除主席外,作家中死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可称‘并世无敌,人间双绝’,代表书法最新最高成就,和日本书道家周旋,已绰绰有余。……所以藏拙息手,实心安理得,若还想在冒充内行,‘假里手’马脚一露,恐吃不消。”郭沫若的书法自成一格,成就非凡,这一点已成为公论。可在沈从文的笔下却变了味,看似赞美,实际暗含反讽。他甚至把自己远离书坛,也归因于该行当有“并世无双”的郭沫若。此后他又多次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如1975年秋他致信陈从周说:“解放后,凡事‘定于一’,故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文学书法上的成就,都经肯定为第一流,已足够代表中国近半世纪最高成就,‘中外无敌’。所以我因此即早改业,主动放弃了‘作家’名分,转到一般人都认为‘极没出息’的历史博物馆,重新学起,直到最近,为别的客观原因,才又破戒写写字,就便清理清理,还还卅四十年前下的索书旧债。”1976年10月12日他致信张宗和,其中再次说道:“我已快卅年没有为什么人写过一张字,……不写字冒充‘假风雅’,还有个原因,即觉得这一行死去的既有鲁迅,活着的又有郭沫若,‘天下定于一’,生死作家都有了一个人,就够了。我再来附庸风雅,似不必要。可是香港方面熟人办了个《书谱》,……说我是作家中唯一懂书法的人。说的当然近于半开玩笑的好意。其实写字在历史上从来多是在当时,谁官最大,谁就写得最好。”
沈从文1974在北京小羊宜宾胡同宿舍院中坐照
人们大多知道作为文学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名颇有成就的书法家。他的章草秀美飘逸,堪称上品。对于书法艺术,沈从文是懂得的。对于郭沫若的书法成就,他内心里也是承认的。因此,他没有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郭进行褒贬,只是对凡事(包括文学、书法)“天下定于一”、“官大位尊”的作品自然高的社会风气表示了不满,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对郭本人的反感。
1976年初,时任教于复旦大学的学者、作家许杰来信,为自己当年写文章批评沈从文表内心之不安。沈在复信中却说:“老兄过去所作之批评文章,很有鞭策作用,提起来,我倒应分感谢老兄,才合情理!因之改业及时,正如古人所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十分明显,是得到多方面鞭策帮助而来的。甚至于还应把郭院长的十分不公正的批评算在应该感谢之列!他可以译歌德《浮士德》或《少年维特》,有权利写浪漫诗歌,却不许别人更严肃来写点五四以来男女问题。正如张宗昌、韩复榘可以无限制增加如夫人以外再搞小家庭,却派警察到公园门前站定,不许女人不穿袜子进公园,以为有伤风化。――这种现实既存在,我就放弃了写作重新换个职业。若真有长处,也还有的是发挥机会!如没有过去种种,那会有今天?”沈在这里表示,他把别人的批评当作是对自己的鞭策,认为它们促使自己改业,从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甚至说自己很感谢郭沫若的那个“十分不公正的批评”。可他接着又对郭《斥反动文艺》中对自己的批评表示愤慨,认为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1979年沈从文在复伯海的信中还曾说道:“因为正如郭沫若在某文中说,生平从不看我写的小说,随后又封我为‘粉红色恋爱作家’一样,我只遵守‘强权即真理’的现实状况,改行就是了。”看来,郭送给沈“粉红色作家”的名号,让沈从文一直忿忿不平。
沈从文彩照
另外,在给亲友的信中,沈从文在谈及现代文学史中作家的位置和排名问题时,也多次提到其中位置重要、排名靠前的郭沫若等人,并对自己的文学史地位一直颇为不满。如1978年3月中旬,沈从文致信周耀平曾说道:“历来是,死去的惟鲁迅代表中国成就,活着的则为郭、茅。老舍、巴金、冰心……”1978年冬,在复阎纯德的信中他再次说:“对近卅年来的成就,重新肯定。若以为卅年代作品,大致也限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曹禺、巴金为有成就。主要还是解放以来成就最最值得称道。”表达过类似说法的,还有他1979年复韩宗树的信、1979年9月14日致儿子沈虎雏的信以及1981年7月上旬复吴宏聪的信等。要强调的一点是,让沈特别感到不满的是后来的文学史家,大都采纳了郭沫若过去对自己不公正的评价。
1980年1月27日在致沈虎雏、张之佩的信中,他说:“《现代中国文学史》没有我的位置,是应当的,十分公平合理的。若改得不三不四,倒令人痛苦!对我说来,倒是一种大灾难,不好招架!因为他们的批评,有的不是照抄国民党立法委员苏雪林的胡说,就是抄某某名公的判决……我们就活到这么一种现实中,不再用笔,即早‘避贤让路’,倒还是合情合理!这三十年改业搞得工作虽十分寂寞,但也比较平静,不至于卷入争夺漩涡中,不算十分失策!”
沈从文晚年照
1980年6月17日在复张香还的信中,他又说:“我总算活过来了,即或心甘情愿的在极端困难寂寞中过了三十年,但在学校吃现代文学饭的教师,还依旧放不过我,得到一些新的文化官的鼓励和支持,还在新编的教材中,用四十年前老腔调,甚至于还采用荣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苏雪林的意见(这些教师似乎还很少知道苏的身份),加重批评我为‘反动落后’,胡扯一阵交卷了事。至于某大师特赐的‘粉红色作家’佳称自然更深入人心。尽管这位大人生前即以‘巧佞’见称。”
可以看出,沈从文认为郭沫若对自己不公正的批评,不仅影响到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还直接影响到了他自己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和评价。因此,对于郭沫若,他一直心存芥蒂,没有好感。
沈从文与政治的距离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使得他们成为那个时代两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一个坚持文学应该远离政治和商业,甚至宁可封笔,转换自己的研究方向,也不用自己的笔趋炎附势;一个却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政治方向,始终不忘紧跟靠拢,甚至随风变换门庭,也在所不顾。其实他们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如果说,沈从文的悲剧在于他不懂政治,却又喜欢对政治评头论足的话,那么,郭沫若的悲剧在于他太懂得政治了,以至于在随“风”起舞中失去了自我。作为当事人,沈从文对郭沫若难免会耿耿于怀,但对于我们后人来说,还是不宜单从个人道德及私人恩怨的角度来解释一切,以免遮蔽了对历史、对制度的真正反思。人们过去可能过高地估计了郭《斥反动文艺》一文对沈从文的影响了。在我看来,即使没有郭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沈从文新中国后的命运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试想,许多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都未能幸免于难,像沈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又怎能逃脱呢?郭沫若一生的功过是非,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后世在看待这一历史人物时,不论谅解与否,都应切莫忘记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建国后那个畸形的政治环境。
作者单位:陕西省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