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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和蔼老师为何一夜变“恶魔”?——从携程虐童事件说起

和蔼老师为何一夜变“恶魔”?——从携程虐童事件说起

和蔼老师为何一夜变“恶魔”?——从携程虐童事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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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蔼老师为何一夜变“恶魔”?——从携程虐童事件说起
原创 2017-11-15 慕溪 ijingjie


( 回望宗改影像系列第二集  在瑞士回望:加尔文和那些被遗忘的改教家,时长50分钟,请于WiFi环境下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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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热点时评】
文| 慕溪

携程虐童事件视频,和蔼老师一夜成为虐童恶魔?!网友似乎通过将其斥为禽兽来消除心理的不适:我们也可能行出各样的恶。我们只爱看电影里的“黑化”,却逃避对自己“黑化”的恐惧。调查发现,罪犯最大的犯罪原因竟是想要人了解他的痛苦,减轻独自承担的压力。

尽管内心早有准备,昨天在看完携程虐童事件的视频后,我还是深感震惊,浑身发抖。视频中的幼师一遍遍冷漠地拍打着幼儿的头,面无表情地给孩子脸上摸芥末,粗鲁地抢夺孩子的书包并砸在地上。一个个可爱的幼儿就像物品一般被来回推搡撕扯,而施虐者面无表情,熟悉地做着这些近乎残忍的动作,似乎早已将良知丢在了门外。监控的无声隔断了幼儿求救般的哭声,使他们变成了一只只沉默的小羊羔,而这种无力与愤慨,却狠狠地戳痛着每一个人的心。

“禽兽!”“恶魔!”“无期徒刑!”“没人性!”“你就没有孩子吗?”家长们撕心裂肺的呼喊和网友们言辞激烈的诉求空前一致:罪恶必须得到惩罚,正义必须得到伸张!

近日又有媒体报道,携程托儿所虐童案之后,网络上也持续爆出更多的全国各地的虐童案件,河北、广西、武汉,还有北京一上市公司旗下的幼儿园也发生了虐童案。

即便我们早已学会了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公与黑暗,早已习惯了不惮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性,当再次面对这种非人道的事发生在眼前时,我们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愤怒的感情是共通的,然而冷静下来,愤怒之余我们还有一种很深的困惑:怎么会有这种人?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们平时不是好好的吗?



“人类自身足以实施每一种恶行”

视频中,有一位家长心灰意冷地说:“你说能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信了,屁颠屁颠地就跑回去上班……”若不是亲眼见到视频,她估计不会相信,这个平日里面带微笑,让人感觉信任可靠的年轻老师,会在视频里展现出另一副骇人的陌生模样。对于这位老师的同事和朋友来说,这种震惊可能更巨大。

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犯罪中的人,之间似乎隔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我们很难将两种反差这么大的行为统一到一个人身上。这种反差令人恐惧,更让人不解。同一时间两种矛盾的想法涌进大脑,令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紧张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失调。我们只好在心里将其打入另册、妖魔化,这样我们才好受点。所以视频中万千网友的直接反应都是斥其为“恶魔”,“禽兽”,通过将其与自己隶属的群体分离、断绝,来抵消真实人性带给我们的阵阵寒意。

这是一个“去人性化”的过程, 就好像在说:“看,他/她能做出这样的事,肯定不是我们族群的,那肯定是泯灭了人性!”。好像他们一夕之间忘记了当事者也是人,却变成了传说中的怪物。然而在没被曝光之前,人们对这位幼师的观感是多么不同呢?其实她还是那个她,变的是我们。

有时候,我们极度愤怒一些事情,有可能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作为人类一份子的我们,也有可能做出类似的恶事,这种想法令人极度不安、不愿承认。其实整个人类历史已经一次次地向我们证明:人本身足以行出各样的恶。当我们不愿承认自己身上的罪性,就急于去否认“坏人”身上的人性,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安全感。

正如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所说的:“将邪恶的产生归结为超自然因素是没有必要的,人类自身就足以实施每一种恶行。”

人最深的恐惧是对人性黑暗转变的恐惧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2007年出版了一部震惊世界的作品《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他在书中提出了路西法效应,指人在特定情境或氛围下会暴露出不可思议的恶。

为了探究人性受环境的影响,他做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他让一部分大学生充当看守,一部分充当囚犯。通过观察他发现,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超过了预设的界限。为了施行权力,看守们变得极度危险与暴力,给很多人造成了严重心理伤害。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严重创伤,有两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因为情况变得失控而危险,实验被迫中止。看守们这种人性的变化被津巴多称为“路西法效应”,源于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的典故。



在缺乏监管、没有束缚的幼儿课堂,幼师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幼儿只能完全服从。在不如意的社会现实中积累了大量愤怒情绪的成人,被诱惑着将愤怒投射到无辜弱小的孩子身上。近年热议的《熔炉》、《素媛》一次次在将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被忽略的儿童群体。然而现实往往比电影更残酷,据媒体日前的报道,素媛的原型凶犯赵斗淳将要出狱,而受害的女童已高三,接受记者采访时仍在担心如果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碰见他该怎么办……

1974年,南斯拉夫行为艺术家玛丽娜在意大利进行了一场著名的人性实验。在名为《节奏0》的行为艺术中,玛丽娜先将自己麻醉,然后坐在一张椅子上,椅子前的桌子上放着七十二种道具(包括玫瑰、羽毛、剪刀,装有子弹的枪等),观众可以使用任何一件物品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在场的观众,有人用口红在她的脸上乱涂,有人剪碎她的衣服,有人在她身体上作画,还有人用玫瑰花的刺划破了她的皮肤……最后甚至还有人用上了膛的手枪顶住她的头,被他人阻止。本以为是善意的合作,结果却成了被人施虐的对象,整个过程玛丽娜的眼里充满泪水,内心充满恐惧。持续了六个小时后,她站起来,走向人群,人们担心遭到报复,四散逃跑。玛丽娜说:“这次经历让我发现,一旦你把决定权交给公众,离丧命也就不远了。”

友好的大众怎么会一下子变得残忍无情?用当下一个流行的解释来说,他们经历了“黑化”。 “黑化”是指影视人物由正派变成反派,或者显露出与之前不同的阴暗面。我们总是喜欢看到剧情反转和人物“黑化”,因为这样才更刺激好看。爱德华·诺顿有一部风靡一时的经典电影《一级恐惧》,它讲述一个看似天真无邪的少年在杀人后,通过伪装成精神分裂,欺骗了所有人的眼睛从而逃脱刑罚的故事。在影片末尾,有一个镜头让人不寒而栗:得知自己被无罪释放后,少年一抬头,露出了极度邪恶狡黠的表情。整部影片向我们揭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人最深最原始的恐惧是对人性黑暗转变的恐惧。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不喜欢看到“黑化”的人,因为那会摧毁我们的信任。我们对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对他性格和行为一致性的认识上的。我们憎恶虚伪,正是因为这种不一致的表现给我们带来焦虑与不安。然而我们在自己生命里也常常经历这种割裂和不一致,在人前我们学会了约束和伪装,然而在一个人时,我们却常常做不到“慎独”,常常有“黑化”的倾向。“黑化”带来的不确定和危险,无论在他人还是自我身上发生,都是我们不愿面对的。

而每每发生类似事件,人们总会寻找制度因素。经网易新闻调查,携程亲子工作室由于场地不达标、不具备餐饮条件等,本不具备办理幼托的条件,但在上海妇联的大力推动下,它与第三方教育机构“为了孩子学苑”建立了三方机制,作为新试点开业。然而第三方教育机构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实体公司,也没有运营经验,更不具备幼托资质。更有甚者,有关部门看到有大利可图,就开始疯狂压缩成本,连没有保育证的保洁员都被请来照管孩子,这才有了后面的虐童事件。

制度漏洞是真实的,必须被曝光。但我们同样要避免用追究制度之弊的方式,来逃避面对人性的真相、缓解真相带来的焦虑和不安。环境和制度的约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犯罪,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深藏在人内心的恶。《非常嫌疑犯》中有这样一句话,魔鬼的最伟大骗术,就是让世界以为他不存在。



原来罪犯最想要世界了解他们的痛苦

犯罪与破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人天生就是罪犯,每一个犯罪的故事背后,往往有一段伤心破碎的经历。罪的产生,一次次折射出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多么破碎和需要救赎。在指责一次次犯罪的同时,将他们简单地归结为“恶魔行径”,虽然让人心里一时舒服,但对预防犯罪和理解我们自身的人性并无帮助。犯罪者需要被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为了同情和纵容,而是为了反思和预防。

最近热播的高分美剧《心灵猎人》(Mind hunter)就揭示出人们对此所做的努力。该剧根据1996年前FBI探员约翰·道格拉斯和马克·欧夏克的著作《心理神探:美国联邦调查局系列犯罪破案揭秘》改编。退休后的联邦探员道格拉斯深入研究犯罪心理学,向人们介绍FBI行为科学组的成立历史。

60年代末的美国,连环杀人案频发,毫无章法可寻,在胡佛局长治下 FBI 传统的思维中,他们认定凶手是“天生杀人狂”,而不考虑后天的因素。也有人将频发的案件归结为社会的迷茫:越战阴影、水门事件、民权冲突,世界正在变得荒诞,所以罪案也毫无章法可寻。但是这种简化思维显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FBI 的破案率不断下滑。探员霍顿与一名叫安的大学教授临危受命成立了行为科学组,探访调查以前的连环杀人案的囚犯,倾听他们的故事与想法,进而归纳出他们的犯罪心理动因,成功地破获了很多其他案件。

调查发现,很多罪犯都来自极其破碎的家庭,成年后他们最大的犯罪动因是想要世界了解到他们的痛苦,以此减轻自己独自承担的压力。他们通过各种极端的方式来获取社会关注和存在感,就像一个蛮横无理地想要博取父母关注的孩子,他们通过找寻一种认同、一种理解,来感知那早已匮乏的爱。若是有一个朋友或者家人曾认真地给他们提供关怀、理解和爱,他们或许不至于一步步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在这个越来越缺乏同理心和爱的世界,人们都急着满足自己的需要,根本无暇他顾。而人最需要的是爱的连接。悖论的是,通过给予爱与关怀,人们的心理需要反而会得到满足,痛苦反而会得到稀释。给予才能得到,舍弃生命才能获得生命。

然而这种爱又从哪里去寻呢?芸芸众生,每个人内心都在和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争斗,谁又能提供长久的完美的爱呢?谁又能斩断我们内心深处蠢蠢欲动的恶念呢?



谁能接纳人性的真相?

写下《忏悔录》的奥古斯丁,年少生活放荡,无休止地追求情欲的满足。身陷欲望的捆绑之中,只感到更深的痛苦和空虚,几近抑郁。终于有一天他在阅读圣经时大受感动,明白了人心是为神所造的,若不在祂里面,就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于是他痛哭流涕,诚心忏悔,反思以前的行为。

在《忏悔录》里,他回忆:17岁那年,他经常和他的伙伴们半夜在街上闲逛,以恫吓行人为乐。又一次,有人提议:“好无聊啊,那边园子里有棵大梨树,要不我们去偷梨吧?”大家一听,来了兴致,唯独奥古斯丁有些迟疑,因为他家里有很多又大又甜的梨子,他都不想去吃,何必去偷人家的梨?但他看大家热情高涨,自己心里也痒痒的,于是就跟了去。他们悄悄翻进园子,开始时有人爬上去摘,后来嫌太慢,就将树上的果子全都摇下来,用衣服包着带走。奥古斯丁尝了几口,觉得又酸又苦,还没熟。于是,他们将所有的梨子都扔进了猪圈喂猪……

这件小事让他一直耿耿于怀,自己为什么要去偷别人赖以为生的梨呢?明明不需要它,它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益处。想了很久,奥古斯丁认为是自己内心的原罪(original sin)在作祟。就像《圣经》中所描述的,心中有一个与自己作对的律一样:“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是根植在人内心深处的败坏,它如影随形——我们抑制不住的怒气、看到他人拥有时的嫉妒、随口而出的谎言……虽然没到虐待孩童、夺取他人生命这样极端,但都会让我们深觉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这种罪性,虽然我们每天都在体验它,但却无法靠自己来摆脱它。

然而,创造我们的神并非不晓得我们里面的光景,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表面的光鲜亮丽。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原谅自己的时候,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预备了那份全然接纳的爱。被前一刻还在高呼“和撒那”的群众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完全清楚并且亲身经历了人性之恶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然而,他选择饶恕。他就是为这样的人而死的。



面对这份接纳的爱,我们可以不必再绞尽脑汁用自己的聪明,缓解人性的真相和自我的真相带给恐惧和厌恶。不必掩饰、不必切割、不必推诿、不必逃避。

爱我们的神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祂亲自成为人心中之恶的解决之道,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式,承担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罪也可以一同被钉死在上面。然而耶稣若只是为我们而死,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份极其动人的安慰;耶稣复活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复活的主成为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得到释放的盼望和力量,我们的新生命可以得享真自由和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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