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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等待道歉,日本政府在等待她们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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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等待道歉,日本政府在等待她们死去...

原创 2017-08-14 乌鸦 乌鸦电影

九重山
来自乌鸦电影
00:0004:25

今天,有一部国产电影悄悄的登上了院线,没有声势浩大的宣发,没有蜂拥而至的观众,只有微不足道的排片,似乎很快也会悄无声息的下线。

但我想写下它的故事:《二十二》



2012年12月,广西桂林,新坪镇桂东村。92岁的韦绍兰,她每个月只能拿到30块钱的低保。

对此老人家没有太多怨言,她总是说:我买一次菜要用5块钱,买什么呢?买白菜啊,白菜便宜。钱够用就行了,多就多用点,少就少用点。






1944年10月,日军陆军第11军包围了桂林。当时出门打猪草的韦绍兰,遇到了日军,被拖上了军车…

这一路上,日本鬼子见到女人就拖上车。韦绍兰说:不敢抬头,不敢数,也不知道他们拖了多少个。她们被关到屋子里,被鬼子不分白天黑夜的强奸。

那一年,韦绍兰24岁。



三个多月后,韦绍兰逃出了“慰安所”,一路翻山越岭,逃了两天两夜,逃回了家。

踏进家门,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你不晓得回来呢!



被鬼子抓走的那天,韦绍兰的月经刚刚干净,因此怀上了日本鬼子的孩子。

1945年7月13日,孩子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取名叫:罗善学。



韦绍兰夫妻很疼善学,从小到大没舍得打过。只有一次善学拉屎拉在了裤子上,屁股上被打了两巴掌。

当时他们家一天只有三四两米,都熬粥给孩子吃了,两个大人吃野东西(野菜)过日子。



罗善学七八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听见爸妈在吵架。他就躲起来偷听,这才知道自己不是爸爸亲生的,自己身上流着日本鬼子的血。

多年来,罗善学受尽了冷言冷语,村里人经常戳他的脊梁骨,村里的小孩子都喊他日本人...





到了2012年,罗善学已经68岁了,还讨不到老婆。他说:谈了六个妹仔,个个妹仔都讲,什么不好嫁,为啥要嫁个日本人?

从1981年到现在,罗善学一直放牛为生,和老母亲住在一起,相依为命…




2012年6月,80后导演郭柯,偶然看到了一篇“中国慰安妇生下一个日本孩子”的报道。他决定拍摄一部讲述中国幸存“慰安妇”生存现状的纪录片,名为:《三十二》。

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强征了20万“慰安妇”。到了2013年,在中国存活的仅有32位老人,这就是片名《三十二》的来源。



两年之后,当郭柯导演准备把这部短片拍成纪录长片时,只剩下了二十二人。

到了2017年,在电影《二十二》上映的今天,中国在世的“慰安妇”老人,仅剩下了八人。



在豆瓣的短片简介中,这样写道:“慰安妇”这三个字,曾在多少中国人心里被披上“中国耻辱”的外衣。多少人想揭,却不敢活生生揭开;多少人想拍,又怕打扰到她们的生活。这是一段疼痛的历史,每个中国人都心知肚明。

或许正是因为主题过于沉重,这部电影在中国院线的排片只有1%,真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数字。



2014年韩国导演赵廷来,准备拍摄“慰安妇”主题电影《鬼乡》。制片方获得了七万多韩国网民的支持,筹集了五亿韩元。演员全部零片酬出演,大多数摄影、灯光等技术人员都无偿工作。

电影《鬼乡》于2016年在韩国公映,蝉联了半个多月的单日票房冠军。


《鬼乡》海报

恕我直言,我个人认为韩国的这部《鬼乡》有些用力过猛。从成片质量来看,《二十二》的水准在《鬼乡》之上。

从豆瓣得分也可以看的出来,《鬼乡》7.4分,《二十二》8.7分,短片《三十二》更是高达9.3分。



没有呼天喊地的悲怆,没有泪如雨下的哭泣,电影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冷静而克制,平和而温暖。



比如,湖北的毛银梅老人,她本来是韩国人,因为逃难到中国才被日本鬼子抓去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已经不会说韩文了,湖北话倒是说得很溜。

她的中国名字,毛银梅,是自己取的。她说,之所以让自己姓毛,是因为崇敬毛主席。

毛银梅还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儿,这些年都是养女在照顾她。养女说:别人说她是日本人、韩国人。我管她是哪里人,她把我拉扯大,我应该照顾她报答她。


毛银梅老人家中

毛银梅老人跟大家聊天

同时,即使是隔着银幕,你仍能感受到那锥心刺骨的痛苦。

比如,山西的李爱连老人接受采访时,她会先提醒导演:门关好了吗?仿佛只有在关严的屋子里,她才敢打开心门。

那一天,李爱连老人说,被日本鬼子抓去时,她只有18岁,先被饿了三天三夜,后来有人丢给她一堆大葱,她一口气吃了8根,胃从此坏掉了。(引用自[腾讯娱乐]对郭柯导演的专访)



比如,我曾在网上看过山西陈林桃老人的介绍,她曾被日本鬼子强暴、用烟头烫,还被打断了一条腿...她去世前,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中国和日本能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很多人死去。

但就在今年年初,还有网友在日本的APA酒店发现,该酒店大堂公然放置着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右翼印刷品。

两相比较,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愤由心生。




郭柯是一位温柔的导演,这也导致电影拍摄过程很是揪心。郭柯导演说:试问,如果有记者问你奶奶,当年是怎么被日本人凌辱的,你想不想抽他?

导演还说:这个片子毫无疑问应该把老人放在第一位,她们不是你用来感动观众的工具…会感动的人,自然会被感动。(引用自[腾讯娱乐]对郭柯导演的专访)




因此,整部电影没有旁白,没有煽情,没有过度的渲染。只有克制的情绪,真实的生活,以及大量的空镜头:阴郁的天,厚重的云,斑驳的墙壁,凝聚的光线…

我坐在电影院里,在黑暗中,隐约能听见有观众在啜泣…电影结束,我第一次在影院里看到了难忘的一幕:3万人的众筹名单缓缓滚动,没有一个观众提前退场。



走出影院时,有朋友发信息给我,让我去看冯小刚导演的微博。

小刚导演这样写道:请大家对这部明天就要上映的纪录片给予关注。以下转发张歆艺给我的信。

导演,今天想麻烦您帮一部纪录片做个推广,不是我做的戏,是我资助的,一个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的纪录片《二十二》导演非常年轻,4年前他找到我寻求帮助,那时候在册的慰安妇还有大概不到三十位,后来拍完仅剩二十二位,前天电影首映,他告诉我现在只剩9位老人了。这几年他比我更努力,什么都没有做,专注做调查研究以及每年过年过节给老人们送去慰问和生活补给。我一直在支持他,但我从没有没有公开我是出资人,前一阵导演在央视接受采访无意透露了我的事,才被传开。几经辗转,这部《二十二》8月14要上映了,排片少,因为我的事,大家才有了讨论,有了媒体进入,我觉得不公平,片子本身值得关注,题材值得关注,排片更应该被保护。不知导演可否微博帮忙说一句。



据说,郭柯导演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时说:我感觉老天爷都在帮我。

他还说:能上映就是成功,如果盈利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挣钱的机会,我以后一定会有,但这一次,我希望自己干干净净的。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老人

坦率的说,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国电影院线的负责人都长了个什么脑子。

前段时间,我去香港看了两天电影。感觉香港的电影院商业极了,功利极了,市侩极了。但仍然有不少纪录片、文艺片的排片。

怎么中国大陆的院线就是容不下这些不够“主流”的影片呢?是因为优秀的中国电影太多了,轮不上这些电影吗?




我很喜欢韦绍兰老人,即使经历那么多苦难,即使靠微薄的低保维生。她不怨天,不怨地,也不怨社会,她很乐观,有很多正能量。

她说:这个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她还喜欢唱一句山歌: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问题是,我们真能让这样一群老人“自流眼泪自抹干”吗?

今天是8月14日,也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希望在一年的365天里,我们留出一天来关注这些老人,尊重她们经受的疼痛,尊重她们遭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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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历史顾问苏智良:平淡之下是波涛
澎湃新闻  2017-08-15 16:31:00 举报 查看源网址 阅读数:29万+
​​


毛银梅老人跟大家聊天。 本文图均为 《二十二》剧照


“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90多岁的毛银梅捂着胸口,哭了。


新上映的纪录片《二十二》里,这是毛银梅少见的情绪失控的画面。其余镜头下,她唱家乡民歌《阿里郎》,回忆跟母亲分别的场景,用日本话讲“欢迎光临”,语调平静松弛。


《二十二》呈现中的主人公基本都这样。喂猫、看电视、打牌、吃饭,大部分时间,她们不过是搬把椅子,坐在一个地方发呆。跟一般的老人没什么两样,生活平淡、无聊,有时像小孩一样笑,谈起往事来像讲述遥远的故事。


但有一个时刻,介入了,“脸拉长了,眼泪下来了”。无论是面对与她们经常相处的志愿者,还是偶尔造访的媒体,谈到几十年前被迫成为“慰安妇”的经历,“不讲了,不讲了”、“不想提起这件事”,她们静默,或者崩溃哭泣。



毛银梅老人(左一)。


“慰安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人对被迫为他们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的统称。据记载,1931年到1945年日军侵华期间,有20多万中国妇女被强征掳掠为“慰安妇”。


导演郭柯在拍摄纪录片电影《二十二》之前,还拍过《三十二》,两部纪录片均将镜头对准在世的“慰安妇”幸存者。两部片名的变化表示着国内“慰安妇”在世幸存者数量的变化。


“我们前后(20多年)共调查发现了200多位幸存者,但随着她们陆续离世,到今天只剩下14人。”《二十二》的影片顾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作为研究“慰安妇”问题二十多年的学者,他被称为国内该研究的第一人。


郭柯拍摄的是其中一部分,纪录片中的22个女主角,到如今只剩了8人。“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他曾对媒体说。从《三十二》到《二十二》,仿佛一场时间的赛跑。


多年来,国内拍摄“慰安妇”相关纪录片不少,如台湾的《阿嬷的秘密》、《芦苇之歌》,每部片都有它各自的风格。《二十二》展现的是幸存者平凡琐碎的日常,观众想象中的家国情仇、跌宕命运、强烈控诉没有明显表现。


“风格比较淡,其实也是波涛汹涌。”苏智良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在导演的视角之外,在痛彻心扉的回忆中昏厥、精神失常、跳河卧轨,“这些我们在不幸的人身上看到的都在她们当中发生。”


“有位老人将这件事一辈子烂在心里,有的憋不了一口气一定要讲出来讨个公道。”“看到他们,我们没有理由转身离去,有责任记录这一段历史。”苏智良说。



剧组与毛银梅老人合影。


【对话苏智良】
澎湃新闻
:您在《二十二》这部影片中承担什么角色?


苏智良
:我是影片的历史顾问。郭柯是80后导演,他最初来找我说想拍这个严肃题材,后来有一次他在韦绍兰老人家(其中一位幸存者)拍了张合影发给我,我印象比较深,因为合影里有二十来人,都是他们团队的,画面也非常好,像电影一样,我就想这个小伙子真把这当回事。


期间我把我研究“慰安妇”的书送给他,交流了很多,也见过很多次面,《三十二》拍好后也有交流,每年过年我跟他的团队会一起去慰问老人。


澎湃新闻
:影片上映之前您有提过建议吗?最终的成片跟您最先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苏智良
:上映前跟他讨论过,但我尊重他的风格,选什么出现在镜头里,思路视角由他来定,他是导演嘛。


澎湃新闻
:许多观众反映影片的风格比较平淡,您觉得怎么样?


苏智良
:现在他的风格是比较淡,但其实背后也是波涛汹涌。比如毛银梅,她的祖籍是朝鲜。在中国受害以后,跟中国农民结婚,之后一辈子都没回过家。她说没脸回家,但其实内心想回家,所以会默默地把故乡发音记住,你看她唱故乡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谣》的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如泣如诉。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幸存者。


澎湃新闻
:我看影片宣传说现在“慰安妇”在世幸存者22个里就剩下9个了。


苏智良
:应该是这样的。在全国调查团共同的努力下,我们二十多年来前前后后一共发现200多位幸存者,有些公布身份了有些没有。这个数字是动态的过程,因为会有人去世,同时会有新的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活着的有14位。


《二十二》里采访的是一部分,影片中记录的22位到现在就剩下了8位,因为三天前其中一位老人黄有良去世了。


澎湃新闻
:好像影片里出现的幸存者基本上都是农村的。


苏智良
:是的,我们调查中,确实农村的比例比较大。城市也有,但可能一方面是城市有压力,在城市我们有调查失败的例子,有的老人不愿意开口。农村是更自然的状态,其实老一辈的故事都知道,只要有人愿意开口说,就能一样子找到好多人。


澎湃新闻
:您之前做的调查是与面对面、没有镜头地跟这些老人聊,这与您在大荧幕上看到的她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苏智良
:其实我二十多年一直在“触电”,跟几个电视台有合作过,都拍过纪录片,只不过容量大小不同。郭柯这一次是私人的身份、小的公司来做,拍得还是比较精致比较用心。


我认为这些老人面对媒体跟面对我们肯定会有差别,因为我是记录历史,重视取证,要反复地调查旁证再确认。郭柯不是,他是披露他们晚年的生活,不会问你成为慰安妇有什么证据。


所以你在影片中老人有些没怎么说她受害的经历,郭柯自己也说,他是把这些老人当奶奶看,会想到如果是自己的奶奶会不会问她怎么受害的。这是他电影人的视角,他不是刻意去做这样一个调查。我是做历史的,就必须要搞清楚。


我有的调查中,老人是痛彻心扉地给你回忆,像万爱花她回忆起来哭得要晕厥。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二十多年中不主张记者去采访,何必呢,就为了一个报道。


澎湃新闻
:您做“慰安妇”的研究调查好像是跟妻子(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丽菲)一起做的,是不是这些老人对女性比较信任。


苏智良
:那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历史调查肯定要女性面对面。


澎湃新闻
:她们对您和妻子会不会有抗拒?


苏智良
:有的当地志愿者做了工作,或者有媒体去过,就比较顺,也有被拒绝的,没有调查清楚的,但是比较少。


澎湃新闻
:一般遇到的愿意说是基于什么原因?


苏智良
:毕竟是一段改变他们人生的痛苦经历,有些人还是老革命,共产党员,抗日战士,她就特别想说。她说这一生都毁了,后来不名誉、甚至没有很好的婚姻等等,她就憋着一股气,要追究这份政治责任,赔偿名誉,赔偿损失。我看今天中央台采访黄有良的儿子,他也说他妈妈希望还自己一个清白,把官司打到底。


澎湃新闻
:公开身份对于她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苏智良
:我们这个社会对幸存者压力是很大的。可能看笑话的人挺多的,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真的是苦大仇深的受害者,我们要怎么报以同情,慰藉帮助。


澎湃新闻
:说服她们讲述时,她们没考虑到可能面临各方眼光吗?


苏智良
:其实我们对两百多人有不同对待,有的人直到去世都没公开肖像、名字、地址、受害经历,因为他们在世时我们承诺过不公开。现在去世很久了仍然没公开,以后有合适机会再说。


还有像黄有良、万爱花这一类的,他们愿意出来讲话。我们是非常愿意支持和感谢他们的,很了不起,很不容易。


澎湃新闻
:说到打官司,黄有良、万爱花都是公开控诉被侵华日军性侵犯,并向日本政府索赔的中国女性,现在这方面的官司有什么进展吗?


苏智良
:永远也没有进展,200多个人里有24个做出这样的起诉,但这些起诉案好几年前全部审理终结了,都败诉。日本还有一个司法解释,不再接受以战争损害为内容的外国起诉案。


澎湃新闻
:影片里有一个帮她们打官司的志愿者,说当时接触她们是想替她们讨公道,但现在没成功,觉得“假如知道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如不惊动她们,很后悔。”您怎么看?


苏智良
:我是不后悔。我说过一句话:看到这一群历史幸存者,没有理由转身离去。

你有责任记录这一段历史,因为战争后期日本有意识地销毁了大量“慰安妇”的档案,我们要重建历史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幸存者的口述是非常重要的证据
。因此要去记录他们,多一个证人就是多一份证据、多一段历史,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


对于老人来说也不一样,有的老人像万爱花,就是“我讲出来了,我就出了一口气”。但有些老人永远地烂在他的心里,直到离世,这也大有人在,我自己都经历过。这也没办法,证明我们工作还没到家。


败诉,这个其实从起诉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这个结果,但知道这个结果我们还是要去做。是因为通过这个过程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世界特别是日本人知道那一段战争的暴行,这就很重要。有的老人知道这个道理,知道会失败也去控诉,也会去讲她的故事。


澎湃新闻
:您觉得要让大家了解并记住,为什么了解并记住有那么重要?


苏智良
:因为

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伤疤,如果忘记了会不会历史再重演,我是很担忧的。不要认为今天中国这么强大,但我们在精神层面有些方面真的很弱



在慰安妇问题上这些老人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日本政府深刻的反省、道歉或赔偿,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民族的晚辈是有愧于这些老人的。这么大一个冤屈,他们是一直在被日本政府伤害的,一直到死万爱花说她死都不瞑目,死都希望我们为他伸冤。


澎湃新闻
:表面上看他们平时生活挺平静,但这件事可能是他们心里隐隐的一根刺。


苏智良
:它是永远抹不去的痛,作为她们个人也希望忘去,但永远忘不去。有的受害者半夜打电话给我,说睡不着,梦里还在慰安所,这样的一个痛苦几十年折磨他。有的我访问她家人说“我妈妈一直是精神失常”。自从战争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这样。还有跳河卧轨,我们生活中遭遇的不幸结局那些人都有。


澎湃新闻
:影片当中倒是没反映这部分。


苏智良
:因为郭柯他没看到,比如有的精神失常的九十年代就走了。


当然大家是理解他们所受的伤害之后看这个片子会有一些感动,否则就记录一批养老院的人没什么感受。


澎湃新闻
:现在的幸存者一个一个离世,您每每听到这些离世消息有什么感受?


苏智良
:我作为一个男人可能心肠硬点,这个题材女性是做不下去的,因为我太太好多次跟我说你这个调查再不要叫我去了,太苦了。她要面对面跟那些老人谈受害的细节,老人一把眼泪,她也会陪着哭,有的时候哭的时间很长,哭得头晕眼花,还要录音,太痛苦了。


澎湃新闻
:如果把幸存者这群老人跟一般老人做对比,您怎么看?


苏智良
:他们当中有人很有个性,比如海南的林爱兰,她早年是红色娘子军的战士,后来被日军抓住成了性奴隶,她后来还是从事行政工作。在养老院里看到他我一看就是个女干部,讲话精神头十足,很有威严,影片里有她。


还有的很有戒心,有精神创伤,胆子特别小。记得

卓天妹老人前年到上海来参加一个活动,吃晚饭有一个日本人拿了一包礼品要给她,我跟她说这是日本人,她听到很紧张,我就知道她联想到战争时候的日本人了,我马上跟她说有好的日本人



澎湃新闻
:影片里也有说一个受害老人看日本人照片的反应,笑着说“日本人老了,胡子都没有了。”挺轻描淡写的。


苏智良
:是,这也是一种心态。其实这个故事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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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国产良心片,豆瓣9.1都给低了
电影工厂  2017-08-15 19:49:45 举报 阅读数:46万+
作者:电影铺子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

侵华战争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

在很多人心中,有关侵华战争的印记,已经渐渐模糊,一些伤痕,不少人都觉得愈合了。

但是,有些伤口可能永远愈合不了。

比如,这几天上映的揭示中国慰安妇现状的电影《二十二》。


电影为什么叫二十二?

因为,片子14年开拍的时候,中国被日军强暴的20多万慰安妇,只剩下22个了。

有些话再不说,有些历史再不揭开,就会永远变成烟云。

做一个影视公众号,铺子始终觉得有义务将国产好片推荐给大家。

今天这个国产片是《二十二》的前身,它很冷门,但意义重大。

纪录片的名字叫《三十二》。

电影开拍时,被强暴的中国慰安妇,剩下32个。


这个数字一年一年地递减。

可能再过不了几年,这个数字,就要永远地停在一个0上。

慰安妇的历史,和很多那些真实发生的惨事一样,成为了烟云,成为了一桩似乎不曾发生的事儿。


​但是,历史就是真实,它需要被人谈起。

《三十二》用短短的43分钟,掀开了历史的冰山一角。

仅仅是这小小的一角,就让人心有千钧般的沉痛。

纪录片的第一个镜头,是绮丽的山水。

险峻而又独立的山峰,它的影子倒影在清澈平静的水面。

有人认得出——这里是桂林。


桂林的一处僻静的小镇里,住着一位老人韦绍兰。

老人今年92岁了,住在一栋用泥土糊成的房子里。


她看上去是那种精神矍铄的老人,走起路来很轻快。

只有仔细看的时候,你才能发现她的左腿,完全用不上力。


年纪大了,韦绍兰不再从事劳力劳动。

年轻一点的时候,她还可以挖点药草帮补家用。

如今看到药草就好恨,恨得是自己是一个无力的阿婆。


纪录片开始的时候,镜头远远地跟随着阿婆。

她佝偻着腰,步子一颠一颠地向前。

从乡间的小桥,再走到田间的小路,最后,她走到了小镇上的人民政府。




每隔一段时间,阿婆就要拖着无力的双腿来到这里,领取自己的低保。

钱并不多,三个月才90块。

但这90块,值得让她走上十几里,甚至更长。

生活很穷困,有钱就多花点,没钱就少用点。

白菜便宜,她吃的最多的就是白菜。


不出意外,韦绍兰老人可能在极度简陋的环境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她的后半生,是中国慰安妇的一个缩影。

被人轻视,被人遗忘,缓慢又落魄走向剧终。

鬼子进村那年,就是她命运的转折点。

老人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鬼子,明晃晃的刺刀,簌的一声,割开了她的背带。

那时候,她觉得肯定要死了。


她没想到的是,鬼子没有杀她,却用另一种方式羞辱折损她。

那时候被抓的妇女不少,他们被关在马岭。

鬼子一次五六个人,对村妇进行轮奸。


说到伤痛处,老人不由自主地握紧左手,


嘴唇颤动着,喉咙里发出了呜咽的声音,


最后忍不住,捂住了脸。


日军带来的不仅仅是几个月被强暴的日子。

老人下半生的悲剧,才开了一个头。

从日军那里逃离出来后,又遇到困难的年份,饭都吃不上,自己的女儿在她回来后一个月就死掉了。

丈夫不理解她,常常对她恶语相向,甚至外出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夫妻之间弥漫着一股冷暴力。

那时候的她服过毒,要不是邻居发现了,她早已不在人世。


黑暗的日子里,只有婆婆为自己说过好话——

她不是学坏了,是鬼子抓她走了




这句话被老人提了两次。

这大概是当年唯一支撑她走向去的动力。

但就在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种是日本人的。

婆婆说,这个孩子还是留着,万一以后没有生育能力了呢。

于是,罗善学出生了。

他出生的那年,日本人投降了。


他的出生,伴随着另一场悲剧。

父母对他的出生绝口不提。

但儿时的小伙伴,都叫他日本人,甚至现在有些小孩见到他,都毫不客气地喊——

日本人,日本人


谁知道,这三个字是母子两人心中最大的伤疤呢?

罗善学曾和6个女孩说过亲,但由于自己的身世,最终都被拒绝——

嫁什么人不好,嫁给日本人

这个名誉好听吗?


从此,罗善学不敢再有过多要求。

养牛,就养一辈子牛吧。

到死,有一碗白米粥就可以了。


侵华战争真的过去了吗?

不尽然,历史成为了过去的一页,但是遗留下的伤害始终没有散去。

“慰安妇”们的余生都要面对更沉重的精神阴影——人言。

人言可畏,每当我们说起这四个字,都会想到阮玲玉,想到那些受言论戕伐的名人。


我们哪会想到,受害者也会腹背受敌,一次次地被言论冷箭击倒,连下一代都难以逃脱。

以往说起“慰安妇”这段历史,少不了对日军侵略行为的痛斥,少不了激愤,但又有多少人能带平常心,视他们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

慰安妇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特殊词汇。

她们是一群被强暴的妇女,一群受害者,她们是通过一个慰安妇这个有些群体意味的词出现,但很少有人得知,作为个人,她们有遭遇了什么。

这也是《三十二》的珍贵。

它用平静的视听描绘着一个慰安妇最后的生活。

她很穷,家徒四壁,窗户,灯泡上都挂着蜘蛛网。


舍不得用自来水,就去河边洗衣服。

洗完衣服回到黑漆漆的房子里,坐在煤炉前做饭吃。



腿脚不方便,但每天还要担两桶水回家。

害怕自己掉进河里,不停地在岸边用脚试探。


慰安妇个体的命运,就浓缩在这河边洗衣,还有一碗白花花的白米饭中了。

老人唱着歌谣,纪录片也块结尾了,镜头再次回到桂林的山水。

这里曾经发生过黑暗的历史,但山水依旧绮丽。

老人的歌,唱出了她的一生。

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恐怕不少女权主义者看到这段,都会暗自嗟叹,这才是真正的自强不息。

天长地久的苦难和贫瘠面前,站立着这样一个坚强的老人。

她不止一次地感叹,生命之美,世界之好——

这世界红红火火的

现在我都没想死



世界给她伤痕,她却认为这个世界很美。

没有吃的就想办法,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

不怨恨,不自怜,这才是高贵的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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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Lcar_86QTw0rWtSqMuaQpQ

不要害怕这部电影,它克制,又善良

原创 2017-08-14 萝贝贝 萝严肃
  

燕池-九重山-《二十二》
来自萝严肃
00:0008:08



从周末开始,微博上就出现了很多“自来水”,安利一部叫做《二十二》的纪录片。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在电影开拍时,中国内地仅剩22位“慰安妇”幸存者。


而到电影公映的现在,只剩下8位了。



这部电影的诞生有演员张歆艺的大方资助,有社会各界的众筹,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

但还是很多朋友,尤其是女孩,看到这个介绍就忍不住有点害怕,在朋友圈问:这个电影写残酷的历史,会不会让人不忍心看?

答:不会。

这个纪录电影主要是呈现“慰安妇”幸存者老人们的生活状态,老人们经历过很多残忍的过去,有很多激烈的表现方式,但是《二十二》选了最克制的那种。

恰恰是因为“克制”,所以才珍贵。

看完之后我会觉得,那不是远离生活的一部分,历史和现在相连,如何留下记录、审视过去,不是一个宏大的非日常的命题,每个普通人都应该想一想。

推荐你去电影院看《二十二》,也可以到网上找导演郭柯的另一部《三十二》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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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慰安妇”,更准确的表达是:「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

她们是受害者,是被迫的。

那种伤害非常人所能想象,大家自行去搜索就能知道一二。


但,世人如何看待受害者?

小时候看过不少关于日军侵华的历史记载,但我没有试过从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的视角来想问题。

所以观影过程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纪录片里有几次提及,这些老人明明受了罪,旁人还会对这些老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有个阿婆被称为“日本娘”。是侵略者掳走她,侮辱她;她的乡邻却叫她“日本娘”。这是二次伤害。

还有一个老人哭着说,自己的丈夫不嫌弃自己,她很感激。

可是,她们什么都没有做错,这里面本不该有“嫌弃”这个词的出现。

《二十二》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件事:即便是在当下,一个女性如果被性侵,也有可能遭到舆论羞辱;而把时间倒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女性被侵略者强迫成为“慰安妇”,也会被自己的同胞指指点点。



而当我看完电影去查看豆瓣评论,发现了一条来自豆瓣网友“十月初七”的一条评论说:“去年上海一处“慰安所”面临被强拆的命运,因为周围群众说那是妓院,对小孩不好。”

去搜了一下真的有这条新闻,在上海,全国最发达开化的城市,街坊们容不下一个历史遗迹;那是中国女性受难的慰安所,他们称之为:“妓院”。


在央视新闻采访中,当地居民说这是耻辱,不是正能量,不能放在学校边上。


学生认为这件事不光彩,不要特别了解,可以了解抗日英雄,不用了解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女性。

在电影《二十二》的片尾,“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说,他会后悔让这些幸存老人开口。


他从1982年开始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状况,1992年开始组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集体诉讼,三十多年过去,并没有结果。

张双兵在《二十二》中说:“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他的意思是,这种身份暴露,对老人来说并不是好事,压力更大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是像我一样,一直到这部电影上映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老人们年轻时遭受了不幸,说出真相得到的不一定都是悲悯,还有指摘。

正是因为这高悬在受害女性头上的“屈辱感”,让亲历了历史的幸存老人们,几乎不开口。



《二十二》里真正由老人口述的受难经历非常少,每个人只有寥寥几句话。

她们很艰难才能说到往事,讲了几句就会痛苦万分,“不说了”是她们都会挂在嘴边的话。



电影里一位老人用简单的描述讲了当年的回忆,之后立刻说,自己一直在掩饰过去。

有人来采访她,来了四五次,她都不说真话:“儿女都大了还让我说什么,以后我走了(死了),就不说了。”

那是真正的历史,可她曾经准备沉默到死。

过去对她们来说难以启齿,但除了险些被埋葬的记忆,这种“难以启齿”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谢谢《二十二》呈现了它。



由此,也要说到关于这部电影的另一个争议:它是否“失之平淡”?

我看了一下豆瓣的短评,好几个评论都认为导演郭柯浪费了素材,“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有很多更有力量的表现方式,但现在的电影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这些老人的普通生活,发呆、等待、喂猫,是为“没有章法”。



但感动我的恰恰是导演郭柯的这种取舍方式。


我是做新闻的,大概多少跟纪录片有些共通之处。

现实生活不会像戏剧那样,一抖三翻,起承转合。

没有这样的,真实是没有戏剧规律的,它的喜怒哀乐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的,记录者当然有提炼出戏剧冲突的方法,譬如在老人的讲述中穿插那些炮火连天的战争;那些惨无人道的侵略者行径,采访者的提问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到受访者的情绪去表达——假设,你如果追问她的痛苦,她也会在尖锐的问题表现得异常痛苦,那画面会是“戏剧化”的,也许是“震撼人心”的。

但我感谢导演选择了这么温和、克制的纪录手法,那是一种善良的视角。


她们承受的痛苦,从过去延续到现在;这是一种外人根本没资格说三道四的不堪记忆,那么,用最不打扰她们的方式来采访和记录,就是尊重和理解。

更何况,记录她们怎么度过每一天,也不是没有意义。

一个人经历过那样的伤害,活了下来,她的每一天,也都是我们观看历史的一个视角。

她们还是要正常生活下去,很多人有了自己家庭和儿女,也要尽量让自己开心,也会笑。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在克制的镜头下,她们的人生被一点点展开,都是冰山一角而已,但足够有力量。

林爱兰参加过抗日游击队,也被虏走被迫成为慰安妇。


她说话时的眼神是最有光彩的,讲话也是最硬气的,故事是最惊心动魄的。


毛银梅本是韩国人,原名朴车顺,她从韩国逃难到中国,被虏走被迫充当“慰安妇”,之后收养了中国孩子,改名一直在中国生活。


韩国有不少志愿者来看望她,给她带了韩国的礼物。


复杂的记忆被浓缩成不同的语言。

毛银梅平时说方言,采访的时候提到童年,她还能说简单的几句韩语:爸爸、妈妈、奶奶。回忆在慰安所的日子,她说了一点点日语,请进、请坐,日军如何称呼她。


最动人的是老太太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朝鲜族民谣:阿里郎,阿里郎,翻山越岭,路途遥远,你怎么忍心把我扔下,出门不到十里你就会想家。

拍的是残酷的历史,但是《二十二》最终呈现的是很温柔的力量。


看了《二十二》,我才知道导演郭柯2013年就拍过一个《三十二》。那时候内地的“慰安妇”幸存者是32个。

《三十二》把镜头对准一个幸存者,叫韦绍兰,就是《二十二》最后出现的那个“生了中日混血儿子”的老人。


韦绍兰被抓走被迫成为“慰安妇”,死里逃生却怀了日本人的孩子——虽然她并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但还是想把孩子生下来。



她被抓走后,丈夫斥责她不学好;她试图自杀过,但是被救了回来;她生下一个无辜的儿子,村里人对这个男人指指点点了一辈子,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于是,他打了一辈子光棍。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都在《三十二》里。

《三十二》里韦绍兰老人哼了一段儿时童谣,经过音乐人燕池的改编,成了《二十二》的主题曲《九重山》(也就是本文开头放的音乐)。

有几句歌词是这样: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
出门人笑我也笑,回家人笑我忧愁。人进大门呵呵笑,我进大门眼泪流。

还有一句老人的哼唱,没有被编进这首歌:

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流眼泪自抹干。

这首歌我听了一遍就记住了,只觉得苦难这么多,有人却轻描淡写地唱完了,我们在别人的命运面前,没有慨叹的资格。



(△韦绍兰在《三十二》里说:这世界这么好,到现在我都没想死。这句话被用在了《二十二》的片尾)

所以,不如去“凝视”,这是纪录电影《二十二》的官微里最常用的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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