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的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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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中的中国作家
原创 2017-06-09 李静睿 叙述
本来是一篇专栏，没能发出来，就这边自己发了。
土改中的中国作家
李静睿
方方《软埋》的意义在文学之外。如果严格按照审美，我读不完这本语言粗糙、故事草率的作品（书中最重要的情节推进全是基于极端巧合），但它依然值得一读，任何时代都有题材先行的作品，就像索尔仁尼琴并不能代表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但他还是那个时代无可代替的印记。
这两年我有意识地留心涉及土改的文学材料，但目力所及之内，当代作家只有莫言的《生死疲劳》（土改仅是其开篇背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土改为第三部分）、张炜的《古船》、尤凤伟的《衣钵》等寥寥几本。当中不能说没有佳作，《生死疲劳》被公认为是莫言最好的作品之一，《故乡天下黄花》是刘震云的第一个长篇，虽没有他后面《一句顶一万句》、《温故一九四二》等巅峰作品成熟，却也读来动人。但很奇怪，这些书或者籍籍无名，或者无人聚焦其题材背景，“土改”这个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与其说是敏感，不如说是缺席。
再往前追溯，1949年前后，留在大陆的几乎所有知名作家都曾被安排前往农村参与土改，但这些亲历者依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文字，除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样意识形态浓厚、除了选进语文课本基本已经无人阅读的作品，亲历土改、又真正有所创作的人，大概唯有一个张爱玲。
1949年之后，张爱玲以“梁京”之名参加了上海第一次文代会，据说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一个在任何时代都格格不入的人，就此踏入了一个更加格格不入的时代。在被体制视为“自己人”之后，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前往苏北，参加土改。在此前后，张爱玲还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这个非常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却有一个火热时代的特有结尾：世钧和曼祯都去了东北，“大家同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1952年，张爱玲以去港大复学的名义离开大陆，又辗转赴美，两年之后，《秧歌》和《赤地之恋》先后发表，和《十八春》时那个被“革命大家庭”吸收同化的“新中国作家”相比，我们熟悉的张爱玲又回来了。
《赤地之恋》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仅属二流，放在整个土改文学中，却是难得的佳作（《秧歌》文学评价更高，但它主要书写土改之后农村的大规模饥荒，并未直接描述土改）。张爱玲大概是那个时代最无心政治的作家，但她对政治有种奇异直觉，“眼前明摆着的事实，这只是杀人越货”，第一部分里两个质疑土改的年轻人相爱，“他吻她，那恐怖的世界终于像退潮似的，轰然澎湃着退了下去”……“杀人越货”四字，像一把漫不经心的刀，戳破时代和历史的双重谎言。
张爱玲之外，其他中国作家的表现与判断大都让人失望，即使是那些今天依然广受喜爱的作家们。1952年沈从文去内江参加土改，他向儿子描述当时批斗地主的情形：“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这段话隐约可见沈从文并未完全匍匐于这场运动之下（以沈从文的天性和审美，他难以真正匍匐于任何一场运动之下），但却依然是含混一团，未有判断。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1951年在江西进贤参加土改，这段经历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仅有八十年代的一篇短文《迷路》，土改工作队的人初初下乡，“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做梦，仅此而已，大陆土改起码死掉两百万人（也有专家认为是四百五十万），在亲历者的作品中，却不过是一场梦。当然这可能是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后的下意识自我保护，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汪曾祺私下里对他讲过，“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工作组进村后害怕斗争自杀了，‘那方式很特别，是用一根扎腿的腿带，拴在竹床的栏杆上，勒住脖子，躺着，死了’，汪曾祺对这件事情毫无经验，工作组的另一个曾经组织过游击队的和尚却‘十分老练’地左右开弓打了地主两个大嘴巴，说：‘埋了！’”这段引述就像汪曾祺的小说，冲淡含蓄，有情感而无情绪，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如何看待这场死亡，以及这场导致千千万万如此这般死亡的运动。
以我的阅读经验，在张爱玲之外，并没有第二个真正否定土改的中国现代作家，对其反思也大都停留在方式是不是粗暴、过程是不是失序、是不是存在“盲目扩大化”这些层面。两年前我偶然和一个非常著名的老作家吃饭，他亲身参与土改，且对此也有诸多反思，但在言谈之中，他痛心疾首的依然是“很多富农也被错误地划成地主，把不该杀的人杀了”，至于所谓“真正的地主”是不是就应当被剥夺财产且惨遭杀害？我想，他从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文革之后，知识分子的控诉普遍指向反右与文革，却对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这些同样残酷的政治运动绝口不提，因在这些运动中他们只是旁观，并不受害，但如果一个国家连最精英的知识分子都对他人苦难没有起码的关切与同情，而仅仅关注自身际遇，这种苦难最终必然将所有人卷入深渊。
最好的例子大概是老舍，熟悉他作品的人都应知道，老舍温情、文雅、幽默，是左派中少有的真正一流作家，从他人的叙述中也可看出，老舍的人品也无人怀疑。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依然不能清晰辨别是非对错，1951年，老舍曾撰文《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详细记录自己的思想转变：人民群众在天坛批斗恶霸，在全体高喊“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声说，老舍“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种场景，和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描写何等相似，“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老舍是那一代作家里少有的在49年之后还维持了创作能力的人，《茶馆》无论放在何时都是佳作，他的悲哀也不在死，而在于至死他都不明白这是何种罪恶，从逻辑上说，在三反五反土改时欢呼雀跃的人，后来也只能拥有相似的命运，这就是张爱玲在《赤地之恋》中惊人的预言：“这些人都是在时代的轮齿缝里偷生的人，他怅惘地想著。眼前他们不过生活苦些，还是可以容许他们照常过日子，可以在人生味中得到一点安慰。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
前几天我和家人去宜宾李庄玩了一天，抗战时文化机构西迁，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都曾暂住于这个小小村庄，一时间名流云集，包括傅斯年、李济、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等，当时的李庄乡绅们几乎是以举家之力帮助他们，这个原本只有三千人的村庄，最多时曾容纳一万两千人，李庄同济大学旧址一进门，就是当地最著名的乡绅罗南陔带头发出的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因当时刚读完《软埋》，回家后我一时好奇，搜索了罗南陔其后的命运，毫不吃惊地，我找到在新政权建立后，罗南陔死于万人公审大会，而召开大会的地点，正是当年他为同济大学提供的运动场，据《李庄乡绅的下场》一文的叙述，“当地农民被发动起来参加大会，每人手持一根木棒，不断振臂高呼口号，现场群情激愤，声嘶力竭。按大会最先的计划，由手持木棒的农民排成所谓‘水火巷’，当罗南陔等三人被解押着从巷中通过时，两边乱棒齐下，先打得他们皮开肉锭，血肉横飞，生不如死，要让他们受尽折磨之后再行处决，最后还要点天灯曝尸三天。”
这一切没有换来什么，接近七十年过去，依然唯有沉默。就像《软埋》中最让人震撼的一段，公公为躲避批斗中受辱，带领全家自杀，婆婆哭着说“我不要软埋，软埋了就不会有来世”，公公说：“你还想来世？你还来这世上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