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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一周年纪念|杨绛在“文革”

逝世一周年纪念|杨绛在“文革”

逝世一周年纪念|杨绛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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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一周年纪念|杨绛在“文革”
原创 2017-05-25 王丹阳 三联生活周刊
“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今天是杨绛先生逝世一周年,本文节选自2016年第23期封面故事《杨绛(1911—2016):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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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揪斗示众


1952年,杨绛被分到尚附设在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1956年,文研所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者直到1977年撤销,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由此开始了跌宕的“学部”生涯。“学部”在“文革”中也可谓是第一阵营里的学术单位,仅次于北大、清华,后来在她的多部回忆性作品中频繁出现。

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其所写的传记《听杨绛谈往事》中提及,时年98岁的杨绛总结道那25年间她就是一个“零”。“我开始有些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她佯佯不谙人间烟火,情愿靠边站,坐冷板凳。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文研所里几乎全都是大会代表,就她和钱锺书不是;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参与者仅杨绛;文娱活动、社会活动总排最末;马列主义导向的课题计划她并不担待,一门心思埋头翻译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

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包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包括重译《堂吉诃德》。杨绛接到任务时被告知用任何语言转译都可,但她看了5种流行的英、法译本后,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替原作,于是在47岁时学起了她的第三门外语——西班牙语。直到1965年,她已经完成第一部的翻译,着手第二部时,她没有想到这项细水长流的工作即将被“文革”阻断8年。


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

“(1966年)8月27日,我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当时第二部已译了四分之三。当日晚间,我在宿舍被剃了‘阴阳头’。”这天被她认为是非常不幸的一天,被没收的是她的誊清稿,没留底稿。正式被揪出来是在8月7日,她下班对在学部文学所上班的钱锺书说:“我今天被揪出来了,你呢?”“还没有,快了吧。”三天后,钱锺书被揪出来了。

之前,还没有一张控诉她的大字报,不过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就跳过了她,这仿佛是种已将此人逐出同类的征兆。再一次大会,忽然有人问:“杨季康,她是什么人?”但没人为她定性,她就这样无缘于群众队伍了,组里秘书叫她以后开会不用来了。杨绛说:“我就这样被揪出来的。‘揪出来’算什么东西呢?还是‘妾身未分明’。”其实,所内在《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的气氛就愈见肃杀,人人在山雨欲来前如临无物之阵,办公室四壁上贴满红红绿绿的语录条,诸如“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揪出来之后还得待罪。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的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这是她在《丙午丁未年纪事 风狂雨骤》中描述的一段1966年5月16日后的情形。

在“文革”的舞台上,“五一六”意味着一场派系斗争后的改弦易辙。随着毛泽东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十年“文革”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拉开帷幕。对学部来说,也先是“五一六红卫兵团”,后被涂抹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天下,再由军宣队、工宣队入驻监督。在学部的牛鬼蛇神中年龄偏小、自认是无名小卒的杨绛跟其余人一样眼睁睁看风云变幻,如浮桴于海上。在她的干校记忆里,有过弄臣般的情形:军宣队在干校派来监视受隔离的“五一六分子”的老先生们,正是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揪出来的“反动权威”“苏修分子”等牛鬼蛇神。


钱钟书和杨绛

被揪出来后,就要认真做自己的“牌子”了,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她这样描述那精工巧制的自制牌,给钱锺书找了个长方形小木片,自己的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个圆圈剪下”。各按规定,工楷写上一款款罪名,穿上绳子,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爱丽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她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越来越惊奇)。”

在造反派主导的“文革”舞台上,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上来配合演戏。杨绛20世纪40年代时写喜剧《弄真成假》,但她自称不爱也不善表演,她也许没想到有天会犹如笔下的角色粉墨登场“陪斗”。用休·沃尔波尔(Hugh Walpole)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1949年以前的剧评家认为杨绛本质上是个悲剧作者,当《弄真成假》让人笑中带泪时,想必杨绛是懂得现实辛酸中如何在黄连树下作乐的。

有次是正任学部文学所所长的何其芳挨斗,杨绛在陪斗之列,席间竟然睡着了。忽而有人大呵:“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登台后第一件事就涉及戴高帽子的艺术,她习以为常地称是“登台就有高帽子戴”,但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这样会比垂直戴帽时低头来得省力。最初被揪出来时在大席棚里集体示众,初见别人头上的高帽子上写着“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时她还纳闷自己头上的写着什么,下台脱下一看是“资产阶级学者”,后来这帽子上的名目规范化了一番,她的就固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在历史的嘲弄中尽管人在物理上被颠来倒去地指使,但她内心是淡定的。比如被红卫兵抓住就“老老实实”地按身上挂的牌子自报姓名,自背出罪名“拒绝改造、走白专道路、写文章放毒”,在“文革”的大型表演里,这种轻描淡写、消极处理式的应对何尝不是一种表演。她冷眼旁观着一切戏剧性人格在运动中的亢奋表演,时而凑合几句,时而躲进女厕,为的只是平安渡过每个难关。她没有被无限上纲上线,或许正源自之前坐冷板凳时太低产,以至于“小鬼不足道”。

“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学马那样站着睡觉。”如果被提名到麦克风前,无非就是自报姓名,自报身份,挨一顿乱骂,她觉得“上了台也不过如此”。在台上陪斗还不必表演,在台下就得充革命群众了,这就让她犯难了:“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





干校时期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国开始掀起对“五一六”运动的清查。外文所开始清查“五一六”时,杨绛已经恢复群众身,被工宣队唤去翻译法文资料,为江青、姚文元等人所感兴趣的新时期法国剧院新花样服务。她一个人坐在当时外文所所长冯至的办公室里苦翻法文。她见过所里的“五一六”分子招供甚至自编认罪材料,在毛泽东像前含泪忏悔。但寒窗苦译下明哲保身是难的,工宣队就觉得她阶级立场不够,提醒她“你脱离群众不好”。

军宣队登台后,工宣队撤场,学部开始集体下干校,一定程度上学部是带着清查“五一六”问题而下干校的。钱锺书是先遣部队,他曾回忆,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虐,疾病始终缠身。


在“五七干校”期间,下放的知识分子在整理中草药。中间拿秤者是原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

“那年(1969年)11月3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待会儿告诉你件大事……我们挤上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11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是月17号,文学所全所下放河南罗山。

当她和女儿钱瑗、女婿王德一在火车站送别先遣部队的时候,离情被闹嚷嚷、乱哄哄的候车室气氛冲淡,只是痴痴地望着钱锺书的车远去,想起“从前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小货轮,送行者就把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彩色纸带先后绷断,岸上就拍手欢呼……”1935年夏,当她和钱锺书乘P&O公司油轮赴英时,也是由小船直送上大轮船,这个情景应该习以为常。

翌年7月,杨绛跟随外文所下放干校时,即使是只与钱锺书前后相差8个月,但情形已愁惨得多。一个月前,女婿王德一因不堪被诬陷为“五一六组织者”而自杀。58岁的杨绛在火车上望着女儿踽踽独归的背影,她在1981年付梓的《干校六记》上回忆道:“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在杨绛的自述里,很少直接描写到眼泪,即使是在钱锺书发哮喘、深夜抢救之时。而这一段雨打星散时的落寞和愁惨随着眼泪倒灌入胸腔,节制又让人动容。夫妻团聚时,干校已从罗山迁到淮河边上的息县,从和泥、脱坯、烧砖开始建造住房,后又迁到有玻璃窗的明港兵营……干校两年,杨绛管过菜圃、寄居过乡邻的席棚;在烂泥地上摆马扎看过广场电影;穿过沤肥的粪井、踢开菜地辨识回营的路;也曾在自己的床上差点摸到被猫破膛的腐鼠……

《干校六记》中有处触目惊心的记载。1971年1月,她留守息县的菜园,忽见几人在西岸动手挖土,还问她借了铁锹,刨起了坑。军宣队卷起大车上的芦苇席,里面是一具蓝色制服的尸体,一起埋下了坑。这让人联想到书写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夹边沟纪事》,有的改造者饿死后甚至无柴火化,于是被剥光了扔入荒崖下任风沙覆盖。

中原的沃土起码能将死者埋葬,只是若不注意,没人知道这个浅浅的土堆是个新坟。她告诉钱锺书,在溪岸上走,别踩那土堆,那是座新坟,底下就是身体。杨绛自己是出门就忘路的,“欲往城南往城北”,钱锺书更是路痴,可是在那两年,他们必须不再把走路看作浪漫主义的探险。

之后钱锺书打听到,那是很多被迫害致死的“五一六分子”中的一个,33岁,男性……这段惊悚的记忆留在《干校六记》里,提醒着人们“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留英殊荣、治学建树仿佛云烟,如今不得不提防眼前一个烂泥堆。杨绛说小时候住苏州故居时最爱下雨,后院、草木和石子都被洗得光洁无尘,只是那年的息县出门就是泥海,“息县的雨实在叫人鼓不起劲”。





“家在哪里”

1971年底,传闻说钱锺书在一批将回京的“老弱病残”名单里,后来被证实是误传,他们夫妻俩送别了那批人后,踟蹰踱步到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锺书想了一下说:“没有书。”她又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锺书答:“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论及当初为何不走,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杨绛说他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千千万万的素不相识者。就像当时多数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并非出于更高的理想,而只是不愿背井离乡。但经此干校一役,杨绛在《干校六记》的尾声写道: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对于这么一个生长在新旧之交时期、在江南深院长大,后来又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过法式教会建筑、在牛津住过英式公寓的知识分子女性来说,飘零流离、飞蓬如转仿佛是不可回避的命运。回顾杨绛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不停的物理迁徙中度过:辛亥革命后随父在京沪两地间轮流住;30年代去留洋;40年代在苏沪间辗转执教,同时维系着“灶下婢”的持家角色;解放后先后住清华、北大没几年,又随着中科院学部的迁移住到东四头条、干面胡同宿舍……干校回京后再次被迫搬家流徙,暂寄吃喝拉撒都一窝的女儿的北师大宿舍。



杨绛有意识地和政治保持距离,并得意自己“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亲密”,在干校里总特意把自家奶糖分给“五一六分子”吃,以至于被叫作“人道主义者”。可即使她心中有杆和自己及他人相处的秤,却无法为现实中的自己指定一个永久的住所。在92岁时写《我们仨》时,她引了句白居易《简简吟》里的诗:“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不仅意喻着一家三口的天人永隔,还有她意识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40年代还在上海时,她写过一篇意识流散文《流浪儿》,写一个精神上的遨游者与昏暗逼仄的舍间。“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子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

他们是1962年搬到干面胡同的宿舍的,干校回来后那里是个整整10年的家。1973年,他俩因与邻居发生纠葛,搬去女儿钱瑗的北师大宿舍。那是个有着三张上下铺的阴潮房间,但是家徒四壁,连被子、褥子、枕头,都是各家送来的,还有“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钱锺书哮喘病发时呼吸经常时断时续,被杨绛戏称是“呼啸山庄”。那年1月,他又病发了一次,在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路上,“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道。那年她63岁。


“我们仨”

5个月后,他们向学部文学所征得了一间办公室,1974年5月,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住了三年,用无锡老家话讲就是“坑缸连井灶”,用北方俗语说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这次,照样需左邻右舍帮忙。“为我们把那间堆满什物的办公室腾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门上配好钥匙,窗上挂好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的铁丝。”有人给他们拉来一车车的煤饼,堆在廊下,还装上特制风斗,以防煤气中毒。住了两年,还是差点煤气中毒,还是钱锺书摔倒在地的声音把杨绛惊醒,立即打开北窗,两人惊得挤坐一处等天亮。

多年后,杨绛对那间办公室改造的房所描述的布局,历历叫人唏嘘。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给他们搭成格子放书。西墙顶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钱锺书伏案著《管锥编》。近南窗是一张小书桌,供杨绛译《堂吉诃德》,许多种大词典都摊在床上。在这间旋踵就打架的弹丸之室,杨绛说人就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里面还容纳了洗脸架、水桶、一只煤球炉……

也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钱锺书等人受江青指示完成了毛泽东诗词的英文翻译。“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钱锺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钱锺书旁边的椅上。”


钱锺书与杨绛在三里河寓所院内散步

在人前,两人冲着脸面说这房子很舒服方便,翻译组走后,两人互做鬼脸说“要江青给房子”。终于传来江青话说钱锺书可以住钓鱼台去,杨绛可同住照顾。杨绛却不客气地回话:“我不会照顾人,我自己都要阿姨照顾呢。”




政治与家

经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要做政治的局外人,多数只能在内心求得宁静和安稳,杨绛虽然也一直以“零”和“局外人”自居,但毕竟躲不过意识形态洪水猛兽的裹挟。最可悲的是意识形态入侵了千万个家庭,甚至导致父子反目、亲伦分崩,这些家庭的灾难是很多知识分子都曾经历的。钱锺书和杨绛在上海的好友傅雷夫妇在“文革”一开始就不堪凌辱自缢了,与其子留下难以弥补的阶级鸿沟。钱家也受到过相同的离间,杨绛作为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人,顺应着政治潮流,目的恰是远离政治,并呵护家的完整性。

1966年8月27日,她被剃成阴阳头的时候,并没有钻牛角尖或走极端,从《丙午丁未年纪事》的平静叙述里甚至可看出一丝不以为然,和一种冷峻的幽默。当时跟她同剃头的另一个家庭妇女般模样的人,是含泪合掌地求着人,但她就任由被剃掉半个头,不反抗也不求饶。也许在当时她就想好兵来将挡的办法,回到家里后拿出女儿从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把头发一股一股缝上去”,连着一夜糊了一顶假发。

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于是她自嘲:“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坐车上班,只是被售票员发现了头上的异样而直呼她“黑帮”。这样,杨绛索性走路上班,但街上的孩子眼尖,又看出假发,伸手来揪,她说自己像个过街老鼠,尽量避着小孩,却也不愿同样剃了光头的钱锺书陪着走,“我还是独走灵便”。



那年,杨绛因为钱锺书辩诬而被拖上过千人大会,后来她恍悟:“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限,免得互相牵连,我却一口担保钱锺书的事我都知道。”那时钱锺书因为“黑材料”而被写了大字报,她在大字报边角上贴了小字报,在批斗会上,连钱锺书也看不下去,起身走出会场。“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是我。”“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是我——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台下一片怒斥,有人问她:“谁是你的同志?”

在一部纪录片里,当时同在外文所的叶廷芳回忆道:“她就跺着脚,两边脸涨得绯红,通红,‘就是不符合事情,就是不符合事实’,她没有别的话可说,就一再地跺着脚。”所以,杨绛曾说钱锺书能忍能屈,但她自己不行。现场群情激愤时,有人递来铜锣和槌子,她干脆死劲地敲,聊以泄怒。后来她被推出去游街,戴着高帽,举着铜锣,但她心里是清醒的: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她还想着模仿桑丘·潘沙的口吻,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之后,她的应对就显得更圆融了。作为一个别有怀抱、即使在50年代都不以论文之多而取胜的人,她一心只想着翻译,而翻译也是因为1958年时钱锺书因《宋诗选注》被拔了白旗,她才暗下决心,不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文革”初期她被安排去打扫两间女厕,自己做了个小拖把,还带了去污粉肥皂,特地刮铲掉多年积垢,擦得焕然一新,目的是还能在那儿背点诗词,那是她事先抄好放口袋的,背不出来就去厕所翻翻。“女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杨绛说。


《宋诗选注》(钱锺书 著)封面题字:杨绛

“我每晚想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少量的纸灰可以浇湿了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怕冒烟。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这是《丙午丁未年纪事》里的话,描述了那段胆战心惊、夜不能寐的岁月,杨绛小心翼翼地圜转周旋着,避免着麻烦。她还想出法子把字纸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进炉灰。为了避免麻烦可谓用心至极。





“救”堂吉柯德

在《我们仨》里,也可见她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是如何规避政治的,但与其说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还不如说更是她骨子里一种南方新式家庭的淡泊权利的性格,和之后作为平凡的持家人的明哲保身之道。钱锺书在中南海亲口听到毛泽东讲话,以为真心诚意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杨绛写了这么“刻薄”一句。她对钱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钱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但杨绛主张不鸣也不放。



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宋诗选注》受到批判,杨绛说过那么段饶有趣味的话:“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故作谦卑也好,真心忏悔也好,至少《宋诗选注》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也顺利出版了。杨绛在鸣放结束后更觉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很正确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一定程度上,“反右”期间的“清醒”,没有让她在“文革”时受到太大的刺激。

为人可周旋出空间,但杨绛在学术上从来不是应承之辈,宁愿做减法也不愿迎合上意,所以50年代“三反”时在清华教书,她情愿砍掉自己的“危险课”,并一直以非马列主义文人自居,自认是个思想自由的无用的人。

文学所初成立时,冯雪峰和何其芳辩论阶级性和人性问题。杨绛不同意只有阶级性而不承认个性、人性。她问道:“贾府四姐妹四个性情,同样的阶级,同样的环境,但四个人一人一个样,怎么解释?”没人能回答。外文组修订研究课题,不是马克思读过并提过的作品一概不考虑,杨绛喜欢简·奥斯汀,但别人说马克思从没提起过奥斯汀,她说“也许马克思没读过简·奥斯汀”,惹得何其芳马上叫她闭嘴。

时经21年才译完的《堂吉诃德》贯穿了杨绛整个“文革”时代,是她事业的一大旨归。但在1966年8月27日,就是被剃成阴阳头的那天,她抱着牛皮纸包好的一大摞《堂吉诃德》译稿,挤上公交车,去单位上缴。当时,她刚译完第六册的一半(上、下部共8册)。前一晚的批斗会上,群众让她交出“黑稿子”。

直到军工宣队进驻学部后,她恢复群众身,才有些空子可以钻,“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在下放干校之前,她终于要回了稿子,荒废了几年后于1974年开始重译,两年后译完。外文所担心她“下笔即错”,要换所里的年轻人代她写序,而出版社又希望杨绛写自序,这么一搞又经一年才付梓。



《堂吉诃德》在荒谬年代给了她很多乐趣,以及诙谐的想象,她自己也曾因淘气而引来现实的误会。1967年,造反派的风头一过去,她被“解放下楼”变成了“人身”,却被群众问及“四个大妖精是什么,犯了什么罪”。杨绛百口莫辩,原来是她一年前被抄家时没收的笔记本里,把“四个大跃进”戏写为“四个大妖精”。“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她写。

在誊清稿被没收以后,她曾遍寻稿子的下落。即使在年老时所做的忏悔和讨饶,也看似发自真心,但实则是无奈的诙谐,在现实与虚拟的周旋中,撑出自己的小块青天。“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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