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第一豪门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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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第一豪门的衰败（一）

2018-03-26 胡 平 ArtDeco上海
1917年11月18日至21日，一位晚清大臣的隆重葬礼轰动了上海、苏州两地，成为一时的社会新闻。葬礼的主人是曾被李鸿章称为：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 的中国近代实业家盛宣怀。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很多人不知道1904年，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首任会长。

盛宣怀1916年4月27日逝世于上海静安寺路老宅。一年半后，盛宣怀的夫人和子女决定将盛宣怀的灵柩运送至苏州留园山庄暂时停放，然后再挑选吉时运回江阴阳歧镇的盛氏家族坟地安葬。

这个决定见报之后，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盛宣怀的大出殡成为上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新闻，特别是出殡队伍的行进路线，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最终灵柩定于1917年11月18日10时从静安寺路110号的盛公馆发引，送葬队伍途经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到外滩的轮船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船，用船运往苏州。


静安寺路110号盛宣怀公馆，1990年代拆除，原址后来建了南证大厦。


1940年代飞机航拍的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盛公馆。照片当中红字标注的的花园洋房即为盛宣怀公馆。照片摘录自食砚无田 的博客在此表示感谢。


盛宣怀公馆最初占地105亩，前门开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地图最右边的马路），后门则位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地图最左边的马路），西头近斜桥路(吴江路）。盛公馆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由于排场盛大，估计出殡队伍前后将达三华里之长，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特地给上海工部局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工部局采取一些措施，保证盛宣怀出殡的正常进行。盛宣怀的妻子庄太夫人为举办盛大出殡仪式，也一直与工部局协商：希望工部局在盛家老爷出殡时，整条静安寺路为之开绿灯，警察维持沿路交通秩序。

经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悉，是年为盛家出殡之事，董事会先后三次开会谈及此事。后来工部局决定用巡捕为出殡队伍开道，并维持沿途的安全，电车公司暂停沿途电车行驶半天，以免路途堵塞，引起混乱。

以下盛宣怀葬礼照片供图華辰影像，在此表示感谢。


盛宣怀葬礼，万人空巷。

我一直很好奇旧上海洋人到底是怎样管理租界事物的，所以特地将相关会议记录摘录如下，我想大家也很好奇吧？   

1917年9月12日（星期三）出殡队伍通过南京路问题

总董通知董事们，戈登.马立司（即小马立斯）先生代表已故盛宫保先生的亲属询问，如果他们向工部局所指定的租界内的慈善机构捐献白银1万两，工部局是否会发给许可证让出殡队伍沿南京路通过？

在与马立司先生的会谈中，代理总办似乎觉得：如得到这样一个特许，他们可能愿意捐献多达2万两白银。

在讨论过程中总董宣称，他个人的意见认为根据这些条件发给许可证，就等于工部局接受贿赂，而且据他所知督察长对此事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此事应由警备委员会作进一步考虑，董事们表示同意。  




1917年9月19日（星期三）出殡队伍通过南京路问题第二次讨论

戈登.马立司先生提出另一条包括南京路上从新世界到市政厅之间的计划，如果能作某些细小修改，督察长将不会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既然不通过浙江路，如果已故盛宫保的亲属能与电车公司就中断电车行驶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葬礼在星期日下午早些时候举行，同时所有细节安排能满足督察长的要求，在董事们看来，就没有足够理由来反对。

会议考虑了发放所需通行许可证时，是否要向各医院提供任何捐款，古柏先生认为，坚持要捐款并不等于接受贿赂，因为捐款完全是献给租界慈善机构的，它们将会因此从工部局的这一行动中获益。这一先例很难认为是不必要的。

最后，在其他董事对此事发表意见之后，会议决定通知马立司先生，工部局希望丧家向公济医院捐款1万两白银，向同仁医院和仁济医院各捐款5000两白银。




1917年12月5日（星期三）

盛家账房聂先生来函要工部局协助，代表他将1万两白银捐给上海的几家医院，聂先生解释说，这笔钱是作为在已故盛宫保先生的出殡仪仗队伍通过租界时，所给予的方便和所作的安排的酬谢。   

在与聂先生谈话中，代理总办推测，盛家愿在适当时机再度向本市医院捐献一些钱，目前他们希望为捕房特别捐助一笔福利基金。董事们认为，最适当的是向捕房游乐和奖励基金会捐助，但此事应由警备委员会作进一步考虑。

同时还决定向聂先生致函，对盛家的慷慨表示感谢，他们目前捐助的一万两白银分配如下：公济医院4000两，仁济医院2000两，同仁医院1000两，余下3000两盛家明确要求捐给天安堂作为建造新校舍之用。   

从以上会议记录看出，工部局对盛家出殡一事相当重视，前后讨论了三次，而且处理结果也合法得体。从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工部局的确是个廉洁高效的机构。


整个殡列队伍拉开距离后，约有五华里之遥，可谓壮观。

盛宣怀的大出殡甚至轰动了上海周边的浙江、江苏地区，人们都想亲眼目睹这位在清朝末年有着传奇经历的大人物的出殡盛况。沪宁、沪杭铁路的客车在那几天生意出奇地兴隆，车票出售一空，车厢拥挤不堪，挤满了特地赶到上海来观看大出殡的江浙游客。



出殡队伍经过的大马路、四马路一带本是市中心，旅馆、茶馆、戏楼和游戏场所云集，大出殡给老板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商机，旅馆沿街带阳台的房间一个星期以前便被预订一空，沿街的茶馆、戏楼也纷纷做起了预售座位的生意，大大赚了一笔。　

尚有各弄口，亦有人在两边搭台设座，收取“看资”。凡搭设在路祭棚对面，或路口要冲之外的看台，均设“雅座”，招待茶点。每位收大洋八角；一般设座者收大洋六角；“站票”收大洋三角。两旁楼房的阳台和房内临窗处，亦有招待看客者。



据报纸报道，若站于一处观礼，从头至尾须五个小时之久。盛家为了办好这一大典不惜破费了现大洋（银币）30 万元之巨，其奢靡可谓登峰造极，也是江南最恢弘的出殡。


留园明瑟楼雪景。

盛宣怀的灵柩到底苏州后，在留园西部的义庄存放了一年余载。留园里的义庄是存放盛宣怀家族祖辈灵牌的地方。盛家后辈人此举，考虑了几方面因素。一来这位大忙人一生忙事业，无暇入驻留园，作为后人，想让他好好在留园停歇停歇。二来，盛宣怀是高官，是富翁，他的去世，关注度尤高。家人担心匆忙下葬，会引来盗墓贼。等过了风头，再择日落葬。盛宣怀终于可以好好“看看”他的后花园了。


盛家女眷在留园照片。


盛家的祖业：苏州留园。

盛宣怀父亲盛康买下的这个留园还有一段故事。说是太平天国攻苏州的时候，在城外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火光冲天。正在风声鹤唳之际，人们发现西城外有一处绿地安然无恙。后来才知道，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太仆寺少卿徐泰时的园林，后来被清代嘉庆年间庆远知府刘恕买了下来，苏州人称之为“刘园”。

1873年，盛康看中了这块劫余之地，斥银买了下来，因苏州老百姓过去一直称其为刘园，不方便改口，父子俩商量下来，决定仿照袁子才“随园”的取名方法，变“刘”为“留”，于是就以“留园”称之，取意“长留天地之间”。

盛康买下留园后，花了三年时间修整，撇开形式各异的建筑和山水胜景不说，园内的各类名人书法碑帖就多达数百块，单单西园里的花草颜色就有20多种不相同的，姹紫嫣红，精细绝美。

太湖石冠云峰、五峰仙馆（楠木殿）和大理石天然画“雨过天晴图”被誉为“留园三绝”。


太湖石冠云峰充分体现了太湖石“瘦、漏、透、皱”的特点。


五峰仙馆（楠木殿）。五峰仙馆的建筑用材非常奢华，梁柱全部采用楠木，中间也全部采用红木银杏纱隔屏风。使用如此贵重的木材可见五峰仙馆在留园中的地位非比寻常。


大理石天然画“雨过天晴图”。大理石直径一米左右，厚度为15毫米，出产于云南点苍山山中。石表面中间部分隐隐约约群山环抱，悬壁重叠，下部流水潺潺，瀑布飞悬，上部流云婀娜，正中上方，一轮白白的圆斑，就像一轮太阳或者一轮明月，形成一幅自然山水画。

留园对于盛家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盛康去世后停棺于此；盛宣怀去世后亦停棺于此。谁承想盛宣怀去世40年后的1958年，他的儿子“盛老四”盛恩颐，最后穷困潦倒，寄居在留园的门房里。去世的时候，他的身份竟然只是留园看门人。曾经的11个妻妾，也只有一位如夫人奚仪贞服侍他。“盛老四”的奢侈和挥霍是人尽皆知的，曾经全上海第一辆私人轿车就是他买的，晚年怎么会这么凄惨呢？


盛恩颐夫妇。盛恩颐是盛宣怀最宠爱的儿子，当年是慈禧太后给起的名字，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继承其父盛宣怀的家业。

老人们常说：凡百人等都千祈莫把福享尽，享尽了福，在生命中剩下的就是苦和灾了。看来一点不错。那么昔日上海第一豪门怎么会在40年间一败涂地，这么快就没落了呢？说来话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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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第一豪门的衰败（二）

2018-03-28 胡 平 ArtDeco上海
上回说到盛宣怀家族是昔日上海滩第一大家族。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盛宣怀去世后，留下来多少财产？

1916年盛宣怀去世，遗嘱指定执行监督人为李经方，李鸿章的长子，出任过清朝驻外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高官，因此具有监督的权威。在其监督下成立了财产清理机构，最后清点确认盛宣怀名下有包括股票、房产、地产在内，总额约为一千三百五十万两白银的资产。

当时上海一石大米（156市斤）的价格是二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二两银子，上海近郊一亩良田的价格是十五到二十两银子。所以，盛宣怀庞大的遗产，当时报纸的评论：固一世之雄也。

上述财产包括在上海的三栋豪宅和上千栋用于出租的石库门弄堂房子。三栋豪宅分别是：静安寺路110号盛宣怀居住的老公馆、霞飞路1517号别墅和万航渡路540号盛氏花园。这里我们顺便介绍一下静安寺路的老公馆。

静安寺路老公馆最初时方圆百多亩地，俗称斜桥盛公馆。前门开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后门位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西头近斜桥路（吴江路）口，东端在今成都北路以东。据学者薛理勇先生介绍，昔日寄信给盛宣怀，根本无需书写具体地址，只要大笔一挥“上海斜桥盛大老爷收”便可以了。


斜桥盛公馆老照片。

据《静安区地名志》记载，今吴江路，原系一条东西向河道，水清流缓，岸树成荫，幽静古朴，景色宜人。河上有座石桥既非东西走向，也非南北走向，因此上海人也把这一带称为“斜桥”。至十九世纪末，被公共租界填筑马路，称做斜桥路。后来美国侨民又在斜桥路东段，建造一乡村俱乐部，称为“斜桥总会”。1943年10月8日斜桥路更名为吴江路。


地图中左下角带大花园的建筑就是美国斜桥总会，斜桥总会的大门开在南京西路上，此处原来只是盛家老公馆花园一角。



美国斜桥总会老照片，原址后来建了上海电视台。

老公馆内仅佣人就有277个，可见排场之大。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贴身保姆，每一房都有管事、跟班、账房，每位太太、少奶奶又都有一班随从。1911年10月，盛宣怀离开日本返沪就住进老公馆，从此在上海当寓公直至1916年4月27日离世。

老公馆里面东花厅有中式房子也有洋房，是盛宣怀及其家眷的住宅。西花厅全是中式房子，是盛宣怀最小的弟弟盛善怀一家的住宅。盛宣怀兄弟六个，他是老大，盛善怀最小，中间四位兄弟都早亡。


1993年，南京西路526号成都北路口，原盛家老公馆，1949年后为人民银行储蓄所及建承中学。

盛宣怀死后不久，原本豪阔的“斜桥盛府”就只保留下了花园洋房老宅一处，其余的地界均被盛氏后代拆建为里弄住宅出租，后来又陆续卖出。抗战期间连最后一栋花园洋房也被卖给了中国银行。1990年代因为成都路高架工程，盛公馆走完了120年的历程被拆除，原址建造了南证大厦。


成都北路503号修德新村，原是盛家花园一角，建筑面积12940平方米，1935年建有三层新里74幢，次年售于中国銀行。修德新村现仅存4条弄堂。

盛宣怀早在去世之前，为避免家族成员争产，很早就立下了遗嘱：将其遗产的一半拿出来建立“愚斋义庄”，以救济盛氏族人、贫苦人家及支持社会慈善事业；另一半平均分配给各房子孙。

特别是设立“愚斋义庄”的构想，与当时其他官僚、富豪比起来，已具有现代家族信托基金的雏形。按理说这样的安排对于财富的传承是非常有利的，可是事与愿违，结果完全超出了盛宣怀的设想。


盛宣怀豪宅内部照片。

1920年，由盛氏亲族会议做出议决，在盛宣怀1200万两白银的遗产中，以五成作为五房分析，以五成捐入愚斋义庄，两边各得580余万两。盛氏五房子孙，每房各得遗产116万两。

为管理愚斋义庄的财产，李经方会同盛氏五房及亲族会议商议，成立董事会，订立章程，要求董事会照章永远保守，只准动用生利(即动息不动本)，不得变卖义庄财产，以其中40%作为慈善基金，40%作为盛氏公积金，20%作为盛氏家族公用。

这是一个兼顾盛氏家族利益和社会慈善的一个公益信托安排，因此得到盛氏亲族和社会各界的好评，1921年北京政府还为此颁发了嘉奖令。可是盛宣怀去世三年之后，有人打破家族表面的平静气氛，认为庄夫人主持定下的遗产分析方案不妥，引发了首起遗产纠纷。此人就是大房盛昌颐的长子盛毓常。

他反对的真实原因，是想以长房长孙的身份，取代继祖母庄夫人，出面主持遗产分配方案。经过反复协商，双方意见未能统一。万般无奈，庄夫人聘请律师，一纸诉状，将盛毓常告上法庭。


1908年盛宣怀、庄夫人（左五）在日本合影。

以下内容缩写自《中国政协报》郦千明先生的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1920年3月2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此案。先由原告庄夫人的代表律师发言，大致说盛氏遗产监督分析人李经方所拟定的分产办法，亲族中人及各房子嗣大多数赞成，只有被告反对。话音刚落，其他几房代表律师随即起立声明，对这项分产办法没有异议。  

被告盛毓常代表律师起立称，被告反对该分产办法有两点原因：一是所有公产及公共重要契据如汉冶萍公司股票，在该办法内未有妥善处理；二是办法中有董事会一项，其组织和人选均不妥当。请公堂延期一个月再审，待被告方详细研究这项办法，以决定是否反对。另外，遗产中有现款100万元，被告不比其他各房富有，目前经济比较困难，请先将这笔现款分派给大家。  

原告代表律师反驳说，这项分产办法经亲族会议全体通过，不能因为少数人反对就视为失效，请法庭明鉴。接着，法官俞襄谳详细询问拟订分产办法的具体情况，原告代表律师一一作了回答。于是，法官紧急磋商办法，然后宣布退庭，将择日再审。


盛宣怀夫人庄德华六十寿诞阖家欢。


上海著名的玉佛寺，是庄夫人出资，并让出公共租界土地十余亩，自民国七年（1918）起，历时十年建造完成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官司尚未了结，双方又为老太爷的图章保管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原来，盛宣怀在世时，重要图章均让亲信顾笏庭保管。如今庄夫人和李经方正遵循老太爷的遗嘱处理债权债务，必须用到这些图章，便向顾笏庭索要。不料，盛毓常捷足先登，早于庄夫人找到顾，阻止他交出图章。一边是盛氏家族实际掌舵者庄夫人要章，一边是长子长孙严令拒交，顾笏庭两头都不敢得罪，十分为难。  

双方僵持着，谁也不肯让步。庄夫人终于忍无可忍，再次将盛毓常告上法庭。3月19日，会审公廨传唤双方代表律师到堂，展开激烈辩论。最后由俞襄谳宣布判决结果，谕令顾笏庭将所有图章都交给李经方保管。  

此后，会审公廨又多次开庭审理盛氏遗产案，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921年2月15日，会审公廨又一次开庭审理此案。这次除原被告双方派出代表律师外，还有分产监督人李经方的代表律师参加。各方代表律师当庭开展激烈辩论，争执良久，互不相让。最终判决结果于3月3日宣布：

一、盛氏遗产中保存股股票选举权，应由庄夫人主持办理；

二、盛毓常等要求更改分产清册、行使股票选举权、反对选定愚斋义庄董事会的请求全部被驳回。

三、庄夫人等请求愚斋义庄董事会立案，照准办理。  

就这样，盛宣怀家族的首起遗产纠纷以庄夫人为首的多数派完全胜出而告终。法庭宣布判决结果那天的《申报》载文乐观地说：从此，盛氏家族风潮当可告一结束。事实上，盛宣怀家族的遗产纠纷才刚刚拉开帷幕，新的矛盾将接踵而至。

“愚斋义庄”设立不久，执掌家政的庄夫人就开始思想动摇，到1927年秋庄夫人去世之后，更无人坚守原本的慈善意愿。盛宣怀四子盛恩颐无视章程约定，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将已归入“愚斋义庄”的慈善基金由盛氏五房分掉的请求，并引发一场盛氏姐妹为争得女性继承遗产的权利，与兄弟、侄儿对簿公堂的家族官司，更是轰动全国。盛爱颐（盛七小姐）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女儿身份获得继承权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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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第一豪门的衰败（三）

2018-03-31 胡 平 ArtDeco上海
1927年3月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筹措军费，南京政府开始打那些在上海作寓公的前清遗老们的主意。盛氏家族富甲天下，树大招风，自然首先被盯上。

随后江苏省政府发出通告，命令把愚斋义庄40%的财产上缴国库，充作军需。国民政府打着革命的旗号，盛氏家族没有办法，只得乖乖上缴。因为此时，庄夫人已经去世，盛家的三位公子盛恩颐、盛重颐、盛升颐，则打算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解散义庄，把余下的60%财产，约合三百五十万两白银，按五房平均分析，免得以后再节外生枝。但是这个分配方案，把尚在闺阁的七小姐盛爱颐、八小姐盛方颐排除在外。


庄夫人，是常州状元第庄家毓瑩的千金小姐。 庄家是常州望族，可以“世代书香，簪缨传家”来概括。庄夫人一生有两大特点：一是信佛，二是精于治家。“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庄夫人去世以后，盛氏众多的子孙再也没有人，有能力管辖盛氏家族。盛氏家族就此分崩离析，再也不复当年的繁华了。


盛宣怀穿洋装还是很有气派的，结婚时他比庄夫人大22岁。

当时七小姐盛爱颐还未出嫁，因为刚与宋子文分手，想出国散散心，但手头只有母亲留下的六万嫁妆，所以盛爱颐向哥哥提出要十万银元做出国的费用，然后可以放弃义庄财产的分配权。按照当时最新的民国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女子受惠于此法律，所以七小姐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就想拿十万银子就算了。

起初老四盛恩颐倒是同意的，但其他两个兄弟反对，双方协商未果。1928年6月，盛爱颐一气之下，把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和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

七小姐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明确：法律上以男女平等为原则，根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最高法院已经明确：未出嫁之女子，有与同胞兄弟同等继承财产之权。 　　

盛氏遗产案的原告和被告。后排：左一八小姐盛方颐、左二四公子盛恩颐、右一七小姐盛爱颐。

七小姐的诉状一出，全国为之瞩目。因为女子要求男女平等之财产继承权，此尚为第一起，影响全国女同胞之幸福，关系甚巨。于是盛爱颐维权，就成为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的案子，其意义已超出盛氏家族的内部矛盾，演变成一个对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  

当时的《申报》报道：盛女士为国民党老党员，对于革命工作，曾迭次参与机要，先总理在日，甚为重视，又与宋氏姐妹相知甚深，故此次提起诉讼，各方均表同情。


宋氏姐妹给了盛爱颐非常大的鼓励和支持。

开庭当日，法庭内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其中尤以法律界人士特别引人注目。当时上海著名律师江一平、詹纪凤等均到场旁听。盛氏兄妹倒没有亲临现场，只是各自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

因为此时国民党统治上海已有一年多，一般民众对于七小姐诉状所依据的“妇女运动决议案”等皆已有所了解，因此以盛恩颐为代表的被告一方很快便承认了未婚女儿继承财产的权利，辩论转而以义庄究竟是谁的财产为中心进行拉锯。  

被告方律师提出了两点反驳意见：

第一，原告盛爱颐并不是没有分得遗产，早在1916年盛宣怀去世进行遗产分割之时，已经留给姐妹俩各六万两嫁妆。

第二、他们五房作为盛宣怀的继承人，在1916年盛去世时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其中包括已经分配的一半财产，也包括义庄。因此当他们分配义庄的六成财产时，他们并不是在分配盛宣怀的遗产，而是在分配早就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


盛家姐妹在家生活照，右一是盛爱颐。

针对被告方提出因六万嫁妆费丧失继承权的说法，原告方提出：

既然被告在继承应得的财产之后，又主张分割继承义庄财产的请求是合法的。同理，原告盛爱颐同样享受这样的权利，自然不会因为曾得到六万嫁妆钱就丧失了义庄财产的继承权。

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支持七小姐的看法，认为盛氏叔侄不是义庄的共同所有者。既然盛宣怀临死时明确把一半财产划出，不给五房分配而是建立义庄，就证明义庄财产不在继承之列。义庄成立后，其本身即是一个财团法人，义庄所有财产归该财团法人所有，而不是归盛氏兄弟所有。

如今既然中央政府以特别的行政决定解散义庄，被告才可能对义庄财产提出要求。但是这个行政决定只是说解散义庄，并将财产归还盛家，并没有说在盛家兄妹间如何分配，因此分配办法必须由法庭根据现行法律来决定。

根据现行法律，法庭认为七小姐拥有与她的兄弟和侄子一样的权利，并于1928年9月下旬判决将义庄财产分为七份，七小姐应得其中一份，计白银50万两。


八小姐盛方颐（左一）与七小姐盛爱颐（右一）在静安寺路老宅花园合影。

在盛爱颐诉讼成功之后，八小姐盛方颐也提起诉讼，轻松地获得了七分之一财产。 对于判决结果被告盛恩颐等不甘服输，又提起上诉。结果，上海公共租界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上诉被驳回。


左起：盛方颐、盛关颐、盛爱颐。

1930年，盛宣怀已嫁的两个女儿盛关颐和盛静颐也提起了争产诉讼，姐妹俩认为新的实施细则生效后，她们也有权分析义庄的财产，要求将盛爱颐所请求的七分变成九分，她们也应该有一份。

不仅如此，同年，盛宣怀的一个已经嫁出去的孙女盛蓉也跟风对其叔盛恩颐及其儿子盛毓邮提起有关继承权的诉讼。原告盛蓉是盛艾臣的女儿，因盛艾臣没有生育子女，盛蓉于1915年被过继给盛艾臣为女儿。

被告盛毓邮是被告盛恩颐的儿子，一直在北京长大，盛艾臣去世后由庄太夫人做主，将毓邮立为艾臣的嗣子，盛艾臣的财产也被盛毓邮瓜分。现在已婚子女也能分家产了，因此盛蓉认为盛毓邮侵犯了她的继承权，法院按照先例判其胜诉。

更有意思的是，当初打官司的盛爱颐估计也没想到自己也会有一天被自己的外甥告上法庭。1931年，盛孝颐之子林凤文、林凤钧，在第一特区法院控诉盛爱颐案中瓜分义庄财产的九人，认为义庄属于庄老夫人的遗产，他们也有权继承属于自己母亲的份额，要求代位继承其己故母亲应得的遗产。

这还不算完，1932年，盛家四小姐的女儿云芝及其五个兄弟又把盛恩颐、盛爱颐等九人告上法庭，认为他们的母亲在庄老夫人去世后只分得一万两，这不像是庄老夫人对子女一视同仁的处事风格，因此怀疑盛恩颐等人伙同篡改了遗嘱，所以要求将外祖母的遗产三百万两银子应分成十份，每个子女各得三十万两，他们母亲的那份由他们代位继承。

盛七小姐争财产一案，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时打官司成为一种时尚，风靡盛家。法律在此时也表现出其不完善的一面。法是良法，结果却被如此利用，妹妹告哥哥、外甥告婶婶、侄子告叔叔……反而成了一场闹剧。 一个本来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民国第一女权案”，却在不经意间破坏了盛氏家族基本的亲属伦理。

经过这么多场官司，盛家各房亲戚之间的关系，自然是彼此非常尴尬了。而盛家经过这么一闹，不仅丧失了盛宣怀遗产的20%（义庄40%的份额被捐给国民政府），还付出了巨额的律师费，开启了迅速衰败的序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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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第一豪门的衰败（四）

2018-04-01 胡 平 ArtDeco上海


盛宣怀8个子女中，七小姐盛爱颐的故事最让人唏嘘不已。盛爱颐是庄夫人所生，因为庄夫人事实上是盛家的掌舵人，所以在盛家她的地位比其它女儿要优越一些。

盛爱颐从小聪明伶俐、见多识广，是盛宣怀最为宠爱的女儿，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能画善绣，写得一手好字。盛爱颐同时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她本身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校董，她把盛家愚斋藏书楼的十多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

盛爱颐外表柔美秀丽，但内心坚韧刚烈、桀骜不驯，她一生的经历也证明她是真正的大家闺秀，荣辱不惊。


盛爱颐（1900--1983）。

大家都知道，最初盛爱颐跟宋子文有过一段感情往事，最终因为庄夫人的反对，这门婚事无疾而终。庄夫人反对的理由是认为这门婚事门不当户不对。因为宋子文的母亲倪桂珍曾经是盛宣怀家的养娘。

封建社会里的养娘是地位很特殊的职业，是介于家庭教师和乳娘、佣人之间的一种职业，任务是帮官宦或富商之家管孩子的，因此往往与主人家有着亲密的关系。后来宋霭龄能出任盛家的家庭教师，宋子文能进入汉冶萍公司当英文秘书，都是源于他们与盛家良好的关系。因此，庄老夫人对于盛爱颐与宋子文的婚事犹豫再三，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一个是主人的女儿，一个是下人的儿子。

        
宋子文母亲倪桂珍17岁毕业于上海裨文女中，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留校任教员。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

伤心之余，宋子文接受了孙中山的邀请，要去广州参加革命政府。分别时七小姐送了一把金叶子给宋子文做路费。送金叶子在当时上流社会是定情之物，这说明七小姐对宋子文情有独钟，会一直等他回来。宋子文接过金叶子说了一句：就当我向你借的。从此一别就是7年。

1930年，宋子文功成名就再次返沪，已经娶了大家闺秀张乐怡。七小姐为此伤心透顶，大病一场。1933年32岁的七小姐，嫁给了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同年她从自己所得遗产(一百伍拾万两现银)中拨出六十万两白银，建造了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百乐门”的名字源自英文Paramount，意为“至高无上”。


1930年代的“百乐门”大舞厅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50平方米，主体为三层，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通向大舞厅。最大的舞池有500平方米，可容纳数百人跳舞，号称“千人舞厅”。

百乐门刚开张，台前台后最忙碌的，是西装笔挺的“大块头”庄铸久，时任百乐门的经理。七小姐是大家闺秀，眼界高，凡事讲求尽善尽美，但她并不适合当老板，经营和管理不是她的强项。百乐门开张初期接连亏损，以至亏损额高达六十万元。七小姐无奈，只好将它转让。


从盛爱颐创办中国人第一个娱乐场所“百乐门舞厅”，到她父亲盛宣怀几乎创办了中国工业的所有第一，可以说盛家为发展中国民族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百乐门易主后不久，正赶上大上海舞业的兴盛期，百乐门地处静安寺繁华地段，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生意好到爆棚的程度。所以人们说七小姐建造百乐门为他人作了嫁衣，这话一点也没错。


地图中标注7的独栋花园洋房就是愚园路838弄10号盛爱颐家。

七小姐与庄铸久结婚后，最初住在愚园路838弄10号，这栋花园洋房是七小姐分得遗产后买下的。抗战中他们一家曾去香港避难，后来回到上海，七小姐夫妇不肯当汉奸，那就只好吃老本，在家里坐吃山空。1943年1月8日，他们卖掉了愚园路的花园洋房，顶下了淮海中路1350弄愉园8号的房子。


淮海中路1350弄1～16号建于1941年。投资人朱老板有十个儿子，他给每个儿子一幢洋房，希望他们心情愉快，故名“愉园”。图中数字8的洋房就是盛爱颐家。


照片中从上面数下来第二排四幢联排花园洋房，最左边的为愉园8号，盛爱颐家。


淮海中路、常熟路口愉园大门。


愉园的弄堂非常宽敞，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气派不小。


这条支弄堂到底就是8号七小姐家。


愉园8号属于新式里弄房子，但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留在上海。因为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所以练字是她每天的功课。练字之余，她还在家里种种花，空闲时帮助里弄扫盲班上课，做一些社区工作。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固定资产没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生活安定、舒适。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盛爱颐做为大资本家的女儿，成分自然是不好的。他的丈夫庄铸久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盛爱颐一直没有弄明白，丈夫在银行上班办杂志、在百乐门当经理、也与朋友合伙开过一家达成航运公司，可是从来没有碰过政治，怎么突然就成了“反革命”了呢？



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后，被下放到农场，儿子庄元端被打成右派，送安徽农村劳动改造；女儿庄元贞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的牵累，被分配到福建教书。最让盛爱颐感到痛心的是，她的丈夫被下放到农场不久，就因为受不了每天的批斗和劳动改造的折磨去世了。

盛爱颐当时的身份是“反革命家属”，“反革命家属”怎么还可以住在愉园这么好的房子呢？必须搬出来。搬到哪里去？搬到汽车间里去！可怜盛宫保的七小姐，只得搬到不远处五原路上的一间汽车间里蜗居，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直至享尽天年。


五原路旧名赵主教路，好像缩小版的上海，包含了上海人的精神：西化思想、爱生活、包容、温暖、气节。

把人赶到汽车间里居住，绝对是那个特定时代整人的超级“发明”。汽车间说它不是房间吧，倒也能遮风挡雨；说它是房间吧，没有窗户、煤气和卫生设备，叫人怎么生活？

不过有了七小姐，这个仅仅十几个平方米的汽车间倒也不冷寂，每天都有亲友来串门。七小姐历来宽宏大度，亲戚朋友中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对待，更多时候是亲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请七小姐帮助拿个主意。

所以汽车间地方虽小，由于七小姐热心，凝聚力强，反倒成了盛家后人的一个聚会中心了。每到吃饭时间，七小姐就留人吃饭，尽管只有粗茶淡饭，但吃什么都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这里有个盛家的主心骨。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那时候亲情是最珍贵的。


张乐平画作：1960年代的五原路农贸市场。菜市场的喧闹嘈杂以及难闻的腥味毕竟和五原路的优雅总是不搭的。

那时五原路与乌鲁木齐路相交的位置有个很大的露天菜场。露天菜场里，像大圆桌似的树桩子上摆着带皮的肥肉和宽宽的大刀，卖蛋的摊位上，打碎的鸡蛋是必须要和好的鸡蛋搭在一起卖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小菜场里总是挤满了抢购的人，这是一条充满了日常生活气息的小街。每天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秋天的时候，院墙凋败的院子里传出桂花甜蜜的香气，夹竹桃白色的花瓣落了一地，窗台上晒着橘子皮，邻院的橙子树挂了一树黄黄的果实。这时盛爱颐喜欢坐在院子门口抽雪茄，看着人来人往，想着前尘往事。

每当她抽雪茄烟的时候，就拖一只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层层烟雾中，她依旧干干净净，一脸镇静，非常体面，非常从容。一生荣辱看淡，只要内心安宁便好了。她曾是旧上海名震一时的盛七小姐，如今只是这弄堂之中的一个晒着太阳抽雪茄的普通老人。


中年盛爱颐。

1980年文革结束后，在聂其碧等亲戚的帮助下，盛爱颐的儿子去了美国，女儿也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这个时候，盛爱颐已经八十岁了。有时候，盛爱颐会在女儿的搀扶下来到离家不远的百乐门。

看着带有沧桑感的百乐门，盛爱颐不禁悲欣交集，往事如烟。百乐门依然还是百乐门，可那灰色的外墙和不再闪烁的彩灯，就像娇艳的少妇饱经岁月的洗礼，垂垂老矣的不仅是昔日“中华第一乐府”的光辉岁月，还有她这位昔日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盛七小姐。



1983年，八十三岁的盛爱颐走完了自己灿烂光耀的一生。临终前亲人围绕，去的安详。遵照盛爱颐本人意愿，子女将她安葬在苏州郊区的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遥望留园。终于她又可以回到庄夫人的身边做她的七小姐了。



1971年4月25日晚上7时许，宋子文在旧金山琼斯大街1250号公寓用晚餐时，因进食导致窒息，突然摔倒，未送到医院便猝然逝世，享年77岁。宋子文的三个女儿名字分别是：长女宋琼颐，次女宋曼颐，三女儿宋瑞颐，每个女儿名字中都带有“颐”字，可能是巧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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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第一豪门的衰败（五）

2018-04-04 胡 平 ArtDeco上海
看了上期文章，大家不约而同都称赞七小姐的贵族气质和名媛风范。特别是对于七小姐出资建造“百乐门”的举动敬佩不已，有朋友留言：

真正的精神贵族超越财富，由见多识广凌驾于财富之上，百乐门的至高无上是盛爱颐心灵打造，上海滩上当时有何女能有如此魄力？百乐门是上海的瑰宝，是传世佳作，为后人仰慕颂扬，经久不衰。

其实当时岂止是女性，又有几位先生有如此魄力呢？所以，七小姐绝非等闲之辈。

认识了七小姐，第二个隆重出场的当然是四公子盛恩颐，他是盛家8个子女中最出名的，因为大家都说他是民国第一败家子，盛家从上海滩第一家族，迅速衰败、没落，他是“功不可没”的。先看四公子的美照，看照片四公子英俊潇洒，气质儒雅，不像一个坏人啊，怎么名声就那么差呢？

           
          盛恩颐:中国知名商人及慈善家。

盛恩颐（1892—1958）。按照出生日期，1892年这一年盛宣怀48岁，正在天津海关道任职，所以盛恩颐有可能出生在天津。据说盛恩颐的名字还是慈禧太后给起的。

早年，盛恩颐入京师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他在日本参加工业学校的训练，此次训练决定了他今后从事商业。后来他先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历任津浦铁路局局长、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三新纱厂经理，中国通商银行经理，丰盛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权在握，掌管盛氏家族全部资产。

盛恩颐的人生起点是相当高的。父亲是洋务实力派，老丈人是民国总理孙宝琦，自己又曾留学英美，母亲庄夫人是盛府的掌门人，但是从小被宠爱惯了的盛恩颐，可惜最终成为一个奢侈成性的公子哥。

尽管现在主流媒体对于盛恩颐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但是我觉得对他的评价不公正、不客观，因为一些历史事实，不知道为什么被遗忘、被回避了。我喜欢讲述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事实。

读者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上面这张照片里的盛恩颐戴了好几枚勋章，请问这是什么勋章？盛恩颐为什么会有勋章？难道是拍照摆pose，装饰用的？还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照片下面的注解里用到了慈善家这个称谓？

盛老四还是慈善家？怎么没听说过啊。不错，盛恩颐的勋章就是因为做了很多善事，被北洋政府奖励获得的。都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盛恩颐做慈善可不是作秀，他先后六次获得北洋政府的特别嘉奖。


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大绶宝光嘉禾章”由北洋政府设立，分为五等。授予勋章时均附给执照，可以凭执照领取年金。

二等宝光嘉禾勋章。

1920年代初期，每当中国发生大洪水及饥荒，盛恩颐总是拿出大笔资金救济灾民，从而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穷苦百姓。1920年2月，盛恩颐获二等宝光嘉禾章；1921年7月，获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1921年12月，获五等勋；1922年9月，获一等大绶嘉禾章；1922年11月，获三等文虎章；1923年3月，获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这些勋章都是北洋政府表彰盛恩颐救济灾民的杰出表现而授予他的。所以不管盛恩颐生活怎么奢侈，仅凭无私救济灾民这一点就值得肯定和赞扬，就是大功一件。不知为什么对于盛恩颐的介绍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

           
            盛恩颐与盛宣怀合照，右一盛恩颐。

盛恩颐有诸多不良嗜好，上海滩妇孺皆知，但也有一个正能量的嗜好：体育活动。他本人虽没有什么专项技能，却注重培养自己24个孩子们的体育爱好。他把自家的花园铲掉大半，建成一个小型足球场，督促孩子们踢球、打拳、赛跑。还经常举办各种名目的家庭运动会，什么“鸡蛋赛跑”、“猴子跳高”，盛老四亲自到场指挥，鸣哨开赛，充当裁判，判定和奖励冠亚军，把盛家大大小小哄得热火朝天。

虽然盛家并没有诞生著名的运动员，但是盛老四帮助和培养过一位中国体坛奇才周余愚。周余愚获得过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个人竞走最佳姿势奖，所以后来他被称为“神行太保”。这在长期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算是相当了不起的荣誉。有人评价说：盛老四一生败钱无数，这一笔钱总算花对了地方。


周余愚在练习竞走，盛毓度开着其父盛恩颐的奔驰轿车跟随训练。

周余愚锻炼时有盛家人陪练。陪练者无法追上周余愚，就骑自行车跟在后面，甚至把盛老四的汽车开出来为周余愚作“护卫”。盛恩颐的这辆奔驰轿车是全上海第一辆进口奔驰，车子的牌照是“4444”（类似的特殊牌照当时需要黄金20到30两才可以申请），因为盛恩颐排行第四，所以他特意要求了“4444”这个车牌，他还把车把手换成银制的，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盛老四的奢华可见一斑。


盛老四同款奔驰轿车。

周余愚参赛时，盛家往往“倾巢”而出，男女老少一起为其摇旗呐喊。尤其是盛老四的大儿子盛毓邮和二儿子盛毓度，待之如兄弟，与他保持了60多年的友谊。

               
         周余愚（中）与盛老四儿子盛毓度（左）合影。

周余愚原是上海英商太古洋行里的职员，从小喜欢体育，擅长竞走和越野跑，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盛老四对其非常欣赏，常请他到家里来吃饭，送他运动服和运动鞋，遇有什么困难总是设法为之解决，并希望他能打破竞走领域洋人的一统天下，为中国人争光。

有一年上海又要举办万国竞走锦标赛了，盛老四预计周余愚这年肯定能夺冠，就预先定制了一套西式银茶具，上面刻了字，作为他个人发给周余愚的奖品。比赛结果传来，果真是周余愚夺冠。盛老四高兴得像自己得了冠军似的，非常激动，为之大摆庆功宴，并安排人在跑马厅大放鞭炮。鞭炮声吵得跑马厅的马都受惊了。

      
1928年，周余愚赢得万国竞走赛冠军，领奖地跑马厅里就他一个中国人。

  

      
周余愚在德国柏林奥运会上，与四冠王美国田径选手欧文斯合影。

我认为评价盛恩颐，上面的两件历史功绩不应该被抹杀。因为一件事，关乎平民百姓的生死；一件事，关乎中华民族的荣誉感，这都不是一般的善事，应该可以被我们记载在历史档案里的。可惜我们的社会比较健忘，这是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一面倒，根据政治需要来宣传，所以我还是喜欢自己来研究，尽量多掌握一些历史依据后，再下结论。

不过话说回来盛恩颐生活确实很奢侈、还喜欢赌博，这是很多人不喜欢他的主要原因。但说到底他都是花他自己的钱，我们旁人是没有必要去说三道四的。我更看重的是他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出钱、出力，我觉得这就足够了，至少他尽了一个平民百姓能够尽到的责任。从普世价值的角度，他是一个好人。

盛老四生就一张清秀的脸庞，性情又非常温和，耳根子又软，亲戚朋友中无论男女老幼，有急事相求，总是有求必应，所以在大家族中，除了他母亲庄夫人骂他不务正业之外，跟其他人的关系都挺好。

盛恩颐的正妻孙用慧是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大女儿，从小跟随父亲出使各国，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曾进皇宫给慈禧太后当口语翻译。庄夫人去世后，孙用慧当家。为了节省开支，她把大批佣人遣散。这些佣人中有的几代人均在盛家服侍，叫他们去哪里吃饭呢？为了这事还引发了一场官司，搞得盛家不太平。最后也亏得盛七小姐出面才最后摆平。  


盛恩颐、孙用慧夫妇。


孙宝琦治国本领有限，治家却很有一套，孙家子女个个品行端正，许多豪门大户都想与孙家攀亲，当时甚至有“孙家的女儿大家抢”之说。孙宝琦同庆亲王奕劻、盛宣怀和袁世凯、李鸿章都是亲家。

抗战期间，盛老四呆在上海，虽说仍旧是声色犬马，但家中光景毕竟大不如前。等到抗战胜利时，家中的“金山”已经被盛老四挖空。败完老头子后，盛老四又动起了儿子的主意。

因为儿子盛毓邮过继给了三房同颐，所以继承了三房的遗产。这样，盛老四就做起了“啃儿族”。他也不明啃，每次都先请儿子吃饭，每次吃完饭就开口要钱，而且数目小还不行。父亲开口，做儿子的不给怎么可以呢？据说盛毓邮一半的财产是被盛老四要去的。

不过盛恩颐也是有想办法挣钱的，那就是上赌桌试运气，结果还是输多赢少。盛老四在跑马厅养了75匹赛马，他在上海滩跑马聚赌，日斥万金。他在赌场上创过的最高纪录是：一夜之间把北京路、黄河路一带有一百多幢房子的弄堂，整个儿输给了原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不过卢小嘉后来又把这个房产输给其他人了，也没有实际占有。

他赌桌上的朋友也有印证：盛老四白天睡大觉，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一看有事要用钱，而家里的现钱又不够，怎么办呢？去银行吧，街上银行已打烊了，那么就只好拿出盛家的老办法。反正家里有的是古董玩意儿，随便拿一件到当铺里去当掉，换出钱来，到第二天天亮银行开门，再派人去取钱，到当铺把古董赎回来。

盛老四或许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他的子孙后代如何来评论他。那评价既真实又尖刻：他一生两大嗜好，除了女人就是赌！到了解放时，盛老四已经荣华褪尽，成了一个普通人了。

按理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盛家在全国各地还有不少房产。但是解放后，国家实行土地国有政策，一切私人占有的土地，必须交纳高额地价税。盛家在全国各地的房产，因为交不起地税，最后都折算成地价，划到了公家的房产簿上，只剩下苏州留园门口的几间盛家祠堂的老房子仍属盛家。

政府当时为什么不收盛家祠堂呢？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真心话：我们已经收了人家房子，不能收人家的祖宗呀。所以这四间祠堂成为盛老四晚年的栖身之处。

仔细想想这跟当初民国政府征收愚斋义庄40%的财产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要说区别，民国政府还只征收了40%，新政权几乎是全部没收啊，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7年秋冬，盛老四已经第三次中风，半身瘫痪，整日卧床。半年后，大女儿盛冠云、大儿媳任芷芳和儿子毓绶、毓琛商量后，决定送他到苏州去，因为苏州留园门口尚有几间祠堂房子可住，生活上可由太太奚仪贞服侍。

当时他已不能站立，儿子们只好找来一张棕绷，抬着他走。好在上海到苏州通船，就雇了一只小船，一路飘摇过去。到了苏州不过两三个月，盛老四就突发脑溢血死在了留园门房里。据说盛老四的追悼会总共只有十几个亲戚、朋友参加，非常冷清。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民国十四年（1925年）“齐卢战争”已经结束，盛老四、盛老五两兄弟在上海请一些朋友到苏州白相。他们包下了北局的新苏台旅馆招待客人。那天大家出城到留园吃蟹赏菊，连同本地的亲戚朋友，一共上百辆马车排成长龙，领头的马车到留园门口时，末尾的马车还没有出阊门。沿途从观前街到景德路到石路，排在两边看热闹的人何止成千上万啊。

没想到盛老四最后落得这样悲凉的下场。盛老四的墓没有造在江阴祖坟，而是建在苏州七子山，和母亲庄夫人葬在一起。1992年，盛恩颐一百岁冥诞时，他那些天南海北的子孙们又聚集到了上海玉佛寺，为老爸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典礼。(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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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第一豪门的衰败（六）

2018-04-30 胡 平 ArtDeco上海

第一排右边数过来坐着的第三位是盛宣怀。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对于财产的问题看得很明白，他在一封家信中对盛宣怀说，子孙们只能留给他们不动产，让他们守住不动产而吃点利息已是福气了，如果留动产给他们的话，准保养出一大堆纨绔子弟来。所以，盛宣怀去世时，把自己一半的遗产捐出来成立慈善基金，可能也是听从了父亲的这个建议。

客观说盛宣怀对于儿子的教育，确实也没有他父亲做的好，所以成立慈善基金的初衷也是担心自己的儿子如果实在无能或者败家，至少还有“家族信托”可以保障他们的生活。但让盛宣怀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仅仅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竟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一点也不错哦。

据“盛老四”盛恩颐回忆，盛宣怀从来没在晚上12点前睡觉，每天晚上都在写文稿，写奏章。盛宣怀留下的档案中有很多文稿，不仅都是他亲手写的，而且一般至少是三稿，有时甚至多达五稿。可惜他的儿子们几乎都没有遗传他勤奋的基因，这从某个角度也是一种遗憾。

“盛老五”盛重颐是盛宣怀的第五个儿子。他在兄弟当中早期继承了其父注重实业的家风，专心办自己的事业，与官场也少有瓜葛，因此在抗战前，他的生意一直兴旺。抗战中，房地产生意也不断扩大，其他几房都败落得差不多了，他还是很有实力的。     

当年盛家有不少人跟在管家宋德宜后面买股票。宋德宜为人忠厚，对于盛家可谓是忠心耿耿。他洋人朋友比较多，外面的消息很灵通，所以外国人大炒“橡皮股票”时，他也带领盛家的公子哥们很起劲地跟着买，结果大上其当，一败涂地，包括宋德宜在内，一夜之间都成了穷光蛋。

所谓“橡皮”是当时上海人对橡胶的称呼。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组织了一家蓝格志（橡胶产地名）拓殖公司，吹嘘其经营范围包括开辟橡胶园、挖石油等，然后开始招股，但虚假宣传了五六年却没什么业务。

到1909年，因为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外国开发成功的橡胶园企业主和投资人大获其利，于是购买橡皮股票的中国人逐渐增加，人人争先，个个奋勇。麦边和其他橡胶公司就利用这一时机疯狂抬价，将原本约60两的股票面值抬升到1450余两。然后一众冒险家佯言回国，一去不回，股票价值遂一落千丈。

当时媒体是这样批评此事的，说“可异者市中尚有不知橡皮为何物者”，就是说很多炒股的人根本连什么是橡胶都不知道，照样炒，而且是“投出多年的积蓄尚且不以为足，进而变卖家人的衣装、首饰等物，竞相购买橡胶股票”。

但盛老五很沉得住气，没有上外国人的当，守住了自己分得的那份家业，还在外滩的台湾银行大楼里开设了“溢中银公司”，从事金融业。静安寺老公馆西侧的鸣玉坊是他的房地产，原先叫愚斋坊，后来他以女儿的名字命名，改为鸣玉坊。      

但是盛老五因为从小养成了奢侈的习惯，也是排场极大。他最为得意的豪宅，就是淮海中路1517号现为日本驻沪领事馆总领事官邸的那座大花园洋房。这幢房子建于1900年，系德国商人圭吸所建造，后转卖给一英国人，英国人回国时卖给了盛家。      

这是当时上海滩上为数不多的几处超豪华住宅之一，当时只有汾阳路79号原法租界总董官邸、马勒别墅、瑞金宾馆（马立斯花园）和市少年宫那大理石宫有资格与之媲美。


汾阳路79号法租界总董官邸，建筑面积1496平方米，典型法国后期文艺复兴式建筑。


汾阳路79号现为上海工艺品研究所。


马勒别墅始建于1927年，1936年竣工，是一幢具有北欧挪威建筑风格的别墅，原是英藉富商马勒的私人住宅。


马勒别墅建筑细节。马勒别墅花园草坪中有一座用青铜铸成的赛马铜像，铜像座下方埋着马勒当年赖以发家的赛马。


瑞金宾馆（马立斯别墅）曾是英国富商马立斯家族的官邸，马立斯先生曾是当时上海滩娱乐界跑马场，跑狗场的老板兼英文时报《字林西报》董事。


瑞金宾馆馨源楼建于1930年，当年三井洋行将其作为华南地区的办公室。抗日战争期间 ，这里被作为日本最高指挥所。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这栋楼。



淮海中路1517号盛宣怀别墅。

淮海中路1517号这座豪宅堪称精美绝伦。南面有宽大的草坪和茂密的林木，花园当中还有一圆形喷水池，一个雪白的小天使，在晶莹的喷泉上跃跃欲飞。—楼有中西式大客厅各一间，又有中西式餐厅各一间；门厅左侧，一道雕饰典雅的楼梯，铺着大红梯毯，弯弯地盘上二楼。玻璃全是从法国进口的彩色玻璃。楼内各种陈设，包括护璧板上的雕花都非常精美。


别墅里一道雕饰典雅的楼梯，铺着大红梯毯，弯弯地盘上二楼。


别墅法国进口的彩色玻璃。






别墅楼内各种陈设，包括护璧板上的雕花都非常精美。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别墅室内的豪华装饰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该豪宅最后一次大规模室内装饰工程，是1945年荣宗敬的二儿子荣宏三买下了这座豪宅后出钱装修的。具体情况孙树棻老师有记载：

我祖父的第三个女儿风蕙妙龄时嫁给了荣宗敬的二儿子荣宏三。抗战爆发后三姑父一家去香港躲避，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姑母来做客时告诉我们，由于前些年离开上海的大伯、小叔们都回上海了，好几房人再一道住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那幢老宅里过于局促，所以大家都在寻觅房子打算搬出去住。他们一家眼下租了两套公寓暂时居住，也正在四处寻觅新居。

姑母家那座老宅我去过，面积不小，有几十个房间，但据说他公爹立过规矩：他在世时儿子们不准分家另立门户。因此，几家的儿媳和孙辈都和老人住在一幢房子里。她公爹已经几年前在香港病故，现在各兄弟各房分居已属必然趋势。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晚餐桌上听到父亲告诉祖母：三妹妹要买的房子已经看定了，就是霞飞路上盛老五的那幢。

祖母想了想说：哦，那么就是原来那幢盛公馆了。那年盛宣怀讨媳妇，就在那幢房子里办的酒，我跟你爹爹去贺喜的。那幢房子和花园都不小，可到现在应该蛮旧了。

祖母又问道：这幢房子也算是盛家传下来的祖宅，盛老五怎么就肯卖掉呢？不卖又怎样，父亲淡淡地笑了笑说道，这些年他分到的家当都用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名下的产业就只剩下这幢大宅了，要是不卖，总不能“靠在白米囤上饿煞吧”。

后来姑母每趟回家都会滔滔不绝讲述她购买和修缮这幢新居的进程。但是直到1947年春天方才听到她来通报新居已经装修落成。乔迁新居那天，照例要宴请亲朋好友，我也跟着去了。那天来的客人很多，其中还有好些来自南京和上海的权贵。

姑母显得很高兴，浑身珠光宝气地穿梭在来宾之间。这幢房子确实不小，是我见过的亲友中最大的一幢，屋内焕然一新，富丽堂皇，并且极是仔细周到，即使是不为人注意的犄角旮旯也没有疏忽。这便证实了姑母说她是重金聘用了国内最有名的装潢设计专家精心设计的，从整体到细节无处不喷吐出炫耀富贵的逼人气息。。。

祖母那天没有跟我们一起去赴宴，当晚我们回家进她房间请安时，她问父亲：三囡今天怎样，很开心吧。很开心，父亲答道，领着一批批客人屋里屋外到处参观，一边看还一边讲，从下午一直忙到开晚饭，问她她却说一点都不累。祖母微笑着说，那是当然，过去的盛公馆现在成了他们家的荣公馆了。要晓得盛家可是从前上海滩上第一大家哦。

但这座由“盛公馆”演变而来的“荣公馆”也并未持续多久，约末一年多后，姑丈居家迁往香港，几年后又移居美国。姑母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在纽约去世，四十年中都从未回过上海。他们离开后这幢房子托管给一位姓陈的亲戚看管，空关几年后，被政府接管了。

人说树大招风，这座豪宅就因为太有名，很容易被人盯上。抗战期间，盛重颐没有去重庆，而是留在上海做生意。结果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就以汉奸之名，把他从豪宅里赶了出来。盛重颐很气愤，自己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也没有出任过伪职，公司也没有日本人的股份，几个日本朋友也是生意上往来，凭什么说自己是汉奸？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就出示各种证据。但是盛重颐不知道，国民党官员就是看中了他这座豪宅，才想方设法把他赶出去的，其实就是欺负他是清朝遗少，没有背景。


盛老五经常请兄弟姐妹来淮海路豪宅聚会，图为盛家女眷在花园里。

然而国民党官员不知道的是，盛重颐也是有后台的。他的后台就是同胞妹妹，盛家“五小姐”盛关颐。因为盛关颐当年的家庭老师是宋霭龄，而且宋子文未发达前，还是盛府的秘书。由于这层关系，盛关颐与宋氏姐妹一直走得较近。她去找宋美龄求助，宋美龄给她出主意：盛重颐去住怕是不行了，不如你去住吧，你去住外界不会有意见。因为宋美龄的主意，房子被归还给了“五小姐”，“五小姐”住了没几天，豪宅自然马上就回到了盛老五的手中。

但是，盛重颐的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抗战胜利后，盛重颐也学着做股票，结果因为不懂行，元气大伤。受股票生意的牵连，房地产生意也江河日下。解放前夕，他不得不把他引以为豪的豪宅以一百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荣宏三，荣宗敬的二儿子。

然后夫妇两人拿着这笔钱来到香港。在香港盛重颐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他又办了一家股票交易所，交给别人打理，结果被骗，几乎赔了所有家当，只能靠之前买的一些房子的租金生活。

盛老五的女儿回忆说，她进大学的时候乘的是小汽车，而到毕业出来的时候，只能乘大客车了。幸好这个女儿毕业后自知奋斗，做到前港督府的二等秘书及新闻署的总管，丈夫是香港很有名望的建筑设计师。

对于盛重颐的晚年，他的一个朋友金雄白在香港曾撰文这样描述：盛老五住在英皇道的时候，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都付不出了，遇到熟悉的朋友上门，就讪讪告贷。那种凄惨的光景，谁又能想得到，不久前，他的住处像俱乐部一样的热闹，每天晚上笙歌宴舞，那彩色的灯光，是从地板上镶嵌的玻璃中打出来的……

《上海滩》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文中引述盛宣怀的一个孙子的叙述：十年间我们不断的搬家，住过愚园路、长乐路、巨鹿路、万航渡路，车子越乘越大，房子越住越小，最后只剩一间，而且是灶披间，却要住我们一房八个人，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七人。

这样的居住状况和盛家仅在上海一地就曾经拥有的三幢豪宅和上千幢用于出租的石库门弄堂房子相比，用“一泻千里”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不动产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