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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审判如何成为可能

王怡 | 审判如何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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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审判如何成为可能
原创 2017-01-04 王怡 王怡的麦克风
  世上没有不散的法庭，所有人都等着一个结果。但无法获知实体真相的观众（法官），该如何宣布官司的输赢呢？或者用一下宏伟叙事，说：又该如何去伸张正义？



审判如何成为可能Ⅰ：《红色》



据说红色象征博爱。但“三色”系列中的《红》，却以相当篇幅谈及法律。法律在我们眼中，又偏偏无情。在我看来，影片的主题是关于爱的来源，或者说关于惩戒的来源。

爱与惩戒的来源都是一样，就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

上帝，既是所有爱的源头，也是所有惩戒的源头。圣经中的耶和华上帝，是一位终极的审判者，一个对善恶定义、对真相盖棺的命名者。耶稣，上帝之子，则是爱的本原，他走向十字架，使审判在本质上包含了对罪人的垂怜和宽恕。

而惩戒和赦免，爱与公义，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居高临下的那一位，就是全知全能的那一位。只有全知全能者，才能充当审判者；也只有居高临下者，才可能合法地赦免世人。

所以真正的议题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间，审判如何成为可能？对世人的爱与饶恕，如何被包含在法律“道是无情”的面孔之下？

世俗的法官，其实是极力模仿天使的一种人。但法官是不由自主的，他被一个现代诉讼制度推上审判者的宝座，企图扮演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但这一角色对凡人而言，实在不堪重负。在基斯洛夫斯基的另一个"十诫"系列（《关于杀人的短片》）中，法庭最终宣判雅泽克的死刑。雅泽克的辩护律师刚拿到执照，这是他第一次上庭。出于负疚和懊丧，他找到法官问道："如果换一个更有经验的律师，结果会不会好一些？"法官说："不会，你的辩护是我听过最好的。"接着，这位法官又说：

"其实，这个案子本该由一个更好的法官来审理。"

"更好的法官"，指的就是上帝。这不是谦虚，而是恰如其分的自卑。但在《红色》中，那位退休老法官，却显然缺乏面对真相的自卑。他曾对瓦伦婷讲述一件他审判的案件，被告是一个水手，老法官在庭上宣判他无罪，但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找到真相，实际上那个水手的确犯罪了。

在真相与虚假之间分辨了一辈子的老法官，退休后，亦无法摆脱"找到绝对真相"这一使命的恶梦纠缠。他竟然在家中窃听和偷窥邻居的秘密，企图成为真正的上帝，一个无线电波和摄像头面前的上帝。他对真相的渴望，以及法官生涯中某种被蒙蔽的羞辱感，已接近偏执。他的"偷窥"欲是形而上的，比沙朗·斯通的《偷窥》貌似更斯文些。问题在于：一个对寻找"真相"充满偏执的法官，就是一个好法官吗？

老法官的困境，其实是整个大陆法系的诉讼困境。作为裁决者，法官的角色究竟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洞察者和判官，还是一个沉默的倾听者和见证人？法律所能带来的"公正"，一定能够建立在对真相的把握之上吗？依靠法官的智慧和主动性，去把握"实体正义"，是否可能？事物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获知的，建立在这样一种理性的自负之上的诉讼模式，是否意味着人类的僭妄，意味着凡人对上帝的取代，法官成为新的神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会再提到那部《魔鬼的代言人》。撒旦魔眼识英雄，看上了法律和律师，他认为法律是现代世界的新的统治者，是末日审判的新的替代者，和新的神灵。撒旦巡游人间，生下一男一女，帮助他们成为最优秀的律师，一路扶持他们，盼着他们有朝一日成为最高大法官，从而借助司法来对抗上帝。

没有了全知全能的眷顾，失去了爱的温度的惩戒，世俗的法律不过是对上帝的力量和秩序的一种模拟。但那种冰冷的力量，是否果然会滑向撒旦呢？

我不知道，美国观众是否会打一个寒战，心想最高法院内，能否已混入魔鬼的私生子？

《魔鬼的代言人》是美国电影。描写的是英美对抗制的诉讼模式。美国法官的身上，已最大化地卸下欧陆法官身上的"上帝代理人"的角色，法官仅仅是一个程序意义上的裁决者和程序本身的守护者。但同样的，电影关注的，并不是司法的模式，而是司法的性质。危言耸听和极富想象力的凶言，都是针对审判这件事本身发出的。影片透露了一件事，就是审判是属于上帝的。或者，审判也可能属于魔鬼。

更何况一个法国的退休老法官。他的职业模式，已年复一年地告诉他，你是一个可以、而且能够得知真相的审判者，就像你的前任耶和华上帝那样。

偏执是轻微的，我认为他应该精神失常才对。任何没有信仰的人，站在那个位置，都不可能不晕眩。

对老法官来说，当年那个案子，还带来了另一重打击。那个水手被释放之后，娶妻生子，从此不再作奸犯科，过着浪子回头的生活。如果他被判重刑，他的未来将完全是另一种模样，他有可能在监狱里学会新的犯罪手法，更有可能在心理上变得扭曲。最后，他也可能死在他的罪恶里，不再有新生活的可能。因此，老法官即便是通过窃听和偷窥，像上帝一样获知了真相，他还是不确定怎么判决才是对的。假设当年这个水手被判有罪，是否会像朱苏力先生对《秋菊打官司》的分析一样，法律的介入反而不如不介入？法律的惩戒，到底使社会变得更温暖了一些，还是更冷酷了一些？这是老法官的第二个困境。所以他还是无法像上帝那样，作出理直气壮的终极判决。

最终，偷窥邻人私隐的老法官，放弃了数十年来渴望成为上帝的挣扎，选择了自首。我想，他不是向另一个法官投降，而是向他冒充了一辈子的上帝投降。

老法官还对瓦伦婷讲过另一个案子。他宣判有罪的一个建筑师，恰好是他的情敌。老法官曾亲眼目睹这个男人在他女友的双腿之间缱绻。事实证明，法官当年的判决是正确的。他虽然没有主动披露自己的耻辱，请求回避，但也没有挟私泄愤。但问题依然出在爱与惩戒的源泉，及对上帝角色的模仿上。这不是一个关乎回避制度的技术问题，甚至也不关乎案情的真相。真正的瑕疵是，老法官内心的复仇心，成为了法律中属于撒旦的力量，而无论这种复仇心是否影响到个案的结局。一个痛苦中的，经历了被告的伤害的法官，有没有审判的正当性？推而广之，以色列的法庭，如何能够审判大屠杀的参与者？盟军如何能够审判纳粹战犯？甚至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按着“一个人不能审理自己的案件”的司法原则，人类如何能够审理人类自己？

如果上帝是法官，上帝会为此案内疚吗？他的独生儿子曾被人类杀死。上帝会在末日宣判后像老法官一样辞职吗？《圣经》说，曾被杀却又复活的基督，将成为整个人类和宇宙的审判者。被杀，对应着末日的死刑；复活，对应着末日的赦免。审判在本质上是一个神学问题。或者说，信仰一定关乎审判。

电影中的两个案件，一个偏离了事实，一个接近了事实；但困境都与事实无关，困境与法官的身份有关。

真正的困境是，居高临下的法官并不是真正的审判者。

真正的困境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审判如何成为可能？

审判如何成为可能Ⅱ:《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的两篇小说糅合在一起。这部电影在精神上是《罗生门》，在故事上则取材《莽丛中》。如果庸俗一些，我只把它当一部侦破片看。也算是对微言大义的一种藐视。因为黑泽明去世不久，我就在电线杆子上看到那个叫"黑泽明"的治愈秃头的膏药。当时我就偷笑，因为商业广告在本质上是后现代的，处处充满了对思想的嘲讽。

姑且当它是侦破片吧。侦破片有两种拍法。一种是把观众当作类似英美法庭上那位沉默寡言的法官。坐山观虎斗，看人物各抒己见。我们像一张白纸一样，走进黑漆漆的剧院，事先完全不知将发生什么。《罗生门》就是这种手法的代表。一场莽丛中的命案，涉案各人，依次跪在镜头前，陈述自己的所见。审案的"大人"，坐在观众的位置上，一直没有出现。黑泽明的用意，就是让观众来当一回法官。那些证人其实就跪在我们面前。我们花钱来看一场电影，自然和电影里的是非，没有利害关系，做到了一种虚拟的绝对中立。我们又知道电影是虚构的，自然也不会像真正的法官（尤其是我们生活中的法官）那样，容易"冲下竞技场，使视线被冲突的烟尘所蒙蔽"（格林勋爵，英国大法官）。所以花两个小时，看完了呈堂证供，我只有一个感觉：到底是谁杀了人？快告诉我，别当我是傻子。

我知道大多数观众，看了这部电影后都是这样。只有少数假装有智慧的人，假装他们知道答案。于是我们开始思考，何谓真实，何谓审判。就像当年观看《本能》，只有情欲的翻腾，最后还是傻乎乎的，不能肯定凶手是谁。也许包公是最擅长看电影的。但也有可能，当包公看了足够多的电影，也会发生价值观的崩溃，像《红色》中的那位法国老法官，悔恨自己的前半生。

然而，世上没有不散的法庭，所有人都等着一个结果。但无法获知实体真相的观众（法官），该如何宣布官司的输赢呢？或者用一下宏伟叙事，说：又该如何去伸张正义？

据说有个历史学家，终于写完一部世界通史。他搁下笔，起身，直腰，望向窗外，看见楼下有几个小贩在争吵。他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这部现场直播的历史纪录片。等小贩们散去，两个围观者又开始争论。一个说：是甲开始动手的，一个说：不，是乙先动手。历史学家怔住了，因为他明明看见是丁首先发难。经过一番顿悟，这位历史学家重返书桌，毅然将手稿付之一炬。

乍看，有点像六祖慧能"心动、风动还是旗动"那个公案的法律版。这样的历史学家去当法官，定是糟透了的法官。因为诉讼中的"真相"，只能是蒙着眼睛、通过程序和举证的游戏规则，去触摸并假装（或相信）自己已摸到了的、程序性的事实。最近几百年来，人类就指望着这个来维持公义。就像我们看《罗生门》这样的电影一样。





而侦破片的另一种拍法，就相当幼稚了。它的镜头，是模仿上帝的眼目，先拍了杀人现场，再让不同的人出来作证。让我奶奶常指着电视机说：就是他，就是他！哎哟，怎么大家这么笨呢。如果杀人者竟被无罪开释，每个观众都会愤慨：法律怎能这样不公平？把明明杀了人的家伙放了！

而在《罗生门》这样的电影里，嫌疑人若被放了，我们回到家中，闷闷不乐，茶不思饭不想，辗转反侧，但是不敢冒然就说法律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