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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6-12-28 07:42

张艺谋为什么突然成了“全民公敌”,人人要踩?

张艺谋为什么突然成了“全民公敌”,人人要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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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为什么突然成了“全民公敌”,人人要踩?
2016-12-22 雷歌 颠倒的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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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新片《长城》还没上线,网上的批判就开始了。《长城》上映后,更是恶评如潮,感觉是差不多人人都要踩上一脚,在影视圈引发了一起“长城踩踏惨案”。但是,《长城》的票房并不像咒骂者期待的那样惨淡,一周不到就5个亿,还算过得去吧。

我原本对张艺谋的印象总体不错,这么多人骂,也引起了我的好奇:他到底拍了一部怎样的烂片,会激起如此狂烈的众怒?为此,多年没进影院的我,专门去看了一场。

坦率地讲,尽管我个人更喜欢充满社会批判力度的《我不是潘金莲》和《驴得水》这类题材,对《长城》这种内容空洞毫无内涵还神神鬼鬼的片子我是毫无兴趣,但作为一部注重制作特效和视觉冲击的所谓好莱坞商业大片,凭心而论,从单纯娱乐的效果看,《长城》拍得并不差。

看完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场对张艺谋的大批判,可能不是对《长城》的就事论事,更多的恐怕是对张艺谋作为“国师”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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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艺术生涯,至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的张艺谋,是人文的张艺谋;2000 -2007年的张艺谋,是商业的张艺谋;2008年至今的张艺谋,是浸淫于政商权力场的张艺谋。

我至今仍对那个人文的张艺谋充满怀念。

张艺谋早期的影片,从1987年的《红高粱》,到1990年的《菊豆》、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以及1994年那部最终被封杀未能公映的《活着》,我们看到的,是狂野激越的生命本能,是捍卫尊严的奔放血性,是对封建桎梏的拼死抗争,是对个人权利的不屈呐喊,以及对无情现实中生命意义的沉重追问。那个时期的张艺谋,除了他独特的电影语言,更加震撼人心的,是他对生命的解读、对人性的演绎,以及对现实的无情批判。

看看那个时代与他合作的原创作家——早期的莫言、刘恒、苏童、余华等等,只要你读过他们的作品,你就不难想像这些电影会构作怎样的思想空间和情感世界。

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是散文诗一样唯美的作品,以爱情为主题,即使淡化了严酷的现实背景,依然有一种力量穿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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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起,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告别了人文启蒙的思想激情,进入了一个拜金重利的商业时代。

张艺谋的电影也与时俱进,合着这个时代的节拍。2002年,他以《英雄》发端,开创了中国商业电影的新时代。

随后2004年的《十面埋伏》以及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都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其后的《三枪拍案惊奇》(2009)、《金陵十三钗》(2011),以及今年的《长城》都属于这个系列。




这个时期的张艺谋电影,更加追求电影语言的极致,色彩的渲染,视觉的冲击,最新制作技术的运用,但故事、人物开始扁平化,似乎不再是经营的重点,给人的印象是形式大于内容。

另外,从2004年的大型山水实景表演《印象·刘三姐》开始,不到10年,张艺谋打造了《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岛》、《印象·大红袍》、《印象·普陀》、《印象·武隆》等《印象》家族系列,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仅《印象·刘三姐》,每年的收入数以亿计。这种成功甚至让冯小刚、陈凯歌都坐不住了,纷纷趟进来一试身手。

即使进入商业时代,张艺谋的文艺片依然会灵光乍现。《千里走单骑》(2005)、《山楂树之恋》(2010)和《归来》(2014),是后人文时代淹没在商业制作中的文艺出品。穿越帝国浓重的雾霾,人们仿佛听到那个人文的张艺谋,还在细雨中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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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强大的政商势力渗进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张艺谋也迎来了他的“御用国师”时代。

出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是张艺谋执导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北京奥运开始,张艺谋似乎成了“御用”导演,成了帝国“国师”:2014年北京APEC晚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宣传片、2016杭州G20峰会,次次离不开张艺谋。从此,“含赵量”越来越高,“国师”雅号不胫而走。

这被看成是张艺谋艺术生涯与权力的结盟。人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才情迸发、挥洒自如的张艺谋,而是整天为命题作文抓耳挠腮殚精竭虑的张艺谋。“御用国师”,成了张艺谋的新标签。

舆论对《长城》的踩踏,其实源于话题女王景甜,张艺谋只是殃及池鱼受了连累。

《长城》女主角景甜出道已久,被人力捧多年,却始终不温不火,红不起来。但捧她的人并不气馁。这不,《长城》就是一部专门为景甜量身定做的国际大片。

你看《长城》一些早期的宣传海报,好莱坞大腕马特·达蒙、刘德华、张涵予等一众巨星加上鹿晗、彭于晏、林更新一众新秀都成了景甜的陪衬,亮瞎了大众眼,搞得“全民惊诧”。




大家都说,景甜再不红,天理不容啊!

在《长城》上线前半个月,拆姐推出了《拆解景甜:捧不红的女人,拆不穿的背景》这篇扒文,抖露景甜背后神秘的政商势力。王健林的万达力捧景甜,是台面上大家都能看到的。为什么王健林要违背商业原则,力捧向来是票房毒药的景甜?拆姐的回答是:

“只有一种解释。景甜的背后,有王健林在乎的东西。在中国,只有一种东西首富还会在乎:权力资源。”

景甜是陕西人,力捧景甜的政商势力的源头也在陕西。再往下说就有风险了,拆姐就此打住,点到为止。

张艺谋也是陕西人,而且是“国师”。但据说《长城》是第一部女主角不由导演确定的张艺谋影片。是不是连张艺谋做导演都的“指定”的呢?我不知道。但看起来,《长城》似乎只是张艺谋的又一次“命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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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样本,必须放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中才能恰当地解读。

浸淫于政商权力世界,张艺谋有多少难言之隐?

对张艺谋的批判,其实从他转向商业制作的新世纪初就开始了。那时的批判,更多的只是文化批评,是批评者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成为“御用国师”后,对张艺谋的批判随即转变为全方位的否定,从艺术品位到做人品位。

最近甚至有人做出长文,论证张艺谋的电影美学是“法西斯美学”,他惯用的整齐划一、刚劲有力的“团体操表演”,不过是希特勒御用导演瑞芬斯丹的“隔代遗传”。

批评到了这个份上,人们不难从中品出憎恶的味道,不只是对张艺谋本人的憎恶,更强烈的是对“御用”体制的憎恶,对官商结合把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憎恶。

所以,现在对张艺谋的批判,已经不是一般性的文艺批评,而是一种社会批判。

张艺谋可能会有很多委屈。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一方面是自己选择,但另一方面历史也常常选择人。

有个叫严家其的,三十年前本来只是个社科院的学者,一介书生而已,写了本《文革十年史》,遇到八十年代末的风口浪尖,被时代风潮推到了前台,最后竟成了全国通缉的要犯。

张艺谋在中国导演中首屈一指,在“大国崛起”的时代,遇到了北京奥运的风口,成为“御用国师”,谁知道他是心甘情愿还是身不由己呢?反正历史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沿这条路往下走,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光鲜与唾骂、辉煌与痛苦、荣誉与耻辱。

从吐槽景甜,到贬损《长城》,再到踩踏张艺谋,在这场舆论群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背后奔涌的那种激烈的公众情绪。

张艺谋既然身为“国师”,就承受这一切吧。毕竟,“国师”只是个由头,大家骂的其实不只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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