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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失路的晚年陈独秀

英雄失路的晚年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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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纯钩

英雄失路的晚年陈独秀
2016-06-27

导读

一方面是对政治有厌倦之心,一方面又对退出有不甘之意,一个行将告别历史舞台的主角,走到台口频频回望,希望有人跑出来挽留他,再将他拉回舞台中心位置去。

彭述之是中共早期重要的活动家之一,与陈独秀同为“托洛茨基派” 代表人物。在最近出版的《彭述之回忆录》里,披露了不少他亲身经历的资料。他的回忆脉络清楚,细节丰富,如全部可靠,真是记忆力惊人,即使相对存疑,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看这本书最感兴趣的是彭述之与陈独秀的交往,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事(同时担任第四届中央常委),后来又同时遭受排挤,他们一起组织左派反对派,几乎同时被开除党籍,又几乎同时被国民党逮捕。坐牢期间,两个人被关在同一个院子里,朝夕相处,一起探讨理论问题,后来思想发生分歧,以至私交断绝。出狱后不相往来,但思想上仍不断交锋,直至陈独秀去世,彭述之还写了悼念文章。可以说,对陈独秀了解最深的,可能就是彭述之。
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在被开除党籍之前,陈独秀已经被边缘化了,当时中央负责人中唯一与他有来往的只有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等都根本不和他见面。正好那时苏共党内也发生了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中国留学生给彭述之带来托洛茨基的两个文件,都与中国革命问题相关。彭述之看了文件后,深受打动,便推荐给陈独秀,陈看后也觉得有价值,两人商量后将文件交给部分党内干部传阅,后来就在这些人的基础上,成立左派反对派。

陈独秀一直被动执行苏共的中国革命方针政策,他尤其不赞同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内部工作的安排,但苏共是无产阶级革命“大佬”和领路人,也是经济和物资来源。陈独秀在历史上一直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一直都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只是迫于形势,他只有勉为其难接受。组织左派反对派,其实是他最后一次挣扎,他希望托派主张得到多数人支持,使他有机会重回中央。

可惜,他最终被自己创立的党开除,这对于一个曾经呼风唤雨、一言而动天下的人来说,其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按彭述之的回忆,陈独秀也没怎么积极投入托派的活动,对外依托于失势的托洛茨基,对内又在党内失去发言权,群众基础乏乏,在国共夹缝中很难有生存空间。终于,随着陈独秀与彭述之等一大批托派骨干被捕,基本上大势已去。

陈独秀与彭述之被捕后,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友善”对待。在国民党当局看来,陈独秀已经是没有多少政治能量的名士了,被共产党开除,自己组织的托派也不成气候,把他像瞿秋白那样处死,只是让当局白白担了恶名而已。因此尽管陈独秀做了必死的准备,可是国民党仍待他如“上宾”。
陈独秀(左)与彭述之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门前,1932年陈独秀(左)与彭述之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门前,1932年

他和彭述之被关在一个院子里,有庭院和三间房,第一天看守就替他们从外面叫西餐来吃,还买香烟奉送。他们有任何需要,看守也基本上都尽量满足,以致陈独秀也开玩笑说:这里的吃住比我们在上海时好得多了,住得宽敞,又吃大餐。法院宣布他们的案子为民事案,劝他们不必担心,随后来探监的军政学界名人包括:何应钦、蔡元培、陈公博、傅斯年、杨杏佛、胡适、王星拱、潘玉良等,杨杏佛还代表蔡元培给了一笔钱。因为来送钱的人不少,以致看守所所长都眼红了,想敲竹杠,彭述之居然还能联合看守所里的其他人,写控告状寄到司法部,上面来人一查,把所长倒关起来了。

彭述之和陈独秀商量,准备在监禁期间做点研究,陈独秀计划研究语言问题,彭述之则希望他写点“历史性的文章”,另外也继续与外面托派同志联络,提供政治意见。但陈独秀对看书研究有兴趣,对于运动则表示消极。大概那时候,他也明白托派不可能成气候了。

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关系慢慢恶化了,一方面是思想上有了距离,两人对民主主义和国民会议的主张不同,另一方面陈独秀的性格也慢慢让彭述之受不了。陈的儿子陈哲民与有夫之妇相好,闹了一场风波,陈哲民来探监,陈独秀让彭述之批评他,彭也照做了,但第二次来,陈独秀却“用脚把他踢出去”,彭述之替年轻人说几句,陈独秀就发火说,你不要来管我家里的事。

后来发展到陈把外边送来的钱都管控起来,连彭述之买肥皂的钱都不给,虽然住在一个屋子里,但不再交谈,有事用笔商量,外面来人一起见面,但私人间再没有交集。彭发现陈独秀思想和为人都开始往后退,不想再干运动,对左派反对派完全失望。陈独秀也慢慢对思想研究失去兴趣,反而研究一些“莫名其妙、嗜好性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脱离思想和运动”。
陈独秀(1932年摄于南京第一监狱)陈独秀(1932年摄于南京第一监狱)

因抗日战争爆发,再加上胡适等人保释,陈独秀和彭述之都被释放了,但释放前陈独秀居然交代:“你们保释我和彭述之要分开”,意思是不想和彭一起释放,两人关系恶劣至此,也可看出陈独秀个性中的偏执和孤傲。他出狱时带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潘姓女工,这个女人后来一直跟在他身边。共产党方面,秦邦宪和叶剑英去看过他,大概也只属于礼节性,并没有导致什么积极的结果。他在南京住了几天,经芜湖到武汉,没有去上海,从此表示与托派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

这个时期陈独秀的思想有一些变化。张国焘脱党后到汉口,见到陈独秀,陈独秀说“这样很好”;他又公开声明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他也不再是托派,变成超党派;他公开号召要相信国民党政府有抗日决心,主张“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该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的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与开放政权混为一谈”。

其时陈独秀认识一位国民军系统的军官,因对方崇拜他,他就提出想派一些人到军队内部去做政治工作,事情当然不了了之,但也显示他对政治还有一线希望的心态。与此同时,陈独秀又派罗汉到延安,希望和毛泽东谈合作,罗汉只见到王若飞和林伯渠,王若飞请示延安后,延安要求陈独秀要做一个公开声明,对托洛茨基主义要作出批评攻击,要悔过,事情最终也没有结果。

一方面是对政治有厌倦之心,一方面又对退出有不甘之意,一个行将告别历史舞台的主角,走到台口频频回望,希望有人跑出来挽留他,再将他拉回舞台中心位置去,然而,人家正干得如火如荼,把你请去搅场子,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因为日军逼近,陈独秀又迁居到重庆,在那里他给托派写了四封信,那大概是他对自己思想的最后陈述。前三封信论述二次大战,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上不同,一次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二次大战是民主主义国家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斗争。第四封信谈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在四川生活很困难,在重庆找不到居处,就迁居江津,门庭冷落,只有姓潘的女士和他在一起,终于急病而逝。他死后,彭述之写了一篇《悼陈独秀》的文章,为他一生做了评论。

今日看来,陈独秀后期的思想变化,并不完全如彭述之所说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倒退,反而可能是,从当时纷纷扰扰的政治角斗场上退出来后,他终于可以更中立地客观地去看待思想政治问题。比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分析就很中肯,对后来历史的发展,也有一定预见性,关于斯大林的看法,也被日后大量披露出来的秘密档案所佐证。

陈独秀有一次心血来潮,打趣地对彭述之说:“当我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时,我无法做到坚持不放,一抓到底;当我掌握的是错误思想时,我常常力图把这错误推向比谁都更远。” 这真是夫子自道,但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吧。人的悲剧通常是,自己认为正确的,往往反而错了,而自己认为错误的,又不幸地恰恰是正确。

政治历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思想层面,一个是操作层面。没有思想,政治是胡来,没有操作,政治是空谈。有的人有思想又能操作,有的人有思想而不能操作,有的人能操作却缺乏思想。我想陈独秀是属于有思想而缺乏操作能力的。性格既孤傲偏执,不能容人,又稍遇挫折就退缩放弃,他的思想有时走在现实前面,因为走得太前,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他会变得孤独而苦闷,以致失望迷茫,最后门徒散尽,一生事业成空谈,“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本文原标题:《陈独秀晚年二三事》)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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