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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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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2015-12-02 高华 东方历史评论
——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

撰文:高华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绝非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横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姊妹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200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犹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他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24页)。

所有上岸的人都需登记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了。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知识分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在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 用王自己的话来说,原因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王则不一样,他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 是因为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王书:112页)

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

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王书:432—433页)

二、 “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王书:158页)。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得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远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弊端,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 “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王书:157页)。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完全是 “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特务引导被抓人员,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王书:36页),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王书:37页)。

斯大林“大清洗”中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专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

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又被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

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王书:306页),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冯亦代:《悔余日录》,1960年8月3日,256页)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288页)的“一个保卫工作者”(冯书:258页),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冯书:335页)。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王书:307页)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个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介石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司令部”,再改名为“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佬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十五年。
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 “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资料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禺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王书:258页)。“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10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双十节”、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产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

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掳获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地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规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员“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他们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旧, 别的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 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了,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王书:470—471页)。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王书:351页)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 “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 “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有我们的同胞,大陆有我们的国土……”“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王书:351页)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 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他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 (王书:361—362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这是何等让人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本文选自《历史学的境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授权转载。

s1100 2015-12-2 22:45

小巫见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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