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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5-7-27 21:49

什么样的军队容易叛变

什么样的军队容易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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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公会

二战期间,中国是叛变投敌军人最多的国家吗?一旦被俘,哪国军人最容易叛变?

文 | 唐元鹏

由于中国人民近几年在浙江横店艰苦抗日,经常能在横店看见日本兵和八路军蹲在一起吃盒饭,但偶尔还有一些身披黄色军装,歪戴军帽,衣领敞开的军人,他们在抗战剧中,通常叼着烟,唱着小曲,酷爱抓鸡,欺负中国百姓比日军积极,打仗贪生怕死,没错,他们是伪军。

▍《地道战》中伪军汤司令奉承“皇军”:“高,实在是高!”

伪军是八年抗战中,无法回避的现象。据说投敌的伪军有百万之众,姑且不论这个数字是否真实,它在今天已成为某种政治暗喻,意指国民革命军在这场战争中不光彩的一面,另外,抗战时的伪军现象,也是批评家们常用的素材——为什么只有中国人会在外敌入侵时,才会有这么多人叛变。

问题是,抗战时的中国是叛变投敌最多的国家吗?

为纳粹德国死战的异乡人

柏林战役打到最后时刻,苏联士兵冲入国会大厦时,惊奇地发现一些战死的党卫军用铁链将自己捆在机枪上,翻看他们尸体,军服上的标志却是由丹麦、挪威、瑞典等北欧人组成的党卫军第十一装甲掷弹兵师(诺德兰)。

▍第十一装甲掷弹兵师徽章

丹麦是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征服的第二个国家,却有国民为纳粹德国而战。这并不是孤例,二战中,有30个不同国家200万人参加了德国陆海空军和武装党卫军,与之并肩作战。
▍其他国家参加德军人员分布

抗战时期中国的伪军并不直接隶属于日军,而是分属于不同的伪政权,如伪满军、伪蒙古军、华北治安军、汪伪政权军队,以及更小的伪地方政权杂牌伪军。而投效纳粹德国为其作战的外国人,则多是直接被编入纳粹党卫军。

纳粹党格外强调种族观念,但征召其他外国人入伍,却由党卫军始,其原因倒也简单:二战初期,由于德国国防军抵制,党卫军在国内招不到人,只能变相从外籍德裔开始征召,但后期因为人员有限,于是征召目标又转向非德裔日耳曼人,最后甚至扩展到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南欧穆斯林、印度人。

反布尔什维克是纳粹德国忽悠不同民族入伍的重要口号,譬如党卫军在荷兰的征兵海报如是说:“为了你的荣誉和良心!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SS在召唤你!”
▍“为了你的荣誉和良心!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SS在召唤你!”

除了这些在民族上很相近的国家,还有诸如英法这样的死敌国家的公民替德国卖命。法国志愿者加入反布尔什维克法国志愿军团、法国旅、查理曼师等单位。其中以反布尔什维克法国志愿军团最为著名。

法国志愿军团是个创设于1941年7月8日的法国非正规军事组织,其成员大多来自法国不同的右翼团体和通敌党派。这得益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浪潮在欧洲蔓延,参加的就是一帮法国愤青。

纳粹德国还组织了一支由英国人组成的英国自由军团BFK。按最初想法,这支部队应有2千人,但实际上只有不到300人与纳粹合作。这些英国人与30年代英国法西斯运动有重要关系,战争爆发后,一些被俘记者参加了纳粹宣传系统,一些被俘英军和英裔法西斯分子参加了BFK,虽然这支部队最终只招募了50名合格士兵,连一个连都够不上。但这支部队中的某些人也参加了柏林最后的战斗,并为之牺牲。

叛变投敌最多的国家

二战期间的为德国作战的叛变者遍及欧洲,但为德国贡献人力最多的,却是纳粹德国的死敌苏联。

德国入侵苏联后,利用苏联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居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以反布尔什维克口号,动员大批非俄罗斯人调转枪口替德国效力,这些非俄罗斯人虽然处于纳粹德国的种族歧视链底端,但却甘愿与之合作。

由于对苏联的仇恨,纳粹德国并未主动从苏联战俘中挑选炮灰。二战期间,计有500余万苏联士兵被德军俘虏。纳粹借口苏联不承认1929年7月27日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对苏联战俘迥异于与美英等国战俘,苏联战俘绝大部分未能幸存。

▍苏联战俘与德军军官

虽然纳粹德国歧视、仇恨俄罗斯人,甚至反感自己的队伍中有俄罗斯人,仍有大批俄罗斯人加入叛变行列。影响最大的就是红军高级将领弗拉索夫被俘后的主动叛变。

弗拉索夫在战争初期表现出色,从师长干到集团军司令,并成为著名战争英雄,但1942年7月被俘后却迅速叛变投敌,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表示:大部分俄罗斯人愿意参与一场推翻布尔什维克暴政的运动。但德国人不认为弗拉索夫有价值,他只是被拉去参与占领区的维稳宣传工作,并且取得一定成效。

1942年12月,弗拉索夫又拟了一份《斯摩棱斯克宣言》,公开表示要在布尔什维克手里解放俄罗斯人民。《斯摩棱斯克宣言》发表后,不仅引发大量苏军士兵叛逃,还导致德占区的居民心理发生变化,对苏联当局不满的居民把他当作属于俄罗斯人自己的力量。

看到弗拉索夫巨大能量的占领区官员同意弗拉索夫的请求:率领一支由苏联人组成的军队与斯大林作战,但被希特勒否决。1944年战争形势对德国不利,弗拉索夫这才被启用,当年年末组建了由俄罗斯志愿军组成的俄罗斯解放军,由原苏军降将布尼亚琴科、维兹列夫等出任师长,总兵力约5万人,其中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弗拉索夫检阅俄罗斯解放军

尽管苏联公民始终被纳粹德国认为“政治不可靠”,但战争中却有近百万人叛变。其情形较中国抗战期间效力于地方伪政权的伪军要严重得多,毕竟日本不像德国那样,赤裸裸地宣称要毁灭俄罗斯。

德国军史学家约·霍夫曼在1986年出版的《弗拉索夫军史》一书中认为:但截至1943年中期,德国军队中有90个俄罗斯营、140个人数上相当于团的分队、90个野战营和其他一些小分队,它们主要被用来对付游击队员。另有统计,到了1942年秋天,大约有90万苏联人在与德军并肩作战,你没看错,是90万。

二战期间,苏联公民叛变到纳粹德国一方的总数有多少,迄今难于统计。不过,以斯大林标准,苏联的叛变者数字恐怕要远多于德国的统计。

1941年8月16日发布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270号命令》中,将被俘和叛变混为一谈,第一条就规定:“在战斗中丢掉、撕掉徽章逃往后方或投降的指挥官和政治工作者将被视为逃兵,他们的家庭成员将作为违背誓言者、叛徒和逃兵的亲属而被逮捕。”

二战期间,苏联大规模的叛变投敌行为,除了其过去残酷的集体化和大清洗外,对俘虏的严酷政策和惩罚措施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以人口比例计,苏联或许才是二战期间叛变投敌最多的国家。

日本人最不愿叛变投敌?

人们印象中,二战时日本人是最顽固的,他们甚至在战场上很难被俘获。

日本人将战俘视为军人耻辱,被俘往往意味着叛国,而西方国家则不认为无力继续抵抗时,放弃武器被俘是不名誉的事。

不同的战俘观导致完全不同的阵亡和被俘比。20世纪的战争中,西方军队被俘者与阵亡者比率大约是4比1,而日军在二战初期的被俘与阵亡比例约为1比120,只在太平洋的霍兰迪亚岛上出现过1比5的数字。

但是,放下武器的日军的表现会迥异于西方军队。西方军队放下武器后,会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自报身份,以获取应有的权利保护,他们依然视自己为军人,不会为敌方效力。而日军则不然,一旦被俘,便很容易转向敌人一方。

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俘虏了少量日军,除被很快释放的战俘,被拘押的日军战俘在攻心战术教育下,多被改造成反战宣传员,譬如共产党一方就组建了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八路军在围攻碉堡不克时,有时就会有反战同盟的成员喊话。
▍1940年元旦,日俘在晋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竞赛(图片来自腾讯新闻《短史记》文章——《八年抗战共俘虏了多少日军?》)

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在中国的日军部分被征召参与国共内战。参加共产党一方的日本人主要集中在东北的四野,据日本“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义光从日本厚生省得到的资料,遣返日本人中,参加过解放军的有4000人左右。而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被分配到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等部门。

除后勤部门,少数日本人还被编入战斗单位,如幅敬信因为会使用掷弹筒,被直接编入战斗部队。他的战友舞田岩男原为日军机枪手,从战俘营征用,编入机枪连。野田明17岁参加解放军,编入独立二师三团机枪连,后来屡立战功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些特殊军种,如炮兵、空军里也任用了许多日本教官,如东北航校建立,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被俘后全部加入东北民主联军,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300人。东北航校成为中共空军的摇篮,培养了刘玉堤、张积慧等朝鲜战争的王牌飞行员。
▍林弥一郎,参与了中国空军的创建

日军不仅为解放军效力,在山西,也有2000多日本兵留下来组成了第十总队为阎锡山卖命。这使得国共战场上,出现了日本人同时为交战双方效力的状况。

日军俘虏的驯服不分对手。

太平洋战场,美军深为日军拼死作战震惊,但日军一旦被俘,除了一些人会继续顽强抵抗外,多数俘迥异于西方战俘的态度同样让他们震惊,因为日军战俘往往会主动与盟军合作,这种剧烈的变化让美军难以想象。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就提到: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要求回国,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人要求处决自己,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好象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在苏联战俘营中的日俘同样如此。苏联因为德国入侵造成了巨大伤亡,为弥补劳动力不足,掳获大批日军战俘后长期羁押,但并未积极对其思想改造,不过一些被俘日军的回忆录中提到,某些日本官兵突然变得很有觉悟,积极配合苏联看守,指控战友偷懒、不积极,并且很愿意接受苏联观念影响。
▍日俘在苏联

与盟军战俘和德军战俘经常会组织越狱逃跑不同,日军战俘具有良好的服从性。一旦被俘,之前“宁死不屈”的日本兵便老实起来。就如关内向国军投降的日本军队,即使只有几个看守,几百名日本俘虏仍然老老实实修路,根本不逃跑。而苏军档案也显示,关押在远东的德军战俘逃亡现象要明显高于日军。

在战争中让中美苏都付出很大牺牲的日本军人,为何在被俘后体现出如此顺从的合作精神?

特殊的荣誉观或许是最重要因素。认为被俘就意味着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资格,是背叛了国家。被俘后却活了下来,就意味着对国家的忠诚再不可能被接纳。而日本人普遍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既然被旧集体抛弃,就会迅速选择倒向一个新集体,哪怕这个集体是自己曾经的敌人。

另外,日本人易于臣服强者也会促其转变。苏联转给中国一些日军战俘,一开始对改造比较拒绝,但他们知道朝鲜战争志愿军顶住美军攻势后,态度很快转变,战俘富永正三说:“曾几何时,被夸耀为精英的日本军队,却在美军的打击下,不是玉碎,就是大退却……谁能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竟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战胜了美军。他们的力量来自何处?”

三八线上的战俘较量

朝鲜战争中上百万人的厮杀给双方带来了几十万人的死亡,也产生了数万俘虏,那么中美双方俘虏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公报,志愿军总共俘虏了7218名美国军人,其中150名为投降;朝鲜人民军俘虏了大约2000多名美国军人,共约接近9500名被俘美军人员,活着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集中营的人数有3767人,加上火线释放的近700人,总共有4439人回了家。

对美军俘虏的管理或者用中方所说的改造,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些美军俘虏被俘后通常都只重复自己的姓名与军衔,拒绝透露己方军事情报。
▍志愿军押送中的美军俘虏,大多数俘虏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志愿军1952年敌军工作报告承认:“我们对民族隔阂,没有足够的估计,把各个民族生活习惯与敌人的反动性质混为一谈。例如,不准他们唱爵士音乐,不准他们说美国鞋子好,不准他们歪戴帽子,强给他们喝他们不愿喝的鸡蛋汤,对土耳其俘虏也只准星期天祈祷,不准在别的时间祈祷等等。往往因为这些小事,引起反感,影响到大的方面也不和我们‘合作’。”

中方战俘管理沿用对付国民党俘虏的一套,如几个小时的政治课、小组讨论,要求普遍发言之类,都事倍功半,直到发生集体拒绝上课。中方总结:“介绍苏联与新中国等的课程,在广大战俘中造成我们要他们推翻政府、背叛国家的印象。”

直到战争后期,中方转而为俘虏提供更有营养的膳食,发动俘虏从事文体活动,才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立。最终有20余名美俘、1名英俘拒绝遣返。

何为拒绝遣返?这场战争中双方俘虏的去向和往常不同,最终根据美方提出的自愿遣返原则进行,也就是战俘可以自己选择回国或者去别的地方。
▍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James George Veneris),朝鲜战争美军战俘,战后拒绝返回美国,定居中国并加入了中国国籍

志愿军一方在战争期间有2万余人被俘,最终有6000余人通过战俘交换返回大陆,而14000余人运往台湾,少数人去了其他中立国。

如此多人去台湾跟国民党政权的动员有关,许多来自台湾的国民党人员以私人身份到韩国,以看戏、看电影为幌子吸引战俘,并借机发放宣传材料,然后演讲,告诉战俘们到了台湾可以让他们安顿、定居、提供教育等,最后发放申请表格。

一些政治宣传也颇为有效,譬如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谭兴东,用共产党军队对己方人员被俘政策为突破口,恐吓战俘,让战俘掂量着回国后可能的遭遇,以至于有战俘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

除了软的手段,也来硬的,比如主动投敌的李大安进入战俘营,他组织战俘纹身,在身上纹下反共口号,甚至杀害某些想回中国的战俘。为了对抗,战俘营中的回国力量,同样也以暗杀的方式对付反回国力量。

志愿军战俘中原国民党军降兵就占到70%,软硬兼施之下便有14000余人去了台湾,最后回国的6000余人,却被谭某不幸言中。

回国战俘说是按“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的二十字方针办,但执行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90%的党员被取消了党籍,连长以下的人都被安置回原籍。所有人都被扣上了右倾怕死的帽子,终生无法翻身。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研究机构曾花费大量人力研究朝鲜战俘问题,他们试图从战俘身份的统计中发现问题,因为美国人只遇到过两次战俘拒绝回国的情形:一次是被美军解放的苏联战俘拒绝回国,另一次便是志愿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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