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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5-6-13 16:41

我爸我妈|"家国记忆"征文作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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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我妈|"家国记忆"征文作品27
原创 2015-06-12 孙卓 历史百人会 历史百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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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没见过爸爸,听我妈说,我爸是国民党军官,一解放就被关起来了。我这辈人里有个国民党爸爸的,并不稀奇,父母双双逃亡台湾被遗弃在大陆的同龄人都不在少数,比起他们来,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的。

我妈是河北省河间县人,她和我爸同岁,都出生在慈禧、光绪同时崩逝,宣统小皇帝坐上宝座那一年——公元1908年。我妈从小淘气,是远近闻名的假小子。关于她的淘气,可以一事为例:她的二伯母,在我姥姥四个妯娌中,是人人惹不起的悍妇。我妈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与另几个小姊妹在院子里游戏,惊吵了二姥姥的午睡,被她喝骂了一顿。我妈当即回嘴,二姥姥马上到我姥姥面前告状。我姥姥很怕这位泼悍的妯娌,就当着她的面,把我妈打了几下。没想到,这下激怒了我妈,她转身就去找二姥姥报仇。二姥姥是小脚,走路一扭一拐的,遭我妈突然袭击,被一下子撞倒在地。二姥姥又去找我姥姥告状,于是我妈又挨了打。这个仇便结得深了,大约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妈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去找二姥姥打架。她不是趁其不备撞倒她,就是躲在墙角用石头砸她,再不就突然冲到她面前,狠踩她的小脚,疼得她跌坐在地,抱着脚呼天抢地爬不起来。二姥姥抓不住我妈,只好每次都去找我姥姥告状,而我姥姥也只好每次都将我妈打一顿,事后我妈却要变本加利地向二姥姥报复。二姥姥终于明白,我妈与她战斗到底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只得主动退让。她再也不敢向我姥姥告状,远远地见了我妈的影子,就拐着小脚一扭一扭地跑开,嘴里还念叨着:“哎哟,可惹不起这小姑奶奶!”

我妈干过的诸如此类的事太多了,以致家人们把她原来的乳名“春”给改成了“蠢”,这诨名数十年后还有亲戚当面称呼我妈,实在令我忍俊不禁。为此我姥姥常对她实行体罚。家里的亲戚就编瞎话骗我妈,说你不是你妈生的,是捡来的,所以比别的姊妹挨更多的打。我妈竟信以为真,以致与母亲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强烈。后来我姥爷离家去天津工作,全家随他移居天津。有一年春节刚过,我妈不知又闯了什么祸,姥姥又将她狠揍了一顿。我妈一气之下跑到自己念书的小学,对她的老师谎称自己是童养媳,不堪虐待,请老师帮她做主。这位老师激于义愤,托自己的朋友将我妈带到了北京,以孤儿的身份送进香山慈幼院,那时我妈年仅十四岁。

我妈临走时在家里留下纸条,写上:“你们不要找我,我已经跳了海河。”她甚至在河边扔下了一双自己的鞋子。姥爷和姥姥悲痛欲绝,花钱雇人沿着海河打捞,当然不可能找到我妈踪影。姥姥为此十分后悔,责怪自己对这个女儿过于严厉了。她每想起此事就流泪不止,把眼睛都哭得半瞎了。说不定她后来的早死也与这次的悲伤过度有关。

我大姨很快也到北京去上学了。有一回,大姨的同学偶然见到我妈,讶异于她竟与大姨如此酷似,大姨闻同学提及,请其指示地点,蹲守数天,果然抓住了我妈。我妈见到姐姐又高兴又吃惊,她坚决不让姐姐向家里通报此事,怕给那位助她出走的老师惹祸。大姨果真为她保守秘密,从此把家里给自己的零花钱,按时分给我妈一半,可见她们姊妹感情之深。我妈还活在世上的秘密,一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姥姥得知,可她见到我妈时,已经只能摸索,无法看清女儿面目了。

北京香山慈幼院是由湖南凤凰人熊希龄创办,熊当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是民初名人。我妈在师范部学习,暗中加入了CY(共青团),任地下团支部的书记。她经常夜里爬墙出入学校,与联络人交接组织文件和共产主义读物。她的活动终于被校方掌握,遭到开除。她离开慈幼院时不过十六岁左右,竟冒充家庭主妇,与中共地下党的同志组成假家庭,实则是地下交通站。这个交通站很快就受到了注意,特务在周围布置了监视。我妈他们及时觉察了异常,提前逃走,让抓他们的敌人扑了空。可我妈也就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另行安排自己的出路。


作者母亲从军照

她伪造中学毕业文凭,报考国立艺术学院,竟被录取。可我妈并没专心习画,而是又与在艺术学院活动的地下党联系上了。那时正是日寇占据东北以后,又策动华北自治的时刻,学生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我妈与一些参与学运的同学,又被学院开除。于是我妈终其一生,虽上过中学和大学,却从未拿过任何毕业文凭。我妈虽已被开除,但仍参加了卧轨截火车上南京请愿。在南京,他们与军警激烈冲突,砸毁了中央党部、中央日报等机构。我妈亲口对我说过,她砸中央党部的时候,一手一只椅子腿,连一只灯泡都不放过。后来学生们被武装押送回北京,我妈当然也不能再回艺术学院,只好去为生活奔波。


作者母亲当年剧照

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正在河南开封教书,遇日机轰炸,东西全被大火烧了。正在她犹豫不定不知该往哪儿走的时刻,接到我大姨的来信,叫她到四川去找她。就是这封信决定了我妈的后半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妈离开开封两天之后,就有一伙同学来寻她,想邀她一块儿上太行山投八路。然而命运已经安排他们分道扬镳了!

我妈南下首先落脚在湖南,辗转在很多学校教过书。那时候没有铁饭碗,每个学期终了,不知道下个学期能不能续聘。这种日子她混了有好几年,之所以没迅速入川找我大姨,是因为长江一线已经被日军占领,没法儿坐船进四川了,而从湖南入四川全是崇山峻岭,不到万不得已,不是人走的道儿啊。可不是人走的道儿,逼急了也得走。日军1944年终于突入了湖南,先是占领长沙,继而围攻衡阳四十余天,守军弹尽粮绝最后投降。从广东包抄过来的另一股日军,则占领了广西大部,终于使日军占领区勉强贯通了中国大陆。我妈随着难民潮,日夜不停地向贵州方向逃难。沿路先是坐火车,车走走停停,还时常遭到轰炸。难民中瘟疫流行,沿途尸积累累。我妈逃到贵州独山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几乎追上了她。日军占领独山时,我妈就躲在附近的山中,听到的枪炮声近在咫尺。而日军这时亦成强弩之末,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后勤供应不上,只得后撤。

等我妈从山里重新回到独山城,看到的是一片焦土和遍地横尸。她遇上了国军招收青年军,就是当时很有名的“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她虽已年过三十,仍一横心报了名。她那时候已经身无分文,一边打着摆子一边沿途乞讨,连身上御寒的棉衣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到这地步还能有什么选择?她被集中转运到重庆,进了训练营,还因为比较年长成熟,被委任为少校队长,带的是女兵卫生队。

可我妈大概从骨子里就与国民党政权不大对脾气,不知为什么事跟上司发生了矛盾,争吵之下竟被关了禁闭。我妈性烈如火气不过,就趁哨兵打瞌睡,夜里爬出禁闭室的窗户,溜回队里与副队长串通,又悄悄潜回禁闭室睡觉。第二天副队长串连另一队,率两队共上百女兵,冲进总队部要救出我妈。总队长竟让这帮小女兵打得鼻青脸肿!事闹大了,我妈差点被枪毙,那个副队长和另一队的队长队副全关起来了。这一关就是大半年,等这批青年军全部被编入远征军入缅作战之后,她们几个才算不了了之,赶出军队了事。我妈说,她如果也去了缅甸,必死于无人区野人山中。

我妈脱离青年军后,终于在重庆找到了姐姐,两姊妹相见时,一定有恍如隔世之感吧?我大姨父原是号称“虎贲”的57师的军医处长,我大姨随军当他的助手,然而此时大姨父已因患肺痨而去世了,大姨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军队,生活也不宽裕。我妈由大姨给找了一份工作,当然还是重操旧业,当教书匠。她这回教的学生中好多都是军队高官的子弟,我妈对学生很严厉,以致一个学期下来,很多原来养尊处优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太岁”被她修理得服服帖帖。大姨怕我妈因此会得罪一些有权势的家长,还劝过她不要锋芒太露,可没想到她的严厉反而很得家长们的赞许。有个学生家长是我妈的河北老乡,为了孩子的学业与我妈有了一些来往,于是就经此人的介绍,我爸出现在我妈的身边。


作者的父亲和母亲婚礼照

我爸是湖南省宜章县人,姓曾。从族谱上看,当地曾姓来自于江西吉安,更早应该是源于华北,或许与华南沿海的同姓客家人血脉同源。宜章那地方在湖南的最南端,属于五岭山脉。我们老家离广东地界仅十六公里,说的语言却完全不是广东腔,而是类似于云贵川一带的口音。我爸出身很贫苦,家里只有几亩薄田,仅够一家人勉强糊口。我的几个姑姑,大多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出去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我爸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想必我爷爷当年对他寄予厚望,所以竟然还让他读过私塾。要不是有一天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显赫的亲戚,我爸原本是会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农民的,就像我的爷爷一样。

来的人是我奶奶的娘家叔伯兄弟,也就是我爸的堂舅,此人后来当过郴州警备司令,最高军衔做到了中将。这位姓肖的舅公是回老家招兵买马的。湖南人自曾国藩、左宗棠时代就有出外当兵吃粮的传统,而且每个已在军队里混出点名堂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再多拉来一些“子弟兵”,以培植自己的势力。我爸于是跟着他的堂舅当兵去了,那年他十六岁。后来他堂舅又把他送进了黄埔军校,其实那时所谓黄埔军校已不在广州,而是迁到了南京,正式的名称应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爸毕业于第八期。

我爸虽然是南方人,却身材高大,正是所谓南人北相,或许得自于北方远祖的遗传基因吧。我妈老说我没我爸高,这我一直不太相信,因为我身高一百七十六公分,在现在的人中间也能算个较高的个儿了,几十年前的人,能有几个上一米八十的?可我没见过我爸,也就只好权当我妈的记忆不会错。我爸因为个儿高,从军校一毕业就进了桂永清将军指挥的“教导总队”,那是当年首都南京的“御林军”,连每个普通士兵都要考试文化,不达小学毕业程度就不收你。试想在大多数军队只能以抓壮丁充数的时代,那一定就算是最精锐的部队了吧。这“教导总队”还兼任仪仗队,以及新式武器示范推广的工作,进口的德式武器先发给他们,用熟练了再向全军推广。我爸就在这支部队里,从排长当起,一路顺利提升。

到抗战爆发,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我爸已经是个营长了。他们的阵地在城外的紫金山。多年后,我孤身一人曾经到紫金山寻访过,但见盘山公路边石砌的护坡上,拳头大的弹孔密密麻麻,仍可令人想见当年的血战之惨烈。那时的战况我永远无法从我爸嘴里听到复述了,只好到书中去寻找。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有太多的书在讲述那一段历史。我知道了蒋介石原本已不打算固守南京,是我们湖南老乡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城,还发出了与南京城共存亡的豪言。而又是唐司令官在未组织有序撤退的情况下,自己先弃军而走。守城部队很多既未接到撤退命令,又无船渡江(渡船在唐长官的严令下,早已被全部烧毁,以示破釜沉舟之决心),陷入一片混乱。我爸是怎么逃出这人间地狱的?这永远于我是一个谜了。教导总队一万多官兵,恐有半数未能逃出南京,死于随后的南京大屠杀。

我爸归队后,又随部参加河南兰封战役,他的上级团长阵亡,我爸以营长的身份代理团长,不久就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多年后听我妈说,那是在冬季,一个炮弹在我爸身边爆炸,一块很大的弹片从他的后背肩胛骨处打了进去,连同棉衣一起卡在了骨头上。我爸的勤务兵将他的肩背连棉衣一起用绷带捆扎住,把昏死过去的他扛下了战场。我爸一个星期后才被转送到了后方武汉,送进了野战医院。

军医打开把我爸缠得像个粽子的绷带时,看到他的一条胳膊已变黑。军医说这样子只能截肢了,否则会因败血症而危及生命。可我爸却坚决不同意,原因是那时没有残废军人的抚恤制度,军人一旦残废也就失去了任何保障,而再想找个别的饭碗,少一只胳膊又能干什么呢?我爸对军医说:“我要是能挺得过去,那是我的命,挺不过去,也是我的命,与你无关。”他真的就这么挺过来了,不但没死,还随着野战医院在武汉沦陷之前撤到了重庆。

我爸撤进四川后,因伤残不再适应作战,据说他除了肩背和腿部受过重伤外,还有眼睛被日军的催泪瓦斯所伤,会迎风流泪,只好总戴着一副平光眼镜挡风。

那时在国军中有一种称为“铨叙”的制度,就是每隔半年要对仍活着继续服役的军官进行一次重新登记,若错过铨叙就会被除去军籍,不再承认你的军官身份。想必那也是惨烈的战争造成大量伤亡及逃亡,而带来的不得已的措施吧。我爸就因住院疗伤错过了铨叙,等他出院时只好拼命寻找同学故旧疏通关系,以重新谋得饭碗。据说仍是他的老长官桂永清将军写下亲笔介绍信,才保荐他重新谋得一份负责管理训练的工作,他得以保住了自己的上校军衔。

我妈那位河北老乡的学生家长,极力为我爸鼓吹,一方面夸我爸人品如何好,另一方面也“实话实说”,告诉我妈,我爸原来在老家是有结发妻子的,但已经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对于我爸的情况,我妈和大姨是经过了一番煞费苦心的调查的,得到的消息与那人说的没有太大差异。只知道我爸还有两个儿子,随着爷爷奶奶留在了老家。这门婚事我大姨极表赞同,因为我妈年龄已经不小,战乱中流落异乡,你还能挑什么?

这时艰苦的抗战已经结束了,经历过战乱的人们一定更加向往和平的家庭生活吧?于是在1946年10月下旬,我的父母在重庆新生乐园举行了结婚仪式。

关于我爸的这些基本情况,是多年后我妈告诉我的。想必她当年也就知道这么多吧。然而真实的内情却远远不止这些……

我妈多年后经常对我说,我爸真是个好脾气的人。我妈脾气很急躁,而我爸却从不发火,凡事都肯让着她。可我爸仕途上却很快遇到了麻烦,那正是因为国军在内战中节节失利,各个系统都陷入了混乱,他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失业的人。我妈曾经提出,跟他回湖南老家去,反正那时日本已经投降了,可我爸却以各种理由推托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爸仅仅成了我妈的家属,就靠她教书的薪水过活。

四川解放时,我爸起码已经当了两年以上老百姓了,可他还是很害怕。害怕归害怕,当看到军管会贴出的布告上,命令与国民党有关的军政人员限期自首报到时,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那布告上不是说了吗:主动自首者,既往不咎?可当他一报上自己过去的职务和军衔,立刻就被扣留拘押起来。那时我妈怀着我才四个月。

我是个早产儿,我妈只怀了我八个月。老话说:七活八死,不知道我是不是命特别硬,才活了下来?我妈生下我之后,感觉不能再在重庆待下去。我爸那个身份,我们娘儿俩要是守在眼面前,还能不受他的连累?于是我妈决心领着我北上,北京好歹还有一些亲戚故旧,总能对我们孤儿寡母略加关照,总比死守在举目无亲的重庆强吧?我妈带着我动身之前,去关我爸的地方探过一次监。后来听她说,我爸隔着栏杆从她手里把我接了过去,可我没见过他,认生,一到他手里,就像被鬼掐了一把似的,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我爸当时眼圈就红了,只说了一声:“你快把他抱过去吧。”就赶紧把我重新交到了我妈手上。这就是我与我爸唯一的一次身体的接触!那时我仅仅几个月大,什么也不知道,可他是不是预感到了父子之间从此就要天各一方,再无相见的机会,眼下就是最后的生离死别呢?想必这不是他当时能料得到的。

我妈把我绑在背上,空出两只手,一手提着一只柳条编的箱子,其中一只里面装的全是我用的尿布,就这么重新走上了出川的道路。她说,那是在冬季,长江里正是枯水季节,水浅,河滩变得很宽。每到一站上下船时,都要从几丈长窄窄的跳板上走过,每次她都是一身冷汗。我知道她自己并不怕死,她是怕我有个闪失。

我们回了北京之后,我妈重新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干到1957年,由于她抗战时在湖南教的一个学生的介绍,她又调到了长沙,在湖南省话剧团当上了台词教员。这期间,她不得不通过法院跟我爸离了婚。我妈漂泊半生才找到我爸这个可心的丈夫,确实视为自己最佳的归宿,不到万不得已,她怎么会走这一步呢?她主要是为了我啊,后来她还把我的姓都改成跟她姓了,不全是为了尽可能做出与我爸划清界限的姿态吗?至于这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亲身经历过那些年代的读者想必都会是心里有数的吧。

1961年,我妈在与我爸中断了联系很久之后,得到了劳改所寄来的通知,得知我爸因身上的旧伤和肺病,已经死了。她不敢去奔丧,那时候这种关系避之惟恐不及,哪敢再给人留下“与反革命亲属划不清界限”的话柄呢?我爸死的时候,年仅54岁。我想,他死在1961 年,绝不仅仅是因为旧伤复发和肺结核。那时我们身为自由人尚且饿得九死一生,连我妈那么棒的身体都得了水肿病,他的死因不会没有饥饿的成份。不管怎么样,我从此不再有与亲生父亲相见的可能,说实话,我从小对这一点不知有过多少次的想象,哪怕是在被教育一定要与出身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之后,我也不能克制这个念头。到此时,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绝望了!

劳改所给我们寄来了我爸的遗物:一只穿了孔的破脸盆、半截用剩下的牙膏、一把秃了毛的牙刷、一顶旧鸭舌帽、一条破毛毯。我妈说,少了两样值钱的东西:一只派克钢笔、一个象牙的私章。不知道我爸是在饥饿中用来换了吃的,还是落在了什么不相干的人手里?命运不肯给我爸马革裹尸的光荣,偏要用瘐死狱中来羞辱这个曾为国流血的军人,同时也永远剥夺了我们家庭团聚的最后一丝希望。

如果以为我爸的故事到他故去就完结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俗话说一死百了,可也有时候会了犹未了!

我六岁多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个湖南人,那是我妈抗战时在湖南教的学生,此人是湖南省话剧团青年导演,这时到中央戏剧学院,进苏联戏剧专家开办的进修班,他得知我妈的下落,前来看望老师。此人说起湖南省话演员们的台词很成问题,演出时曾被观众戏称为“湖南话、剧团”,力邀我妈调去当团里的台词教员。我妈随口答应了,其实并未当真。没想到不久湖南省话剧团的团长就亲赴北京,来谈调动的事了。我妈一生漂泊,家乡观念早已不强,她就这么轻率地决定了迁往湖南。她甚至没有听从亲戚们的意见,当时已有风声说,将开始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一旦离开北京,户口再想迁回北京绝无可能。可我妈居然没当回事,说走就走了!

我妈临离开北京之前,正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妈单位自办的福利幼儿园,曾因我爸的关系拒绝我这个“反革命子弟”入托,我妈始终为此事愤愤然。此时既然上面号召大鸣大放,她就将此事提出,写大字报说这是摧残祖国的花朵,凭什么把生在红旗下的孩子当成敌人对待?她满不在乎地贴完大字报就领着我南下,全没想到这张出口气的大字报,差点给自己惹下多大的祸。她后来跟我说,到湖南后就开始对右派进行“反击”了,她反正初来乍到,人还没认全呢,就每天在院里看大字报,越看越心惊肉跳。好多对领导说的话还赶不上她在北京贴的大字报呢,眼看着就一个个打成右派了。不知为什么,北京原单位竟没通知湖南这边追究我妈,大概是他们的右派名额已满,用不着拉我妈凑数了?她就又这么歪打正着地躲过了一难。

我家在湖南省话剧团住在一间阁楼上。这个名叫“豫园”的院子解放前是个大户人家的公馆,房子很多,错落有致。我家住的阁楼原是堆放杂物之处,高耸在其他房间之上,四面都暴露在毫无遮挡的位置。春秋季节还是很舒服的,风可以无任何障碍地穿堂而过。冬天就不行了,那时南方没有取暖设备,顶多只能烧个小煤炉子,还不敢将门窗过于紧闭,因为怕中煤气。毫无障碍的北风可以把小阁楼迅速降温到冰点以下。最难以忍受的还是夏天,长沙历来是中国几大火炉之一,炎炎夏日把小阁楼炙烤得象一个蒸笼,人在里面一动不动都会被笼得张嘴喘息。于是每天傍晚我妈都得向地板和四面墙上泼浇大量的水,水浇在墙上会“丝丝”响着,迅速化作白烟不留一点水迹。就是这样,也通宵夜不能寐,那时还不时兴纱窗,南方蚊子多,我们只能睡在蚊帐里。我妈为了让我入睡,往往自己通宵摇扇不止,我在习习凉风之下,可以睡得很香甜。每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妈的音容笑貌犹如在眼前……

我妈干上了话剧,那真是六十岁学吹鼓手,她哪知道专业的表演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调她来的时候,也只是说叫她当台词教员,给南方出生的演员纠正不标准的普通话而已。可剧团就是这么回事,一演大型剧目,连看门做饭的都有可能被叫到台上去当群众,何况我妈那么标准的京片子呢?没办法,开始是被打着鸭子上架,弄着弄着就成了个半专业的演员啦。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她还真演了不少戏份不少的角色,什么老舍的《女店员》啦,《全家福》啦,还有《年轻一代》啦,《霓虹灯下的哨兵》啦,湖南省话的演员们都说我妈,上台扮个大妈大嫂地主婆什么的,简直太像了!

后来湖南省艺术学校要办话剧科,我妈就被调去,成了创始人之一。我妈在艺校那两年,是有名的老积极。说她老,是她这时已接近退休的年龄了,说她积极,是她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关心学生的生活上,都是事事走在前面的。我记得每个星期六我回到家(我在中学住校,平常不回家),总是得等到天黑才能见到她的人影,她不是又给说不好普通话的学生“开小灶”去了,就是领着学生打扫卫生、给厨房帮厨去了。有几个学生的普通话怎么也说不好,N和L不分,“奶奶”永远说成“赖赖”,她天天逼着人家练,一个星期下来,好不容易有点长进了,可那学生回去过个星期天,跟家里人说上一天长沙话,到下星期回校又一切照旧。我妈干脆就不许人家回家了,星期天学校食堂不开伙了,没关系,上我们家吃!连我都得跟着她当二老师,帮学生正音!我妈连着当了好几回先进工作者。这样一来,她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可后来文革一闹,学生们全变了脸,我问过她,你当初干嘛那么待他们?她说,我一辈子对学生就这样,解放前的学生你是没见过,来了例假,我还给买卫生纸的钱呢!

我妈是在文革爆发前夕退的休,可她那门台词课却没人能顶,还得让她继续上课。领导找她谈话,说要给她补足工资的原数,可她说,别!就这么着,我拿的已经不少了,感谢党感谢人民!请领导把要补给我的钱转交给越南人民吧,算我支援他们打美帝!我妈她真不是装的,她虽然摊上我爸那么个丈夫,解放后的政治地位一直受影响,可她就是真心拥护共产党!我想这既有她年轻时干革命打下的思想底子,又有一重终于不再受外国人欺负的民族自豪感。

这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风雨欲来了……

“十六条”一公布,我在住校的中学里立刻被卷入贴大字报的高潮。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担心我妈,星期六我一到家,邻居就悄悄告诉我,我妈被隔离审查了,人就关在学生宿舍下面的一排平房里,门上还贴了两个大字:“牛棚”。我还得知艺校的教学楼里有好多关于我妈的大字报,连忙赶去看。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吓一跳!最显眼的一张大字报从教学楼进门的大厅天花板上挂下来,一直垂到地上,标题是墨汁淋漓的一行大字:“把老特务某某某揪出来!!!”我心都跳得快从嘴里蹦出来了,只觉得太阳穴在突突直跳。等我把这张大字报看完了,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因为上面说的太离谱了,我都不觉得会有人对此信以为真。那上面说我妈是潜伏特务,说我妈能在黑暗中拆卸装配任何种类的枪支,能飞身骑上光背马,双手开枪,百发百中,甚至还说她牙齿上装着照相机!只要一呲牙就能把秘密情报给照下来!这种云山雾罩的杜撰,难道也会有人相信吗?

可就是这不着边际的罪名,竟使我妈在整个文革期间都难以摆脱。她被关押期间,挨打、劳动当然都是常事,这些凡是文革中挨整的“牛鬼蛇神”概莫能外,没什么新鲜的。倒是她对待挨整的态度,反更让人起疑。因为她一点不像别的人那样,拼命检查自己,挖思想根子,她除了把自己的一生竹筒倒豆子似的说了一遍又一遍以外,抵死不认当特务的账。她被审烦了,就大哭一场,哭完了立刻又能笑起来,弄得审她的人还以为她疯了。我妈晚上和其他女“牛鬼”同睡一间大教室,别的人都心事重重睡不着,她却脑袋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搞得这些人都想,她怎么会神经那么坚强?不是受过特务的专门训练又是什么?要不就是没真睡着,装着打鼾呢!可到第二天搞劳动时,见她体力很充沛的样子,明明不像是没睡觉。我妈后来跟我说,他们想让我活不好?我要是再自己闹心正好趁了他们的愿!我偏睡个样子叫他们瞧瞧!于是就睡着了,就这么简单。

我妈文革前夕就办了退休手续,退休金早已划归民政局发放了,可艺校就是扣着关系不交民政局。直到办省会文艺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她还被关在专政班里。后来她干脆被送到“五七干校”去继续审查历史问题,当然仍是永远也查不清楚!

我妈被押送到干校去时,我已经下乡插队去了。她被限期离开艺校,只有半天的时间处理家里的财产。她在附近找了个买主,把家里的家具半卖半送给了人家,换了区区二十块钱,然后就带着两只箱子去了干校。说起来令人心酸,她带走的箱子中间,有一只竟还是当年孤身背着我从四川回北京时用的,就是那种柳条编的……

她在干校种过田,养过猪。那时我想见她,只能辗转倒车倒船,到干校去住几天。可那不是家啊!母子见了面也没有任何可以谈谈心的私密空间。她在干校一直不是正式的学员,一方面因为被专政的身份没改变,另一方面又因为她是已退休的,连工资都不在干校拿,她的退休金每年一次从民政局转到干校代发。我们母子过这种无家可归的日子有将近三年,直到我妈得了一场大病,那正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癌症!

我妈以年过花甲之身,还要干那么重的农活,先是患了严重的高血压,继而突然在绝经多年后,反常地大出血了一次。干校的保健医生向干校领导汇报,领导准假,让她到长沙检查。我妈独自返城,这是她自文革开始以来首次单独自由行动。她到了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去作详细的妇科检查,结论是宫颈癌中期!医生问她家属在哪儿?我妈坦然答道:“家属不在,您尽管实说,我不害怕。”得知病情后我妈要求作手术,医生却以她年纪大、血压高为由,劝她转院到广州去作放射治疗。我妈走出医院,心想不能泄气等死,儿子还在农村,因出身问题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招工呢!她在这之前相当长时间食欲不振,其实就是病的反应,这时她决心一旦定下,立刻毫不犹豫走向马路对面的小吃摊,一下子叫了四根油条一大碗面条,强迫着自己吃了下去!我妈她不是怕死,她是怕我还太稚嫩经不起乱世的风雨,她还想用自己衰老病弱的翅膀再尽可能地为我多遮挡些时日啊……

干校派专人将她送进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我妈又跟医生软磨硬泡,直到医生答应给她动手术,这时我妈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收到信时正在业余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马上准备参加全县的汇演。那时我已经下乡四年多,因出身不好招工始终无望,唯独县剧团却对我颇关注。那时什么剧团都要移植革命样板戏,他们很需要能操标准普通话的演员,而我因此成为稀有人才。我正一门心思盼着汇演完了能进县剧团呢,我妈患病的消息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我妈在信中向我交代了万一她手术遭遇不测,我应该处理的种种后事,可就是不让我去广州,说不要打乱了我对前途的安排……阅信后我心如刀绞,唯一相依为命的老妈生死未卜之际,我还能有什么事情比守候在她身边更重要?可宣传队的头儿不让我走,因为我在这台节目中兼的角色太多了,离汇演的时间已经很近,我若一走全都得重排,拿名次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但我还是走了,义无反顾。我先坐船一昼夜到长沙,再乘火车近二十个小时到广州。我赶到广州医院时,我妈已经进手术室了。我站在手术室门外七个小时,才把她等了出来。她睡在担架床上,脸色竟然红润如常,一见我就笑了,说:“怎么?你还是来了?”

那年我妈64岁,那也是她最后一次抖擞精神奋起与命运抗争。她居然又赢了。她开刀割除了肿瘤后,竟又整整活了二十年,算得是尽天年了!

后来我们娘儿俩回到长沙,由省五七总校安排在招待所里暂住,他们不敢再将这癌症病人放在下面分校继续劳动。那间招待所的小屋大约仅五、六个平方,面对面放两张单人床,中间就只能容下一张小课桌了,那既是床头柜又是书桌和饭桌,好在我家已经财产丧失殆尽,不愁东西搁不下。我不能再回插队的地方,就在这斗室之中陪伴着大病初愈的老娘。我妈作的是“广泛性切除”,医生说只需定期检查,不用化疗或放疗。而她此时健康上最大的问题已经转移到心血管系统上来。我妈因挨整时心理上的压力,加上长期强撑着进行重体力劳动,血压一度上升到骇人的地步,血压器的汞柱升到最高点才能测出她的血压。血压长期处于这样的高度,会迅速使她的脏器出现不可知的病变。

五七总校为了我妈的病情,出面向省知青办交涉,将我的户口从农村转回了长沙,因为若不如此,他们就只能派个专人照顾我妈的生活起居。我算是因祸得福,得以未经“病退”就重新取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我的户口办回来时已经24岁,于是当代课老师、在居委会办的小作坊里修理电动机……反正什么都干过。同时还得管着我妈一切事情,包括吃饭、看病、甚至洗澡。我妈说过,那是她觉得一生中最舒畅的日子,因为终于确信大劫已经过去,与亲人重相厮守了。她老爱说:“我一辈子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总算最后有个好儿子让我依靠。”她还说:“不怕儿晚,就怕寿命短,瞧我四十多才生的儿子,也能当家主事啦!”相对她的快乐,我此时的心境却较为复杂,主要是觉得前途叵测,我还有整整一辈子要过啊!我妈也常会受我的情绪影响,伤心地说:“是我的病害了你……”她还没忘了县剧团要招我的那回事呢!

后来我进了一家集体所有制的瓷器工厂,成了一个烧窑工,一干就是四年。再后来就是结婚生子,然后考入广电系统。我妈也终于正式成为了一名退休人员,可我为她的事找有关部门申诉,为她追讨挨整时的全职工资时,却受到各部门的推三阻四,谁也不承认是自己的责任。事实上也确实很难说清到底怪谁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这时我妈倒颇有些气不愤了,她已经不是当年给钱都不要,愣要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的思想了。

我妈再次经受病痛的折磨。事情缘起于我孝敬了她一台电风扇,想起幼年时我妈通宵摇扇让我安睡的往事,一旦买电扇不需凭票了,我就赶紧为她买了一台。我妈将它搁在床头,夜里热了就开一会儿。她舍不得多用电,过一会儿又爬起来关了。我教她使用定时器,一回可以开一个钟头,到时间电扇就自动关了。可长沙的夏天实在太热,电扇刚一停,我妈就又热醒了,她只好再爬起来开开。反复几次之后,她干脆不用定时器了,就这么打开电扇吹着风睡着了。没想到就这么一下子把我妈吹出了个脑血栓!其实主要还是她长期的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再加上电扇这么一吹就给诱发了。我妈从此落下个半身不遂的毛病,摸着她的左手都可以感觉得出来与右手的温度不一样。听她自己说,不光发麻,而且麻得骨头疼!唉,我怎么只想到电扇能给我妈送凉风,就没想到老年人会因此坐下病呢?

我妈早就告诉过我,她当年跟我爸结婚后不久,就曾提出过,让他带她去宜章老家看望公婆。可我爸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路上不好走,去干什么?”我妈并没有怀疑他的拒绝后面有什么蹊跷,也就再没提起过这个话题。我妈说记得老家我爸的大儿子来信要过“英文笔”,还是她买了寄去的,可具体地址她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爸说过,家后面有一条小河,离铁路不算远。1957年后,我们母子虽然身在湖南,但一直对我爸的身份讳莫如深,哪还敢去寻找这些没见过面的亲人呢?

可世上的事情有时竟会有这么巧!我莫名其妙地与宜章发生了联系。我夫人的三舅舅自湖南解放,就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宜章工作。我们结婚多年后,我都没有见过这位舅舅,听说他很少与长沙的亲人们联系。大约是在1985年,我夫人的大舅舅患了癌症,住进了省人民医院。三舅舅是因为他的大哥不久于人世了,才回长沙与兄长见最后一面的。我在大舅舅住的病房外面见到了三舅舅,交谈中我说了自己其实是宜章人,及从我妈那儿听来的那些零星线索。三舅舅说,他在宜章待的时间长,全县的情况了如指掌,哪些村子有曾姓的人聚居,他都大致心中有数,而且此时他正担任县档案局局长,解放前留下的档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象我爸这样上过黄埔,级别较高的国民党军官,很可能会留下记载。三舅舅答应下这事,不久就回宜章去了。大舅舅死后,我渐渐把这事忘在了脑后,那时我在湖南电视台工作,经常随剧组离家到各处去拍电视剧。

没想到我在江西剧组接到了我夫人打来的长途电话,小镇上的手摇电话机里传来夹杂着很大杂音的遥远信息,我夫人说三舅舅果然找到了宜章的亲人,可他不知道我的通信处,就写了信寄到我岳母家中。我岳母看了信,叫我大舅哥把信送到我家。大舅哥送信来时,我夫人也不在家,他不知深浅,就把信直接给了我妈。我妈看了这封信就傻了,因为三舅舅信上写的情况有一条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我的老家除了大哥、二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之外,我爸的结发妻子仍然健在,与儿孙们住在一起。

我妈绝没想到,当年我爸为了娶她编造的一个小小谎言,竟在他去世多年后被揭穿。她大受打击,独自在家哭泣,连饭都吃不下去。我接到这通电话后十分着急,可剧组正在紧张拍摄,我不能离开。从小镇打长途电话更加困难,而且那时家里也没有电话,我妈行动不便,她能去哪儿接我的长途通话呢?我只能写信安慰我妈。我在信上说,我从小就听您说,我爸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完全是为了寻找出路,混口饭吃,才投身军旅离家当兵的,却没想到陷入内战的绞肉机里,最终尸骨都不知落在何处。当年他作为一个偏僻山乡出来的农村青年,一旦见了大世面,自然会对象您这样有知识、有风度的新女性产生兴趣和向往。他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谎言取得与您交往的可能,这完全是历史造成的,您不必因此就改变了对他的好印象。我还说,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您百年之后与他在那里真能重新相见的话,难道你们还要为了他撒的这个小小谎言争吵吗?我想恐怕亲人相见,也只能泪眼相对,默默无言罢了。我妈读了我的信又痛哭了一场,但也从此想通了。她后来与宜章的妈妈两人之间,一直都有一种希望相见的想法,但可惜我妈中风行动不便,宜章的妈妈也年老体衰,无法长途跋涉,两人至死未能见面。

我初次到宜章是1986年的春节,我带着夫人和八岁的儿子坐火车到湖南最南端的“白石渡”站下车,那里就在宜章县城旁边。大哥二哥率侄儿侄女们接了我们后,前呼后拥进了法堂村。当时鞭炮齐鸣,全村人都被惊动了,特别是同姓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如走马灯一般前来与我见面相认。几天时间中我恍如在梦里,我只觉得自己好象成了我爸的化身,我就是代替他回家省亲的。我从这时起,才有了一点身为湖南人的感觉。

我见到宜章的妈妈时的情景是最难忘的,我至今说不清那种感觉。原来她是个童养媳,自幼就被送到我家的。她娘家姓吴,因我爸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七,她在族中被尊称为“七娘”。她身高顶多有一米五十,而且背驼得如弓一般。她伸出干枯如树枝一样的双手,拉住我的手反复地抚摸着,我只感到象被锉子锉似的。她嘴里已经没有留下几颗牙了,所以说话含糊不清,加上她说的宜章话我本来就听不太懂,我大概只能理解她一、二成意思。可那次我陪着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因为我知道她所可能诉说的,舍她一生的苦难绝无其他。她仍住在我爸当年买下的两间古老破旧的土砖房子里,她指给我看,我爸回家时独自看书的阁楼,他早上“作军操”的水塘边。她认为我也是她的孩子,嘴里总是不停地喊着“好崽耶,好崽耶……”哥哥们告诉我,当年我爸并没给家里留下什么财产,除了两间住房,就是几丘薄田,可土改时却因我爸的身份,差点把她划成了地主。后来是经过县土改委员会专门讨论,觉得实在不够划地主的标准,可又不能实实在在划成贫下中农,于是两相折中,划了她上中农成份。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她送终的,当年家里已经知道我爸在外面又讨了老婆,开始只瞒着她一个人,后来她也渐渐得知真相。我奶奶死前曾抱着大哥二哥哭泣,说我死后,你们的妈妈多半要改嫁,你们两个崽怎么长得大哟!可她却始终未离开这个家。我不能想象,象她那样一个矮小的身躯,是如何承受了“三座大山”式的三重压迫的?我这里说的三座大山,指的是我爸给她造成的情感压迫、解放后政治上的压迫、以及长期赤贫状态带给她的经济压迫。我虽然在劝慰我妈时,为我爸说了那么多开脱之辞,但见到宜章的妈妈后,我又自然有了对人生苦难更深切的体会。必须承认,我爸是对不起他的结发妻子的。后来我听二哥说过,宜章的妈妈死前说,你爸爸良心不好,所以只活了五十几岁,你看我做了好事,现在活到九十啦!她一定到死都还在耿耿于怀,可她的怨气只限于对我爸一人,她对我和我妈,都表达了最深的认同感,因此,我觉得她真是一个极善良的女人,我把她也看作自己的妈妈。

我一下子找到了两个哥哥、一个妈妈,这样奇异的事可不是谁都有幸碰得上的啊!这样的事在影视故事中常常被编得离奇古怪,十分煽情,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可这在我的生活里,却是真实的存在。我至今不敢在自己编写的电视剧中使用这样的情节,我真的害怕一旦搬上屏幕,就会让人感觉那是虚假的,那只会亵渎了我的两位历经苦难的妈妈!

我在大哥那儿竟然还看到了我爸死前给他们写去的信!我爸在信上说,政府认为他改造努力,已经宣布要释放他了。他告诉我大哥,你们在长沙还有一个弟弟——当然就是指的我——他回家时要到长沙,将你们的弟弟带上,回宜章与你们团聚。可就在我爸发出此信几天之后,劳改所就给大哥寄去了我爸病危的通知,然后紧接着又寄去了他病故的通知。大哥他们连信也没敢给劳改所回,那时哪敢对反革命父亲的死多表露什么呢?劳改所大概也正因为没见回信,不知家属是否收到通知,以至于没将遗物寄到宜章老家去,而是寄到长沙来了。

我爸未能如他所许诺的,到长沙带上我回宜章老家。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他没死,真的到了长沙,我妈会同意让他带我走吗?哪怕他只是暂时领我去认认自己的祖籍地,然后就将我送回来,恐怕我妈也是不会同意的。那时她对组织上反复不断的政治审查穷于应付,一定会对重新出现的我爸避之惟恐不及。还有,我爸的谎言会不会提早被揭穿?这倒是个更有刺激性的假设,我很难想象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妈死于1991年,是我刚刚过41岁生日四天之后。那天本来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我全天在家,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在饭桌旁边有说有笑的。吃完晚饭,我有事要出去一趟,我妈还嘱咐我,骑车要小心。可没想到我到家时,她早已经嚥气了。我夫人说,我妈说要自己洗个澡,叫帮她打好水放在卫生间里。她总是自己坐在木椅子上洗浴的,从不让人帮忙。突然我妈在卫生间里叫了一声,我夫人听着觉得不对头,跑去一看,她已经斜靠在墙上不能说话了。等找来单位的保健医生,确定她已经死去,估计是突发的大面积心肌梗塞。天下哪有这样干干净净地来,又干干净净地去的人?临死连澡都自己洗好了!我夫人她们只是为我妈穿戴整齐就行了。我见到我妈遗容时,她就跟睡着了一样,穿着一身家常衣服,脸上一丝痛苦也看不出来。我儿子从小就跟着奶奶睡,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这时他13岁,正要考初中,他站在奶奶的门外边,看着奶奶的遗体无声地哭泣……

我妈的追悼会很隆重,湖南省话来了四十多人,从七十多岁的到四十多岁的,都是当年尊称她老师的几代演员。我夫人把家里的照相机带了去,里面本来还有半卷没照完的胶卷,她请朋友将追悼会的情况拍了下来作纪念。事后我惊讶地发现:紧接在我妈安祥的遗容之前的,竟是四天前我过生日时与她在家里的合影!我妈依在我的怀里,满脸灿烂的笑容……

我妈去世时虚岁84岁。她舍我而去已经二十四年了。

我妈说过,宜章的妈妈其实更值得同情,她那么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独自挑起一个家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多难啊!宜章的妈妈死于1997年。二哥打电话告诉我,她病倒了,神智不清,不吃饭,只肯喝谷酒。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在谷酒中掺米汤,喂给她喝,这样等于进食,或许能渐渐恢复体力,重新好起来。但她终于没有再痊愈,拖了一个多月才死去。不知我出的这个主意,是否延长了她的痛苦?若真是这样,我对不起我的另一个妈妈了!另外我对不起她的是,我未能回去参加她的丧事。当时正当我儿子考电影学院,那是他的人生大事,我不敢掉以轻心,一直在北京陪着儿子。宜章的妈妈丧事办得很热闹很风光,我为她的丧事托在长沙工作的侄儿带回去一笔钱,聊补我无法亲自到场祭奠的缺憾。不久我就回到宜章,为她上坟,坟上的荒草短短时间已长得一人多高,据说那是后人兴旺之兆。

我爸我妈的故事应该到这儿才打上句号。因为我是到了宜章老家,见了我的另一个妈妈和两位兄长之后,才似乎穿越了时空和阴阳的阻隔,看到了我爸真实、复杂的内心。拿两个妈妈放在一起比一比,就能猜想到我爸当年心里的矛盾和躁动。我妈说过,那时我爸的同僚都羡慕他有个好太太,拿得出手。本来嘛,那时候不是级别很高的将官,能有几个讨了上过大学的老婆?可我爸在得意之余,就不会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那个为他养育儿子、向父母尽孝的糟糠之妻?他拒绝我妈去宜章的提议时,是不是要出一身冷汗?当我也成为一个拖家带口的大男人后,对男人的责任、男人的野心、男人的欲望,应该说早已有了切身的体会和理解,我爸当年在想些什么,能不激起我研究和想象的兴趣吗?更何况我是个以讲故事为职业的编剧呢!我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当了那么久的官,却没有多少钱,两个家都没有他留下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确实是个廉洁奉公的人吗?他作战时是不是真的很勇敢?他是身先士卒带队冲锋负的伤,还是鬼子的炮弹长了眼,追着砸到了他身边?他内心深处对两个妻子分别是什么样的情感?我妈嫁给他时,他是得意多于内疚,还是强忍着对今后事闹穿了的恐惧?

可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我的生身父亲!而且我妈到死都断言,他就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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