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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王”邓力群为何一直对邓小平耿耿于怀？

“左王”邓力群为何一直对邓小平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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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1 马立诚 经济观察报书评
经济观察报书评


按：邓力群，湖南省桂东县人，北京大学毕业，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马立诚/文


1989年刚过，老左派就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机会到来了。忍受了几年边缘化，该报一箭之仇了。


1989年下半年，民间传言透出凶险和不祥：


“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


“留学政策要变，回国探亲的出不了国门了。”


“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


1990 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是风波之后，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


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什么呢？文章说：“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还质问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这是把私营经济和自由化绑在一起。


北京《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199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说，“搞自由化”的人“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7月 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读过《邓小平文选》的人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谁说》一文的作者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这样说来，该文作者自然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了。他在文章中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这篇文章的矛头，显然是对着支持私营经济的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要请教作者的是，中共十五大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7，第22页。这个定义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呢？


以上几篇文章，都是质疑私营经济的正当性，这是一个焦点。


当时另一个焦点，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问题。


1990 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0 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恰逢这一年，柏林墙倒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掉。几代中国人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共产党解散。


中国紧张地注视着，惶惑不安笼罩着人们心头。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口径。有人提出，北京应该出头，挑起世界革命重担。


12月24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这就是韬光养晦。


1991 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他这是第五次来上海过春节了。这一次，他心事重重，有重要的话要说。目睹上海老旧破败的面貌，邓小平心里不是滋味。1月28日到2 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他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


邓小平对京城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市场经济很不以为然。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他的谈话精神，通过一个奇特的名字传遍了全国。


这一年2月13日，距春节还有两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朋友，说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施芝鸿出来一聚。三个人聊天之际，周瑞金拍板决定，大年初一的评论就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来写。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周瑞金事后回忆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半个月之后，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解放日报》吃了豹子胆，不理会北京的责难。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系列评论触碰了老左派舆论的要害，立即遭到围攻。


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北京出版的《高校理论战线》6月出版的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6月 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重大的理论修正，显示了老左派领军人物的分量。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他坚持左倾思想，名声很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


左王上阵，鼓舞了左倾阵营的士气。《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夏天，有点心虚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南下上海，秘密调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有什么背景？结果无功而返。


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 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般连珠炮般的指责，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 150~151页。


但是，老左派哪肯服输？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腔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左倾思潮急剧膨胀导致了严重后果。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 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改革者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自然十分焦急。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等人，先后把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相关情况收集起来，报告给邓小平。


正如胡绳所说，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老人家一直在紧张地思考，看看从哪里打开缺口，驱散疑云和阴霾。时间留给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幸运的是，老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从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气，最后推了中国一把。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突破与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在老人家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成果。


邓小平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要害。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在这一年召开的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还提出，主要是防止“左”。


老左派第二波进攻落败。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马立诚，原题：《老左派欲报“一箭之仇” 邓小平力跳“天鹅之舞”》

陈益南：邓力群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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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作者赐稿 | 作者:陈益南 | 2014-12-28

　邓力群这个人，在当代理论与思想界，确是被很多人视为“左”营的标杆人物。

　　对此，他自己也知道。在他写的《十二个春秋》一书中，他就坦然的承认：“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不过，除了政治那张皮以外，作为人来说，无疑，也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的。

　　近期出版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的文章，其作者是陈伯达原来当政时的二位王秘书。那文章说，1981年时，二位王秘书奉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之托，前往看望、联系正在服刑而保外就医治病的陈伯达，一方面对陈的生活进行适当照顾，一方面请陈就文史哲及一些经济政策，作些研究，写出些意见，交邓力群转报中央。

　　对看望陈伯达的这件事，是胡耀邦指示的。当时，考虑到陈伯达虽然在文革中罪行严重，但毕竟与江青等还是有些区别，加之以前，陈对革命事业也还是有些贡献，也有些文才，因而，便有了这件照顾性质的事情。

　　当时，邓力群与胡耀邦在政见上，存在很大的分岐，几年后胡的下台，也与邓力群的动作有极大的关系。但是，在处理陈伯达的这件事上，他却是忠实的执行了胡耀邦的指示。

　　因而。自1981年7月起，至1984年5月的近三年时间内，邓力群一直是在具体指示二位王秘书与陈伯达保持沟通，让陈伯达得以不再回监狱，并能以保外就医之身从事读书、研究、撰文的生活，而且，按陈伯达的请求，将陈的儿子调来照顾其父，在生活上也给予了适当照顾。从而使陈伯达的晚年，总算还能获得一些人生的慰籍。

　　陈伯达已是戴罪之身，他于邓力群也无特别情谊，相反，在文革中他还将邓力群划为“刘少奇安插到红旗杂志社的”人，是“到红旗杂志社来夺权”的，而曾置邓于险境。并且，常常责骂邓是“不学无术”。

　　既如此，当时邓力群对已滚落井中的陈伯达，为何却能与胡耀邦的想法保持一致、并用心执行呢?

　　也许，在对待落难之人的问题上，邓力群象胡耀邦一样，也具有过测隐之心。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一文中，说了一些事，的确反映出邓力群人格的这一面。

　　例一，邓力群告知二位王秘书：陈伯达骂我“不学无术”，对我的剌激很大，但文革中，有件事使我始终对陈不能忘记。

　　什么事呢?

　　当邓力群下到干校接受改造时，陈伯达对干校军宣队指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要给他们读书时间，晚上不要安排什么会议，要在生活上安排好，他们南方人多，要搞一些大米什么的。

　　显然，这一来，邓力群等人的干校生涯，便能始终获得某种精神支持的燃料，而不致于完全暗无天日了。

　　对此，邓力群对二位王秘书说：当时是很为感谢的。

　　往事已隔多年，而现在还能以感恩之情讲给他人听，可见，此事，确深深存留于邓的心底。

　　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例二，陈伯达在对王秘书们看望他时，说了二件他对不起毛泽东的事：“一是不该推荐田家英到主席那儿去;二是不知道田家英的哥哥还在台湾。”

　　对此，邓力群则说：主席也有对不起他陈伯达的地方。

　　邓的这个评说，应该是公允的。

　　然而，公允评说的受益者是陈伯达，邓力群在这里，是替弱者说了话。

　　例三，1983年9月，应陈伯达的儿子要求，邓力群批示同意从陈伯达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因陈尚在服刑期)，以能为陈购置些衣物。同时，另外给了80元稿费——是陈伯达写的文章被杂志采用后所支付的，但邓力群嘱咐不要让陈伯达知道此钱的来源。因为，陈尚在服刑期，让陈写文章、并予以发表，是特别政策，担心陈伯达一高兴，宣扬出去，造成以后此类事会泡汤。

　　可见，邓力群对陈伯达一事的安排，的确尽了善意。

　　此外，文革中的1975年，邓力群也曾有过一次浓墨重彩的人格表演。

　　当时，邓力群按邓小平的授意，主持写了一篇大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批邓(小平)”时，这篇文章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说这是邓小平反文革的宣言书，因而追查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面对政治高压，不少人都颤颤竞竞了，但是，邓力群敢于出面承揽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并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危难关头，出了事，上不推给邓小平，下不推给同僚部属，显出了邓力群遇事而有不凡的担当气概。

　　所以，后来邓小平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邓力群。

　　甚至，一个与邓力群政见有分岐的部属，也撰文说：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知道邓力群肩膀硬，是条汉子，在那样严重的高压下毫不推诿，承担责任，很佩服。

　　中共的另一位大秀才胡乔木，却在1976年“批邓”时，没能挺住，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四人帮”倒台后，胡乔木自然很沮丧。但此时，作为胡的同事，邓力群却没有兴灾乐祸，而是同于光远一起，到邓小平处，代表胡向邓小平道歉，并向邓小平进行解释，为胡讲好话。

　　邓小平终于没有怪罪于胡乔木，当然，是邓自有他的考虑。然而，邓力群在之中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

　　而这件事，应看到的亮点，是过程比结果，更本质的反映了一个人的人格。

　　对于邓力群以往的许多政治理念与政治活动，笔者并不认可，有些还很反感。

　　但是，对于上面所述几件事中的他，笔者却很愿意点上几个大大的“赞”!

　　中国历来有将政治人物脸谱化的传统，将凡与自己政见或理念不合者，一律予以丑化;而将自己阵营的人，都视为朋友或圣人。殊不知，人性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两回事!一个凶残无比的人，可能是革命队伍中你的同志，而敌方营垒中的某个人，却也许是一位善良的君子。

　　产生这样的认识，是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革命岁月之后，才获得了的。现在，越来越多历史人物之真相的披露，更是日益加深支持了这一观念。

　　2014/12/27

@咸宁王浑瑊:
邓力群这辈子，最大的挫折，就是不贯彻西北局书记在■新▲疆■暂不搞镇反土改的指示，在■新▲疆■大开杀戒，逼着西北局书记吿了御状，被毛革去■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职务。与他一去被革职的是王震。告御状的是娃他习大大的大大。王豁达，后与习相处还可以；邓就不行，估计到了马克思那里，老习还要与他掐架。

@罗昌平
吴稼祥评价，昨天傍晚，一个百岁老人走了。他的一生，有两大贡献：第一，证明了别人，尤其是改革者的伟大，第二，证明了民主的威力，他是执政党搞真差额选举落选的第一个最高级别候选人。

@土家野夫
昨夜刚挂的邓，曾任某部长，任上封杀过很多作者和书，退休后自己写的回忆录，却一样被封杀，只好自费印刷送人，哎，木匠作枷，前车之鉴啊……

邓力群自述：1986年9月18日和邓小平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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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1  邓力群

文：邓力群


9 月18日的上午，邓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现在的钉子就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吧。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我一直记着这次谈话。1989年在烟台休息时，回忆那几年的情况，我把谈话内容仔细地谈了一次，由赵少坪做了记录。好一阵子，东找西找，一直没找着这个记录稿。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时，把这个记录稿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既与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有关，又远远超出讨论文件本身。将来如果能有时机，把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那可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案。下面就是邓小平同志与我谈话的记录。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一进门坐下。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


邓小平：还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还有四条意见。


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建设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第四条意见，……


邓小平：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 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邓小平：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工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底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个稿子现在在全党好几千人的范围里面讨论，北京的各机关也都在讨论。参加或者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委以外，我还分送了几个同志。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台湾现在讲，一国两制，他们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要我们在宪法里头去掉四项基本原则。


我问一下你对一些人的观察。胡启立怎么样?


邓力群：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至于王兆国……


邓小平：王兆国不必提了。李鹏怎么样?


邓力群：这几年参加书记处会议，就这么点接触。从他的历史来看，留过苏，在苏联那种教育制度下，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步地上来的。据我看，他管工业是有经验的。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邓小平：乔石怎么样?


邓力群：他没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法工作比较复杂，不能不谨慎。


邓小平：这就是进步啊。


邓力群：是。


邓小平：谈谈对耀邦同志和赵紫阳的看法。


邓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赵紫阳同志不如他。据我观察，也听到别的同志说，赵紫阳读马列的书很少。在书记处的会上，对于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你讲完了，开完会，他自己还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的意见碰到钉子以后，行不通了，他也会说，原来我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证明你的意见对。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


邓小平：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邓力群：赵紫阳同志做经济工作，从基层搞起，县、地、省到中央，有经验，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我听起草 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同志讲，赵说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他那个东西对我们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理论工作简报刊登了赵紫阳谈话)。二是他搞经济工作，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两条对于高级干部来说，都是大毛病。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邓力群：(先前我曾经向中央同志几次提出，希望退下来。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我这一辈子当助手，十二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作为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烦人，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倦政情绪。


邓小平：倦政?


邓力群：我不愿意卷在这里头，已经提出过四五次了，诚心诚意，不想再干了。退下来后不会偷懒，需要我继续做的还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当代中国》丛书，一个是《中国美术全集》，要负责到底，全部出齐为止。我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顾问，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这两个顾问，要我顾就顾，不要我顾就不顾了。


邓小平：(谈话结束时，邓力群再次说到退下来的事)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这次我和邓小平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也必须说明我和邓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我走的时候，邓还起来把我送到门口。这就是政治家的涵养啊!但是很明显，这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来告诉我，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的支持。


摘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这个小邓在89年也是翻云覆雨的: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