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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命:杨荫榆和吴贻芳

人各有命:杨荫榆和吴贻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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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开林

2012-11-20 10:10:10 来源:infzm.com

在中华民国史上,有两位知识女性是不可忽略的,一位是杨荫榆,另一位是吴贻芳。她们同为女子大学的校长,地位相当,命运却迥然不同。前者是坏校长的标本,后者是好校长的典范,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盖棺之后的定论。但任何历史都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负面人物,“一居下游,则天下之恶尽归焉”,这种最方便的做法不无可议之处。何况当年给杨荫榆判处“极刑”的是鲁迅先生,就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一番。虽不能使杨荫榆超生,至少能还原点真实吧。

先说杨荫榆。

杨荫榆(1884—1938)小名申官,江苏无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她在兄长杨荫杭创办的锡金公学就读,学习近代数理知识,开男女生同校风气之先。二十岁左右,她就读于苏州景海女中和上海务本女校。1907年,江宁学务公所录取女生官费留学日本,杨荫榆有幸成行,她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可以这么说,迄至1924年,杨荫榆四十岁前,她的履历表上没有任何污点,她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这可算是一项光荣的纪录。

杨荫榆早年的经历理应比一份履历表更生动,所幸她侄女是作家杨绛,尽管彼此关系疏远,好感不多,但杨绛还是撰写了散文《回忆我的姑母》,描绘出杨荫榆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样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早早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她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1935年盛夏,杨绛与钱锺书在苏州完婚,大喜之日,赋闲在家的杨荫榆前往道贺,她身穿一套新潮白夏布衣裙,足蹬无锡人认为很不吉利的白色皮鞋,装束打扮不伦不类,引得众人侧面诧怪。

杨荫榆一生大起大落,她在1925年的“倒行逆施”帮她赢得了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数十年不变的定性——“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肩头被这一沉重的骂名压着,可不比希腊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苦役犯西西弗斯更轻松,时至今日,仍见不到她卸下骂名的尽期。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四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当年,鲁迅逮住杨荫榆所导演的全武行,在杂文《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写道: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这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使再填入学自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鲁迅的另一篇杂文《寡妇主义》文笔尤为辛辣:“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么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她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招引警察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没有沟通就没有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许多悲剧由此而生。鲁迅等文化界名人以百分之百的爱心翼护学生,用心也是善的,但后果未必就佳。学生受到多方鼓励,遂以闹学潮为进步,在嗣后不久的“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和杨德群喋血殒命于执政府前,岂非痛事?左翼激进就一定是进步和正确的,这种武断早已被历史证明十有九不通。若易时易地来考量,学潮又被哪家政府所乐见?大学终究是用来读书的,爱国者也先须具备可靠的学识、才能和判断力,此理千古不废。然而一个“理”字并不能轻松走遍天下,于是乎杨荫榆就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了。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到苏州,赋闲了一阵子。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名声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和“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避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已故老诗人杜兰亭留下《饮河轩诗词稿》,其中有一首叙事诗《哀榆曲》,写到杨荫榆的悲惨结局。诗前有一小序导出事由:“吾邑杨荫榆女士,卜筑苏州,敌酋占其居,杨不服,竟遭惨杀。侯先生病骥为文记之,吾又于吴先生迅如处闻悉杨平生行事,有感其人,为作《哀榆曲》。”杜兰亭与杨荫榆同为无锡老乡,但比杨荫榆小二十二岁。1937年冬,日寇占领苏州,他亲历痛事。且看《哀榆曲》:“城市山林小筑新,鹊巢自古恨难伸。飞飞一对堂前燕,犹向当檐觅主人。旧主杨家女学士,军门怒去争情理。捋须虎口语铮铮,却得胡酋声唯唯。奴隶如何有主权,回头性命片时捐。淙淙桥下清波浅,凄咽声嘶说可怜。铜驼荆棘悲如许,彤管何人传烈女?白发侯生洒泪书,空垅吴季伤心语。”前四句用鸠占鹊巢的典故,点明杨荫榆的房舍被日寇强行占据,后八句描述杨荫榆前去军营据理力争,日寇佯装答应她的要求,却将她骗到吴门桥上,从背后开枪,然后将她踹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杨荫榆身受重伤,尚自扑腾,兽兵又连开数枪,致使杨荫榆顷刻殒命。杜兰亭此诗作于杨荫榆惨遭杀害后不久,他所讲的杨荫榆的死因是站得住脚的,这个说法虽然不及挺身而出保护年轻姑娘的贞操那么大仁大义,但也足见其不肯屈服于倭寇凶焰淫威的超凡勇气,同样令人叹服。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老妇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牺牲后,烈士之名落空,这全是因为她早年被鲁迅的投枪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铁案难翻。现在看来,当年杨荫榆两眼只盯紧教育,缺乏政治嗅觉,思想偏于保守,固然可议,但她身为女师大校长,反对学生闹学潮,则情有可原。杨荫榆错就错在手段过激,盲目使用强权和武力解决棘手的难题,以致酿成乱局,引发公愤。但无论如何,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诚也值得敬佩。至于所谓的“定论”,后人理应做出更接近客观事实的分析才是。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再说吴贻芳。

吴贻芳(1893—1985),江苏泰兴人,祖籍浙江杭州。早年,她就读于杭州女子学校及上海启明女子学校,1916年,她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在上海的浸礼会怀恩堂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由于学业出众,组织才能超群,吴贻芳被推选为金陵女大首届学生会会长,带领全校女生响应“五四”运动。1919年,吴贻芳大学毕业,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1922年,由教育部简派,吴贻芳赴美留学,适值某外国总理访美,演讲时信口雌黄,诬蔑“中国不能算一个国家”,吴贻芳闻之义愤填膺,撰文痛加驳斥,此举赢得华侨和留学生的普遍敬重。六年后,她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28年8月,她回到南京,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履新时,刚满三十五岁。就职致辞时,吴贻芳确定金陵女大的办学宗旨是“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

从1928年到1951年,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校政长达二十三年。在金陵女子大学的“999朵玫瑰”(毕业生的约数)中,绝大多数都得益于她的栽培。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中包蕴了宗教的悲悯情怀,校训一词以蔽之,即“厚生”。她常给金陵女大的学生作讲解:“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富。”身为校长,吴贻芳细心到给身姿不佳的女生开矫正体操班,使她们拥有较为美观的体态;她给发育不良的女生另加营养餐,金陵女大的伙食有口皆碑,是首都各大学中办得最有风味的;她从不禁止女生恋爱,为她们的安全考虑,在女生宿舍附近辟出专门场所,接待外校的男生来谈心,金陵女大的学生为此造出Local一词(由love+call组成),谁的男朋友来访,其他人就纷纷打趣道,“你的‘Local'来了”。吴贻芳的态度总是那么和蔼平易,她让女生猜谜语,谜面是“象牙坛,紫檀盖,里面坐个小白菜”,谜底是什么?是“莲子”。她说:“做人要一生洁白如象牙,刚毅如紫檀木,平易如小白菜。”然而吴贻芳为了翼护金陵女大的师生,也有极其严正的一面,在她主持校政期间,在学生运动最高潮时期,军警也从未进入金陵女大抓捕过激进的左翼女青年。

吴贻芳在她所著的《金女大四十年》中阐述了自己的办学思路:金陵女子大学的文、理科所设专业不同,“教育学是全校学生的必修课,体现了学校的师范学院性质。可是教育系只用作辅修系,不用作主修系,校方认为,学生毕业后如果担任教学工作,应当懂得教育学,具备正确的教学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握所教的专业知识。校内附设有一所实验中学,作为学生毕业前的教学实习场所。这一设施使学校更具备师范学院的条件”。吴贻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当时不仅富于开创性,而且收到了实效,为办好师范学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金陵女大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中文名华群)与吴贻芳多年合作愉快,她曾深有感触地说:“同吴博士一道工作,使我真正认识到,她的确是当代中国的女界领袖、人中英才。她才智超群,为人坦诚,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是名不折不扣的纯粹的基督徒。”

明妮•魏特琳女士绝对值得后人大书特书一笔。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同年12月,吴贻芳校长带领金陵女大的学生长途跋涉,迁校成都华西坝,继续校务。1938年,南京陷落,身为金陵女大的留守成员、被人亲切地称为“华大姐”的美国教育家明妮•魏特琳女士不顾自身的生命危险,毅然将数万名避难的中国妇孺收留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园内,以教会学校和她美国公民的特殊身份做挡箭的盾牌,使她们免遭凌辱和杀害。但她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象,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这种可怕的经历最终摧毁了她的肉体和精神。返美治疗一年后,为了摆脱病痛煎熬,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家中拧开煤气阀自杀身亡。

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无畏义举赢得了全世界善良、正义人士的广泛称颂。1938年7月,民国政府为感谢明妮•魏特琳女士保护中华妇孺,秘密授予她采玉勋章;1941年6月,又颁布政府令,褒扬她的仁义之举。明妮•魏特琳女士的同事在发布其死讯时,强调指出:“像在战场中倒下的士兵一样,明妮•魏特琳女士也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明妮•魏特琳女士的墓地位于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德镇郊区,墓碑上镌刻着四个醒目的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1937年8月至1940年,明妮•魏特琳女士记下了数十万字的《日记》,这无疑是一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目击式史料。对这位大慈大悲的“华大姐”,当年的许多幸存者都心存感激,终生难以忘怀。

女作家冰心仅比吴贻芳校长小七岁,她同样对后者推崇备至,怀有深深的敬意,这在她的文章《一代的崇高女性——记吴贻芳先生》中有所流露:

记得我第一次得瞻吴先生的风采,是在一九一九年,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大礼堂的讲台下,那时我是协和女大理预科的学生,她来协和女大演讲。我正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位子上,看见她穿着雅淡而称身的衣裙,从容地走上讲台时,我就惊慕她的端凝和蔼的风度,她一开始讲话,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都使我感到在我们女大的讲台上,从来还没有过像她这样杰出的演讲者!从那时起,我心里就铭刻上这一位女教育家的可敬可爱的印象,我时常勉励自己,要以这形象为楷模。

我和她见面较多的时期,是在一九四一年以后的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我是参政员,她是参政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我最喜欢参加她主持的会议。我又是在会堂台下,仰望吴主席,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之中,她从容而正确地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她似乎都十分了解。那时坐在旁边的董必武同志,这位可敬的老共产党员,常常低低地对我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我听了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女性的自豪。

吴贻芳献身教育事业,终生未嫁。1948年8月,金陵女大举行吴贻芳主校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学生们别出心裁,编演话剧,献给校长,剧情很有意思:吴家小姐才貌双全,登门提亲的人踏破铁鞋,她始终不肯点头。最终,“教育之神”登门求爱,吴小姐欣然首肯。此剧体现出饱含敬意的诙谐,一时传为佳话。

1941年3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吴贻芳当选为五人主席团中唯一的女主席,其组织才干、活动能力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好评。1945年初,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团十位成员中唯一的女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因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实质“产生了十分的厌恶”,她断然拒绝担任参政会执行主席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宋美龄登门做说客,话说得既动人又有理:“你要贯彻‘厚生'思想,当了教育部长不是更好贯彻吗?”吴贻芳始终笑而不答,宋美龄只好作罢。1949年3月,南京城已陷入混乱,吴贻芳再次拒绝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并且拒收飞往台湾的机票。

吴贻芳学贯中西,誉满中外。1979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女校友会授予她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充分地肯定了这位女教育家数十年来树艺女性人才的非凡业绩。

两相比照,杨荫榆与吴贻芳的经历不无共同之处,她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留学美国,毕业于名校,也都终身献身于教育。但她们的性格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杨荫榆过于刚烈,缺乏柔和,吴贻芳则具备宗教情怀,刚柔并济;她们的行事方式也不一样,杨荫榆遇到麻烦就一意孤行,不惜鱼死网破,以至于局面失控,无可收拾,吴贻芳则善于调动人脉资源,往往能将矛盾化解于始萌状态。唯其如此,她们的命运判若云泥,吴贻芳实现了自己的教育理想,活至期颐高寿,杨荫榆则一再受挫,事业无成,五十四岁就横死于兽兵的枪口之下。

(经《随笔》杂志授权转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yingyinc 2014-8-24 17:24

杨绛笔下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回忆我的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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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2011-04-06 15:23:43作者:杨绛 文章来源:发布者:无锡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令姑母荫榆先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我们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荫榆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她晚节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如果您有意写补塘先生的传记,可一并写入其中。”


  杨荫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称“三伯伯”。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这使我个禁哑然失笑,很想看看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认识她的人愈来愈少了。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



  我父亲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因试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二姑母(荫枌)和三姑母都比我父亲小,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我家。



  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夫名裘剑岑,是无锡小有名气的“才子”,翻译过麦考莱(T.B.Macaulay)的《约翰生传》(Life of Johnson)①这个译本钟书曾读过,说文笔很好。据我父亲讲,二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错在二姑母。我听姐姐说,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妇不和。反正二姑母对丈夫毫无感情,也没有孩子,分离后也从无烦恼。她的相貌确也不美。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杨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国留学,合照过许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几张三姑母的小照,可惜这些照片现在一张都没有了。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我听父母闲话中讲起,祖母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拿着她的一张照片说:“瞧她,鼻子向着天。”(她鼻子有上仰的倾向,却不是“鼻子向天”。)三姑母气呼呼地说:“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当时家里人传为笑谈。我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①中英对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杂志》(English Studcnt)第一卷第一期起连载,后由商务出单行本。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竞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二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三姑母由我父亲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学。那姑娘有点“着三不着两”,无锡土话称为“开盖”(略似上海人所谓“十三点”,北方人所谓“二百五”)。她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只管对她议论蒋家的新娘子:“有什么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剁两段。”末一句话全无事实根据。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有幽默,只笑着听她讲,也不点破,也不申辩。过了些时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里,就对三姑母骂自己:“开盖货!原来就是你们!”我记得三姑母讲的时候,细酒涡儿一隐一显,乐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读了两年左右,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大概是务本毕业的。我母亲那时曾在务本随班听课。我偶尔听到她们谈起那时候的同学,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三姑母一九○七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毕业,并获得奖章。我曾见过那枚奖章,是一只别针,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①。她当年就回国了,因为据苏州女师的校史,我三姑母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该校教务主任,然后就到北京工作。



  ①日本友人中岛碧教授据该校保存的资料查明是一九一三年



  我听父亲说,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三姑母都很内行。我记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日本租界的事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校内正开运动会。我们在短篱外略一逗留,观看小学生赛跑,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贵宾台。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的样儿,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蛮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我五周岁(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橛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涡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也不怪僻。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没工夫理会我。她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演戏三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房里没完没了地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胜焦急,后来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我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听到“火车叫”。我永远把“火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难受。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我记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苏州长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里。后园原有三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带个厢房。那前后两间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现成。三姑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三四天,她买了很长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围。“十字布”上绣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竹子,上面还有一弯月亮,几只归乌。我不及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画随手绣。“十字布”很厚,我得对着光照照,然后绣几针,很费事;她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怕我赶不及,扯着那幅长布帮我乱绣,歪歪斜斜,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儿里,许多“十”字只是“一”字,我连日成天在她屋里做活儿,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三姑母很高兴,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可惜那支笔写来笔划太粗。背过来写也不行。我倒并不图报,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



  她床头挂一把绿色的双剑——一个鞘里有两把剑。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剑,她就舞给我们看。那不过是两手各拿一把剑,摆几个姿势,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不见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时候,她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她,只是并不喜欢她,反正和她不亲。



  我和二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二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曾在徐世昌家当过家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她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不过她性情孤僻,只顾自己,从不理会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二姑母却没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途径。



  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我做主席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学校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



  家庭里的细是细非确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三姑母爱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她自己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园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可是两个弟弟不服,去问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吗?”我父亲不知底里,只说“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没叫我们脱鞋,她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她那边去了。



  三姑母总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只猫。猫也各有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儿给它吃东西,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一两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称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代它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致的!”她出门回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三姑母就和“强盗猫”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儿,其实我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搽脂抹粉。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发,各剪个童化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形,末了又绕上一个桃儿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毫不抗议,我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发上。幸亏是三姐,怎么样儿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



  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找妥房子。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我家没有这种忌讳。她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话。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后我母亲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我猜想三姑母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她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我觉得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赶出来。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一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们孩子从不下筷。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末后一个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间去看看,母亲忽然聪明说:“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



  我们孩子总觉得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我家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我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我母亲添造麻烦。我们孩子就嘀嘀咕咕,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有一次,我嘀咕说,三姑母欺负我母亲。母亲一本正经对我说:“你倒想想,她,怎么能欺负我?”当然这话很对。我母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全听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总不服气。

  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热栗子。我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我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我们都呆着脸。等两个姑母回房,我们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母亲责备了我们几句,不过责备得很温和。她只略吃几颗,我们乐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绝没有为三姑母着想。她准觉得吃几颗栗子,我们都联着帮挤她。我母亲训我们的话实在没错,我们确是刻薄了,只觉得我们好好一个家,就多了这两个姑母。而在她们看来,哥哥的家就是她们自己的家,只觉得这群侄儿女太骄纵,远不像她们自己的童年时候了。

    二姑母自己会消遣,很自得其乐。她独住一个小院,很清静。她或学字学画,或读诗看小说,或做活儿,或在后园拔草种花。她有方法把鸡冠花夹道种成齐齐两排,一棵棵都杆儿矮壮,花儿肥厚,颜色各各不同,有洋红、橘黄、苹果绿等等。她是我父亲所谓“最没有烦恼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也不会自己娱乐。有时她爱看个电影,不愿一人出去,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可是只给我们买半票。转眼我十七八岁,都在苏州东吴大学上学了,她还给买半票。大弟长得高,七妹小我五岁,却和我看似双生。这又是三姑母买半票的一个理由,她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我们宁可自己买票,但是不敢说。电影演到半中间,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三姑母就和他争。我们都窘得很,不愿跟她出去,尤其是我。她又喜欢听说书。我家没人爱“听书”,父亲甚至笑她“低级趣味”。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的天天到家里来说书,并招待亲友听书。有时一两家合请一个说书的,轮流做东。三姑母就常到相识的人家去听书。有些联合作东的人家并不欢迎她,她也不觉得,或是不理会。她喜欢赶热闹。

  她好像有很多活动,可是我记不清她做什么工作。一九二七年左右她在苏州女师任教。一九二九年,苏州东吴大学聘请她教日语,她欣然应聘,还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每周在学校住几天。那时候她养着几只猫和一只小狗,狗和猫合不到一处,就把小狗放在宿舍里。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学生,因为她自己回家了,却把小狗锁在屋里。狗汪汪地叫个不停,闹得四邻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晚上也不得安静。寒假前大考的时候,有一晚大雪之后,她叫我带她的小狗出去,给它“把屎”。幸亏我不是个“抱佛脚”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屎”,只牵着狗在雪地里转了两圈,回去老实说小狗没拉屎。三姑母很不满意,忍住了没说我。管女生的舍监是个美国老姑娘,她到学期终了,请我转告三姑母:宿舍里不便养狗。也许我应该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可是我觉得这话说不出口: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传话的,反正三姑母很恼火,把怨都结在我身上,而把所传的话置之不理。春季开学不久,她那只狗就给人毒死了。

  不久学校里出了一件事。大学附中一位美国老师带领一队学生到黑龙潭(一个风景区)春游,事先千叮万嘱不许下潭游泳,因为水深湍急,非常危险。有个学生偷偷跳下水去,给卷入急湍。老师得知,立即跳下水去营救。据潭边目击的学生说:教师揪住溺者,被溺者拖下水去;老师猛力挣脱溺者,再去捞他,水里出没几回,没有捞到,最后力竭不支,只好挣扎上岸。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师是个很老实的人,他流涕自责没尽责任,在生死关头一刹那间,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没有舍生忘死。当时舆论认为老师已经尽了责任,即使赔掉性命,也没法救起溺者。校方为这事召开了校务会议,想必是商量怎甍向溺者家长交代。参与会议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请她参加了。三姑母在会上却责怪那位老师没舍命相救,会后又自觉失言。舍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校方把她当自己人,才请她参与会议,商量办法,没要她去苛责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师。

  她懊悔无及,就想请校委会的人吃一顿饭,大概是表示歉意。她在请客前一天告诉我母亲“明天要备一桌酒”,在我家请客;她已约下了客人。一桌酒是好办的,可是招待外宾,我家不够标准。我们的大厅高大,栋梁间的积尘平日打扫不到,后园也不够整洁。幸亏我母亲人缘好,她找到本巷“地头蛇”,立即雇来一群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只半天工夫便把房子前前后后打扫干净。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对我父母大夸我;回校又对我大夸我家。我觉得他们和三姑母的关系好像由紧张又缓和下来。

  三姑母请客是星期六,客散后我才回家,走过大厅后轩,看见她一人在厅上兜兜转,嘴里喃喃自骂:“死开盖!”“开盖货!”骂得咬牙切齿。我进去把所见告诉母亲。母亲叹气说:“嗐!我叫她请最贵的,她不听。”原来三姑母又嫌菜不好,简慢了客人。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么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学校里接着又出一件事。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自称“怪物”,有意干些怪事招人注意。他穿上戏里纨绔少爷的花缎袍子,镶边马褂,戴着个红结子的瓜皮帽,跑到街上去挑粪;或叫洋车夫坐在洋车上,他拉着车在闹市跑。然后又招出一个“二怪物”;“大怪物”和大学的门房交了朋友,一同拉胡琴唱戏。他违犯校规,经常夜里溜出校门,半夜门房偷偷放他进校。学校就把“大怪物”连同门房一起开除。三姑母很可能吃了“怪物”灌她的“米汤”而对这“怪物”有好感,她认为年轻人胡闹不足怪,四年级开除学籍就影响这个青年的一辈子。她和学校意见不合,就此辞职了。

  那时我大弟得了肺结核症。三姑母也许是怕传染,也许是事出偶然,她“典”①了一个大花园里的两座房屋,一座她已经出租,另一座楠木楼留着自己住。我母亲为大弟的病求医问药忙得失魂落魄,却还为三姑母置备了一切日常用具,而且细心周到,还为她备了煤油炉和一箱煤油。三姑母搬入新居那天,母亲命令我们姐妹和小弟弟大伙儿都换上漂亮的衣服送搬家。我认为送搬家也许得帮忙,不懂为什么要换漂亮衣裳。三姑母典的房子在娄门城墙边;地方很偏僻。听说原来的园主为建造那个花园惨淡经营,未及竣工,他已病危,勉强坐了轿子在园内游览一遍便归天去了。花园确还像个花园,有亭台楼阁,有假山,有荷池,还有个湖心亭,有一座九曲桥。园内苍松翠柏各有姿致,相形之下,才知道我们后园的树木多么平庸。我们回家后,母亲才向我们讲明道理。三姑母是个孤独的人,脾气又坏——她和管园产的经纪人已经吵过两架,所以我们得给她装装场面,让人家知道她亲人不少,而且也不是贫寒的。否则她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会受欺,甚至受害。

  ①即活买,期满卖主可用原价赎回。

  三姑母搬出后,我们才知道她搬家也许还是“怪物”促成的。他介绍自己的一个亲戚叫“黄少奶”为三姑母管理家务。三姑母早已买下一辆包车,又雇了一个车夫,一个女佣,再加有人管家,就可以自立门户了。她竭力要拼凑一个像样的家,还问我大伯母要了一个孙女儿。她很爱那个孩子,孩子也天真可爱,可是一经她精心教育,孩子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不巧我婶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便向大伯母诉说三姑母家的情况,还说孩子瘦了。大怕母舍不得,忙把孩子讨回去。

  三姑母家的女佣总用不长,后来“黄少奶”也辞了她。我母亲为她置备的煤油炉成了她的要紧用具。她没有女佣,就坐了包车到我家来吃饭。那时候我大弟已经去世。她常在我们晚饭后乘凉的时候,忽然带着车夫来吃晚饭。天热,当时连没有冷藏设备,厨房里怕剩饭剩菜馊掉,尽量吃个精光。她来了,母亲得设法安排两个人的饭食。时常特地为她留着晚饭,她又不来,东西都馊掉。她从不肯事先来个电话,仿佛故意捣乱。所以她来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后园躲在花木深处,黑地里装作不知道。大姐姐最识体,总是她敷衍三姑母,陪她说话。

  她不会照顾自己,生了病就打电话叫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带了大姐姐同去伺候,还得包半天的车,因为她那里偏僻,车夫不肯等待,附近也叫不到车。一次母亲劝她搬回来住,她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亲作好种种准备去接她,她又变卦了。她是好动的,喜欢坐着包车随意出去串门。我们家的大门虽然有六扇,日常只开中间两扇。她那辆包车特大,门里走不进——只差两分,可是门不能扩大,车也不能削小。她要是回我们家住,她那辆车就没处可放。

  她有个相识的人善“灌米汤”,常请她吃饭,她很高兴,不知道那人请饭不是白清的。他陆续问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钱,造了新房子,前面还有个小小的花园。三姑母要他还钱的时候,他就推委不还,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讨债,那人灭了电灯,放狗出来咬她。三姑母吃了亏,先还不肯对我父母亲讲,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汤”上当,后来忍不住才讲出来的。

  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谓“怪僻”。一九二九年她初到东吴教课,做了那一套细夏布的衣裙,穿了还是很“帅”的。可是多少年过去了,她大概没有添做过新衣。我母亲为我大弟的病、大弟的死。接下父亲又病,没心思观她。她从来不会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

  我记得那时候她已经在盘门城河边买了一小块地,找匠人盖了几间屋。不久她退掉典来的花园房子,搬入新居。我在国外,她的情况都是大姐姐后来告诉我的。日寇髦占苏州,我父母带了两个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暂住。香山沦陷前夕,我母亲病危,两个姑母往别处逃避,就和我父母分手了。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苏州,两个姑母过些时也回到苏州,各回自己的家(二姑母已抱了一个不认识的孩子做孙子,自己买了房子)。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

  一九三九年我母亲安葬灵岩山的绣谷公墓。二姑母也在那公墓为三姑母和她自己合买一块墓地。三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葬的。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我母亲曾说:“三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我父亲只说:“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我觉得父亲下面半句话没说出来。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据我所见,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栓桔,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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