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4-7-31 19:57
张传綵：父亲张伯驹的人生沉浮
张传綵：父亲张伯驹的人生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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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7-30 10:53 作者:张传綵、周海滨
北京后海南沿二十六号院，张伯驹、潘素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
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树龄的丁香树下，张伯驹和潘素的独女、年近八十岁的画家张传綵老人，娓娓讲述着父亲的往事。
张伯驹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他胸怀坦荡，性情率真，堪为名士。但他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前半生可谓“万峰叠翠到人前”，后半生却“残酒未消春又暮”。他出身高门大户，人称“民国公子”，一生佳人相伴，醉心收藏，最后还珠于民，一身的名士风采；与此闪耀身份相悖的是他另外的身份伴随了他后半生的主要年月：“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走资派的马前卒”。
张传綵说： “‘文革’中，陈毅替党向我父亲道歉，说‘没想到你那么大度，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捐了出来’。后来，有人问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我父亲说：‘此事太出乎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政坛风云让父亲毅然脱下军装，离开军界
我父亲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春游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项城人。
父亲出生于贵胄豪富之家，幼年就离开了项城。但是，他终不能忘怀养育他的故土。后来，他的诗、文、书、画落款，一直沿用河南在历史上的古称“中州”，自称“中州张伯驹”。
我爷爷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父亲的姑母嫁给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昌，因为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五，袁世凯的儿子们称我爷爷为“五舅”。
父亲幼年入私塾，七岁随我爷爷到天津生活。宣统三年，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年，我父亲和袁世凯的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一起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开始了学校生活。小学毕业后，我父亲跟随我爷爷到了北平。
父亲所处的青年时代，正是革命浪潮猛烈冲击清王朝统治的时代。
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我爷爷张镇芳升任河南都督。
1914年，袁世凯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父亲这年刚十六岁，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我爷爷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了模范团的骑科。
从模范团毕业后，父亲到陕西都督陆建章部下任职。1916年，因洪宪帝制遭到全国各地抵制，陆建章被属下陈树藩赶走，父亲又回到北京。这年，父亲和袁氏诸子都已是翩翩少年，政局的变化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次年，张勋复辟事败，父亲到蚌埠倪嗣冲的“安武军”营务处任提调。不久，安武军改为陆军，倪嗣冲改任长江巡阅使，父亲任长江巡阅使府諮议。倪嗣冲后因精神失常而辞职，父亲也随之赋闲。
张勋复辟事败，爷爷张镇芳身陷囹圄。此事像一层浓重的阴影罩在父亲的心头，给他以强烈的震动。
1921年，爷爷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吴鼎昌主管行务，爷爷则在家养老，每年除股金红利之外，另有一笔红利，可分到三万多元，直到1933年爷爷去世。
1925年，奉军进驻北京，张作霖成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政坛上风云变幻如同儿戏一般，父亲眼见政治黑暗，且经历了这一系列变故，又目睹爷爷在官场上沉浮，他叹道：“内战军人，殊非光荣！”毅然决然地脱下军装，离开了军界。
他辞去在旧军队中的一切差事，解甲从商，子继父业，后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济后盾，生计无忧，才使得父亲后来醉心于文化。
在奶奶眼里，父亲是十足的“败家子”，不可能使家业中兴
父亲退出军界，回到家里，奶奶十分不满，絮絮叨叨地骂他没有出息，不争气，要他加入金融界。他对奶奶既不公开表示反抗，也没有听从之意。他一度十分困惑、苦闷，终日无言。此时父亲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他读《老子》《墨子》，兴味十足。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到一方天地，各种古书陪伴他送走了漫漫的夏日冬夜。
1927年，父亲正值而立之际。一次，他到北京西河沿儿的盐业银行，半途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儿旁边溜达。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宏。虽然此时父亲对收藏尚未入门，但由于深厚的旧学根底，其眼力已然不俗。他没费思量就以一千大洋的价格将其买了下来。回去后，父亲愈看愈爱，遂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这是他一生中收藏生涯的开始。从此，父亲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可是，在他母亲看来，他是个不成器的叛逆，“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也不出去做官，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随他去吧”。
这年，父亲三十岁。父亲说三十岁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他说：我三十岁开始学书法，三十岁开始学诗词，三十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三十一岁开始学京剧。他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京剧艺术，此时他成了票友，正式拜余叔岩学戏，彩唱过《二进宫》《空城计》《八大锤》三出戏，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爷爷去世后，在奶奶的苦苦相劝和严厉责骂后，父亲无奈答应子继父业，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兼总稽核之职。
虽然当了盐业银行的常务董事，但父亲对商人的斤斤计较和毛票换大洋的把戏毫无兴趣，他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这样一来，他不问，别人求之不得；别人不要他问，他求之不得。
从此，父亲有了“怪爷”的绰号。他一不认官，二不认钱，独爱诗词、书画、戏曲这些东西。在奶奶眼里，他是十足的“败家子”，不可能使家业中兴。
的确，这个正在中落的豪富之家最终倾家荡产。
“民国四公子”中，父亲与寒云过从甚密，交谊笃厚，寒云是父亲早年的亲密知己
因为相似的家世背景及喜好，人们把父亲和其他三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统称为四大王孙公子。另外三位是张学良、溥侗、袁克文。
在“四公子”中，父亲与寒云（袁克文）过从甚密，交谊笃厚。可以说，寒云是父亲早年的亲密知己。他们既是同邑，又有姻亲，更重要的是他们性情相近，志趣相投。
寒云才华横溢，“志在做一名士”。
一天，父亲去看望寒云，适逢他心情不畅，闷闷不乐。父亲规劝他作诗填词以排遣不快。寒云兴致顿起，拿出自己的一首新诗递与父亲看。诗曰：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父亲吟至“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时，双眸霎时充满欣喜之色，连声称妙，父亲对表兄委婉劝阻其父称帝感到欣慰、高兴。
父亲和寒云常出入天津的国民饭店，常邀请沽上词人王伯龙在饭店结社唱和。一群文人名士聚集一堂，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父亲与寒云合绘红梅，父亲挥笔写枝干，寒云洒点红花，然后各题词其上，一时被人称为“项城两才子”。
父亲与寒云不仅共填词，还常常同台演剧。当时，父亲登台演戏，以“冻云楼主”名，故他和寒云被人称为“中州二云”。
父亲与寒云作为公子王孙，虽出身名门贵胃，却偏偏又鄙视世俗，所以不仅受外人非议，也遭亲友谗毁。两人每每促膝夜谈，不无感伤。
袁克文晚年在上海以卖字为生，他名气大，有些军阀仰羡他的才气，也会遣人送钱来。他是有钱就花，没钱就借，再不行就靠卖卖当当，有时当了东西还要去接济别人。即使生活再窘迫，诗酒茶饭、风花雪月是不会耽误的。他整天生活在自己所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精神幻境中。
袁克文去世前夕，父亲曾往天津为之拜年，回京未及数日，袁克文即去世。父亲以挽联悼之：“天涯漂泊，故园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芳草凄迷，斜阳黯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袁克文葬西沽，方地山为其书碑碣。
袁克文去世七年后，父亲将其生前词作结集为《洹上词》，由袁克文之儿媳、方地山之女抄写付刊。
父亲初见母亲，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初到上海，不久便结识了母亲。
母亲潘素，原称潘妃，1915年生于苏州，时为海上青楼艺人，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口“张帜迎客”，在沪上有“潘妃”之誉，是个当红的倌人。母亲长得清秀妩媚，谈吐不俗，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
父亲早年已有三位太太，均为父母主聘而娶，感情始终不谐。
父亲在盐业银行挂名任职，每年要到上海查账两次。说是查账，实则是来玩的。因为常在青楼走动，结果就撞上了母亲。父亲初见母亲，对这位苏州姑娘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父亲将母亲比为王昭君，誓要娶她。母亲也欣赏父亲的落拓不羁，二人很快定情并论及婚嫁。可是，母亲此时已被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臧卓看中。臧卓得知母亲另有新欢，便把她软禁在一个叫“一品香”的旅店。父亲虽然曾经显赫，但只不过是一介名士，活动的地盘又是在北平，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握枪杆子的人，硬干必然会惹出大乱子，于是他找到换过帖的把兄弟孙曜东。
孙曜东是上海滩上的玩家子，年轻气盛，好打抱不平，颇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概。孙曜东趁天黑开出一辆车，带着父亲，先在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然后驱车来到一品香旅店，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母亲已经哭得泪人儿一般。孙曜东将他们送到静安别墅，躲了几天后，父亲就带着母亲回天津了。
最后，父亲分别将两笔巨款给了家里的太太，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结束了复杂而微妙的家庭关系。
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母亲嫁给父亲后，改名潘素，父亲还给她一个爱称——慧素。
1935年初，父亲为母亲请来一位老画家，名字叫朱德甫。母亲二十一岁时正式拜师，开始了她的绘画生涯。母亲初从朱老学画花卉。不久，父亲又为母亲请来了古文根底极为深厚的夏仁虎老先生，专教母亲通鉴古文。
经夏老先生介绍，父亲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专教母亲绘制山水。母亲从这时起，开始专攻金碧青绿山水。
母亲时而泼墨，时而抚琴，父亲时而作诗填词，时而挥毫疾书，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令人神往的光阴。
二十年后，父亲在母亲生日时，回忆往事，特填《水调歌头》词一阕，后半阕为：
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璧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
父亲对母亲说：你救不了我，也不要紧，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你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鼎昌不再管银行事务，他力主我父亲去主持上海分行。父亲百般不愿意，可是为了银行不致落在和汉奸有勾搭的李祖莱的手中，加上他多年收藏的大部分藏品都放在银行里，只好勉为其难。
父亲以总稽核的身份，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每周去一趟上海。1941年的一次上海之行，让父亲陷入险境。
一天早晨，父亲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迎面冲来一伙匪徒，抓住他塞进汽车后面，迅速离去。邻居见此情景，忙去告诉母亲，母亲一听傻了，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孙曜东家，见到孙曜东就跪下，请他救救父亲。孙曜东分析了一番，想想父亲在上海没有什么仇人，只有盐业银行的李祖莱，因为父亲一来，挡了他的升迁之路。
第二天，母亲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两百根金条，否则就撕票。这下子母亲更急了。后经孙曜东打听，果然是李祖莱幕后策划，由“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
经过孙曜东的一番活动，绑匪开始和母亲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绑匪带话给母亲，说父亲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请她见一面。母亲见到父亲时，只见他已经有气无力，憔悴不堪。母亲唏嘘不止，可是父亲却置生死于度外，悄悄关照母亲说：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所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你怎么样放好，安排好，别人只要不知道，你一件也不能给我透露出去。你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父亲被绑八个月，绑匪要其给母亲写家书。父亲写下《虞美人》：
十一月下旬，雪，接慧素信，词以寄之
野梅做蕊残冬近，归去无音信。北风遥梦客思家，又见雪花飘落似杨花。
乡书昨日传鱼素，多少伤心语。枕头斜倚到天明，一夜烛灰成泪泪成冰。
绑匪给母亲传话道：“七天若拿不出四十根金条，做好收尸准备。”
最后，经孙曜东从中努力调停，周佛海亲自过问此事，李祖莱一伙才把父亲交给了驻守浦东的伪军第三军第十三师师长丁锡三。
父亲被送到浦东，关在一个农民家里。母亲和孙曜东的夫人带上二十根金条送了过去。三天后，父亲回来了。原来他发现看管他的人突然都不见了，自己就跑了出来。这时父亲脸上多了一个疤，那是生了一个疖子化脓所致。
关于被绑架一事，父亲自己始终讳莫如深，后来更是绝少提起。此中因由，不得而知。
经历曲折磨难后，父亲终于安全回到家中，而他不愿卖画赎身，视书画如生命的事情，在当时就传开了。几家报纸也刊登了消息。父亲怕树大招风，便于年底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他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母亲将我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了北京。
为谋生计，父亲在西安创办“秦陇实业公司”，自任经理。
父亲秘密转移文物去西安，起程前告别余叔岩：十余年朝夕相处至此结束矣
小时候，我父亲和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当时不甚了解，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父母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样的国宝级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来到西安，直到日本投降，他们才重新回到北京安定下来。
1942年的重阳节后，父亲和母亲又一次为转移文物一切准备就绪，即将离京。
起程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拖着沉重的步履，迈进了余叔岩的四合院，向他的恩师——京剧老生泰斗辞行。
父亲三十一岁起正式拜师余叔岩学戏，二人结下深厚情义。余叔岩的《打渔杀家》只传一人，即父亲。父亲刻苦学戏，悟性极高，终得余叔岩秘传。
卢沟桥事变以后，一代京剧名流杨小楼、程继仙、王凤卿先后作古。继之，余叔岩一病不起。余叔岩夙患尿血病，自从与父亲合演《空城计》之后，病情加剧。他在病中闻听父亲被绑架，精神受到很大打击。父亲安全回归，他稍感欣慰。父亲为使叔岩大师的病体康复，不惜重金，到处求医讨药，无奈终不见好转。后经德国医院手术治疗，确诊为膀胱癌。一年后扩散。
父亲已知余叔岩之病不能愈，这次怕是生离死别。
父亲直奔东室，余叔岩卧于东室的病榻上，他见了父亲，强忍疼痛，轻声细语地打了声招呼。父亲用手轻轻抚摸着余叔岩的额头、脸庞，心中痛楚不已。昔日声名远播的一代大师，今日已病成这个样子，令人难以置信。父亲只是谈一些寻常之语，不敢言及翌日离京一事，唯恐余叔岩伤心。
人间纵有千难万难，唯有生离死别最为痛苦。这日晚上，父亲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他依偎在余叔岩的身边，手握着余叔岩的手，内心极不平静。
当他告别这座四合院时，涕泪滂沱，他自言自语：“十余年朝夕相处至此结束矣！”
次年2月，父亲在陇海铁路局看戏，巧遇上海《戏剧月刊》主编张君。他托张君带给陈鹤孙一封信，信内装的是父亲挽余叔岩之联，联为：“谱羽衣霓裳，昔日悲歌传李峤；怀高山流水，只今顾曲剩周郎。”父亲无法得知余叔岩音信，为表情意，事先写就此联。不久，父亲就接到了陈鹤孙的回信，说叔岩已故去，遵父亲嘱挽联已放至余叔岩的灵前。
余叔岩逝世二十周年时，父亲为了缅怀先师，将他与余叔岩合著的《乱弹音韵》一书，精心增事补订，易名《京剧音韵》，重新发表，以志纪念。
父亲对余叔岩的怀念之情，到了晚年尤甚。在他七十七岁之时，他将其与余叔岩的合影都翻了出来，一遍一遍地观看，并写下了这样一段情深意笃之言：
叔岩夙有才慧，平生绝艺大多传于余，惟不永年，至为可惜。某岁召摄影者至家，拍摄戏装像照片，有与钱金福合拍之《宁武关》，自拍之《洗浮山》，与余合拍之《四郎探母》，余饰四郎，叔岩饰六郎。余戏装照多佚失，独此合照至今犹存箧中，十余年交情，得留此吉光片羽，回首前尘，已隔天渊。
为了劝说傅作义，父亲亲自驱车，忍痛割爱，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蜡梅，送到了傅作义将军府上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将一切有地位、有影响、有才学的人都拉到台湾。国民党中有人也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们不时派人到家里游说，劝父亲一起去台湾或者到美国定居，被父亲断然拒绝。此时的北平城内，已经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父亲坐卧不宁，他不只是担心个人的安危，更为千年古都随处可见的文物而忧虑。他遂以昔日闻名的贵公子、文物鉴藏家等特殊身份，多方活动，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
在共产党大军包围北平的时候，许多爱国人士担心这千年古都遭受炮火损坏，都热心奔走于国共双方，希求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民盟不时在我家开会，讨论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战火劫难。父亲与西北军人素有渊源，身为西北军人的傅作义将军也知道父亲是个正直文人，很是敬佩他。于是，民盟的盟友们就撺掇父亲说，你去劝劝傅将军，千万不能开战，这要是一打，咱们故宫可就全完了，咱们祖国的文化遗产就都没了。父亲与邓宝珊将军和侯少自将军（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一直是好朋友，为了保护这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他们三人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勿起干戈，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北平的文物、古建筑。一方面国共谈判在反复进行着，一方面朋友也在劝说着。傅作义左右权衡，上下考量了一番之后，最后下决心放弃战争，走和平的道路。为了劝说傅作义，父亲还亲自驱车，忍痛割爱，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蜡梅，送到了傅作义将军府上。
北平和平解放了，父亲是有功的，可是，父亲极少与家人谈及此事。
父亲有此贡献，有老友劝其向政府要官，父亲不语，人家对父亲说：“唉，伯老啊，你是傻了怎么的，你说你，这是个机会嘛！”父亲淡淡地说：“我还是画我的画，我也不要官，我也不要钱。”
父亲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
1949年以后，父亲收藏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有了“好东西”，文物商店先要留起来，等待江青、康生等过目。如果他们看中了，几毛钱就可买走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了父亲之流那里，已经是残山剩水了。
一次，父亲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父亲，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无权无钱，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母亲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碎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生活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已经够她操心费力的了。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作为贴补。今非昔比，父亲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母亲有些犹豫。父亲见母亲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母亲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母亲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父亲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1956年，全家迁到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落，这是父亲最后的一点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五间北房，两边是一角偏厦，街门则冲着后海南沿。
这年，父母将三十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赠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草书》等八幅书法，无偿捐给了国家。这八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的国宝。
国家给了三万元奖金，父亲坚持不收，说是无偿捐献，哪能拿钱呢，怕沾上了“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父亲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父亲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
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头让我和他划清界线，我有点不服。父亲说：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父亲会原谅别人。认为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没有反过党，说一句党不好没什么。他心里很坦然。却不知，这是他噩运的开始。
父亲被扣上八顶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又将三国时魏国敦煌太守仓慈写经、元明清诸家绘画等多件文物上交国家。在那时，父亲似乎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白自己，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挚爱。
1966年，“文革”初起。在批斗大会上，所有的“牛鬼蛇神”跪伏在地上，绕场爬行三圈，自然父亲也在其中。年近古稀的父亲被人拉着，匍匐在地，艰难爬行。以后，几乎每次批斗会都少不了他，人们传说他的问题很严重，连“中央首长康生”都过问他的案子了。他和母亲的家被红卫兵反复查抄，已是家徒四壁，满目萧然。老夫老妻枯坐相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如何打发。
此时的父亲和母亲尽管白日接受批判，晚上仍填词、作画。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父亲爱梅的坚毅和刚强。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她的笔下出现了春兰、夏荷、秋菊、蜡梅……母亲作画，父亲题诗，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后来，他们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可惜，被抄家时散失了。他们为此伤心不已。
不久，灾难又一次降临到父亲的头上。
他的一首词被认为攻击了江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新老账一起算，父亲以“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与“走资派的马前卒”等八顶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母亲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地下室中，父亲在七号，母亲在三号。父亲被关，尚有一条荒谬的理由，而母亲也被关押纯属株连，可是在那时找谁去讲道理呢？没人知道二位老人是如何度过这艰难岁月的，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谈。父亲在地下室里蹲了近两年，这两年里，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走出过那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屋一步。
直到1970年1月，父亲才走出了那间地下室，回到家中。
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1973年，在陈毅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父亲一连数日，痛苦不堪。不久，他的右眼失明了。
父亲放下手中的书，揉揉眼睛向远处望去，昏淡无光。他拿起书来，用手捂住左眼，一片漆黑，一丝忧伤不免袭上心头。母亲焦急万分，为他四处延请医生，八方讨药。几个月过去了，仍不见好转。
毛泽东八十大寿之前，母亲画了一幅《日升松茂》，上面画了一株青松，松的主干挺立劲拔，枝叶繁茂苍翠，松的右上方一轮红日高悬，上面题字：“恭祝主席八旬大寿，潘素敬贺”。
这幅一丈二尺的画卷落成后，父亲和母亲立于松树的一左一右，请人摄影。至今，母亲仍然保存着这幅珍贵的照片。
右眼失明后，父亲也有一些作品，他在词中称自己为“盲翁”，他认为自己的眼睛已不能复明。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
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父亲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他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期间，周总理视察文史馆工作，曾特意向馆领导询问过他的生活及健康情况。
半年之后，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余震波及北京，北京人连日披雨衣打雨伞立于街中。父亲右眼复明后，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缠身。他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双腿双脚肿胀，连鞋都穿不上。我在千里之外惦念着父母，于是写信让他们来了陕西。
我和丈夫无微不至地照顾父母，父母的病情日趋缓解。
8月20日，父亲和母亲离开陕西回到北京，四十天后，得知毛主席逝世，书写一副挽联：
覆地翻天，纪元重开新史；
空前绝后，人物且看今朝。
母亲手托着父亲书写的挽联，亲自送往灵堂。
由于过度的悲痛和刺激，父亲和母亲均病倒于榻，亏得友人照料，逐渐康复。9月15日，他们被安排前去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1978年，戴在父亲头上的“现行反革命”的“铁冠”彻底摘了下来。他很庆幸，自己活了过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和刘海粟同在大连棒槌岛，结邻而居。刘海粟也是戴了“右派”帽子多年，闲谈间，他问父亲：“你戴了‘右派’帽子之后有何感想？”
父亲说：
先父任过直隶总督，又是第一批民族资本家，说我是资产阶级，有些道理。但是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赠给国家之后，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担心，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换了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对党的威信不利。本想见见周总理、陈老总，一吐为快，但后来饱受打击歧视，见领导人已极难，我又不愿为个人荣枯浪费他们时间，一拖就是四年……
1961年，去吉林离京前，陈公（陈毅）派车接我到中南海，问到生活、写作、爱人作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十分细致。然后询及去东北后的打算。我说可以教诗词、书法和古画鉴定。陈总说：“这正是你们当行的事情。关于‘右派’的事情，有些想不通吧？”我老老实实地说：“此事太出乎我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陈公说：“你这样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通知你们单位，把结论改成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我们珍重道别，心里暖烘烘的……
1982年1月，父亲因患感冒住进医院。当他走进病房见是八个人住在一起的大病房时，就闹着要回家。同房的几位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
母亲好说歹说，把他安顿下来，跟着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
两天以后，同病房的一个病人死了，父亲的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更严重了，从感冒转成肺炎，不思茶饭，只靠输液维持生命，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2月25日早晨，父亲突然神志清醒，提出要吃东西。
这一天正是他八十五岁生日。上午10时许，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奉爷爷之命前来探望，父亲握着晓鹰的手，泣不成声。
下午，父亲请《文物天地》主编王禹时取来纸笔，录下他吟成的七律诗一首和《鹧鸪天》词一首。诗云：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馀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词云：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2月26日上午10时43分，父亲心脏停止了跳动。
来源: 《名人传记》2013年第6期 | 责任编辑：花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