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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yinc 2014-6-24 09:38

马思聪逃亡记

马思聪逃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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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 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 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 “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噎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噎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噎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噎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噎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噎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人类音乐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1967年4月12日美 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举 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 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 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 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马思聪列举所遭受的各种凌辱,包括每天早晚被强迫集体唱《牛鬼蛇神队队歌》。这首“歌”的歌词有两段 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 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966年8月,北京许多红卫兵从各自校门口逼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站成一排,大声唱《牛 鬼蛇神队队歌》。谁要是唱不好,红卫兵立即一顿皮带劈头盖脸抽上去,直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唱好这首歌为止。

音乐界对此评论:“这是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颤抖,人类在哭泣,在哭泣与颤抖中,音乐的暗伤形成了。”


马思聪由于逃往美国,被当时的公安部定性为叛国投敌。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当时的中央wen革小组和公安部将这个案子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即“002号专案组”,全面调查马思聪出走经过,株连亲友数十人。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的人间悲剧。

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在他逃跑后被怀疑知情不报,警方抄家时发现失业又患脑瘤的马思齐家里经济拮据,一家人都是用废报纸当草纸擦屁股,这还了得!“wen革”期间的报纸,天天印着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 泽 东像,于是马思齐一家6人有5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夫妻双双被判管制,马思齐当时已70多岁,在监狱里干很重的活;大女儿马迪华原来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被抓后惨死于上海公安局拘留所,死时30岁;第二个儿子马宇亮被判12年徒刑;小儿子马宇明判8年刑;唯一幸免的是长子马宇中,远在■新▲疆■阿拉尔建设兵团,处于“002号专案组”的视野之外,没有沾上用报纸擦屁股的“现行反革命”大罪。

二哥马思武,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的法语教授,被指协助马思聪“叛国投敌”,受到残酷批斗,于1968年7月11日跳楼自杀,终年63岁;跟他在中国住了30年的法国籍妻子其后离开中国,两年后1976年在法国忧郁而死;马思武自杀的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

马思聪的大妹马思芸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当时突然被隔离审讯,关在学校地下室,不许和任何人接触,天天写交代,一关就是一年多,而马逃离的事是在其妹被放回家后才知道的。马思聪的侄女马之庸当年30多岁,在广播电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直到1979年才调回原单位。

马思聪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没有一个逃过中 共的迫害。她的大哥王恒尝了8年的牢狱之苦;三弟王友刚和妻子何琼均被判入狱5年。

就是马思聪的家庭医生倪景山和家厨贾俊山亦被指协助马思聪逃亡,前者被判劳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后者被扣4年,弄至身体伤残,出狱后几年便身故。

痛苦的亲身经历和血迹斑斑的亲友遭遇,马思聪对中 共政权无疑心存恐惧,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底已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他仍迟迟没有归国。wen革后,中 共又好言请马思聪回国。他回拒中 共总书记hu耀bang的亲自召唤,宁愿在异国独吟《思乡曲》,也不做返国之想。事实证明,马思聪看透中 共,清醒自持。后来连hu耀bang本人都自身难保,因同情呼唤民主的学生被逼下台,蒙羞受辱,气病而亡。而跟马思聪一起逃亡的马思聪太太王慕理,在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因心脏病发去世,又活了13年才逝世,在此期间,她没有返回过大陆。

马思聪一生的作品,可谓创作颇丰:小提琴独奏曲16首;小提琴协奏曲2首;芭蕾舞剧2出;歌剧1出;钢琴曲7首;管弦乐7首;合唱曲2首;独唱曲2首。而他之所以能不间断的创作出这些音乐精品,与他在wen革中能幸运的逃离大陆密不可分。流亡异乡美国之际,马思聪约每五年去台演游一次,在中华民国台湾,马思聪获得了中华民族的真爱。


共产国家死路一条

这都是些中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国宝级的人物,然而他们惨遭迫害。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战争和杀戮,但一个国家,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迫害死亡的人数如此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像马思聪这样的音乐天才,在自己深爱的国家,受到自己呕心沥血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此凌辱,他选择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间作出的必然选择。如果当年马思聪没有逃亡或逃亡失败,他们一家的命运定是不堪设想。在wen革疯狂岁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单是马思聪的音乐界同行,便有著名指挥家黎国荃、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夫妇(1966年9月6日,杨嘉仁和夫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程卓如,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9月9日开煤气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沈知白(1968年自杀)、年仅30岁的青年著名女钢琴家、多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的顾圣婴(1969.1.31和她54岁的母亲、28岁的弟弟,留下三人签名的一纸遗书,开煤气全家自杀),和被中 共公开枪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等。这些死难者没有统战价值,自然得不到像马思聪这般的风光厚待。.

yingyinc 2014-6-24 09:48

再贴人人网上的几段音乐家在文革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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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源尹悲剧一生的根源

黄源尹祖籍福建,192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市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3岁被送到中国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棉兰学习声乐,17岁便举行了首个独唱会。他1940年跟随夏之秋的武汉合唱团重返中国后,报考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由于面试演唱时表现优异,被聘为教官。考生一举变成了教官,在当时乐坛传为佳话,没料到他这次出任国民党的官职仅及半年,竟成了他日后的政治祸根。黄源尹其后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1940年代在中国的艺术圈享负盛名,周璇、王人美等名演员都曾向他学习声乐。

1950年,他不顾印度尼西亚的家人反对,放弃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任教的机会,从香港北上投入新中国怀抱。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新▲疆■军区文工团、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任教。但他很快便成为中 共打击的对象,先是1956年肃反运动期间被隔离审查,获释后又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工资降四级,剥夺歌唱权利,同时调离部队发配青海,任教于青海省艺术学校和青海省歌舞团。他在1963年虽被摘除右派帽子,到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教职,却不到几年便遇上wen革狂飙潮,黄源尹又首当其冲,成为批斗的对象,身心饱受摧残,举家再次被放逐到青海西宁。1972年8月,贫病交迫的黄源尹心脏病发逝世,终年51岁。妻子余启英历尽艰辛抚育3名孩子,于1977年移居香港寻找生路。


“梁祝”——陈钢初恋的绝响

“梁祝”于1959年首演,陈钢是曲作者之一,而他的父亲陈歌辛当时正被劳改,陈钢是家中的长子,承受着极大的痛苦。1957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山沟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没什么东西吃,瘦得皮包骨头,从肉体到精神饱受折磨,而他的家人也未能幸免。大儿子陈钢被冠以“右派孝子贤孙”的骂名,二儿子陈铿是数学奇才,原来在复旦大学,竟被送到江西去喂猪。幼子陈东年龄尚小,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女儿陈小丽则终日一语不发,夫人金娇丽扛起了全部的生活重担,过着艰辛的、暗无天日的生活。

就是在这种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钢却被学院党委安排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创作音乐作品。难以想象他当时是以怎样的心情写下了这不朽的名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或许正因为遭受了如此的彻骨之痛才得以创作出震撼心灵的声音,如泣如诉的旋律里,揉进了陈钢多少难言的心声与抗争。

远在安徽农场的陈歌辛从广播里听到了“梁祝”,激动万分,他让陈钢尽快将谱子寄给他,陈钢多么想将作品送到自己的启蒙老师——父亲的手里,可是,在那个年代是不能实现的。不仅如此,陈钢的爱情也在风雨中飘摇,陈钢与心上人纯真的爱情无法冲破世俗的屏障,姑娘的家人一致反对和一个右派的儿子交往,尽管姑娘情深似水,她的家人却始终不同意。陈钢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北海公园里一片寂静,心碎的陈钢不得不与他心爱的姑娘诀别。就在这时,公园的广播喇叭里竟然飘出了“梁祝”的旋律,此情此景,竟如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诀别,“梁祝”竟成了他初恋的绝响。


老上海的歌仙——陈歌辛饿死劳改农场

陈钢的举世才华与他的父亲陈歌辛密不可分。陈歌辛在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人人皆知,是著名的音乐人,“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永远的微笑”、“恭喜恭喜”、“梦中人”等等优美的歌曲,都出自于陈歌辛之手,被誉为“歌仙”。在老上海时期,陈歌辛声名显赫,红歌星周璇所演唱的电影插曲,至少有1/3由陈歌辛谱曲,姚莉、龚秋霞、李丽华、李香兰、陈娟娟、白光等著名影视歌星,也都演唱过陈歌辛的许多作品。而且他作品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邓丽君、蔡琴、梅艳芳、张惠妹、罗大佑等人,也都在演唱会上唱过陈歌辛的作品,每每唱起都深情款款。陈歌辛一生共写了二百多首歌曲,其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被翻唱成英文歌曲“Rose,Rose,I love you”,流行于世界各地。

年轻的陈歌不仅对音乐热衷,而且也是个热血青年,心系祖国安危。1941年,曾被日本人关押,受尽各种酷刑仍不屈服,终被释放。这段特殊的经历却并未使他消沉,而是更丰富了他的内心,激发出更多的灵感用以创作。1942年的“蔷薇处处开”,1943年的“玫瑰玫瑰我爱你”,1944年的“凤凰于飞”和“不变的心”,1945的“夜上海”都堪称经典之作。这些看似风花雪月的背后却暗含隐喻,表达了陈歌辛希望抗日胜利,以及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歌辛一家来到香港,继续着他的创作,这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生活的非常安逸,其乐融融。可是,之后的一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50年,他应夏衍之邀,放弃了香港优越的生活,满怀希望重回已是腥中国的上海,那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决定注定了他日后悲惨的命运。1957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山沟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1961年,陈歌辛连饿带病死在了劳改农场。可怜的他,仅仅回国十馀年的时间,一位老上海的“歌仙”就这样悲惨的长逝于他曾向往的“新中国”的土地上。1962年,他的妻子金娇丽来到白茅岭,她带去了一只小小的木箱,捡回了陈歌辛206根遗骨。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伴随她的只有丈夫留给她的那些歌曲以及儿子陈钢的“梁祝”,凝聚着陈氏父子对自由美好生活的追寻,终化为美丽的蝴蝶翩翩飞去……



谱曲《何日君再来》的刘雪庵的悲剧人生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想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这首为“一代歌后”邓丽君百唱不衰的精典歌曲,远远超过柳永那首里巷闾里,妇孺皆知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今霄酒醒何处?”的千古绝唱!但更不为人知的是,刘雪庵为这首烩灸人口的歌词换来的却是一生的痛告与折磨,可算是华语歌曲的经典冤案。

《何日君再来》的原曲是1936年刘雪庵在上海音专的一次同学联欢会上,做为毕业班成员之一,应低年级同学的要求,即兴创作的一首探戈舞曲。刘写成后,导演方沛霖未征得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剧黄嘉谟填了唱词。正是如此,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才将作曲署名改用“晏如”,填词则用“贝林”笔名,演唱者周璇。刘雪庵看到词后,觉得有些段落粗俗,曾向友人表示不满,但碍于情面,未公开抗议。那时上海尚未沦陷,不能说这首歌是“为汉奸做宣传”;先有曲后填词,词句颓废一点,又与刘雪庵何干!潘孑农这个见证人反右以后也被张春桥打入冤狱,1981年才有机会向媒体披露真相。

1941年香港的抗战电影《孤岛天堂》将《何日君再来》选为插曲(黎莉莉演唱),描述青年男子参军前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歌曲韵味恰到好处。演唱者黎莉莉,不仅是当时的著名影星,更是被誉为“龙潭三杰”的优秀共X产X党员钱壮飞的女儿;电影《孤岛天堂》更是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爱国电影。此后这首歌被李香兰翻唱并收入唱片,很快就家喻户晓,所以至今许多人仍认为《何日君再来》是李香兰(日本人)首唱的经典歌曲。wen革期间,有人指这首由李香兰唱红的歌曲是刘雪庵为汉奸所作。刘雪庵就因这首移花接木的《何日君再来》,被定为十恶不赦的“右派”、“汉奸”、“历史悠久的反革命軍歌手”,关进“牛棚”22年。

《何日君再来》在1980年代初因邓丽君的翻唱进入大陆而再度走红,却被错误认为是“精神污染”、“汉奸歌曲”而被禁,同样是一桩历史冤案。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常跟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他同父异母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自幼跟他学习昆曲,吹笛弄萧。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13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为了挣钱养家,17岁那年当了小学音乐教员,当家境有所好转,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X产X党员有了接触。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同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来担任了该校校长。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他聘请进步老师任教,提倡音乐、美术教育,开展体育活动,使学校充满勃勃生机。“4.12”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四处追剿共X产X党员和进步人士。当共X产X党员周克明被捕时,刘雪庵为他改名“王天府”留在学校,保护起来。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 共铜梁县委所在地。不久,国民党又到学校抓捕共X产X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刘雪庵撤离了铜梁县;1929年他来到上海,考入了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这是一所CCP学校,由《共X产X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在这里,刘雪庵参加了由宋庆龄和鲁迅发起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不久,学校被国民党查封。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从师肖友梅、黄自学理论作曲,从俄籍教师吕维钿夫人学钢琴,从朱英学琵琶,从吴伯超学指挥,从龙榆生学中国韵文及诗词,从李维宁学赋律和自由作曲,真可谓“学贯中西,习通古今”。他先后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仅比他年长1岁的黄自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农家乐》、《新中国的主人》、《总理逝世纪念》、《踏雪寻梅》等近十首歌曲都是他们师生合作的作品。其中“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的比赛中,刘雪庵创作的4首钢琴小品《中国组曲》受到高度评价。后来,齐尔品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其它3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其中《春夜洛城闻笛》的谱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9.18”事变后,日本铁蹄大举入侵中国,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在黄自率领下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先后写出《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不久“1.29”运动暴发,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 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强暴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刘雪庵创作了《满江红》、《募寒衣》、《保卫大上海》等抗战歌曲近100首,还创作了一些钢琴曲和不少的电影主题歌和插曲。他制作的电影歌曲也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如《父母子女》、《桃花扇》的定情歌,《十里街头》里的《思故乡》等,赢得了当时不少观众的喜爱。他为抗战电影《中华儿女》、《孤岛天堂》、《保卫家乡》等所作的主题歌,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他还同张曙、夏之秋、洗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

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18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中国空军军歌》、《中国海军军歌》、《我是军人》等歌曲,成为激励千千万万军人英勇抗战,奋勇杀敌的战歌。不过,在抗战歌曲中,最为激动人心的,还是他的《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三《上前线》,以及《长城谣》,这三部歌曲可称当时的扛鼎之作。上海沦陷后,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地。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谈起了(张寒晖谱曲的)《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长城谣》这首歌原本是1937年为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写的插曲,上海沦陷后,电影未能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据潘回忆,周小燕出国途经新加坡时,百代公司请她录制唱片,发行国外,激发了欧美侨胞的爱国热情,纷纷捐款抗日。后来刘雪庵又把《流亡三部曲》和《长城谣》拍成了音乐短片,上映后扩大了宣传效果。1995年,电视台邀请周小燕率学生登上长城,再唱《长城谣》,并拍摄了专题片。可以说,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至今仍未消减。

1938 年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1941 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戏剧界以庆祝郭沫若50诞辰为名,联合公演他的史剧《屈原》,导演陈鲤庭邀请刘雪庵为该剧配乐谱曲。刘雪庵收到邀请信后,不顾学院阻拦,星夜赶来重庆,苦战了三个昼夜,就完成了全剧的乐谱。演出时,他亲自担任乐队指挥。《屈原》借剧中人之口,痛斥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屈原》剧演出后,《橘颂》、《惜诵》、《招魂》等插曲即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具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其后的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顾毓设宴款待刘雪庵,请他为自己编写的剧本《苏武》配曲。刘雪庵怀疑这是要用《苏武》来抵制《屈原》,当即拒绝。不久,他就被青木关音乐学院解聘了。理由是:“为《屈原》配乐,不肯为《苏武》谱曲,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

刘雪庵随即来到壁山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担任艺术系教授兼音乐科主任。在新的环境里,他一如既往第支持CCP。一次,在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把守的广场上,他无惧无畏地指挥1500名大中学生演出了从解放区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还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环城大游 行。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以“张莘夫事件”为借口,在重庆策划了反共大游 行。社会教育学院贴出布告,强迫全体师生参加。刘雪庵与许德珩、陈仁炳、俞颂华等进步教授,当即组成“抵制会”,贴出抵制布告。虽然遭到威胁,他们仍不为所动,拒不参加游 行。此后不久,他们几位教授均被教育部解聘。1947年,全国各地欣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煮运X动,刘雪庵作为苏州社教学院民盟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与谢孝思等组织了“教授会”、“讲师会”、“职工会”,积极投入运动。刘雪庵还公开支持学生声讨反动报刊《明报》,支持人力车工人总罢 工,为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秘密监视。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在成立的“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中,刘雪庵都担任副主任委员。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解放后,交给了军管会。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人民解放进行曲》、《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都是他解放初期的作品。

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刘雪庵第一个发言说: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因为1957年2月,毛 泽 东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了九个来小时的讲话。毛指出:“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的方法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刘雪庵听了毛的讲话录音,联系到音乐界的实际情况,认为领袖的讲话切中要害,被深深感动。他先后发表了文章《不怕跟内行吵架》和《一声春雷之后》,其中谈到在音乐界对某些作品的批评,往往失之粗暴,影响了一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他在文中写道:“也有一些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是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

刘雪庵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了。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于是他成为音乐界的大右派,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 “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2/3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wen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先后为毛 泽 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兵题词照》、《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菩萨蛮.黄鹤楼》谱曲,还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

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12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主席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定为黄色歌曲。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40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不料,此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1980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好在有一个叫沙青的记者,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他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1982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代会。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目失明了。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1985 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由于无权无势无钱,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他被留在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他于1月1日住进室,在这里一直呆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1985年5月18日,国家文化部、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刘雪庵举行了追悼会。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杜利在悼词中对刘雪庵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1999年,田青编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分为《兰色的梦》、《戎马天涯路》、《火红的时代》、《最响亮的歌》、《为自己歌唱》五个部分,各代表一个不同的时代。每个部分选收20首歌曲,从李叔同的《祖国歌》到谷建芬的《年青的朋友来相会》。《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在《兰色的梦》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致刘雪庵: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有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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