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yinc 2014-5-5 10:16
刘小飞：《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
刘小飞：《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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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5-04 13:13 作者:刘小飞
编者按：本文作者刘小飞系刘文彩的孙子，文章乃作者授权共识网发布。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共识网立场。
1992年，中共大邑县委统计历史上谁给本县贡献最大，统计结果：第一人是刘文彩。主管当局里的马识途、李维嘉集团知道后惊恐万状，他们跑到大邑县来大吵大闹，强令大邑县委不得将这一统计结果以文字形式进入挡案。
1995年，金嘉祥县长实事求是，准备恢复“文彩中学”校名，并提写了“文彩写春秋”。这之后不久，县长金嘉祥和书记梁恩玉被调走，而金嘉祥县长一直受到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省级干部）的追杀打压。
当地的碑文称刘文彩“慷慨好义，有燕赵豪侠风。”当年还有民谣：“我们不盼家乡出贵人，只盼家乡出善人”贵人指刘湘，他贵为省主席，却没给家乡做过一件实事。善人指刘文彩，他回家乡扶困济危，修水利，修公路，修学校，修剧院，把一条街修成七条街……所以大家公认他是刘大善人。
刘文彩和《收租院》的故事，是四川当局的一些人，当年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倚仗强权凭空捏造出来的。
由于害怕民众揭露他们的谎言，尤其是居住在刘文彩庄园周边民安村的民众。他们知道的真相最多，而且最容易接近来庄园接受“教肓”的参观者。于是这些人就成了编造刘文彩谎言最早的受害者。
1960年春，当局首先将刘文彩庄园周边的民众从原籍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由于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不幸的无辜者许多就死在了那里。
民安一队的贫农，不到30岁的刘直君夫妇去后不久就双双饿死在八管区。死时两个儿子还很小，由他人领养，一个去了温江，一个去了崇州中和场。
民安三队的贫农，30余岁的刘子君夫妇和他们12岁的大女儿三人也在去后不久饿死在八管区。8岁的小女儿刘淑芳侥幸活了下来。
民安一队的贫农刘月如不久也饿死在那里。
民安三队的贫农刘国元，当过乡镇文书，发配到八管区后看到很多人饿死，便写信向上级反映。其中有“娃儿饿得尽叫喊，大人饿得倒偏偏”两句，上级就以反革命罪把他逮捕判刑，并五花大挷地押到农村各地批斗，不到半年就死在牢里。死时年仅31岁。刘国元的母亲看到儿子受难，肝肠寸断，活活气死。刘国元的妻子，29岁的杨开玉拖着五个几岁大的小孩子，其艰难悲辛无法言说。老家的亲人去帮她干农活时，看见五个饥饿的娃娃围着杨开玉要吃饭。由于贫困，更由于是反革命家属，三个大孩子都无法读书。杨开玉守寡至今。
民安一队的刘体忠，是个起义人员，发配到八管区三个月就饿死在那里。他死后家里更艰难，年仅10岁的小女刘世英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弄了一根生产队的甘蔗吃，被生产队长活活打死。凶手没受到任何追究。
现在民安三队的队长刘世孟，他的家当年也发配到八菅区。他父亲三兄弟在同一天饿死，他五岁的小妹妹也活活饿死。刘世孟6岁的小堂弟，在父母全饿倒在床时去生火，被火活活烧死。当时刘世孟在安仁中学读书，由于父亲死了，家里没有男人干活，他只好退学回家挑起家庭的担子，那时他才13岁。
此次发配到八管区的人家至少有十余户，除上面提到的死者，至少还有刘用箴和刘福田怀抱里的一对双胞胎三人。
1964年，当局发现多起本地民众向来庄园受“教育”的外地人揭露他们的弥天大谎，于是再次施用发配他乡的手段来制造恐怖，把民众打压下去。
1964年的发配是拿民安一队的刘富田来作开刀人。
刘福田1937年出川抗日，随军解放香港，整整抗战八年。后来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又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因他家没有田产，土改划成份时定为贫农。1964年九月初前后，当局以刘文辉的伪军官为名把刘福田抓起来，凭空诬陷刘福田是反革命，还凭空诬陷他偷牛，他们指使民兵队长郑泽安把他反吊起来毒打，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偷牛贼，又威胁他的亲弟弟刘福成来作假证，来“揭发”他。刘福成是个胆小怕亊的人，在恐怖政治的威胁下被迫作假证说他哥哥偷牛。当局利用刘福成屈从威胁是个没骨气的胆小鬼，又逼他说刘文彩强迫他搬家，这些都是后话。本地人都说刘福成乱说，都鄙视这家人，而刘福成也给大家表白过，是上面逼他乱说的。
几番吊打，几番酷刑，熬不住的刘福田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偷牛贼。整刘福田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恐怖，威吓民众，让民众不敢“乱说乱动”，不敢出来讲真话，不敢出来揭示真相。果然，民众吓住了。
1964年10月1日安仁开大会，刘福田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并判无期徒刑。接着又宣布对庄园周边十几户农民的驱逐令，驱逐令上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工作必须当天完成。没收这些无辜受害者的房屋家具的目的，是为了安置当局信得过的积极份子，让这些积极份子住到庄园周边来监视当地民众，让当地民众不敢出来讲真话。
逮捕刘福田已经把人们吓住了，接下来的驱逐令更是把人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我们没有犯过任何法，没做错过任何亊，凭什么没收我们的房子，凭什么驱逐我们？当局根本不考虑无辜者的痛苦与死活，他们就是要制造冤案，就是要制造死亡和苦难，使民众感到恐怖不敢出来揭露他们的欺骗宣传。在强大政治压力的威逼下，在极度的恐怖中，这些被驱逐者只好离开自己的家。
这些人被发配到外乡，又不作安置，他们只好去住破败的茅棚、窝棚，里面腐臭难当，没有床，更没有家具。茅棚矮得腰都直不起。这些被发配的人在新的地方被歧视、被修理，还克扣工分、克扣口粮，简直把人往死路上赶。
在极左年代，只见把受迫害者押解回原藉劳动改造，从没见过把无辜者从原藉发配他乡。
刘福田的妻子拖着三个孩子，其艰难无法言说。子女不准报名读书，刚满三岁的小儿子送给别人讨个生路。
被驱逐者中有一人叫刘德均，此时他的新婚妻子邓秀芳马上就要生产了，因发配地床都没有，哀求下宽限了几天，就这样还隔三差五来催促。阴历九月二十五曰，极度惊恐紧张的邓秀芳产下了孩子，接着上面就来催逼，生产不到十天的产妇就被赶岀了自己的家。
当年28岁的刘世炳也被驱逐。他毕业于新津师范校，原是教师，其妻廖秀芳是共青团员。刘世炳认为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分的，自己又没犯过任何法规，凭什么没收自己的房子和家具。他找当局评理，根本没有用。回来时房门已上了封条。刘世炳见状气愤已极，上前把封条扯了，夫妻双双进门回到家中。当局知道后，就把枪发给了打手郑泽安等人，当天晚上刘世炳有重大危机。好在有人把险情告诉了他，他吓得立刻跑到外县去了。晚上民兵来的时候，家里只有共青团员廖秀芳，她还背着自己不到四个月的儿子，民兵进门就上前把她绑起来押往发配地。押解途中路过徐大石桥时，廖秀芳由于气愤和绝望，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好在被人拖了回来。
驱逐者中有一个五十余岁的寡妇廖素瑶（其夫死于1958年年底，是大饥荒最早饿死的那批人中的一员），因她三十几岁才嫁人，所以在扫地出门时两个女儿才分别15岁和17岁。这家人本来就过得十分艰难，当局也不放过她们。在发配途中小女刘世伦扑到水里，到了发配地就病了。当时吃的住的都没有哪来钱治病？一个月后的一天，廖素瑶饿得昏倒在地，两个女儿哭着喊妈妈，她们把仅有的一碗稀饭喂了妈妈，廖素瑶醒过来了，小女刘世伦倒下死了。悲痛欲绝的廖素瑶把小女抬回庄园附近的墓地来安埋，当局害怕这幕惨剧激起民愤，于是说廖素谣把女儿埋回家乡是向共产党示威，立即派民兵把正在安埋女儿的廖素瑶抓来批斗。
还有一个外来户陈履章，其妻刘世英出身贫农，他们也被发配。他俩有个未满三岁的儿子贵伟，被扫地出门时孩子受到惊吓，发配地的凄凉孩子又无法接受，于是小贵伟成天哭喊着“我要回去！”哭了整整一个多月，活活哭死了。由于生存环境恶化，儿子死后不久，刘世英也因劳累过度成了残废。
在此次从原籍发配他乡的过程中，主管部门的打手刘世应等人还扬言要把这些人统统杀了，在恐怖中有些单身青年就吓得远走他乡。如陈建中和刘世伟等。刘世伟是刘文彩的二孙子，在妖魔化刘文彩的时期，本地老百姓保护他，发配他乡之后，他就失去了这种保护，被迫独自远逃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后来，因刘文彩的宣传，说他迫害农民，而被那里的农民把他全家四口杀掉。详情请看后文。
在编造刘文彩故事的整个过程中，主管当局都把庄园周边的民安村作为重点打压对象，迫害对象，那里的民众伤亡惨重。可当局却这择宣传：“在那乌云滚滚的旧中国，刘文彩利用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而民安村的贫苦农民，长期忍饥挨饿，生活痛苦不堪，生死宰割都操纵在地主阶级的手里。民安村正是旧社会千村万户的缩影。”（《序馆文字说明》十五，金杯美酒千人血 饥寒交迫万户仇）
在全国铺天盖地宣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故亊，从1958年10月组建专业班子到1964年10月第二次大规模发配本地民众，已过了整整6个年头。在这6年中，编的刘文彩故事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下流，一个比一个血腥。有了这6年的“战果”铺垫，1964年10月，当局又肆无忌惮地进入编造刘文彩《收租院》的阶段。
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访贫问苦”，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14组（原建兴村4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的仇富心理，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去到吕忠普对面的谷能山家，他也是刘文彩的长工，并且是艺术家们要征服的重点对象。
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那充满阳刚之气的壮汉形象（他的后代却没有接受到他的好基因），就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领头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当局早就编造设计好了一整套刘文彩的酷刑，想让肌肉强健的谷能山来充当酷刑下宁死不屈的好汉，这样将会对来庄园受教育的参观者产生巨大的震撼力和煽动性。于是艺术家们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艺术家们又说刘文彩每天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你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牛马不如的生活，你应该出来控诉他。谷能山回答说：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我吃。艺术家们不死心，接下来给他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包括给他许多好处等金钱类的诱惑）。后来又对谷能山说：你是贫雇农，是无产阶级，是好人；他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阶级，你要给他划淸界线。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立马叫来民兵把谷能山抓走，一去就被关押了半年（这些情况是谷能山的邻居们在2009年8月告诉刘小飞等人的）。谷能山的儿子谷金成对刘小飞说：“把我父亲象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邓小平上台后才没事的。”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告诉刘小飞：他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歩行50公里，躲到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去了（他有个儿子在那里）。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此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有什么两样？
谷能山还真是一位英雄，在那恐怖岁月的关押中、在政治高压的威逼下，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认知，始终坚持实话实说死不改口，始终没有顺从四川美院艺术家们的摆布，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即《收租院》里的“风风匠”。《收租院》的解说词是这样说谷能山等长工的：“在这个院子里就放着6台风谷机，并有专门的‘风风匠’来摇，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拼命地摇啊，摇啊，真是摇得佃户浑身发冷，摇得佃户发抖......”（见《轰天绝唱收租院》299页）。
刘文彩每年开仓施米、扶困济危、帮助贫苦乡亲，长工们都亲眼目睹，亲手参与；刘文彩善待长工，长工们是亲身感受。家住虹桥村14组还健在的85岁的长工吕泽普（1953年加入共产党）多次告诉刘小飞及刘小飞的朋友们，说刘文彩对人非常随和，对长工非常好，从来不骂长工，重话都没有，谁都可以给他开玩笑，干活也很轻松，下午没事就到街上玩或打牌，有时刘文彩还去看长工们打牌，甚至与长工一起玩牌。吕泽普还说在刘文彩家吃得好，几天就打一回牙祭，肉随便吃。吕泽普的邻居吕国语（70余岁）是另一长工的儿子，前不久他告诉刘小飞及《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韩福东，他父亲生前说刘文彩家养有许多鸡，长工们经常去拿几十个蛋来煮着大家吃，刘文彩从来不说他们。在妖魔化刘文彩的岁月里，庄园里的几十个长工几乎没有一个屈从当局的政治压力和金钱诱惑去充当诉苦明星（冒充的除外）。
2009年8月安仁裕民街的老人杨茂全告诉刘小飞，当年官方派小卧车去接牟春发、傅传兴、谷能山三个刘文彩的长工来诉苦（这些是编造《收租院》以前的事），遭到这三个人的拒绝。这三个长工说：喊我坐卧车、穿新衣服我都不去，如果我要卷起舌头说话（乱说），那比冷月英、罗二娘的待遇要好得多（这话证明当局为动员长工出来诉苦是下了大本钱的，也证明是在长工不为当局摆布的情况下，冷月英、罗二娘等人才被捧为首席诉苦明星的）。《收租院》里塑的那些打手狗腿子其实就是刘文彩家的长工，《收租院》的解说词是这样说长工们的：“刘文彩为了奖赏这些效忠主子的奴才，把它分给这些走狗……”（见《轰天绝唱收租院》300页）那是当局为发泄对长工们的恨而恶毒咒骂他们的。
同时，当局又向民众宣传说，刘家的长工都是交不起租来抵债的。还凭空捏造了一个刘文彩迫害长工的故事，杜撰了一个叫杜春廷的人来充当故事中的受害者，说“长工杜春廷，从小进刘门；深受奴隶苦，血汗被榨尽。病老一息存，地主豺狼心；抛入慈竹林，临死犹含恨”（见《雇工院》解说词）。又说老雇工姜兴发“八年劳累一场空”，刘家没有一个叫姜兴发的长工，只有一个上面提到的牟春发。还说刘文彩把长工谷老大抓来过电刑，雇工院里的解说词是这样写的：“电刑摧残心肝碎，死去活来志不移。决不甘心当奴隶，不向财主把头低。”长工里只有一个性谷的，就是前文讲过的谷能山（如果当初谷能山愿意与当局配合，不知会编出多少英雄壮汉对抗刘文彩酷刑的故事来）。
当局还向民众宣传说：“受苦雇工齐反抗，罢镰斗争气势昂。扬眉吐气众长工，胆战心惊活阎王。”还说：“历尽千辛闯险阻，挣断枷锁出牢笼；找到救星共产党，阳光灿烂红旗舞。穷苦奴隶得解放，坚决革命紧握枪；毛主席思想放光芒，五州四海红旗扬”（见《雇工院》解说词）。还说：“雇工们对刘文彩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无数次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在党的影响下，有的参加了红军，有的投奔到游击队，走上革命的道路。”（《雇工院》文字说明）2009年8月，刘小飞一行几个人在虹桥村13组走访当年的长工龙万富（90岁），把当局编的雇工苦的文字读给他听，还没读多少他就对刘小飞说：“那些是乱说的！你不要去听他们的！”龙万富还说，在刘文彩家当长工吃得好，长工和先生（管家）同桌吃饭，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小牙祭就吃鸡、鸭、鹅，大牙祭就吃猪肉，肉随便吃。每月的工钱是60斤大米（毛时代人民公社里的农民，一个全劳力每月不足3元钱，最多只能买到12斤平价米）。龙万富说每次收租都是他在摇风谷机。
在刘小飞与龙万富聊天的时侯，龙万富的女儿告诉刘小飞一件事：“大约有10年的时间，来了一帮‘记者’找我父亲，教他说刘文彩压迫他剥削他，我父亲不说；他们又教他喊：‘打倒刘文彩’他也不喊，那些人就生气地走了。”那些“记者”就是马识途集团派来收集材料的人马，他们准备用来攻击笑蜀先生（笑蜀先生1999年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揭露了事件真相，使马识途们惊恐万状）。这拨“记者”还找过安仁民安8组的老贫农陈育维，先煽动他的仇富心理，说你们穷人没有田而刘文彩却有好几万亩田……然后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陈育维回答他们说：“现在的人有了钱呐就去买房子，过去的人有了钱呐就去买田，他不买田你喊他买啥子嘛？”陈育维还说：“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刘文彩就要过问有那些人家过不去，就要去扶人家一把。”那些“记者”没等他说完就生气地走了。
马识途集团毕竟是搞材料的高手，在民间吃了闭门羹，就自己出来冒充大邑县的农民，“诉说刘文彩是怎样剥削和迫害他们的”，于是在2000年他们就弄出一篇《为刘文彩招魂农民不答应》的文章来“声讨”笑蜀先生。2010年，《炎黄春秋》第2期刊载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王永华副教授的一篇文章，是笑蜀文章的读后感。马识途集团的人惊恐万分，他们找上门跟王永华老师吵架去了。接着这些人就弄出一篇《刘文彩到底是不是恶霸地主？》的文章，疯狂往国内国外的各大网上发，妄想“谎言从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篇文章是上面提到的《为刘文彩招魂农民不答应》的变种，后一篇减少了王达年“控诉”的文字，又增加了另几个“农民”的“控诉”文字。
先谈谈第一篇文章中王达年的“控诉”。他“控诉”了刘文彩的两大罪行。一是说刘文彩的人到三岔乡强行砍走他们王家坟园里的一百多棵大柏树（见《刘文彩原形揭》第181---182页），还把他爷爷打倒在地。2010年9月，刘小飞到三岔乡王石桥王坟园去调查，那里的人都说，过去刘文彩的人从没到过那里，过去那里的大柏树、大贞楠有一千多棵，全是1958----1960年间人民公社砍的，当地的退休教师何云陪说：“关刘文彩啥子事啊！”刘文彩是尊奉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人，他怎么会去砍别人坟园里的树呢？王达年怎么把毛时代人民公社干的那些荒唐事（那个时代专干这种事）拿来栽在刘文彩的头上呢？
王达年说的第二件事是：“安仁镇有个刘文远，一次我到他家去，看到他的住房，上面勉强可以遮雨，下边周围都是用竹片编起来的，一人高以上只有屋架，没有壁头，所以四面通风。我问他是怎样一回事，他生气地说：‘莫说了，这是刘文彩做的好事。我与他是同族兄弟辈，原来我的房子就在刘文彩家后门处，他三番两次逼我搬，说该换个地方，包你修建好一点。连逼带骗，找几个人硬把我的家搬到现在这个地方，立个房架子就不管了。我几次催问也不理睬，就不敢再找了，只好自己编竹笆来围起勉强住。’笑蜀吹嘘刘文彩‘扶贫济困’，‘执行优惠政策’，是个大好人，真是颠倒黑白！”（见《刘文彩原形揭秘》182页）好在80余岁的刘文远还健在，2009年8月之后刘小飞一行人多次采访他，他每次都说他从不认识王达年这个人，他多次说刘文彩给他修的房子是这一带最好的（同队的刘广林等人也都说刘文远的房子是那一带最好的），房子修好后刘文彩还另送他们两亩田（合作化时被收走了）和一万元。刘文远一再说：“那个人（王达年）是乱说的！”
讲完王达年再讲《刘文彩到底是不是恶霸地主？》这篇文章一开始的举证：“陈子云说：‘我家先租种王家10亩田，每年每亩交租谷1石，后来刘文彩强买了王家的田，就要我家把租谷加为1石1斗。他刘家收租谷的斗大，佃户要多交半升租谷才装得满1斗。’”刘小飞经多方打听，在三岔乡甘泉寺梅花村13组找到陈子云家族，得知陈子云已在几年前死了。陈家人听说是刘文彩的孙子来访，他们非常高兴，几乎全部出来接待他。陈家六个主要男人对刘小飞说，陈子云家历来不穷，他是乱说的，我们都给你作证。并说陈家从来没人去佃过刘家的田。两天后刘小飞又找到陈子云的两个儿子，六十多岁的长子陈奇礼对刘小飞说，他父亲从一开始就学厨师，从来没种过田，自家是下中农，家里有田，还说要整他父亲的人很多，肯定是那些人编他父亲的。陈奇礼，陈奇安兄弟都不信自己的父亲会去说那些话。
还有一个萧华丰说：“我家租种刘文彩3亩6分田，有一年收成不好，交不够租谷，我爷爷就被刘家狗腿子垃去关起，逼着我家把耕牛卖了，交够租才放人。随后又夺佃，不让我家租种他的田了。”萧的后面是施跃成说：“我家有一年交不够租谷，我父亲也被刘家关押过。”萧和施是近邻，在他们那一带根本就没有刘文彩的田产，他们怎么会是刘文彩的佃户呢？
文章还说刘文彩早在宜宾就杀了共产党李筱文和李家勋。刘文彩在宜宾任税政长官，又不是城防司令公安局长，抓人杀人不是他的工作。刘小飞到宜宾去查了志办出的所有有关李筱文和李家勋的传记，都说是城防司令覃筱楼杀的。在讲述二李之死的过程中从没有出现过刘文彩的名字，宜宾市志上的刘文彩传中，也没有看见有关二李的文字，凭什么说刘文彩杀了李筱文、李家勋呢？
还有萧雨说刘文彩把他二叔“刑讯后枪杀”，徐应芳说刘文彩把他父亲“打得半死，然后枪杀示众”，还说他“父亲的睾丸都被割了”。这些都是胡乱编造的，安仁的老人都知道萧、徐二人绝没有“受过刑讯”、“打得半死”之事，刘文彩根本就没出来见过他们，详情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专事揭露马识途时再讲述。在此只讲割睾丸的事，首先，从来没人割过徐应芳父亲的那东西。有一个叫李育兹的大地主，当年掩护过马识途集团里的众多共产党骨干份子，救了他们的命，土改运动中这些人受马识途和李维嘉的指示，恩将仇报反咬李育兹镇压共产党，把他抓来施以酷刑然后枪杀灭口，死后遗体拿来示众，在这期间他的心脏肝脏和生殖器通通被挖走，肠子流了一地（在场人讲述的）。马识途集团居然把土改运动中发生在大地主李育兹身上的事情换到徐应芳父亲身上，又拿来栽在尊奉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的豪侠刘文彩头上，马识途一伙的共产党员专干这种事情。刘小飞调查后得知，这些举证的人全是中共党政部门拿高薪的离休干部，根本就不是农民。如今由这些离休干部出来冒充农民编造新的谎言，只证明过去宣传的刘文彩故事破产了，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拿来引证了。
在此讲一件趣事，马集团这帮人当时选中刘文彩的家乡来声讨这个为刘文彩翻案的人（笑蜀先生），他们找到安仁镇党委书记李嘉宾讲明来意。李书记很干脆地回答他们：“你们如果是来耍的，你们要钓鱼、要打牌、要吃饭我就给你们安排。你们要来说那些就免了，就不要在这里说！”李书记不接待他们。
马识途集团用公款来凭空随意编造谎言，投入巨资来妖魔化刘文彩，又有中共的权威供其消费，接下来官方媒体又为之铺天盖地地宣传；笔者带着糖尿病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一步一个脚印来查证，冒着他们的监视跟踪，顶着他们对笔者下手的阴谋（原庄园办公室主任周永轩向笔者透露的险情，笔者当即向周表示无所畏惧），到头来又无任何媒体敢刊登笔者的调查结果，世上谁来主持这个公道？！
《收租院》里有一个因为交不起租而丢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给刘文彩喂奶的罗二娘的故亊。罗二娘在诉苦会上说她给刘文彩喂奶，刘文彩睡在床上把她的奶奶咬了，还说刘文彩要强奸她。罗二娘第一次诉苦是在安仁的星廷戏院。当她说到上面那些亊时，加之她使用的语言很是污秽粗俗，立马就受到全体民众的强烈抵制。民众当场吐口水，有的口里发出鄙视的啧啧声，还有的人说：“你（罗二娘）洗干净没有？！”安仁的许多民众告诉刘小飞，当罗二娘诉完苦走到街上，她的长子罗学成当众说她：你不要脸，你去乱说别个（指刘文彩），过去我们旳锅烧坏了还是别个送给我们一口锅，别个看我们穷还送一头猪给我们喂。罗二娘的亲侄子，现年84岁的罗大文告诉刘小飞：罗二娘从来就没进过刘文彩家的大门，她怎么会去给刘文彩喂奶？还说是罗二娘的女婿何头吃鸦片把罗二娘吃穷的。罗大文还说解放初罗二娘没这样讲，土改时也没这样讲，是“四淸”运动时大邑县朱部长（女，组织部副部长朱宾康）住在罗二娘家几个月以后罗二娘才这样讲的。朱部长为此还给了罗二娘一座公馆。我们一屋的人都说罗二娘说的是白话(假话)。罗大文还说罗二娘死后脸给耗子咬了两个洞，乱说耗子就要咬。罗大文还说，总办（刘文彩）好，过去每逢过年，他们家和(罗)二娘家都得到过总办发的钱粮。家住安仁屠场街罗二娘的本家罗有德(82岁，共产党员，大队干部)最近告诉刘小飞：“罗二娘是乱说的，是当年朱部长（工作组副组长）动员她说的，是拿了房子（一座公馆）给她才说的。她从来就没有租过刘文彩的田，她租的是廖家的田。”如此说来罗二娘就不是刘文彩家的佃户，就根本不可能去给刘文彩交租，《收租院》解说词的说法就立不住脚。本地民众还告诉刘小飞：罗二娘是本地长相最丑最不爱卫生的婆娘。老佃农李福清说罗二娘长得象个鸡脚神(阴间里的鬼怪)。民众都说平时本地没一个人答理罗二娘。正因为受人冷落，有一种发泄欲，罗二娘才为当局利用。当然，罗二娘是朱宾康给了她一座公馆及其它许多好处后才出来诉苦的，这是一场交易。
罗二娘不是个善类，本地民众告诉刘小飞，解放前罗二娘把几件家俱拿去卖给邻居潘德成家，“文革”中她对来访的红卫兵说，是潘德成（当过8天保长，后被抓去劳改死在牢里）抢她的，于是红卫兵们就去为罗二娘报仇，把潘家的家俱抢个精光，全数交给了罗二娘。接着红卫兵们把潘的老婆和小儿子一顿好打，还把一个煤油灯挂在潘的老婆的胸前，灯火直接烧着她的下巴和脸，直烧得她不停的惨叫。因为大邑县基本未搞平反冤假错案，抢去的家俱一件也未归还，潘家至今也不敢去要。
本地民众说起罗二娘全是难听的话，她的后人也都受人白眼。罗大文和好些民众告诉刘小飞：1960年公社化前后，罗二娘的丈夫罗吉安饿死，罗二娘的小女儿饿死，罗二娘的大孙子饿死，罗二娘的大儿媳饿死，一共饿死了四口人。刘文彩从来没伤害过罗二娘，罗二娘怎么来抹黑刘文彩呢？
在当局的资料库里有一张罗二娘的侧面照片，那是拍摄者想尽办法取的一个角度，使她不那么狰狞。
可笑的是，现在当局依然把臭名昭着的罗二娘（美化后）放在《收租院》里，作为他们的主要举证。《四川日报》副刋负责人王治安（现是官方主管刘文彩宣传的人，专事造谣诽谤抹黑刘文彩）在他的大作《轰天绝唱收租院》里，也把罗二娘作为他的主要举证。书中引用《收租院的解说词》：“当年罗二娘因交不起租子就是这样被拉去，而自己的孩子却活活饿死了。开始刘文彩每天让罗二娘挤几盅奶来吃，以后就让罗二娘到床边直接喂奶吃。有一次，罗二娘喂自己快要饿死的孩子。刚刚喂过，这时刘文彩又要吃奶，罗二娘把奶头送进蚊帐里，刘文彩吸了两下没有奶水，就狠恨地咬了一口，当时鲜血直流，痛得罗二娘满地直滚，至今奶头上还留下了伤印。它记下了劳动人民刻骨的仇恨！同志们，谁人没有父母？谁人没有亲骨肉？谁人不是母亲所生？当你的妈妈遭到如此悲惨遭遇时，你有何感觉？你是怎么想的呢？”（见《轰天绝唱收租院》303—304页）还有“刘文彩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不能不引起人们更广泛更激烈的反抗和斗争，人们在这单个的、无组织的、自发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要想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打破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枷锁，就必须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武装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其他别无选择。‘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所以人们不断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走！到山里参加游击队，拿起武器斗争到底，这就是惟一正确的道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轰天绝唱收租院》305页）
《轰天绝唱收租院》是当局为重新妖魔化刘文彩造势推出的重头戏，其实通篇都是误导和煽动民众的谎言。揭露这本书留待下一步。
《收租院》里最有名的是水牢故亊，说刘文彩把交不出租谷的冷月英抓来关水牢。现在官方己承认这个故亊是虚构的了，而当时却强迫各阶层人士来作假证，以图弄假成真。据现居安仁附近虹桥村12组的龙玉庭（当年刘文彩的长工，今年87岁）讲，当年政府把他叫到庄园去让他说地下室是水牢，他（龙玉庭）说不是，政府的干部就说他：你晓得个球！又说他（龙玉庭）：你现在还在说他（刘文彩）好！龙玉庭还说住在一把伞的李蒙松因为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就被抓去劳改（逮捕李蒙松并判刑10年，当局的目的就是威胁长工们，让他们不敢出来说真话）。庄园挡案里还记载了李维嘉（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亲自出马逼民主人士王安懋，刘树成作假证的材料。
虽然当局现在已承认“水牢”故亊是虚构的，是假的，但李蒙松和许多冤案受害者却没有平反，这是为什么？
《收租院》里还指控刘文彩把交不够租的人卖去当壮丁。《轰天绝唱收租院》开头第14张照片下面写道：“刘文彩硬说这位农民租子交不够，令管账师爷逼他按了手印，把儿子卖去当壮丁，老大爷也被打倒在地。”当地人却说刘文彩保境安民，谁家的人被拉了壮丁，只要告诉刘文彩，他就一定去给你讨要回来。
《收租院》的解说词说刘文彩“每年收租时节，都要登报、贴出告示，限期将租子送到。”（见《轰天绝唱收租院》297页第5行）当地所有的老人都说没有这回事，只有每当年关时候，刘文彩才到处张榜，贴出告示，告诉穷困乡亲某天某日，他的几处粮仓开仓施米。一般时间长达两天，刘家的长工从早忙到晚给穷人发米，直到一仓米发完。笔者想，这些事也许就是长工们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打死也不来为官方充当诉苦明星的原因吧？
《收租院》里说刘文彩逼租，把穷人逼得家破人亡，离乡背井逃亡他乡，还说逼穷人把小孙女卖去当丫头，留给穷人一张卖孙女儿的卖身契（见《轰天绝唱收租院》开头第16张照片）。根本就没这种亊。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16组18号的唐学成（今年78岁，共产党员，复原军人）讲了一件亊：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亊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第四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亊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你回去吧，没亊。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歩，刘文彩问了一句，“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回答“是头黄牛”，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家里的长工牵到唐学成的家送给了他们。唐学成还说他们队的李配云和兰田大队14队的母德鲜都得过刘文彩送的牛。唐学成还说他们队的李洪顺家很穷，刘文彩就买了一头小水牛送给他们。送唐学成的那头黄牛解放后被入了合作社，从此不再属于他们。
安仁镇的退休清洁工刘汝明（与刘文彩不同宗）说，他们家佃了刘文彩2亩3分田，因为家穷五年多没有交过租，刘文彩问都不问他们。
合兴五队的老贫农陈子云夫妇于2009年8月告诉刘小飞，说上安百坟园一带有一年收成不好交不起租，总办（刘文彩）亲自去看了，总办说今年就算了，就不交了。陈子云夫妇还说：“其实总办最维护干人”。当地说的干人就是没有油水的穷人。
崇州桤泉群一村16组的老贫农余德权（85岁）及一群民众，于2009年8月告诉刘小飞许多当年刘文彩的事迹，其中一件是说上安联合大队王子全，他当年佃刘文彩10余亩田，收成不好，刘文彩就把10余亩田全部送给了王子全。
《收租院》里说交租是过鬼门关，是充满血泪的阶级对立，穷人对刘文彩充满阶级仇恨。现在还在的民安三队的老佃户李福清（90岁）对刘小飞说：去了（交租）髙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前不久，李福清又对《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韩福东讲：在收租院里吃饭，每桌两碗肉，吃得满嘴都是油。还证实有些人把自家的小孩子也带去吃饭，后来《收租院》就编造小孩子也去给刘文彩交租。
《收租院》里说刘文彩大斗进小斗出，央视副台长陈汉源当年拍的电影《收租院》里有一段解说词：“斗啊斗，你在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旳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穷人的仇！”这段文字还编入小学的教科书。可是，刘文彩的乡亲们从不认可这段文字，刘丙南，陈育维等许多老贫农说这是乱球鸡巴说的，民安三队的老贫农李福淸说这是吃屎（知识）份子编的。陈汉源拍的电影《收租院》里出现了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冷月英，一个是郑孟君，这两个人与刘文彩都没有任何关系，全是假的，全是假证。安仁镇的退修老镇长刘旭安（老共产党员）说：郑孟君的父母早亡，是她郑家的一个长辈郑晓康(大地主)收留了她并把她养大，根本就没受过苦。
陈汉源的《收租院》中还说刘文彩强奸了七，八百个妇女。陈汉源能拿出一件真凭实据出来吗（该不会拿丑八怪罗二娘来举证吧）？本地民间的老人都说刘文彩很守规矩，很讲礼节，从来没听说过有那种事情。这件事表明了陈某人的素质和挡次。
《收租院》里说刘文彩放高利贷，利滚利，巧取豪夺，榨干农民每一滴血汗。合兴五队的老贫农陈子云夫妇经常给刘小飞讲过去的一些逸事，有一件是讲他姐姐，有一年因姐夫赌钱输了过不了年，他父亲就带她去找刘文彩借三斗米回家过年。刘文彩对陈子云的姐姐说：我借三斗米给你，明年你还了又没有了，借啥子借嘛，你在我这里拿五斗米去就是了嘛。就这样，刘文彩送给她五斗米。
《收租院》里说刘文彩的铁板租把农民一年的收成剥削得干干净净，说“刘文彩的‘铁板租’每亩高达一石七八斗，超过了正常年景的产量，不管天旱地涝，雷打火烧，租子一粒不能少”（见《轰天绝唱收租院》297页）。还说“那时侯，有多少人因交不起租，而被逼迫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又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鬼门关里，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见《轰天绝唱收租院》301页17行）亊实完全不是这样。凤凰卫视拍了一部采访片《大地主刘文彩》，中有采访者问本地老人：刘文彩收的租多不多？老人回答：“不多”，接着又问每亩交多少？老人回答：“一石”。情况是怎样的呢？四川是天府之国，一年收两季，一季谷子，一季麦子。刘文彩收租只收一季谷子，平均一亩一石，也就是谷子的一半，另一季麦子农民全部自得，田坎上种的蔬菜和豆类也由佃户全部自得。民安三队的老贫农李福清说算起来交租占粮食总收成的30%（其实，刘文彩每次都给遇到困难的佃户减免，因而每年他的租都收不够数）。而众多的老贫农，老佃户都说后来在毛时代交的公粮比给刘文彩交的租多许多。安仁的一个生产队长罗友志讲，那时（编造《收租院》时）上公粮上米每亩350斤到360斤，上麦子200斤。刘文彩只收一石谷子，（当时计量标准不统一，在安仁一石只有360斤）折合米只有250斤。刘文彩还要向当时的国民政府上公粮，交税收(佃户不交公粮不交税)，最后刘文彩每亩能得到200斤上下的大米。
刘文彩每到年关他的好几处粮仓都打开给穷人施米，时间要两天上下，直到开的那个仓施完为止。现居民安8组（原联合2队）的老贫农陈育维说：“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刘文彩就要过问有那些人家过不去，就要去扶人家一把”。刘文彩的总管家薛筹久有一个后人薛本坤住在安仁五星10组（原合兴1队），他说当年听薛筹九说过，刘文彩在田产经营上没有赚到钱，都拿去做那些好事去了。刘小飞听他父母讲，收租剩下的仅够一家人的生活费。刘文彩一家的生活在富贵人家中应当算是很俭朴的。总管家薛畴九说：“刘吃菜都不大舍得，上街都未进馆子里炒过菜，尽是家里喊厨子去做。家里腊肉是终年不断，其他就未吃啥了。”（庄园档案67宗D9卷）这是在极左年代当局施高压逼迫薛大管家提供假证，逼他说刘文彩生活奢侈时说出的话，这绝不可能是假话。
1941年，刘文彩的亲家姜伯年(刘小飞的外爷)还给刘文彩一笔在宜宾时借的巨款，这笔钱可以买几百亩好田，而刘文彩却用这笔钱去修了四川最好的中学，就是著名的“文彩中学”。当然，修文彩中学这笔钱是远远不够的，刘文彩修学校一共用去了3亿5千余万法币，这笔钱当时可购买四千四百亩好田。
民国八年（1919年），刘文彩随刘文辉到了宜宾，他是在那里经营发达的。关于宜宾的那段历史，笔者将在今后的文章中讲述，这里就不扯远了。1932年，刘文彩在四川军阀最大的一次混战中败北。他从宜宾带回了相当数量的银元。银元多了就很不安全，于是他用这笔钱去买田，把银元变换成了田产，成了大地主。从此刘文彩就开始收租。
刘文彩怎样支配使用这些租的呢？此事上面已经讲过了，这里再捋一遍：到手的租先要给国民政府交纳公粮税收；每到年底要给穷人开仓施米（李福清，罗大文等众多当地老人说刘文彩在过年时还要给农民发钱）；青黄不接时，刘文彩要扶持弱势群体；平时有些天灾人祸的事，刘文彩都要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这类事太多太多，在此仅举一例：健在的民安五队84岁的老贫农陈克明（还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过去房子被火烧了，第二天早上刘文彩就去看望他们，完了就吩咐手下带来材料和家里的长工，当天就杷陈克明家的房子修好了。陈克明还说，刘清云家烧房子，也是刘文彩修的；傅世语的房子烧了，也还是刘文彩帮他修的。刘文彩在安仁兴修水利，修公路，修学校，修水电厂，修剧院，修街道……这些还要贴老本。所以当地的碑文说刘文彩：“至遇公益事，则倾囊为之，故其生平善绩，更仆难数”（文彩中学纪念碑）。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自刘文彩把宜宾带回的银元变换成田产之后，就再没有用收的租去购置田产，他的田产数量不是在增加，而是在相当数量的减少（这些情况在中共官方挡案局中是可以查到的，希望有专家学者去查证，不要让当局一家独霸话语权）。
1994年刘小飞进“收租院”，看见那里的解说词称刘文彩有田15000亩，当时刘小飞就问馆长吴宏远：“我们家土改时只有7000余亩田产（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邑县官方公布刘文彩的田产为8091亩，其实其中有1000亩是刘文彩于1945年初赠送给文彩中学作校产的，土改运动时，当局把这1000亩田产拿来栽在刘家头上，这就成了8091亩），为什么这里要说成15000亩？”吴回答说：他（刘文彩）修公路、修学校、修街道等等许多事把田用去了，算起来当初应该是15000亩。从吴的回答可以看出，刘文彩当年拿出了多少钱财和土地来建设家乡。而当局主管刘文彩宣传的《四川日报》的副刊负责人王治安却这样向国民宣传：“刘文彩从川南返回大邑就选中了安仁镇，作为剥削人民聚集财富的老巢”（见《轰天绝唱<收租院>》86页最后两行）“刘文彩可凭借刘氏军阀拥有的枪杆子、印把子和‘刘总办’的权势淫威，在大邑安仁镇一带营造刘氏‘王国’，穷凶极恶地吸取民众的血液，满足其没有止境的生活欲望。”（见《轰天绝唱收租院》114页）
2004年3月，刘小飞在刘文辉的新公馆里与王治安不期而遇（真是天意），刘小飞问王治安：你们宣传我爷爷剥削，他回家乡12年，把收的租拿去修文彩中学都不够，还不用说他连通成都到大邑的公路，把一条街修成七条街，他是剥削还是奉献？王治安没有接招，而是转过头去自言自语道：“所以这件事还得控制50年，到那时知道这些事的人就少了，免得那些人去说三道四！”刘小飞与王治安对话的时候，时任大邑县宣传部副部长的吴宏远在场。2009年4月，刘小飞与王治安通电话，王治安在回答刘小飞的问话时说：是省委宣传部和《四川日报》委派他干的，他还说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许多人问刘小飞：“你说的主管部门到底是谁？”在这里，王治安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局之所以想到要用泥巴来捏《收租院》，是因为妖魔化刘文彩的闹剧受到了本地民众的抵制。除了冷月英，罗二娘（这些人当年就被本地民众唾弃，这些人一诉苦本地民众就吐口水）几个用重金买来的人为当局演戏之外，本地民众对这场闹剧相当冷淡。当局在思考对策时才想到用泥巴捏出一个《收租院》，由泥巴人替代本地民众来为当局充当证人，证明和讲述刘文彩是怎样剥削压迫人民的，证明人民是如何悲惨又如何仇恨和反抗刘文彩的剥削压迫的。自从有了《收租院》里的泥巴人，当局就不再担心本地民众冷对他们的宣传，《收租院》里的泥巴人自会来为他们编造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故事充当证人。这些泥巴人最听话，永远不会翻供，永远不会揭露真相。所以当局把《收租院》推向全国，推向世界，让那些泥巴人来向本国民众和全世界的老外们讲述他们的“阶级斗争”，讲述他们的政治……。
在此我讲一件采访到的亊情：从四清运动开始，当局派来好几拨庞大的工作组，每个生产小队都安排一个人来与农民同吃同住，成天监视农民，不准农民讲刘文彩好。这些工作组的人每天不停地给农民洗脑，搞大批判，批判刘文彩剥削压迫农民。在那恐布的岁月依然有人公开说真活。如安仁合兴2队的罗建庭（女儿罗淑英现住一小区广场附近），当时他说：过去没吃的时候去找刘文彩，一去就把米要回来了，现在去找公社，这个批那个批，人饿死了都没批下来。他说了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于是大家就帮着传这句话，传得非常广，非常远，后来传到当局那里，就派民兵去把罗建庭抓起来开大会挂牌批斗，把罗建庭整惨了。会完后当局威胁群众，谁敢再讲这种话，抓住了后果自负。
《收租院》里塑有一个交租的小女孩，说“她小小年纪，就已经感到这个世道的罪恶与不平！”（见《轰天绝唱收租院》开头的第6张照片）这个小女孩就是上面提到的老贫农李福清的女儿李金容。李福清一家都说《收租院》的那些亊是瞎编的。
《收租院》的解说词的笫一部份是：送租；第二部分是：交租；第三部分是：算账；第四部分是：逼租；第五部分是：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这些解说词文字太长，请朋友自己到网长查找）。刘小飞把这些文字读给本地的老佃户，老贫农听，他们都说是瞎球编的，李福清说是吃屎（知识）份子编的，他还说编这个的人肯定是个高中生(他以为高中生就是文化最高的人)，这种人的心子才有这么烂，才想得出来。他气愤地说：“我日他先人！”。李福清接着说：喊他们(编造<收租院>的那些人)来找我，我来给他们说！90岁的李福淸还说：刘文彩在的时候，这一带没有饿死人的亊。民安三队的老佃户卢辉伍（87岁）说：那个时侯哪有饿死人的啊！
刘文彩故亊的幕后推手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省级干部），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不慎透露了人民公社时期四川农民交公粮的情况：“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去镇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见《龙门阵》1995年第三期第7页）
这些场景才是《收租院》的真实写照嘛！怎么拿来栽在刘大善人的头上呢？
文章还有：“我们搞四清发动社员诉苦时，社员一诉就诉到自然灾害那几年他们那里饿死多少人的事，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同上文）
文章还有：“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购20亿斤粮食，向中央说了大话，就要兑现，不得不把社员的口粮也征购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哪有不饿死人的。”（同上文）
既然马识途的文章提到饿死人的事，那么那几年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
据说省档案馆记录的是812万人。这不真实，据老干部邓自力（邓小平的兄弟）的回忆文章《坎坷人生》中有这样的记载：“老陈说：‘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万，据公安厅统计的还不止这个数，不敢上报。’”（摘自《坎坷人生》265页）
那些年大邑县又饿死多少人呢？
一九八三年出的大邑县县志上有历年的人口统计，现摘要列出：
公元1950年303350人
1958年346770人
1959年317673人
1960年295188人
1961年281491人
1962年280906人
由此表可看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人口负增长了65854人。
而刘文彩的罪恶故事就是在那几年大饥荒年代中着手编造的。也正是那个民众大量饿死的历史背景，编造出来的刘文彩故事才拿来疯狂炒作，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收租院》故事里还有几个地主不是刘家的人，其中一个是恶霸地主李育滋用绳索勒死穷人李国清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个天大的冤案。李国清是个十足的地痞流氓，是他自己的母亲和爱人在教育他相互对骂时失手把他勒死的，当时李育滋远在两公里之外的镇上喝茶。当年李育滋把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里包括李维嘉、周鼎文在内的一大帮共产党骨干份子保护起来救了他们的命。解放后这些共产党员恩将仇报，反咬他镇压共产党，把他抓起来施以酷刑，用酷刑来逼他承认镇压了共产党。先是吊打，手臂吊断后又在群众大会上当众把他的左眼球活活挖出来。在枪杀他的现场，周鼎文还高高坐在审判台上，连李育滋的亲家也被抓到刑场来一起枪杀了。李育滋死后，不仅他的心脏肝脏被挖，连生殖器都被挖了，肠子流了一地（现在安仁镇还能找到上百个见证人）。李育滋一家八口人死来只剰下三口。在抹黑刘文彩之际，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这些共产党员，把他们利用土改运动杀人灭口时制造的这起冤案也放进《收租院》里来，作为地主阶级的罪恶来展出。
《收租院》里还有一个恶覇地主陈玉堂的故亊。当年陈玉堂把自己的家长期提供给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的共党员们作活动据点，长年无赏给他们提供食宿，当亲人一样掩护他们，还把自己仅有的30多亩好田全部送给这帮共产党。土改时周鼎文等人为了杀人灭口，恩将仇报说他是恶覇地主，把他抓来受尽酷刑和侮辱后枪杀灭口了。陈家的遭遇比李家更惨，刘小飞在调查中得知，他们家的人全死光了。马识途李维嘉集团屠杀的恩人远远不止李，陈两人，也不限于在大邑安仁境内，至少在成都和宜宾两地也干过这样的烂事。
这些人都成了马识途、李维嘉集团编造伪历史，骗取政治本钱而杀人灭口，杀良冒功的牺牲品（当时马识途、李维嘉们的工作受到上级的否定，于是使出这些毒招，这是笔者下一篇文章的内容）。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过去抢碾子、抢银行、贩卖鸦片、私印伪钞，杀人抢人时使用的两块印制假币的石印版也放进刘文彩庄园作为刘文彩的罪行展出，说“刘文彩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还私印伪钞，铸造假币，榨取劳动人民血汗”（见《序馆内容介绍》11页）
2011年春节前，马识途到央视10频道《大家》节目中去讲话，把他前妻的事情作为政治本钱来向世人卖弄，这只证明马识途本人拿不出政治本钱，全靠老婆的本钱来吃饭，全靠进谗言、编造伪历史、杀人灭口、杀良冒功来讨生活。
马识途玩的那一套是笔者下一篇文章的内容，在此只提周鼎文这个共产党员有田产的事情。中共建国前，周的名下有田产。一个中共地下游击队的头头的田产是哪里来的？笔者调查研究了一番，首先这些田产与其原配夫人无关，因为她的陪嫁中没有田产。那么周鼎文的田产是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当初刘文彩给过他们许多钱，同时，周鼎文长年在外抢碾子、抢银行、贩卖鸦片，私印假币及杀人抢人也是一笔不小的进项，把到手的钱拿去购置田产给自己留条后路也颇有远见。这件事到了土改运动就麻烦了，好在周鼎文是大邑县土改运动的负责人，于是利用一点手中的权力，把富农份子的帽子让老婆一人戴了（周的田产数应当超出了富农的标准，他的父亲可能给他承担了一部分）。按我国法律，婚后财产应属夫妻双方共有，从法理角度来讲，周鼎文也应是富农份子。他利用职务之便混过了这一关，那他就是漏划富农份子。1959年，马识途集团利用妖魔化刘文彩之机来编造伪历史骗取政治本钱时，周鼎文就逼着他的富农原配到温江法院办了离婚手续（那时他俩有一个10岁的女儿），于是就卸下了包袱，轻装上阵来妖魔化刘文彩，疯狂编造伪历史。
马识途集团的主要成员李维嘉（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也是一位致富高手。当年刘文彩的侄子刘元宣在李维嘉危险时救了他的命，并一直保护他们。之后李维嘉就介绍刘元宣加入共产党，接着刘元宣就为他们工作，同时还向李维嘉交过几次党费。这些党费都是一笔笔巨款。中共建国后，李维嘉翻脸不认，刘元宣的党籍自行作废，李维嘉骗去的那一笔笔巨款“党费”更是分文不退。刘元宣一再对他的子女说：“李维嘉这个人太不要脸了！”
即然马识途集团专事屠杀恩人，怎么刘元宣没遭毒手呢？这是因为刘元宣是主要起义将领，24军代军长，他们的手伸不过去。但周鼎文把他的长女婿，正在华西大学攻读的学生李国康抓到安仁镇关押一年多，其间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后来又把刘元宣的长女抓去，好在被一认识刘元宣的军队干部出面干预，她才免于皮肉之苦。
《收租院》里曾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题目是《以阶斗争为纲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有段是这样写的：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歩刘少奇，林彪的后尘，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拼凑反革命的还乡团，妄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使‘收租院’的悲剧重演，万恶的地主庄园再现，他的黄梁迷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被革命人民击得粉碎。历史岂容逆转，复辟不得人心。今天我们正沿着社会主义旳金光大道，髙歌猛进。”（《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调整充实展出内容文字说明》）
《收租院》里还有许许多多荒唐的故事，全是捏造，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当局把《收租院》的故事编进中小学的教科书，又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反复放映，更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大肆炒作，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为中共拿下四川立下汉马功劳的刘氏家族成了宣传的牺牲品。
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原在庄园旁边的民安三队，那里的乡亲都保护他，当他被官方从原籍发配他乡后便失去了这种可贵的保护，于是只好被迫远逃他乡，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他为人友善，从不与他人结怨。由于《收租院》的宣传，说刘文彩迫害农民，那里农民便把刘世伟全家杀了。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刘世伟是用绳索勒死的。
刘文彩的小儿子刘元贵被成都铁路局弄去劳动改造，也死在外面。
主管当局疯狂迫害刘氏家族，刘文辉住在成都的夫人李助乾也不能幸免。1965年四川当局把年逾六旬的李助乾强行押解到农村去监督劳动，听说还把她弄去游街批斗。刘文辉的长女刘元恺去找四川省委统战部，那里根本不予理睬（可见是四川当局故意干的），直到刘文辉找了中央统战部后才把她放回来。身心受到伤害的李助乾于数月后郁郁死去。
刘文辉的长女婿，主要起义将领伍培英在1966年被逼自杀。
主要起义将领刘元瑄的四妹刘元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堪凌辱被逼自杀，当晚9岁的小女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抗日将领刘湘的侄子刘世海因自习英语，主管当局的人（有人说是安师吕干的）怕他向外国来宾用外语揭露刘文彩的真相，借口都不用就把他抓去髙山劳教所关押。邓小平上台后才放出来，那时刘世海已被逼疯了。一天夜里一架公安系统的车把他拉走，从此他从安仁民众的眼中消失。时光过去了二十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几年前生产队把刘世海的宅基地拍卖了，看来他已经死了。刘世海被抓走前尚未结婚，释放后他已疯了更不可能娶亲。一个尊纪守法的人，因为自习英语就遭横祸，不明不白地从人间蒸发，好冤啊！
上面提到的死者仅是妖魔化刘文彩宣传的牺牲品，不包括这之前逼死的，如著名起义将领刘元琮和刘元琮的侄女刘世英（刘世英系华西大学的学生，当年被逼跳楼自杀。其夫李章骥气得触电身亡，留下一个几月大的女婴）等诸多惨剧。
刘文辉自投奔共产党，从他本人到他的整个家族无一人逃脱迫害。刘文辉刚投入中共的怀抱没几天，贺龙（是他听信了马识途的谗言）就对他说：我们要给你戒烟。又说：请你到重庆去帮助我们组建西南军政委员会。给他戒烟说好听点是软禁，说直白一点就是关押。去重庆是让他离开昔日的部下，也就是把他架空。其实后者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刘文辉在投共成功的那一刻，他就把他的军队和行政斑子全数交给了中共（当时代表中共接收的是贺龙），自己主动架空了自己。
中共方只让刘文辉一人去重庆，夫人杨温光不让去，让她一人留在成都。刘文辉哥哥们在成都的公馆在一开始就被站领（其它官僚、地主、军阀的公馆，财产均未被占领，一年以后的土改运动才对他们下手），他们被迫回到安仁老家。只留杨温光一人在成都的原因，是因为她在掌管刘文辉的家产。刘文辉是不管家务的，他只管西康省的军政事务。马识途集团拿了令箭来勒索刘文辉的家产，他们先把刘的管家关押起来，让其交待刘的财产情况，然后向杨温光逼要。半年下来，把刘文辉的财产弄得干干净净，这时才让刘文辉来接她的太太。接着，李井泉就宣布大邑县为四川省的土改试点，这就冲着刘文辉的哥哥们来了。
在中共进军大西南时，马识途得知刘文辉与中共有联系，并将在这次行动中大倒戈。出于恐怖和嫉妒（这是笔者下一篇文章的内容），他到处进谗言，马识途谗言的内容大意是：刘文辉是川康最大的实力派，在川康有号召力，蒋介石几十年都没把他打下去，可见他的实力之强大。而刘文辉的军政班子全由他家族和同乡把持并对他死忠，因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利害得很、凶得很。如不抓紧时间把他们消灭掉，将会对即将成立的中共政权形成极大的威协（马识途这个巨奸花言巧语的表演不是笔者能还原的）。他知道，情况要说得严重，要惊人，要引起对方重视，他才能捞到政治本钱，他达到目的了。贺龙把迫害刘文辉家族的任务交给了马识途，他将发泄他所有的新仇旧恨（这是笔者下一篇文章的内容）。这时，刘文辉在积极准备反蒋投共，他在雅安给他的部下作工作，给他们讲：为什么要起义。给他们讲：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还让他的部下和亲人唱向往共产党的歌。其中一首歌刘小飞儿时天天都听妈妈和姑姑在小声唱（怕别人听到），这是刘小飞（刘小飞天生热爱音乐）人生记住的第一首歌，现在都清楚地记得，歌词是这样的：“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刘文辉家族和西康省的军政人员天天都盼着中共解放军快快到达，他们那里知道，地狱已向他们打开了大门！
土改运动中，当局逼的是刘家的钱，倒没有说多少阶级斗争的罪名，妖魔化刘氏家族是1958年10月22日以后的事。土改时的刘文彩家值得谈谈。那时刘文彩虽已病故，但他善人豪侠的形象依然活在民众心中，不是当局（主要是马识途集团的周鼎文那个班子）手软，而是不敢在安仁镇迫害刘文彩的亲人（连刘家的总管家薛筹久当时都没人敢迫害侮辱他，他是在合作化运动中雇了几个人干农活，被定罪为破坏合作化逮捕判刑的）。他们把刘文彩家的主要成员弄到成都慈惠堂街，交由李维嘉控制逼要财产，刘文彩的三公子刘元富和长子名下的三个孙子孙女刘世钦、刘世芬、刘世伟四人留在安仁庄园。成都的刘家人在过鬼门关，留在安仁的四个人却过着往日丰衣足食的日子（庄园里还有许多大米食油，果园里有许多蔬菜），谁也不敢去伤害他们。安仁其他的地主娃被关进“金娃娃牢房”，小的不到6岁，最大的是李育兹的侄子李国康，这些地主娃被打得死去活来。
上文提到贺龙的军队进入成都时立即就占领了刘文辉所有亲人及24军起义的军政人员的公馆，刘文辉的哥哥们只好回到安仁的庄园，就在那个时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作战部队也进驻了安仁刘家的所有庄园，这些解放军与刘家的人相安无事，他们从不动刘家的物品。因为早有解放军进驻庄园，所以后来的土改工作队就不敢进庄园来骚扰。直到土改工作结束时，周鼎文威胁刘文彩的三公子刘元富，不准他回庄园去，三公子看见周鼎文到处打人杀人十分恐怖，就不敢回去了。刘文彩在庄园里的三个孙子孙女继续住在那里，又过了一些日子，由驻庄园的解放军以无人照顾他们为由才把他们送到成都的长辈那里。
在整个土改运动过程中，刘文彩的公馆都未被土改机构没收，也就是说，如今政府机关是拿不出没收手续的，从法理上讲，庄园依然是刘文彩家的。
直到1958年10月22日，四川当局才用刘文彩来妖魔化整个刘文辉家族。那时毛时代的一个接一个的政诒运动早已把民众控制住了，在这之前的那些年月，当局只是以“刘文辉的伪军官”之名来加害随刘文辉起义投共的那些军政人员。马识途集团于2000年搞了一本“声讨”笑蜀的材料，叫《<刘文彩真相>的真相》，中有一个叫周颐的发言《土地改革给刘文彩定下铁案》，他说：“大邑安仁镇贫下中农召开控诉恶霸地主刘文彩罪行的大会，我是亲身参加了的，有几千农民群众参加，……”刘小飞调查了许多当地老人，其中有原当地土改工作队员刘旭安（退休老镇长，共产党员），原土改工作队员罗友德（原大队干部，共产党员），90岁的老佃户李福清等众多当地老人，他们都说土改时没有开过控诉刘文彩的会。其实当时连刘家的总管家薛筹久都不敢弄来批斗，刘文彩的亲人当时更无一人到安仁镇去接受过什么批斗。宣传的刘文彩的千罪万恶全是1958年10月22日以后的产品，笔者多年来从未查到一条是土改时的产品。周颐之所以凭空撒这么一个谎，是为了给笑蜀先生带一顶“翻土改的案”的帽子。周颐编造的这些谎言是2000年的产品。
在土改结束时，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返还了一些金条给刘文辉，说是给他捐献财产的奖励。在成都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立即对刘文辉所有的亲人们施用酷刑，逼他们给刘文辉写信，要刘文辉把那些金条拿出来赎他们。信的内容是当局事先拟定好的，当局的人念一句，刘文辉的亲人写一句（酷刑就在旁边），内容极尽对刘文辉的侮辱，信写好后，由当局的官方渠道转交。刘文辉为了救自己的亲人，乖乖交出了那些由刘伯承、邓小平奖励他的金条。从此刘文辉成了无产阶级。他住的房是公房，房中的家俱也都是公产，每月领取400余元的工资，直到1976年逝世。
刘文辉起义是用他和他家族的全部财产、精神肉体的折磨和痛苦、人格荣誉被侮辱被妖魔化，还有随他起义的那些军政人员的生死折腾和家破人亡为代价，换来一个自己被对方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机会（如果不是周恩来时时指导他保护他，就是这样的机会也得不到）。
《收租院》还有一个与之配套的“杀人霸产”的故事，说刘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曹克明与刘文彩从无任何往来关系）把三个正在田里栽秧的贫农打死在田里。这三个“贫农”其实是抢劫杀人的土匪（这是周鼎文利用土改运动杀人灭口时制造的冤案，今后的文章再详述）。这个故事编出来后，由首任馆长安海山找曹克明谈话，强迫曹克明承认，给他说，这是为了教育群众，并保证不迫害他。同时又威协曹克明，如果不乖乖就范，就要吊打他。在强大的政治威逼下，曹克明被迫“承认”了。当即安海山就拿出他们事先写好的材料，让曹克明按手印。曹克明是个文盲，材料上写的什么也不知道就在上面按了手印。当艺术家把这个故事塑好后，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十五年徒刑。曹克明上当了。邓小平上台后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五年把他放了（那时他已被关押了14年）。他不服，他到县法院去申述，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我们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曹克明又到上级法院去申述，上级法院也是同样态度。曹克明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鸣，1982年，悲愤交加走投无路的曹克明到大邑县人民法院门口服毒自杀。曹克明死前，一再对儿子曹登贵说：“你要为我伸冤啊！”
在崇州火柴厂工作的刘泽高，曾是刘文彩的亲随，追随刘文彩反蒋，他知道许多真相。1966年初，当局就派苏致宾（国民党党员，地主庄园总设计师）到崇州去，借口都不要就把他抓到监牢里关起来。
因编造刘文彩和《收租院》闹剧一共迫害了多少人，凭刘小飞一人之力是难以调查清楚的。据刘泽高说仅关押和判过刑及戴帽者就有30人上下（发配者、挨批斗、挨打者不在其中）。邓小平上台后，大邑县在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等人的控制下，基本上未搞平反冤假错案。而当年组建妖魔化刘文彩的那拨人，早已成了为霸一行，为霸一方的人物，近年来马识途集团和这些余孽们纠集在一起时不时地兴风作浪。
从发生的这许许多多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编造《收租院》故事的主管当局，为了妖魔化刘文彩他们可以随意制造冤案，随意给无辜者判重刑把别人置于死地。而执法机关却处于仆从地位去配合和协助他们。《收租院》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这样血腥的《收租院》能称之为艺术品吗？！
编造《收租院》的那个班子，在1965年10月完成《收租院》的编造后，又乘胜挺进创作出了泥塑《农奴恨》，这是反映西藏达赖集团奴隶制的群塑，规模内容与《收租院》大同小异。《农奴恨》完成后，当局准备把它放到刘文辉公馆里展出，后来髙层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未同意，主管当局才作罢。
当年《收租院》进京，据说盛况空前，但周恩来却不去看这个把戏。
现在主管当局还在媒体上大肆吹捧《收租院》的什么艺术性思想性。当年中宣部的周杨说《收租院》是“建国以来两大雕塑之首（另一个是《人民英雄记念碑》）”。1998年刘小飞从大邑县城乘中巴车去安仁的路上，当司机得知他是刘文彩的孙子时，他对刘小飞说：“我爷爷今年95岁了，现在还在，他说的，当年在你们家交公粮的时候（把交租说成交公粮，耐人寻味），八个人到齐了就开饭，结果编个啥子《收租院》出来！”有了当年老佃户的这句话，《收租院》所有的艺术性和它所有的思想性通通落得分文不值！.
小天妈 2014-5-12 21:10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刘文彩翻案很荒唐zz (转自豆瓣）
[url]http://book.douban.com/review/5428459/[/url]
“刘文彩为主的刘家地主，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那时的地方实力(派)，还是要对父老乡亲负责的，哪像今天。”…[详细]
这是微博上流传的诸多关于“刘文彩真相”的一则比较“权威”的段子。这段子是真的吗？刘文彩，应该被翻案吗？考诸史料，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案，不值得翻，也翻不过来。
刘文彩发家靠的是枪杆子和烟杆子，而不是勤俭持家
刘文彩是一个地主，但他不足以代表中国大部分的地主，因为他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枪杆子和烟杆子。枪杆子，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军阀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十万袍哥，即所谓“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所谓烟杆子，指的是他利用自己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的身份，执法犯法，以禁烟的名义大量贩卖鸦片、制造吗啡，成为包销云南鸦片的毒品大王。
为军阀兄弟刘文辉聚敛财产，是刘文彩一辈子最主要的工作
刘文彩最发达的时候有多少财富？据《大公报》1949年3月8日刊登的一份1948年的统计称，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位居第33位；常见的数据，则说他名下有8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当然，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读过几年私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
如果不是刘家老六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混出了名堂，混成了仅次于刘湘的四川第二号军阀，刘文彩很可能一辈子都会呆在大邑县做他亦农亦商的小本生意。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冬，35岁的刘文彩走出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稍后，他又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再往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十年间最主要的工作。
在刘文彩治下，川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32年已将辖区的赋税征收到1957年
从1922年到1931年，十年间，刘文彩先后担任过叙府百货税捐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路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统管81个县(当时四川全境共146县)税收，成为赫赫有名的“川南王”。为了保障这一财政大权，刘文彩在叙府期间，还实际掌控着一个混成旅的兵力。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叙府可谓不遗余力。当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叙府一地，据宜宾文史资料室收集的旧税票和老年人的回忆，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妓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有些名目闻所未闻，故而，宜宾当日民间曾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比如，当时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四川其他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保存的税票，刘文彩1932年离开叙府之前，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57年的田赋，和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鹅城一模一样。
官商一体，大搞投机垄断贸易敛财，“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
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在叙府期间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里说：刘文彩初到叙府，用5万大洋兴办的企业“义和”银号，“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1925年，“义和”改名“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总部叙府，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笑蜀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阳光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是不是做的“阳光生意”？编辑没有见到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史料。但刘文彩的“生意”在1928年迅速转向为“不择手段地捞钱”，则是笑蜀也承认的事实：“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刘文彩是怎样通过投机不择手段地捞钱的呢？据曾参与刘文彩1928年“企业转型会议”的目击者的回忆，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
“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是有鉴于刘文辉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随时有可能败走的现实考量；“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药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药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药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药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花、高利贷……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
“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以辖区最高禁烟长官的名义，执法犯法大做鸦片生意
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挣钱。刘文彩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是响应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的一项决议——自1928年起，在三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
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己川南最高禁烟长官这个身份，大做鸦片生意。其基本手段是：
“在防区内辖有的五十余县，按县的大小，分设禁烟查缉处或所，各县乡镇还设有禁烟盘查分所，专门征收烟税，推销‘公土”，表面禁烟，实则大开烟禁，烟馆之多，骇人听闻。同时，还为了进一步垄断鸦片运售，通令所属防区设立‘官膏栈’，限定日期，强迫私商存烟，以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又以‘公土’名义，高价转卖给公私烟馆，让瘾民公开吸食，藉以敛财。对于产烟区域，每届秋末冬初鸦片下种时，则派员分赴各地，督促当地团保向烟民‘劝种’，对不愿种烟者，则加重征收‘懒捐’，并强迫下种，然后将其所收集的烟土，勾结上海烟商、流氓制造吗啡……”（《宜宾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实际上，刘文彩是以禁烟的名义，在川南辖区建立了一整套“鸦片专卖制度”，由刘文彩一人独自垄断川南的鸦片贸易，刘文彩甚至一度包销了云南全省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到了刘文辉败退西康，刘文彩退出宜宾，回到安仁镇，其鸦片贸易也仍然没有断绝，刘文彩仍然替刘文辉牢牢地掌控着西康地区大规模的鸦片贸易。
为刘文彩翻案的理由，其实都存在着史料回避问题
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为刘文彩翻案的资料，其内容基本都是刘文辉1932年战败退居西康，刘文彩退出叙府回到安仁镇后的事情。如开篇所引微博谈及的四件事：“第一修万成堰，受益者为数县农民；第二出资修公路但不收过路费；第三创办文彩中学，受益者为数千贫家子弟；第四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属于清水袍哥，且有一定现代化改造，尤其公益方面贡献较大。”
难道，刘文彩的一生，真的可以以1932年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吗？前一阶段在叙府祸国殃民，后一阶段回大邑恩泽乡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下面，编辑尝试将上述四个理由的历史背景补充完整。
修万成堰有仗势欺人的因素，有受益的农民也有受害的农民
据《大邑县志续编》记载，万成堰开始修筑的时间是1931年春，刘文彩当时尚在叙府，并不是主事之人，而只是参与者。县志的记载里没有提到刘文彩，只提到了他的大哥刘升廷和六弟刘文辉：
“民国20年(1931)春，刘升廷在其弟刘文辉的支持下邀约崇庆县中和乡绅等在安仁镇商讨开凿新堰事，商定从崇庆县桃子湃凿渠开堰引水，由受益户自带工具，于4月17日这天万人出动，开堰引水入桤木河。一条宽、深各10米，长10余里的新堰一天就完成了，取名万成堰。同年9月，这条堰又加宽4米。桤木河增加了水量，不仅安仁镇的大片农田解决了缺水之患，临近的唐场、韩场、邛崃县的傅庵子和新津县的一部分共10余万亩农田均受其益。”
该堰修筑成功的关键是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没有刘文辉的命令和威势，这座堰是修不起来的。因为这座堰使大邑县大量农田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引水之处崇庆县百姓的利益。刘文辉得势之日，崇庆县的豪族袍哥地主忍声吞气，刘文辉战败之后，1935年就发生了崇庆县济民场袍哥舵把子雷绍华建碾，将万成堰水引入济民堰，随后与大邑县争斗发生血案的事故。可见该堰修筑之初，实有仗势欺人的因素在其中。
再者，刘文辉出面，刘氏家族出头组织修筑万成堰，其动机其实是很明显的。刘家上辈不过薄田数十亩而已，直到刘文辉发迹，刘氏兄弟才开始在大邑及附近各县大量置办田产，据《四川农村60年经济结构之变迁》一书的统计，“在刘湘、刘文辉、刘文彩等刘氏军阀的老家大邑县，军阀官僚出身的地主也占到了地主总户数的49．9％，并占有该县地主所拥有田地总量的80％”。刘氏家族在大邑占有土地如此之多，而大邑素来又以缺水著称，如此，就不难理解刘文辉何以会在自己政治生涯最顶峰的1931年，出面来修筑这样一条万成堰了。
修公路确实便利了百姓，但这并不是刘文彩的主观目的
刘文彩修公路是怎么回事呢？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一进庄园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辆福特轿车，解说词说是刘文彩为了自己的轿车能开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又不是挥霍公款）。这个谎言很不高明，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一九四八年刘文彩才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现展出的福特车刘文彩从来就不曾有过。在一九四九年刘文彩病重期间用的小轿车都是刘文辉借的。不过安仁过去确有一辆类似的轿车，那是一九四六年刘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要来供‘文彩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使用的，刘文彩本人从未享用过。主管部门弄来这辆车其实是为了诋毁刘文彩在抗战时期为国为民修公路的业绩。”
这段替刘文彩洗白的文字，存在着许多问题。编辑查《大邑县志》第二章《陆路、桥梁》篇，没有找到任何“刘文彩修筑大邑到成都的公路”的记载。据县志记载，1930年大邑县才借了四川省政府修筑“成温邛简易公路”的东风，县境内有了一段20公里的公路。这条路属于省道，记录翔实，其修路款项筹集的办法是“随粮附征经费”。也就是说，“大邑到成都的公路”，是四川省政府出面修筑的，与刘文彩没有关系。倒是另一条属于县道的“大新公路”——1931年到1934年间，大邑县用同样“随粮附征经费”的方式，修了一条从大邑到新津的简易公路——可能与刘文彩有关，因为这条公路途经刘文彩所在的安仁镇，刘文彩理应斥资参与修筑。
除此之外，编辑没有找到其他可能与刘文彩有关的修筑公路的史料。网络上流传的“没有公路之前小车怎能先在大邑呢？事实是刘文彩修公路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前后”，其实并不正确，《大邑县志》很明确地记载，至少在1934年，成都到大邑已经有省道，大邑县城到安仁镇有县道。笑蜀《刘文彩真相》里也有一段刘文辉1942年3月开车回安仁镇省亲的记载：
“1942年2月，刘文辉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谈，跨出了与中共合作的决定性的一步。3月即回乡省亲。刘文辉此次回乡，排场不小，出动了两辆轿车，刘文辉夫妇和孩子们坐一辆，五六个随从坐一辆；此外还有一辆大卡车，供警卫排乘用，警卫排一色黄呢军服，荷枪实弹，煞是威风。”
没有任何刘文彩主动积极为民众修筑公路的记载，但这些公路带给刘文彩本人的好处，则不可低估。刘文彩长期居住在安仁镇，以“公益协进社”控制川西，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
“(刘文彩)常常以‘地下首脑’、‘幕后首脑’的身份，凌驾于地方合法行政首长之上，对他们颐指气使。对刘文彩的这种自命，地方合法行政首长没有谁敢不默认。大邑县和附近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必须先去安仁镇向刘文彩‘报到’，每逢安仁刘氏家族有重大庆典，必须送礼致贺。《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公益协进社总社所在的同庆茶楼，简直像个小朝廷，‘一年四季，这里都是车水马龙，各路码头的袍哥大爷，四面八方的恶霸地主，三山五岳的流氓上匪，还有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军阀政客，都云集‘小朝廷’里，向‘土皇帝’刘文彩请安上寿，察报请示’，这段描写基本上是实情。刘文彩进人了他一生中权势最盛的又一个巅峰时期。刘文彩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国中之国’。”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一条贯通成都、大邑和安仁镇的公路，对刘文彩这样一个“土皇帝”是多么重要了。不要说没有刘文彩修筑“大邑到成都的公路”的记载，即便是有，即便是他真的不向老百姓收过路费，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恩泽乡里的仁义之举，安仁镇是刘文彩坐镇之地，是川西政治的中心，没有任何人比刘文彩更需要一条直通成都乃至雅安的公路。
“公益协进社”不是什么公益组织，而是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政府
刘文彩一手创办的“公益协进社”是不是一个“民间自治组织”？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聚拢了10万袍哥，拥有1万多条枪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哪个民间自治公益组织需要拥有如此这般的武装力量。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属于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刘氏家族的一部分，是为了呼应在西康的刘文辉势力而创建。刘文彩主持的公益协进社，与刘文辉的势力是相辅相成、两位一体的关系”。换言之，“公益协进社”是刘文辉维持其在西康的军阀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冠以“公益”之名，但和民间公益自治组织有着天壤之别。
学者王方在《1940年代川西袍哥团体研究》中说：“在成都市档案馆中，笔者找到了一份档案，它是探子向警察局报告公益协进社成立当天的情状。在档案中，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刘文辉与公益协进社的关系，认为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幕后支持者”——可见，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后台，刘文彩是该组织的实际操纵者，是当时四川政坛人所皆知的事情，没有人把它看作什么真正的“民间自治组织”。
刘文彩兄弟搞这样一个“公益协进社”的目的是什么呢？据王方的的研究，主要有这么几个作用：1、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率24军常驻西康。而西康贫瘠，财政入不敷出。刘文辉为了创收，大力种植鸦片和开发金矿。公益协进社则打通了从西康到川西的鸦片运输之路。刘文彩委派他的干儿子、公益协进社分社社长郭保之以护商名义，保护鸦片的运销，保证了这条“鸦片专线”的畅通。鸦片从西康运到大邑后，存放在刘氏公馆烟库内，再在公益协进社的办公大楼内分派给各路码头，由袍哥大爷们代为销售，刘文辉则从中获取高额的运销利润，帮补西康财政的不足。这条“鸦片专线”，一直维持到刘文彩去世。2、以公益协进社的10万袍哥1万条枪实际控制川西，架空川西的合法地方政府，使川西成为刘文辉在西康的军阀统治的缓冲和屏障。各种材料都显示，虽然国民政府在1940年代屡次下达关于哥老会的各种禁令，但对刘文彩控制下的公益协进社则始终无可奈何，川西地区包括征兵、征粮在内的一切政令、法令，没有刘文彩的首肯，都绝难推行。凭借着公益协进社，刘文彩成了川西的太上皇。刘文辉自己后来也说，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之所以始终不敢吃掉自己，正是因为自己聚拢了“散在乡间成千上万的人枪和地方上的实力分子”。
文彩中学在洗白“公益协进社”的诸多举措当中最为出彩
“公益协进社”名称里的“公益”二字，及其以袍哥为组织内核的特性，决定了“公益协进社”在贩卖鸦片和操纵川西行政的同时，也必须涉及公益事业。一方面，不做公益事业，即无法解释“公益协作社”存在的合法性，或者换句话说，是无法将这一江湖黑道组织洗白；其二，袍哥组织本身就具有帮危扶贫的特性，刘文彩既然利用袍哥组织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那么也就必然不得不照顾到袍哥组织这一特性，为帮内兄弟谋求公益；其三，与叙府时代的竭泽而渔不同，安仁镇、大邑县既是刘氏家族桑梓之所在，又是西康刘文辉集团的屏障，收取民心是稳固这一屏障的必须手段，这也就决定了刘文彩不会采取在叙府的横征暴敛模式。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大邑和安仁镇的民众何以至今，仍对刘文彩当年的统治怀抱好感了。民众可以不在乎这种好感的前因后果，但为史者不能不在乎，不指出，而仅仅简单化、脸谱化地据此将这个在家乡安仁镇搞了不少公益事业的刘文彩，视作什么“开明乡绅”——如前所述，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著名的文彩中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文彩中学和“公益协进社”之间的关系，从1942年8月公益协进社的开山典礼上副社长刘体仁的讲话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刘体仁说：
“今天公益协进社正式成立，这是全安仁镇的盛事、庆幸事。这是刘总办的德望所致。数年来，总办对地方作了许多好事，有的多年纠纷，经总办一言数语即解；本息事宁人之愿，总办不吝垫钱垫米，济贫扶困。有好多本不该发生的事，然而却蕴藏着一场人祸，由于总办的关系，都化为无形。过去，我们安仁镇人的子弟读高中，要徒步涉水到成都，明后年就近在咫尺了。这是总办为地方造福培养人才的一大善举。体仁泰居荣位，愿大家在总办领导福荫下，和睦团结互助，共同协助政府，促进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群策群力，造福桑梓，为幸为盼二(刘有江：《解放前安仁公益协进社》〔未刊稿〕，转引自笑蜀《刘文彩真相》)”
公益协进社是刘文彩、刘文辉兄弟1940年代的一件头等大事；从刘体仁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彩中学则是公益协进社成立之后的一件头等大事。这件事情办得好不好，办得有没有社会反响，直接决定着公益协进社的生死存亡，而公益协进社的生存死亡，则直接关系到刘文辉在西康的独裁统治的生死存亡。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刘文彩耗费在文彩中学上头的巨大精力和巨大财力了。文彩中学从1941年到1944年，总共修了三年多；即便在今天看来，刘文彩当年建造的文彩中学，耗资之巨，建筑之宏伟，仍然远远超出了一般中学的规模；在延请师资上，刘文彩同样不惜血本。这样巨大的投入，最终换来的是丰厚的政治资本。1945年3月的第一届开学典礼，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负责人黄季陆等政界名流均送来贺辞、贺匾，前来参加典礼的本省名流则数不胜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则发表了现场演讲，赞叹文彩中学无论在规模和形式，都属于全川第一。
地方乡绅兴学办校，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刘文彩办文彩中学，显然没有那么简单。第一，在大邑乃至川西，刘文彩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刘文彩，作为西川地区的“太上皇”，办学本是他的职责之所在；其二，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其章程中本就有文教这一项，刘文彩既然是“公益协进社”的主持人，百姓们又大都出钱加入了该社，那么为社员们出钱办学，本也是“公益协进社”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刘文彩把这件事情做出格了，下了血本，最后把它办成了一出社会热点事件，并转化成了自己兄弟的政治资本。这不能不说，是刘文彩的精明之处。
结语：为刘文彩翻案很荒唐
确实，特殊年代里用来宣传的那些水牢、收租院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否定了这些，并不足以替刘文彩翻案。刘文彩在今天的被洗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这些荒唐，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
1、错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地主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杨奎松阅读过大量关于土改的资料之后曾说过：“在土地如此广袤和人口如此众多的庞大中国，任何一种情况都不难找到支持它的证据”，所以专题不打算讨论地主这个问题。这里要指出的荒唐之处在于：刘文彩有8000多亩土地，他是一个地主，但他这个地主，没有任何代表性，他是特例，他的背后，是黑白两道，是军阀的枪杆子和黑社会的烟杆子，这是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地主所望尘莫及的。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本身就选错了对象。
2、许多人在网络上、微博里把刘文彩打扮成一个温厚的开明乡绅，实际上已经犯了与当年相似的错误——把人物脸谱化。只不过当年脸谱化“恶地主刘文彩”，使用的手段是捏造历史；而今脸谱化“好乡绅刘文彩”，使用的手段则是屏蔽一部分历史，将他那些“善举”的背景统统省略。
3、即便不考虑地主身份的代表性问题，也不追究那些“善举”的政治背景，刘文彩也仍然是一个应该受到历史的否定和鞭挞的人物。理由很简单：刘文彩的一辈子，横征暴敛、制毒贩毒，可谓祸国殃民。他绝大部分的财富积累，都是非法所得，与那些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普通地主迥异。在桑梓修段路，办所学校，抵消不了他的祸国殃民。试问：一个把赋税征收到1957年的军阀，是值得肯定的吗？一个到死都在贩卖鸦片的黑社会头子，是值得肯定的吗？.